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国内人口迁移
　　1 、先秦时期的人口迁移
　　黄帝为诸夏部落群结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他自己的氏族———有熊氏,兴起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岐水流域上,逐步发展,东迁到嵩山之外,一度定居在新郑一 带,与活动在大野泽(鲁西的沼泽地带) 周围的蚩尤氏发生了涿鹿之阿的大战。结果以蚩尤为首的夷族部落联盟失败了,诸夏部落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周时,黄河中下游地区除活跃着以农业为主的华夏族 外,还分布着以游牧、渔猎为主的戎狄和夷族。商人建国前后,在这里曾进行过十几次迁移。从成汤灭夏至盘庚迁殷,商朝前期有成汤前的8 迁和成汤后的5 迁,迁徙地都在黄河下游。
　　夏末,不 　之孙公刘为躲避夏桀,带领全氏族成员迁居到豳(今陕西　邑县) 。“彻田为粮”,即治理田亩,种植粮食。“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生产有了剩余①。
　　西周初期“封藩建卫”,建立了71 个属国,其中以鲁、卫、晋、齐、燕等诸侯国为最重要。西周灭商后,很多分封之地存在着强大的敌对势力。如:封周王的舅舅姜氏师尚父(姜尚、太公望) 统治原薄姑的土地和人民,包括山东半岛地区,定都营丘(今山东临淄) 。太公就国,其初颇为不顺,通过对东夷的不断兼并,齐国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方大国。可见,那时的分封是以集团性迁移为基础的。人口迁移大多具 有一定的规模。
　　春秋期间,各少数民 族深入华夏族区域,而华夏族又散居到各少数民族区域,形成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打破了原来各族间的地域界限。由于军事、政治等因素,造成各民族频繁迁徙。 如戎狄有往东、往东南迁徙之趋势,甚至在东周附近的伊川也能见到戎人。除自然流动外,还有强制迁移,晋惠公迁姜戎于晋“南鄙之田”,齐悼公“迁莱于　”。 各族杂居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北方民族游牧技术,南方冶铸青铜、制造漆器技术,以及东方种植的戎菽(大豆的一种) 等,也都传播到中原地区。
　　战国时期,大约有2000 万人口,分布在北起阴山和辽河下游、辽东半岛,东至于海,南到南岭山脉,西抵今陕西北部、甘肃洮河、四川盆地和湖南西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②。
　　2 、秦至元的人口迁移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总人口在70 万以上。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 年) 派大将蒙恬率30 万大军向河套(即所谓“河南地”) 征伐。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 收复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后,设置34 个县,重设九原郡。为了巩固在这些地区的统治,秦始皇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 年) 迁3 万户居民到河北、榆中(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 ,垦田生产,开拓边疆。当时称这里为“新秦”。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重要意义。以后又有不少匈奴人迁移到中原,同秦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一 起生活。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 年) ,秦始皇又派军队征服了南方的百越,在那里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次年,又迁徙50 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③。
　　西汉初年,为了“实关中”,刘邦由关东向关中移 民,总数不下30 万人。西汉时期,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武帝向西北边疆移民达70 余万。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不久又徙居西河郡美稷县。南单于还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 西河等缘边8 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使原先撤消的缘边郡县得以恢复,内迁的民众复返故居。后来北匈奴的一部分西迁,越过中亚细亚移往欧洲。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口陆续向内 地迁徙。魏晋时,内迁活动更加频繁,主要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旧史上称为“五胡”。晋武帝时,塞外匈奴、“杂胡”又源源入塞,达20 余万之多,分布于今晋、陕、甘三省境内。魏晋时期,鲜卑族秃发一支数万人迁到雍、凉二州间,乞伏一支迁到甘肃的陇西一带。随匈奴入塞的羯族,聚居于上党武 乡(山西长治市北) ,后散布在太行山一带。氐族原分布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集中住在武都(甘肃成县) 一带。魏蜀争汉中,曹操先后徙武都氐人于天水、扶风和京兆。原居甘肃、青海间的羌族,大部分被迁往陕西。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有一半是氐族和羌族④。
　　自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以来,先后南下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有70 多万人。其中流寓在江苏的有26 万,安徽有17 万,湖北约6 万,江西、湖南各1 万。另外还有一部分迁移往交、广地区。未著籍的和依附大姓为客的,还未计算在内。北方流民的南下,不仅使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 技术,为南方的进一步开发起了重要作用⑤。
　　大陆商人很早就到流求(今台湾) 贸易。隋大业六年(610 年) ,炀帝派陈　率军攻占台湾。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唐初,因隋末动乱迁入北方边地的人口大部分返回了原籍。安史之乱, 藩镇割据,黄河流域战争不断,造成西起关中,东至青(山东益都) 、齐(山东济南) ,南及荆(湖北江陵) 、郢(湖北钟祥) ,北亘卫、滑(河南滑县) ,千里无舍烟的惨状⑥。人口大量南迁。
