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宁宗时期，宋金之间关键的事件之一就是开禧北伐了，宁宗作为南宋中期的帝王，可以说他在位时期是南宋北伐收复中原的最后实际，不然大多数王朝到了中后期时，内部问题就逐渐侵蚀国家根基了，对于本来就是偏安一隅的南宋更是如此，南宋立国一百多年，可以说内部的主和派一直都很有实力，基本上南宋历次北伐，都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样，必然是劳民伤财，而开禧北伐更是被打上了这样的烙印，因为其推动者，韩侂胄被宋元认为是和秦桧一样的奸臣。

韩侂胄这个人在开禧北伐前是有污点的，也就是宋宁总一朝时期的庆元党禁，简单和大家说一下韩侂胄的崛起之路，宋宁宗的前任是宋光宗，韩侂胄和赵汝愚主谋策划了绍熙内禅，迫使宋光宗禅位于宋宁宗，而赵汝愚作为宗室，他成为了宋宁宗继位初期的最大受益者，韩侂胄在赵汝愚眼中多少变成了一个打手，也就是给你点赏赐是看得起你，显然韩侂胄是不甘心的。

《宋史.奸臣.韩侂胄传》宁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则当推赏。」

赵汝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告诉韩侂胄不要想太多，拥立宁宗是应该做的，不要贪功，可是人性大多是贪婪的，韩侂胄暂且不论他忠奸，但他绝对是一个野心家，所以他和赵汝愚之间的矛盾越发的不可化解。而韩侂胄作为外戚，他是吴太后的外甥，同时他被宁宗所看重，因为宁宗历来以后北伐之志，韩侂胄合乎宋宁宗的脾气，所以自恃恩宠的韩侂胄诬陷排挤赵汝愚，并打压了赵汝愚一党，同时朝中言官为迎合韩侂胄，纷纷大肆攻击理学，宁宗随后下诏禁理学，韩侂胄成为了权倾朝野之人，这也成为他人生抹不去的污点，毕竟是通过手段诬陷自己的政治对手，掌控了朝政。

韩侂胄被宋宁宗任命为平章军国事，平章军国事在南宋时期是高于宰相的存在，北宋时期其还是荣誉之位，只是给德高望重的老臣恩养之衔，可是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军事政务成为南宋的朝政的核心，所以说平章军国事由虚职逐渐包揽实权，最终成为南宋朝廷的最高级实职，也可以说，这个职位就是个权臣标配了，国家大事系于一身。

而韩侂胄的出身也决定了他身居高位难以服众，他祖父是北宋名将韩琦，所以他受祖上封荫，初期他走的就是武官升职路线，历任带御器械，汝州防御使，防御使在唐朝时期是地方军事长官，但是到了宋朝时期已经是寄禄官，但不管怎么说，韩侂胄改变不了其武将出身的“人设”。

两宋时期大家是知道的，武将生来就有罪，打胜仗是武将应该做的，是拿来赎罪的，话说两宋时期的武将是把唐末及五代时期，那些乱国武将“买单”了，福让他们享了，但是罪有两宋时期的武将来受。所以说大家本来就看不起韩侂胄，结果他还弄出了庆元党禁，不论他是为国还是为私，但他都站到了南宋众多利益集团的对立面，而这也就决定了由他力主的北伐必然失败，因为大家都不支持他，南宋内部的党争依然无视国家利益了，众人的态度必然是能不帮忙就不帮忙。

我们在回到开禧北伐这件事本身，韩侂胄是在有限渠道得到有关金国的消息后，和宋宁宗一拍即合，便开始北伐，可是时机选择错了。

《宋史.奸臣.韩侂胄传》安丰守厉仲方言淮北流民愿归附，会辛弃疾入见，言敌国必乱必亡，愿属元老大臣预为应变计，郑挺、邓友龙等又附和其言......开禧改元，进士毛自知廷对，言当乘机以定中原，侂胄大悦。

看到这段记载的时候，个人就感觉南宋的情报做的是太差了，北伐是何等大事，而对于金国内部情况的消息来源只是厉仲方、辛弃疾、邓友龙等人。厉仲方就比较惨了，开禧北伐失利后，南宋签订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国家征战徒劳无功，必然要找背锅侠啊，韩侂胄不必说了，首级被砍下送给了金国，而厉仲方作为最早提出金国内乱， 可以北伐的人，很快就遭遇到了朝内清算。

