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因此民国时期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做出注解。儒家的学脉自清末已经全然中断，西学东渐的过程里，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张开的贡献。因此，陈复重新提倡心学，并书写《盘古心经》，继承阳明学的道统，再开“盘古心学”，创办书院讲学，教育弟子，并组织“新人道协会”，从事外王事业的奋勉，这使得心学开始有新的动能，这种心学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纪思潮与印度玛家哲学，创造出极其特殊而新颖的儒学面目，目前正在台湾发展中。
王阳明心学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 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象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我认为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为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似乎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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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场悟道
阳明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倘若不经此“大彻大悟”，王学恐怕很难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长期以来，“龙场悟道”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恍然大悟，而忽略了以前的许多坎坷经历、哲学思考及其理论对辩。王阳明学说，并非产生于他那“水乡泽国”的故乡，而是产生在穷乡僻壤的龙场。这是必然中的偶然，它与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寂然心态有极大关系，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迸发出来的思想之火。
正德三年（1508年），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开罪宦官刘瑾，触怒了明朝皇帝，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并发配到龙场，一住便是三个年头。王阳明惨遭此祸，心境自是孤独、寂寞、苦闷、悲戚。他由繁华、恬静、文雅、舒适的万户京城，陡然漂落到偏僻、荒凉、寂廖、冷漠的龙场，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不由得产生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仿佛由“天堂”坠入“地狱”，跌入万丈深渊。他自知无处伸冤，万念俱灰，惟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却，于是对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他心乱如麻，恍恍忽忽，悲愤忧思无法排解，终夜不能入眠。起而仰天长啸，悲歌以抒情怀。诗不能解闷，复调越曲。曲不能解闷，乃杂以诙笑。
在此绝望之中，是淳朴善良的龙场人给予他无私的援助，使他看见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有了生活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与命运抗争。他用“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面对残酷的现实，走上一条艰苦、独特的道路，从而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成为他学术思想的新开端。龙场在万山之中，“书卷不可捣”，于是默记《五经》要旨，但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忖度程朱理学。这一改变，使他摆脱了世间凡俗，跳出了“以经解经”、“为经作注”的窠臼，发挥了独立思考，探索到人生解脱之路。
他在龙场附近的一个小山洞里“（把）玩（周）易”，在沉思中“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心境由烦躁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在龙冈，他写成了《五经臆说》，以其极富反叛精神的“异端曲说”向程朱理学发起猛烈轰击。谪居龙场三年，使他最受感动的就是那些朴质无华的“夷民”，他们与王无亲无故，却能拔刀相助，为他修房建屋，帮助他度过了难关。这与京城中“各抢地势，勾心斗角”的情况相比，有如天渊之别。他体味到人间“真情”，深感“良知”的可贵，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和灵感。“千古龙冈漫有名”，这是王阳明谪贬龙场期间所写的一个诗句，用以怀念和赞颂三国时的诸葛亮。如今，这一诗句却成了后人对他的赞誉与缅怀。这龙冈，因王阳明而名扬四海；这龙冈，被人们誉为“王学圣地”。天下的王学，无论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学派，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朝鲜的实学以及东南亚、欧美的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为渊薮，以龙冈为始发地。
阳明心学
王守仁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王守仁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在王守仁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他又强调“良知”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天理之在人心”)，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正是这个充塞天地的“良知”(灵明)，才使“我”与万物(包括社会)无间隔地一气流通，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泼泼的、“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有“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②的“狂者”或圣人境界。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成了“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在这里，王守仁突破了朱熹那种“天理”的绝对性，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致良知”就是如何为圣的过程，变本然的知为主体意识自觉把握的知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在这一“致良知”的过程中，王守仁强调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主要表现在：“致良知”是对“无一息之或停”的天道和作为人类意识历史积淀的《六经》等的动态认识过程。这里就要求认识主体要有历史感。同时，也表现在“致良知”是主体澄静体悟的情感心灵活动。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有一个“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而觉“有滋味”的不断深化过程。因此，“人若复得”“良知”，“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替与天地万物同体并一气漳通的超然自乐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主体人格精神获得了高扬，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人的心灵被提升为与天地同体无古无今的永恒，而这正是生命的体验过程。