　　两宋时期,宋金、宋元的对峙,促使北方民众一次次南 迁。靖康之乱造成500 万人南迁⑦ ,可见移民规模之大。同时,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渐渐在中原定居下来。
　　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到边疆地区,为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边疆各族包括蒙古族人口大批移入中 原、江南,同汉族等杂居共处。
　　自唐代以来,有 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国境内定居。元朝时又有大批波斯人迁到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互通婚姻,形成新的民族———回 族。
　　3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移
　　在《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中,记载了明代十几次移民的情况。明代移民主要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如:洪武四年(1371 年) 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移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⑧洪 武九年(1376 年) 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无产者田凤阳。”⑨永 乐元年(1403 年) 八月,“徙直隶江苏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实北京。”(10)永乐二年(1404 年)九月“, 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11) 。“屡徙浙西及山西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12)民间流传甚广的“洪洞移民”,始于金太祖天辅年间(1117 —1120 年) ,洪武、永乐年间达到高潮。山西移民主要来自晋南、晋中,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政府的移民机构设于平阳府洪洞县,移民到那里办理迁移手续后, 再出发前往各地,所以洪洞就成了山西移民心中故乡的代名词。
　　明洪武年间,迁往云南卫所的军人及家属多达100 余万人。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始于唐代,结束于清朝中叶。其间迁移高潮迭起,尤以元末明初移民的声势最为壮观。因此“江西填湖广”的谚语广为流传。两湖 则早在元代以前就开始了向四川的移民,明末清初,由于天灾人祸,四川人口锐减。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 四川只有118 万户,仅9 万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 以后,清政府采取鼓励移民入川的措施,并以优惠政策招抚外逃的四川人,还把招来移民多少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有数以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等 十几个省的移民来到巴蜀大地,其中“十之六七为湖广籍”,故民间有“湖广填四川”之说。1840 年四川人口已达3833 万。
　　清代不仅长江流域人口迁移频繁,台湾、关东、口外等边疆地区,也 开始成为移民热点。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 平定反清的郑氏政权以前,清政府严厉禁止向台湾移民。解禁后福建、广东等地移民才不断迁往台湾西部平原。乾隆年间(1736 —1795 年) 台湾有“闽人约数十万,粤人约十余万”(13)。嘉庆 年间(1796 —1820 年) 台湾人口已接近200 万,大部分为闽、粤移民。
　　清顺治时曾以优惠条件吸引关内汉族到辽东垦殖。后来为保“圣地”之纯洁,康熙七年(1668 年) 废止招民开垦,实行封禁政策。乾隆、嘉庆时还多次重申禁垦政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东北除奉天的内地移民较多外,黑龙江、吉林等地都长期处于人烟稀 少的状态。
　　尽管清政府一再禁止蒙、汉通婚及汉人到蒙古地区垦荒,但汉族人民前往垦种的还是不断增加。康熙时,山东、山西、直隶、陕西等省的汉族人民,到蒙古地区垦荒 的就有数十万之多(14)。他们在那里安家落户,开荒 种地,有的成了蒙古王公的佃户。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地区,在汉族的影响和帮助下,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
　　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大批绿营兵携带眷属到天山南北辟田屯种,称为“军屯”。内地的汉人也大批移居新疆进行屯垦,称为“民屯”或“户屯”。促进 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4 、近代的人口迁移
　　由 于内地人口迅猛增长、边疆局势紧张等原因,清道光以后,我国人口大量向关外、口外迁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轻易地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清廷内外出现了“移民实边”的议论,封禁政策渐渐放松。光绪时东三省全部开禁, 内地移民涌向关外,东北地区的人口迅速增加。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 ,东三省的人口已达1445 万,四年之后的宣统三年(1911 年) 又增至1841 万人(15)。到了民国时期,迁往东 北的移民仍有增无减,并向北部的吉林、黑龙江扩展。从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九年的八年中,迁移到东北三省的人口就有300 万。东三省的总人口由民国十年的2315 万上升至民国十九年的2919 万(16)。
　　口外蒙古地区也于光绪年间开禁放垦。哲里木盟首先设局招垦,后套地区迅速跟上。尽管“走西口”也是习惯性的人口迁移,但由于自然条件等种种原因,移民规模 比“闯关东”的要小得多。携家带口,迁往口外的汉人以山西、陕西、河北等省的为多。