而邓友龙则是在出使金国的时候，有一个历史上未记载名字的人私下与其密见，这个人称金国内部已经腐朽不堪，名不聊生， 如果南宋此时北上，定会一路收复中原故土，而这个消息也被邓友龙带回了南宋，进士毛自知因为在廷试对策时，高谈阔论，说了北上伐金收复中原，被宋宁宗钦点为一甲头名，也就是状元。

可问题是一个国家征伐大事，需要确切的消息来源，开禧北伐前，韩侂胄只是从几个人那里得到关于金国的消息，本来应该由南宋相关情报部门来汇集金国内部的消息，但是显然韩侂胄在这方面没有做足功课。

当时的金国的确是处于衰落阶段，军事上军队战斗力下滑严重，北方崛起的蒙古部落成为边患，金朝在金章宗时期朝政腐败，经济混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金国发行的交钞没有节制，大幅度贬值，经济体制处于崩溃边缘，但是即便如此，金国已然具备和南宋相抗的实力，如果南宋在金国内部布置信息网的话，应该就不会那么早北伐了。

《元史.太祖本纪》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是岁实金泰和之六年也。

开禧北伐发生在南宋开禧二年，也就是金泰和六年，同年成吉思汗才称帝正式向金国宣战，如果南宋有准确的信息来源，是不是可以等北方的蒙古部落和金国死磕一阵后再选择是否出师北伐，毕竟把金国打断脊梁的野狐岭会河堡之战，是在开禧北伐之后5年才发生的，最起码是不是和蒙古联盟，这样胜算更大一些。

也有人认为开禧北伐是因为宋军没有做好战略准备，韩侂胄在准备北伐的时候，就有人建言，

“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宋军没有战力打这一仗。

我个人是不赞成这个观点的，起码这总观点太表面了，以南宋对外战争的态度，主流就是和谈加守势，大有北伐必忘的态势，想必这是当时很大大臣反对北伐的绝佳理由，就是宋军战力差，准备不足，不能北伐，我可以明确的说，宋军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充足的准备，南宋很多人想的就是，自己守着南方过小日子，等着金国自己灭亡，之后派兵过去接管土地就完事了，可是摆在大家眼前的事实就是，不经历战火洗礼的宋军战力下滑的要比金军快的多，所以说，如果不存在蒙古部落崛起的话，金国依然具备灭亡南宋的军事实力，或许南宋想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北伐军队，还要学东晋，在金国内乱的时候，大量收纳北方逃过来的流民，组建一支类似北府军的宋军，这样的宋军才有北伐的动力，毕竟有打回老家的意愿。

当然在这个反对意见中，有一件事说的是切中当时宋军要害了，也及时宋军缺乏能征善战的将领，南宋后期那些名将，比如孟珙、王坚等人还太年轻，尚未登上历史舞台。结果就发生了韩侂胄多次临阵换将，宋军战事也是接连不顺。

我们在来看看，开禧北伐初期的战事推进，可以说韩侂胄极力推行的北伐还是占到了便宜的。

《宋史.宁宗本纪》镇江都统制陈孝庆复泗州，江州统制许进复新息县。戊寅，光州忠义人孙成复褒信县......（五月）丁亥，下诏伐金。

《金史.章宗本纪》上以宋兵方炽，东北新调之兵未集，河南之众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万五千屯真定、河间、清、献等以为应。

北伐初期，宋军接连攻城略地，有两大原因，一个是南宋不宣而战，打了金军一个措手不及，同时金军在南线防御准备不足，需要从东北调集兵力，这都给了宋军扩大战果的时机，只是，宋军的战力还是老样子，只能捡软柿子捏，硬仗是一点都打不了。

因为当时韩侂胄制定的北伐战略，战线是扑的很广的，由川蜀一带沿长江一直到江淮一带，也就是说，宋军在三大战场，西线川蜀，中线襄樊，东线江淮，三线出击，尤其是以两头的东西两线为主力，可是结果是，整场北伐战役，宋军能打的就一个，也就是毕再遇，其他各路宋军那是什么败的方法都能有，战后毕再遇成名了

《宋史.毕再遇传》一旦边事起，诸将望风奔衄，再遇威声始著，遂为名将云。可是其他各路宋军妥妥的在打南宋的脸，以这样宋军的战力，还想和金国争取曾经的正统地位，简直是开玩笑了。