从上文对王学的内在结构即“良知”、“致良知’等分析看出，王守仁的心学是一种体验哲学。作为其心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美学，也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可以说是体验美学。所谓体验美学就是审美主体通过生命体验那种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无限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的审美意象或审美境界。王守仁的体验美学就是通过审美体验去把握那种具有永恒性、整体性，直接性和超越性的“至乐”或圣人境界。
“至乐”境界
“至乐”——“孔颜之乐”是王守仁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至乐”或“乐”，在王守仁看来，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理感官愉悦的“七情之乐”。“至乐”虽出自于“七情之乐”，但已是一种超越于此的高级精神境界。这个“乐”就不只是一个情感范畴，更是一个境界范畴。因此，他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仁人”即圣人，作为心之本体的“乐”也就是圣人。圣人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并“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乐自流形”的那种超越时空、消融物我的高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同时又是“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完全摆脱个人名利、贫富穷达的无私境界。这种境界是王守仁的落脚点。这也正是“孔颜之乐”的精神实质。因此，在“乐”中，审美主体就实现了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必然与自由的高度统一，达到了充实活泼的自由怡悦的“孔颜之乐处”。
王守仁正是从这一“至乐”境界出发来阐释善与恶、美与丑的。他认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是“理”的感性显现。他说：礼字即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既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
所谓“礼字即理字”，亦即“心”(良知)是体现为社会与天地万物的准则，尤其是存在于吾心的道德律令，即《六经》为吾心之常道，是善的内容。这种“礼”是抽象的，理性的，不可见的。所谓“文”是“礼”的外在表现，亦即良知在个体生命中的表现形式。而“文”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自先秦孔孟荀、《易传》以致后来的刘勰等讲的“文”，都已明显地包含有“美”之置。因此这里的“文”即是美。
王守仁认为作为理性内容的善(礼)和作为感性形成的美(文)是统一的，“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的。也就是说，善要表现在美的形式之中，而美的形式同时也正是善的表现，具有善的意义，不是外在于善的东西。因此，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吾心”即良知、礼，是善的内容，而乐、诗只能是“吾心”的外在感性形式。由此，他说：“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这里，他就规定了美是礼的感性显现。这一命题强调了善与美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社会与自然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同时，在他看来，“礼”是存在于感性个体生命之中的体现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精神的道德律令，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这体现了中国美学从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亦即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乐”境界的重要特征。
也正是从“至乐”境界出发，他认为作为本然状态的“良知”无善恶、无美丑。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待也，故善恶只是一物。”又说：“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虽然，“善恶只是一物”，“良知”本自是美(明)的，但在现实中，由于为世事所累，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利禄缠身，使明镜般的“良知”不能朗现，才出现了“过与不及”之善恶和美丑之分。为了解其障蔽，他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应在“过与不及之处”多下功夫以致“中和”，并使美丑、善恶自融，显现出“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水无缺”心灵莹彻的“至乐”境界。
体验美学