第一次发生在西晋末年。
晋朝统一中国十几年后就爆发了“八王之乱”，使得国力大损。到了西晋末年，中原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疾疫连年不断，加上西方和北方五胡势力的冲击，引起大规模的移民潮。黄河流域的人口迁徙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向更南的地方迁徙，形成中国古代第一次人口大迁徙。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

西晋末,东晋初.
西晋末年,中原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疾疫连年不断．为了求食,中原人民开始向南迁徙．八王之乱的破坏,以及西,北各族势力的冲击,引起更大规模的移民潮．黄河流域
的人口迁徙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向更南的地方迁徙,形成我国古代第一次人口大迁徙的高潮．那时候,中原人口除了主要流向南方以外,还有一些迁徙到辽河流域,或迁徙到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离中原较远,晋末”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其中包括一批文化名人．在日后中原混战时期,河西走廊相对安宁,成为当时发展汉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据点．西晋末年的人口大迁徙,是社会动乱的结果,但他客观上有利于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后世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西晋末，东晋初。
　　西晋末年，中原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疾疫连年不断。为了求食，中原人民开始向南迁徙。八王之乱的破坏，以及西，北各族势力的冲击，引起更大规模的移民潮。黄河流域的人口迁徙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向更南的地方迁徙，形成我国古代第一次人口大迁徙的高潮。那时候，中原人口除了主要流向南方以外，还有一些迁徙到辽河流域，或迁徙到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离中原较远，晋末”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其中包括一批文化名人。在日后中原混战时期，河西走廊相对安宁，成为当时发展汉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据点。西晋末年的人口大迁徙，是社会动乱的结果，但他客观上有利于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后世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摘自中国历史教科书——常识历史篇。

西晋末年，中原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疾疫连年不断．为了求食，中原人民开始向南迁徙．八王之乱的破坏，以及西，北各族势力的冲击，引起更大规模的移民潮．黄河流域的人民迁往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民向更南方迁移。

东汉末年北方人南迁的主要问题是，北方军阀混战，南方相对安定，而且南方又有适合耕作的农田，适合人口居住，在加上东吴鼓励开垦荒地，招纳人员。

不是西晋。严格意义上来讲，在史记的初篇就有提到。黄帝封王，给自己的各个儿子封地，那时候就有了人口大迁移。

其实大迁移也不算，东汉末年三国前，中原诸侯纷争，中原大部分去荆州和辽东避难，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引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移民，流民都是数万一起的，都去南方避祸去了

东晋时期，五胡乱华，天下大乱。少数民族大量迁徙到内地，耕地紧张，民族矛盾加剧，人口大量繁衍，粮食紧缺，社会动荡不安，杀戮加剧，战争频发，五胡十六国纷纷建立。冉闵杀胡令一出，导致大量少数民族迁出中原，中途大量死亡，挽救了汉族的命运，保留了中华文明。