《金史.章宗本纪》诏平章政事仆散揆领行省于汴，许以便宜从事。

《宋史.宁宗本纪》江州都统王大节引兵攻蔡州，不克，军大溃......皇甫斌引兵攻唐州，败绩。兴元都统秦世辅出师至城固县，军大乱......建康都统李爽攻寿州，败绩。

战局走势就是只要金军一反击，宋军就溃不成军，关于这段历史记载太过简略，但是王大节攻打蔡州，没打下来，宋军就发生溃败了，应该是金军援军将至或已至，城中金军一反击，宋军就溃败了吧，其他各路宋军也是在攻城战中遭受挫败。

《金史.仆散揆传》揆总大军南伐，分兵为九路进。揆以行省兵三万出颍、寿，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

《宋史.叶适传》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骑举旗若将渡者，淮民仓皇争斫舟缆，覆溺者众，建康震动。

随着金军反击，宋军只能采取守势，金军一路攻入江淮的确，威胁南宋统治核心地区，而宋军战事不利，韩侂胄能做的就是，撤换前线主将，王大节、皇甫斌、邓友龙等人先后被罢免，但是还是那个困境，当时南宋的确缺乏主将，所以临阵换将也起不到扭转就是的作用，历史记载韩侂胄私下派人去金营议和，但是被人家果断拒绝。

最终韩侂胄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吴曦身上，但是吴曦也是戏耍了韩侂胄一番，可以说韩侂胄对吴曦是寄予厚望的，川蜀之地的宋军是有战力的，而且吴曦的崛起就是韩侂胄一手扶植起来的，他本想以此拉拢吴曦，最起码让他在开禧北伐时期卖卖力，结果吴曦直接投奔了金国。

《宋史.叛臣.吴曦传》曦至镇，谮副都统制王大节，罢之，更不除副帅，而兵权悉归于曦。开禧二年，朝廷议出师，诏曦为四川宣抚副使，仍知兴州，听便宜行事。自绍兴末，王人出总蜀赋，移牒宣司，势均礼敌。而侂胄以总计隶宣司，副使得节制按劾，而财赋之权又归于曦。

韩侂胄罢免王大节让其总揽军权，命其为宣抚副使，总揽赋税大权，在那段时间，吴曦俨然成为有实权的节度使了，韩侂胄还是太小看吴曦的野心了，以为给的够多了，值得吴曦为自己卖一次命了，结果人家直接勾结金国，主动割让关外阶、成、和、凤四州，让金国册封自己为蜀王，吴曦想关起门来过日子了，而且据险地扼守，等到宋金两国死磕后，再趁机染指天下，他的算盘可是打的叮当响，而韩侂胄则要打骂了“我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江淮之地危在旦夕，吴曦又叛宋，开禧北伐已经彻底失败，结果就是还是熟悉的味道，南宋朝廷内部主和派一下子占据了上风，韩侂胄被史弥远诛杀，人头被献给了金国，宋金再度签订和议，也就是嘉定和议。

《宋史.宁宗本纪》礼部侍郎史弥远等以密旨命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诛韩侂胄于玉津园。

嘉定和议令南宋增岁币为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另给金军犒军银（赔款）三百万两。而南宋只能从百姓手里去筹集赔款，不仅加重了南宋百姓的负担，而且也更加挫败了南宋的国力，那么韩侂胄的罪过就更大了。

韩侂胄的人头被送去金国，成为平息此次宋金军事冲突的一个条件，韩侂胄这个人就算是个奸臣，但是以这种方式来打成和议绝对是屈辱的。

《四朝闻见录》韩侂胄头不足惜，但国体足惜。一个国家想要立足，想要昌盛，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 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对方打趴下，一味的屈辱低头议和是没用的，人家依旧是想打你打你，人家要啥你就给啥，我深切怀疑，金国若是无力提出索要南宋皇帝宠妃的要求，南宋都会照做的，毕竟肯定打不过，如果不是蒙古部落的崛起，单凭南宋，很难有所作为，北伐中原也就只能是说说了。

总的来说，开禧北伐，是在金国衰落但仍有实力的时候，韩侂胄是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也好，是有北伐之心也罢，但总归是在消息来源不确切的时候，在内部不支持且缺乏良将的情况下，发动的大规模北伐，虽然战事初期取得了优势，可是在金国缓过劲来后，宋军的溃败也便很快发生，南宋的内部能为令其无法成为一个在北伐事业上能够有所成就的国家，更不要提韩侂胄一人强行推动的北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