在强调主体意识的能动性，追求那种“与物同体”，“良知独显，与造物者游”，“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至乐’境界的同时，王守仁强调审美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王守仁认识到，作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审美活动不同于纯理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理性的意志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感性自由的生命情感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实现存在于审美主体的生命体验中。这种体验既非感性直观又非逻辑理性的心理活动，而是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瞬间把握，是与人的生命活动如情感、想象、直觉、欢乐、痛苦、意志等内心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体验亦即是生命体验，它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人进入心醉神迷、物我消融的“至乐”境界。正是这审美体验，无生命、无意义的自在之物才可成为审美对象，世界才会向我敞开，意义才能生成，同时，我的心灵也会得到提升，我的存在价值才能被确证。就此，王守仁以观花为例作了很形象的描绘：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里，王守仁谈的是花的存在与花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亦是认知活动与审美活动的问题。依认知活动，作为客观存在的花，在山中自开自落，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无论你看到它与否，它总会存在于此，与我心无关。并且，花的颜色在科学实验中不可能出现“一时明白起来”的现象。此时的花，只能是作为一个与主体无生命交流，毫无“意义”的自在之物而存在，“与汝心同归于寂”，不是对象，不是价值实体。但在审美活动中，由于审美主体心灵的情感投射，审美主客体的意向性活动，才使那种“与汝心同归于寂”的毫无生命意义的存在物生成为审美对象，才有了花存在的意义，“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由于我的体验(看)，此时的花就有了我的“良知”(生命)，与我的生命无间隔地一气流通，并成为确证我的生命存在的对象。因此“花”就不在审美主体之外了，而是审美主体的喜怒哀乐等生命活动的显现。“花”的意义的获得正是审美体验作用的产物。
同时，王守仁认为在审美活动中，由于意向性结构，审美主客体同时产生，不可相离，并且审美主体可达到超越时空，亘古亘今，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关涉人的终极关怀的最高境界。因此，他对审美体验作了进一步论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又问，“天地鬼神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具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这里与观花一样，王守仁强调审美活动中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中的互动关系及其主体心灵的主导作用。天地鬼神万物的意义和生命是我的灵明的投射，是我的灵明的延伸和另一体。同时，作为有限的生命存在，我的灵明也只能是无限的天地鬼神万物的一部分，与其同体，一气流通，不可间隔。这里，王守仁对审美主体生命意识的感召，就表明其体验美学关涉到人的终极关怀。作为审美对象的天之高远和地之深广，其自身是无法体认的。只是由审美主体在“仰高”、“俯深”等超时空、冥物我的审美活动中，天地才生成了高远深广的审美意象。同时，审美主体也感到了宇宙之无限及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因此，他感叹“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但王守仁更要以渺小之灵明去征服、统摄那无限之宇宙。这是多么崇高、伟大的人类意识! 如果没有人的意识(如死的人)，天地万物还有何美丑可谈，更无生命意义可言，世界就永远只在吾心之外。
王守仁认为，“乐”作为心之本体，圣人、常人初非有别。只是常人不能象圣人那样有“真乐”，主要在于自寻忧苦迷弃，为世事所累，不能保持一种澄明的“虚灵”心境状态。这种‘虚灵”的心理状态是审美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虚灵”不是无知无识的空虚，而是一种“人生山水须认真，胡为利禄缠其身”的那种精神充实、不为世迁所累和自由的状态。由此，一旦体悟到“良知”(一念开明)，“反身而诚”，那活泼泼、怡悦自得的‘孔颜之乐”也就朗现了。为此，他提出了审美体验的两种基本方式即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自去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所谓“觉”就是指主体的心理活动，是自我醒悟，对人生真谛的瞬间把握，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升华。又说：“可知是体来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是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的。”如果前者“觉”只注重了“顿悟”方式的话，那么，这里“体”则关注的是那种渐进性的生命体验过程的方式。我们知道，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或把握，都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从局部到整体的不断深化过程。对作为“至乐”境界的“良知”的体验，更是如此。前述可知，在王守仁看来，“良知”是人生、社会、历史的统一体。“致良知”凝聚着他的审美方式对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价值的认知和情感，更是他一生在功与过、荣与辱、达与穷之中细细品味人生，体验生命意义的理论升华。用生命体验人生意义是王守仁体验美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审美体验的核心。
综上所述，王学由于对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使其美学具有典型的体验美学特色。这种体验美学是以“至乐”境界为目标，强调超然的与天地同体，美善合一，美丑自融的“孔颜之乐”。美是礼的感性显现。这种体现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美(至乐)只能在审美体验中把握。在审美体验中，审美主客消融，世界向我敞开，生命意义的瞬间生成，我的存在被确证。这种体验以“虚灵”为前提，有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而细细品味人生、社会、历史更是王守仁所崇尚的。至此，我们可以说，王守仁的美学是体验美学。正是这种体验美学，王守仁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了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有关王阳明的主要传记请参考：
主要有阳明弟子钱德洪等人所编的《阳明先生年谱》、阳明友人湛若水撰述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以及阳明弟子黄绾所作的《阳明先生行状》，明史《王阳明传》，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明黄宗羲《明儒学案》等。
阳明主要弟子及后学：王艮、徐爱（“王门颜回”）、方献夫、黄绾、王畿、聂豹、罗洪先、何心隐、徐阶、唐顺之、黄宗羲、李贽、冀元亨等，

从总体上说是唯 心主义哲学，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心外无物，具体 应该归为主观唯 心主义的范畴。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格物穷理的前提是:心平如镜,如此才能照出万物之理.