魏晋南北朝

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秦人移民巴蜀，楚人开发西南，燕国开拓辽河流域，都曾作过一定数量的移民。史料记载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有四次： 1、秦汉（公元前221--220）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常来侵犯，每值匈奴战败，常把他们的俘虏移居内地。西晋（公元281—318年）时，匈奴、鲜卑以及氏、羌等族人民移居内地更多。在此时期大量胡人南下，在华北地区曾先后建立了许多小国，大量汉族居民从黄河流域迁移到了长江以南。当时政府更把北方原有州郡地方政府迁到南方，称为侨置州郡。例如有所谓南徐州、南衮州、南豫州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人口迁移。 2、在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北方有契丹族南进；随后又有女真族的金人南下。在南宋时期（公元1133—1279年），华北各地由金人统治，南宋政府迁到临安（今杭州）。这样就有大量女真族人迁人黄河流域，原住黄河流域的汉人又一次大批被迫移居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最大的人口迁移。 由蒙古族人建立的元朝政府（公元1279—1368年）统治了全中国，蒙族人民大量移入内地。 3、1659年满洲人建立清朝统治中国。满族居民大部进入内地，编为八旗，他们生活在广大汉人之中，逐渐采用汉语；同时满、汉之间也互相通婚。清代末期，满人绝大部分留在内地生活。另一方面，东北的满洲地方早期原禁止汉人前去，但因内地人口众多，而且水旱灾害也常发生，黄河下游山东、河北、河南各省人民开始私下到东北移垦，以后由于俄、日帝国主义妄图霸占满洲，清政府也奖励汉人前往，用以充实边疆。 4、清代末年（公元1911年），东北三省人口又增至2，900万。在短短的一百余年中，东北总人口从不到100万增加到2，900万，增长近30倍。这虽然仅是国内地区性的人口迁移，但就其人数之多，增长之快，也可算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很多啊，基本上每一次大分裂时期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迁移。 不过政府干涉的，大概有以下这些： 汉武帝时曾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元朔二年，招募10万人迁朔方，安置在今黄河、乌加河一带的河套平原和黄河以南地区，移民来源很广，主要来自关东（今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连年遭受水灾，72万多贫民被迁往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陕西西北部、宁夏南部和甘肃河西走廊。元狩五年，“天下奸猾吏民”被迁往边区，估计有数万人。元封元年（前110年），今福建境内的闽越人被迁往江淮之间，估计有十余万人。加上其他一些由官方组织的移民，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完全由政府实施的移民不下120万。这些移民的绝大部分，从迁移到定居的费用完全由官方负担，沿途有大批官吏和士卒监护。移民迁移的距离至少数百公里，最远的有二三千公里。当时汉朝的总人口大约是3600万，移民占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超过3％。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决定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至太和十九年，平城周围的官民百姓全部迁至洛阳及周围地区，总数超过100万。 明朝初年实施大规模移民，一部分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或通过军事驻防的方式安置，大部分是通过官方给予优惠政策的方式引导实行的。主要有：将江南的富户和无地农民迁至今安徽凤阳一带；将各地官吏、富户、工匠、士兵等迁往南京；通过设立卫、所的方式将军人及家属迁往全国各地驻防，最远的到达云南、甘肃等地；将从塞外投降或被俘的蒙古军民安置到北方各地；将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的边民迁往凤阳；从山东、江西等地移民于凤阳；山西人口被迁往山东、河南、河北、北京等地；江西百姓迁往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苏北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人口迁入四川；军民移民总数达1100万，约占总人口的16％。即使只计非军事移民，总数也有约700万，超过总人口的10％。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制订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迁入四川，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由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福建及贵州、陕西等地迁入四川的移民及其后裔达到600多万，占当地总人口60％以上。 1860年起清朝开放东北的“封禁地”，以后又采取鼓励政策，山东、河北及北方各地的移民大批迁入东北，至清末，移民累计超过1000万。 以上所列，并不包括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如北宋靖康之乱（1127年）后的人口南迁，总数有数百万。也不包括战乱间或掠夺性的移民，如十六国期间由后赵在4世纪前期的二十多年间从北方各地强制迁移到襄国（今河北邢台）一带和在境内迁移的人口达数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