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募役法的利弊  反对 依据：士大夫协助皇帝管理天下
（2）措施：均输法 青苗法 市易法 募役法 方田均税法（三点即可）
颁布解负令、实行财产等级制度、成立四百人会议（两点即可）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士大夫与百姓是对立的，士大夫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皇帝应首先考虑士大夫的利益而不是百姓的利益。这就是共天下的阶级实质。

如鱼的水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答司马谏议书【原文】：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guō )，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rén)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fěi)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xù）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gēng）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视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wù)，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参考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

（1）文彦博认为变法会失人心，引起士大夫们的不满。王安石认为，只有通过变法选举贤才、罢免庸才，才能人心欢悦。
（2）B
（3）司马光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王安石认为，时代不同，要根据现实进行变革。
（4）王安石根据时势，进行变法既有利于北宋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稳定北宋的统治。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墨守成规，反对变法，使北宋积贫积弱的现象更加严重，加快了北宋灭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