小题1:诗中前三联着意描写夜里山中澄澈寂静的景象。（1分）通过描写夜色中清幽淡雅的花香、潺潺的溪水声、鸟儿的鸣叫声以及草上露水、松林之风，（2分）渲染了月夜的静谧氛围，凸显了诗人月下独行的落寞心境。（1分）结句诗人笔锋陡转，以“无限情”直接抒发了自己不因失意而消沉之情怀。（1分）
小题2:诗中运用了衬托、拟人、用典、综合运用多种感官描写等多种艺术手法。
①衬托手法。首联以深夜在茅屋里听到溪声，反衬出山间的寂静。（或：颔联以人往的动态、鸟鸣之声衬空山之静。）
②拟人手法。颈联中的“不辞”“偏与”赋予“草露”“松风”人的情感，表达出与自然默契合一的快乐。
③用典。尾联运用猗兰操一典，表达诗人感伤自己生不逢时的情感。
④综合运用多种感官描写。嗅觉：夜色中清幽淡雅的花香；听觉：潺潺的溪水声、鸟儿的鸣叫声、松林之风；视觉：草上露水。（每一点2分，答3即可。）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经常被误解为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如果仔细读过《传习录》，就会发现，它们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就是将知与行合作一处，才知便是行，能行便是真知。这里的知，就是指知善知恶的良知 。良知人人都具有，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人可以意识到并判断自己的行为，能够辨别善恶，并做出合理的选择，而不是单纯为自己的本能和外物所驱使。只是良知有时被私欲所隔断(宋明理学并非禁欲主义，所说的“人欲”“私欲”往往指的是不正当的欲望，正当欲望也被看作“天理”，例如饮食是天理，暴饮暴食、铺张浪费、公款吃喝就是“私欲”)，或为利所诱，或为威所屈，或畏难而退，对善恶也变得麻木，如同一面铜镜上生锈蒙尘，不能照物。当良知不为私欲所蔽而显现的时候，在王阳明看来，这便是行了。例如，当你看到一个遇到困难的人，产生去帮助他的念头，这便已经是行了;如果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你又没有去帮助他，便是良知又被遮蔽。一善念产生，便已是行了，在王阳明看来，一恶念产生，便也是行了;而绝其恶念，同样是行。很多道理人们自认为从小就知道，可是这些道理并没有体现在他们的行为当中，在王阳明看来，这并不是真知。就像将百科全书储存在电脑里，电脑并不因此而“博学”一样。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要使良知时刻关照着人的行为和心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使人不会失其本心，不会让意志为外物所动摇，沦为外物的奴隶。

徐爱是王阳明先生的首徒。他在《传习录》卷首所写的“引言”中，对王阳明的学说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其中有一段介绍王阳明的“叛经离道”，也就是王阳明否定了“先儒”对儒学经典的“正宗”解说，如《大学》中的格物诸说，王阳明一律采用旧本为准，而这些旧本之前已被“先儒”（如朱熹）们所鉴定为误本，因此王阳明的举动等于说是对“先儒”们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因此，徐爱说，对于王阳明的学问“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而最终徐爱佩服于王阳明的精妙解读和他的思想境界，称赞王阳明是“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对于王阳明的学说，徐爱有一个形象的描写。“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
正因为王阳明的学说的起点较高，是站在“道心”的角度来论说学问，因此世人由于学识不足，往往不能窥其门径。加上王阳明本身行为举止“和乐坦易，不事边幅”，因此世人也往往误解王阳明以及人的学说。即使游学之士听到王阳明的学说，也是一知半解。徐爱说这种现象是“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因此，徐爱为了让王阳明的学说免于误传，所以写了一本书，取名为《传习录》，记录了学生们与王阳明之间的解惑答疑，明了一些学问上的释义，使王阳明的学说得到了正确的传播。但是，后人就连对这本《传习录》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言论代代层出不穷，这也是徐爱生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徐爱对王阳明学说的解释，应当是比较准确。但是正如徐爱所说，由于王阳明学说的高妙，许多人一知半解。以至于后人尤其是当代之人将王阳明的学说归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这主要是出于王阳明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物”。但是把这个“心”理解为现代意义上“人之心（人的主观意识）”，就大错特错了。假如“心”只作人心讲，那么现代常用的“核心”、“中心”中的“心”又作何讲？因此，王阳明心学中的“心”只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我们常说的“人心”。即这个“心”并不是简单的“血肉之心”，也不是“纯意识”，宋明的理学家认为是一种至清至灵之气而已。《传习录》上载“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为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机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请问。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是什么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由此看来，不能以俗称的“心”来理解王阳明所说的“心”。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事实上，徐爱在《传习录》中已经揭开了这个答案，这个心其实就是“天理之心”，也叫做“道心”，源于古代的十六字治国真言（参见《暮初的博客》《王阳明的《心学》源头》）
“道心”是处于相对较高层次的哲学范畴，其抽象性高于“人心（这里指“人之道心”）”，也就是说“人心”之理也不脱“道心”之范畴。由此也可以理解在研究事物的本质时，必须“去人欲，存天理”。就能理解“此心纯处天理之极”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高于一切其它属性”（摘自《暮初语录》）。
由于从儒家而言，对于求解人心的问题时，“诚意、正心、修身”等几门功课尤其重要，因此另据《大学问》，“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无不正，何从而用其正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这让世人误以为“心”仅仅是指“人心”，事实上“人心”之中也有“道心”，万事万物之中也有“道心”，而对万事万物的“道心”感应和揭示，才真正涉及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又与“人心”又存在莫大的关系。
`对于什么是“心”，王阳明在回答徐爱的提问时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的感知），人心之得正者即道心。道心之矢其正者即人心。初非三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传习录》）
王阳明在这里解释“心”是什么意思，并分了几个层次来说明。一是说“心”只有一个，即每个事物所对应的本质属性只有一个，这就是事物本质的唯一性。一个事物不可能有二个本质特性。二是说没有被人的感知和描述所歪曲而自然存在的本质属性就是“道心”，也就是不依人的意志客观运行的规律和事物的本质属性就是“道心”。当人心（人的感知）正好与事物的本质相符时，也就是探知了“道心”。而恰如其分地得到“道心”的感知（人的感知），就是人之道心。假如并没有正确了解事物发展的本质，却自认为已经了解了事物的本质，这就是“伪假的人之道心”，称之为“人心”。因此，王阳明说，事物其实没有三心，只有一心，程子老先生说过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虽然程老先生在语言解释上没有到位，但是可以感受到他实际已经知道正确的答案了。而这其中的“道心”就是良知。所以，“致良知”的意思就是正确地探求事物的本质属性。这就是说，“格物致知”的正确理解应该是通过事物的表现属性进而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不是以往先儒们所解释的、仅仅停留于事物表面的理论，即所谓的“理”。因此，“心”比“理”更进了一步，这也是王阳明天纵聪明之处。无怪乎最终获得儒家正宗曲阜孔家的承认，登堂入室。
从现在的理论用词来说，“道心”就是真理，就是事物运转的客观规律，就是荀子在《天论》中所说的“天行有常”之“常”的内涵。因此王阳明解释说，“本注所谓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含义就非常清晰明白了。也就是说，事物的本源有其自行运作的规律，不随人的贤恶而有所偏向。也就是荀子在《天论》中所说的“不以尧存，不以桀亡”的同一道理。
但是由于用“道心”来解释物质的本源似乎仍有局限，结果王阳明只用一个“心”来概括，结果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骚动，一时斥为异端之说。也是人不能理解“心”的正确含义，王阳明也懒得给一些庸儒解释什么是“心”，以至于引起一场大误会。
王阳明的另一个弟子王艮（1483—1541）（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立者，初名银，师王守仁为其改名，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有《王心斋先生遗集》）。认为“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遗集》卷一《语录》）。假如如世俗之说，把“心”理解为平常的人之心（主观意识），事实上已经涉及“人为”了。
综上所说，何来“主观唯心主义”之谓也。后人不懂王阳明，一知半解，反将脏水泼向王阳明，让王阳明的学说百年蒙尘，是可忍孰不可忍？。毕竟以现代文法套用古代的行文习惯，不免有点驴头不对马嘴之嫌。
王守仁认为“心”（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不同于事物本体，是事物客观属性的最高抽象概念）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是高于“道心”的客观本质属性）的产物。因此，王阳明在悟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真义时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句子话的正解是，“圣人所悟到的真理，其实并不脱离事物的本质属性（吾性，作“本性”解，站在事物的本质属性角度阐述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故称吾性），以往向事物本体探求道理（格物致知）的简单做法是有失偏颇的”。也就是说，要了解事物的本质特性，不要被事物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王阳明曾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众弟子又对“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道：“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但是王阳明的回答光从字面上会引起误解。实际的意思是“当你没有看花之时，南山里的花树依照其固有的道心（客观规律及自然本质属性）自开自落，与你无关，与你的心（人之道心）也无关（没有建立联系）。当你来看此花时，感应了花的存在（形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即“看花”和“花被看”），激发了人的道心（人与生俱来具有能够感应事物的能力（自然属性）与花的道心（花开花落的自然属性）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感应和被感应的互动系统，而感应的过程也符合客观规律（道心）），也就是说无论是花、你，甚至连花的颜色，包括你的感应，都无法摆脱各自的“道心”以及建立相互联系后新建立的“道心”关系（客观规律及自然本质属性）的束缚，也就是最终都不脱离“道心”的概念范畴。古代人认为无论万事万物都在一个彼此相互联系的大系统之中，即所谓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所以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也就是说，这个“心”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之心（主观意识）”，而是指事物的本源或本质，于人心则是人心的本体，于万物则是万物的道心。也就是除了事物本质之外，没有第二个本质，所以说“心外无物”。由于事物的本质就能涵盖和说明一切，所以说“心即理”。
王阳明的理论高妙，比较抽象，属于哲学的范畴。如同以当今的哲学概念来解释世俗的事情容易让人如在雾中一样，拿王阳明的学说来作世俗的理解，也不免张冠李戴了。事实上，王阳明的学问本身就属于阳春白雪，并不是给一般人学习的。平常人不理解王阳明的学说尚可原谅，但明白人故意歪曲这就是道德问题了。而历史上说王阳明“援佛入理””（如余姚明末贤人朱舜水评语）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王阳明对于释老二氏之论是有批判的。实质是由于中文语言的模糊性，造成一字多义所致。而古人惜字如金的写作习惯和故作高深的学问之道，给后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徐爱也正是为了后人避免以王阳明的学说产生误解才与其它人一起编纂了《传习录》，但王氏一门的学风和文章用辞仍是让人觉得“神龙见首不见尾”。因此，学王阳明的《心学》，实在是考验人的悟性的一个过程。
历史上的王阳明只有一个，其真实思想也只有一个。但是，正是由于许多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随着王阳明的逝世而消失，引得后人如同“盲人摸象”。中国古代“轮扁斫轮”的典故，以及国外有一个“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西谚，都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对于先人理论本意的诠释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性。事实上莎士比亚心中的哈姆雷特只有一个。无独有偶，日本动画片《名侦探柯南》每篇开场有一句台词，“真実はいつも一つ”（真相总是只有一个）。也许一句儿童剧中的台词，已接近了真理，或者我们想的太多，反而迷糊了我们的双眼。所以王阳明才说“杂以人伪谓之人心”
王阳明先生说过，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也就是说，万事万物之理不会逃出其本性（事物的客观本质属性）的概念范畴，这是何等的豪迈。对于“心”与“良知”的关系，王阳明解释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
王阳明认为，当心达到“纯是天理”、“虚灵不昧”时，也就是非常安宁、专一、虚静的时候，就能体察、发现到各种事物的道理及规律，而万事也由此而生，因此得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结论。
其实王阳明是强调一种独特的心灵模式，他要我们追求心灵的自由，排除杂念，完全沉浸、陶醉和专注于当下的所做的事中，倾心用整个身心解决现在的问题，而不是纠缠于“自我”的问题。
　　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的创新活动，也需要一种心灵高度宁静的状态，可以说，在任何领域内，要取得具有创造性的发现，这种能够忘记时空与自我、摆脱外界环境干扰的能力都是十分关键的。
　　那么，在这种“无我”的状态中，我们的身心内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奇特的变化呢？
　　现代的脑科学、心理学及生理学认为，人的潜意识里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但由于被各种消极心态、消极信息所形成的“自我”压抑着，这些潜能在平时不能显现。一旦到了某种特别的状态，人的心理处于特定的状态下，压抑潜意识的消极因素解除了，内在的无穷潜能便能够激发出来。
　　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
　　一个运动员的握力经测量测出是一百磅，他在常态下调动了全身的力量也不能使指针突破一百磅的标志。在实验中，由一个高明的催眠师将他催眠至“丧失自我”的深层意识状态，然后告诉他：“你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你的力量之大，连你自己也会吃惊。”让他的深层意识接受这个观念后，再一次测量他的握力，这次他非常轻松地使指针突破了一百十磅的标志。
　　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给他增添什么外界的实际力量，更没有给他服用兴奋剂什么的违禁药品，只不过由催眠师将他导引进一种丧失自我的状态中，让他心性深处的意识接受一个他拥有强大力量的观念，就让他把自身的潜能大幅度地发挥出来了。实际上，那种完成事情的力量和基本能力，始终存在于他的心性之中。
　　由此可见，排除旧的“自我”意识的干扰，让真正自我的力量显现出来，对于我们自身人体潜能的开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处理一个当前问题或做一件事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整个身心全部投入进去，忘记“自我”，以全部的心力去探究其本质，在问题本身之中去发掘内在联系，这样心性内在的巨大力量，将会帮助我们在问题之中按照其固有规律找出答案。
　　在大家都看重物质利益的社会中，人生的价值往往被人们换算成金钱价值。为了追求物欲，为了感官上的刺激与享受，而忽略了认识自我，忽略了心灵智慧的开发的享受。殊不知，心灵智慧的开发，也有利于我们解决人生中的现实问题。
　　在很多时候，面对一些看似束手无策的局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虑，摆脱外物对自己心灵的束缚，就会发现要解决它实在是轻而易举。
　　司马光幼年时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突然，一个小伙伴一不小心掉到一口装有水的大缸中去了。其他小孩子有的吓得大哭大叫，有的赶紧跑去喊大人来救人。
　　这时候，司马光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捡起一块大石块，使劲砸在大缸的身上，“咣当”一声，缸被砸破，里面的水流了出来，掉进去的小伙伴得救了。
　　事后，大家对司马光的这一创造性行为都啧啧称奇，认为他脑子灵光，将来一定有出息。而以后司马光的人生发展之路，也证实了大家的看法是正确的。
　　小伙伴掉进大缸里，为什么别的孩子没有想到可以打破水缸来救人？
　　这是因为他们的头脑被“人掉到水里就一定得从水面上救出来”这种自我意识所束缚住了，所以只能作出一个在普通人看来合乎常理的反应——或大哭大叫或到处找梯子或者去向大人求救。
　　而司马光却没有被这种自我意识的干扰，他的反映就特别敏捷——迅速拾起石块把缸砸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举动，也是最正确的行为。
　　这个例子也说明人类的大脑本来具有奇妙的功能，但由于被后天自我意识的干扰，好象镜子被蒙上尘埃一样，就失去了这种功能。
在现实生活中，身陷困境之时，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老天爷对自己很不公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躬自问一下：我做每一件事时，是不是还牵挂着许多其他事情？我真正做到尽心尽力了吗？我的心灵有没有在自己所做的事业上？
心学可以强大我们的内心，但心学不是空谈，心学是入世修炼的学问，心学讲求“知行合一”、“致良知”，要求人们“在事上磨”。脱离了实际而学习心学，就背离了心学的基本要义；

自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儿”后，一个名叫“王阳明”的历史人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在古人推崇至备的“立德、立功、立业”三方面均有成就、更凭借赫赫武功在有明一代的文臣中，领兵迅疾平定宸濠之乱而名垂青史。纵观阳明夫子，一生历经坎坷，遭遇的磨难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他的成长经历，也为我们指出了人类心灵的无限可能性。
然而，在王阳明的生命历程中，他究竟领悟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智慧，竟然使得他的人生变得如此辉煌？这种人生智慧还能为今天的我们所用吗？我想这是大家都想了解的问题。
记录阳明夫子哲学思想的，主要是《传习录》一书。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看这些文言文可能有些艰涩，不易理解。而且正规学院研究王学的专家教授们写的学术著作，又多讨论王阳明学问与社会制度、文化思想及学术考证方面的问题，对其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人生问题则很少涉及，诚为憾事。
本人并非“国学大师”，只是在十多年前，因为患神经衰弱，看到一位名人也因患此疾而购得《传习录》一书，而对阳明夫子萌生了浓厚的兴趣，邮购了一套打折的《王阳明全集》，研读至今，多少也有了点感悟。加上随着年龄渐增，更感到王阳明的人生哲学思想，十分值得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学习，并身体力行，获得心灵、智慧的提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只限于阳明夫子的人生哲学方面，至于“心学”方面更高深的理论，发现心灵的智慧,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向外追求物质利益，这样发展下去,必然使得人的精神愈来愈和自己的心灵分离，使人趋向于“物质化”，在人的心灵深处愈感孤独、苦闷、烦躁、矛盾。如何使人们荒芜、紧张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又不至于影响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儒学所倡导的“正心修身、平治天下”的“内圣外王”修养之道，既强调涵养心灵，又不失进取精神，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很多人过于追求外在的人生高度，追求金钱、地位、名利那些东西，导致了心灵过于沉重，承受了太大的压力。然而牵累太大，做事的效率也大打折扣，反而难以达到理想的人生目标。其实，在今天的社会里，要想更好地实现自己人生的高度，更重要的是要心灵也有一种高度，那是一种脱尽尘埃、充满光明的境界。乘坐飞机的人们能够体验到：飞机上升到一定高度，超越了雷雨交加的云层时，将会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往下看去，尽管云层下面电闪雷鸣，下着倾盆大雨，而云层之上却无一丝阴云，充满着朗朗阳光。这时的飞机，丝毫不受恶劣的外界环境影响，平稳地飞行着。我们的心灵也是一样，在一定的层面下，会有种种乌云遮蔽心性的光明，让我们生活在黑暗的阴霾里。然而，当我们的心灵到达了云层，超越了云层和冲突，同样会发现，云层之上，晴空万里，心灵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由。而我们带着这种更高的精神境界和追求，回到现实中来时，智慧和聪明仿佛被提高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能用独特的眼光来看事物，能发现一些以往不会注意到的细节规律，能承受更大的压力和磨难，从而使自己的决策和行动似乎具有“神来之笔”……早在孟子时候，就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这样一个观点，认为万物的知识和规律，都是人心中所具备的，一个人只要“尽心、养性、反求诸己”，就可以把它们都发现出来。又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认识并掌握这种良知、良能有什么好处呢？
王阳明认为，夫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毁誉两端。如果我心不动，以顺万物之自然，只是触机神应，就能够发挥良知妙用。
在他看来，人的“心”本来就有着神奇的作用，如行云流水般变动周流于万事万物之中，反应着各层次事物的客观规律，如果人能静下心来，自然就能发现其中的规律，而把事情完成得十分完美。我们心灵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只是由于它被各种诋毁、赞誉等利害关系遮蔽了。如果能摒弃“自我”的束缚，保持我心不动，顺应万物之自然，对待各种事情，心灵就能根据其客观规律，作出自己精准的判断，将别人看似异常神奇的良知妙用发挥出来。
王阳明具有异于常人的全面智慧，正是通过一定的合理方法，让自己的心灵境界得到提升，开发了人人本具的智慧潜能的结果。他由普通人到智力“超人”的超越，为人类提供了自我完善的典范。
虽然人心中包含着无穷的智慧，具备认识万物的知识与规律的能力，但这种智慧和能力并不是已明明白白地摆放在那里，因为每个人的心中虽然都有一个深藏的宝库，潜力无穷，但由于我们的心灵早已为物欲、私欲、人欲所蒙蔽，表面上人还是愚昧无知的。
有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在山间小路开车，正当他悠哉悠哉地欣赏美丽风景时，突然迎面开来一辆货车，司机摇下窗户大喊一声：“猪！”
现在的人怎么这样无礼，无缘无故地骂人？这个人越想越气，也摇下车窗大骂：“你才是猪！”刚骂完，他便迎头撞上一群过马路的猪。
其实，那位货车司机是提醒他前面有一群猪，但他却从“自我”的角度出发，以为别人是骂他，结果酿成大祸。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灵为自我和物欲蒙蔽的话，不仅不能获得那种本能的智慧，就连基本的观察判断能力也会丧失。
为了获得这种高层次的智慧和能力，需要进行自我思想锻炼，即正心修身。
正确认识自我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是获得更高智慧的前提。古人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有心灵达到一定高度，才能看到更深更远的地方。
心境提高了，一个人的智慧、能力和素质也会随之提升。
人在生活中，往往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所束缚，难以找到应事接物的最佳途径，其关键在于没有将自我真正放下来，没有以一颗虚静清明的心去认真思考，认真对付。
正如儒家经典《大学》说：“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只有心灵达到宁静、安稳的境界后，人才能够洞察万物之规律，这时考虑问题才能周详，处理事情才能完善。
而当一个人的内心有了一种安顿了的感觉，生活也会有一种充实感。内心平静，思想清晰，智慧必有所增，这样做事情更有效率。这时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帮助我们达到更高的人生尺度。

就是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