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乎环保的今天，再来简单的说一说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小故事

2021年3月12日，nasa发了一条推特，他们在其中兴奋地宣布，据卫星观测的结果来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全世界被绿色植被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了。

Nasa的观测结果显示，仅仅中国的植被增加量，在过去的17年里就占了全球植被总增加量里至少25%。可见中国确实是为世界绿化环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在古代，我们的先人又是如何应对种种环境问题的呢？他们究竟对环境造成了什么破坏，又对环境进行了什么保护呢？

在很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在没有现代工业的影响的情况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主要是由于农牧业生产生活和城市生活造成的。自从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初步具有了保护环境的思想。而在当时，这种思想，往往是不科学的、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种想法和原始宗教撮合，促使古人表现出来一种原始的自然保护的行为。

在周代，人们就初步具有了环境保护意识，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生物资源的已经从模糊的不清晰的保护变成了清晰的，有目的的保护。而之后到春秋战国时代，对生物资源的保护已经具有了明确的目的，具体的规定，设计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同时这种保护始终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到了秦汉时期，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已经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同时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在随后的唐代和宋代，对环境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仍旧是非常的重视。明朝对环境的保护也是相对重视的。而蒙古人和满族人执政的元朝和清朝，则十分不注重环境的保护，一度对环境了造成了十分大的污染。

据波士顿大学研究者称，中国和印度的国土面积仅占全球陆地9%，但对于全球绿化面积的增长贡献却高达1/3

古代管环保的部门自然不叫“环保部”。据清黄本骥编纂《历代职官表》所记载，中国古代最早的环保部的名字是“虞”。“虞”既是机构的名字，又是官衔的名称，这个“虞”的很多职能与今天的环保部相同，但所管理范围更大，要负责山、林、川、泽的保护与治理。

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因为生存条件较为原始，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更高，理所当然的，也就更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尧帝认为舜有治理天下的能力，便禅让于舜，果然，舜真的大有作为。司马迁在《史记》开篇第一卷《五帝本纪》中，便记述了舜的事迹。

舜上位后进行了行政机构改革，根据当时的需要，分设九官。这九官，相当于现在中央的九个部委，分别有正、副长官22人，这些部门长官都是由各部落首领集体商讨，公开推荐出来的。

舜所设九部委中就有环保部———“虞”。在周代，“环保部”编制更大，被进一步细化，有山虞、川衡、林衡、泽虞等四个平行部门，统统归“地官司徒”领导。其中，“山虞”的地位是最高的，有个美国学者埃克霍姆，他将其称之为全世界最早的“山林局”。

秦汉时虞被“少府”替代，到三国之后，又恢复了“虞官”一职。唐、宋、明、清等时期，朝廷也都设有虞衡司，此司即之前的“虞部”。

中国古人不仅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环保部”，还进行了最早的“环保立法”。

中国古代的环保立法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在《大聚篇》中记载着，大禹在任时曾颁发了一条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纲罟，以成鱼鳖之长。”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春季实行“山禁”，夏季实行“休渔”。虽然这并非出于环保目的，而是为了保护物产，但是仍可以看作全世界最早的环保禁令。

以上禁令虽然起到了一定保护环境的效果，但是其本身并不是专门为了保护环境所设立的，而之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环保条款”。

在一次考古发掘中出现的竹简经整理之后得到的《秦律十八种》上，人们找到了这些设立于秦代的“环保条款”。在《秦律十八种》上的《田律》之中，记载着秦代的“环保条款”，因此我么可愿意将《田律》看作中国最早的“环保法”。《田律》除了继承了前代律令中对春季砍伐的禁令，还有很多的其他环保规定。这其中有两条在当时看你来很新鲜。一条是规定人们不得堵塞河道，即“雍堤水，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中国最早的对民间的水利分配规划之一。第二条则是规定不是夏季不准燃烧草木灰当肥料，即“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这一条律令体现了在当时已经有因为焚烧草木，制作肥料而引起的环境污染了。这条命令的出台就是为了避免大气污染，减轻雾霾天气。

说句题外话，虽然没有史书明示秦朝所面临的雾霾干扰状况，但是在杜牧的《阿房宫赋》 中所描述“烟斜雾横，焚椒兰也”也不失为雾霾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关于战国时代长安（即今天陕西西安）雾霾状况的记载，但是在明清两代，就已经有大量关于雾霾的记载。

霾灾的频繁记载最早可以上朔到元朝。《元史》中记载，元天历二年(1329年)3月，由于前一年的冬天没有降雪，春天又缺少雨水，导致当年春天天气十分干燥，这导致了雾霾的出现，史书上这样记载：“雨土，霾”，“天昏而难见日，路人皆掩面而行”。

到了元六年(1340年)腊月，“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都(城)门隐于风霾间”。由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元代的时候雾霾就已经出现并且为人们所认知了。

其后的明清两代有关于雾霾的记载就更多了。清代有关于“霾灾”的记载如下，康熙六十年(1721年)，“今日(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风，榜必损坏”。嘉庆十五年(1810年)，“京师入腊月以后，时有雾起霾升，连宵达旦，宛平、大兴具有上报”。咸丰六年(1856年)，“入冬以来，雪少雾多，土雨风霾时临京师，以昌平、宛平为浓重”。总之，每隔几年“霾灾”便会光临京城，多集中在冬季和春季。

类似的记录连篇累牍，数不胜数。总之，每隔几年，大霾便会光临京城一次，虽然春天成灾较多，但冬季亦不罕见。

那么在元代之前为什么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于雾霾的记载呢？

一方面来说，元代以前北京地处边关，虽然是很重要的城市但是并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规模较小对环境影响也比较弱。元代定都北京，之后北京的政治经济地位忽然增高，城市不断扩大，建筑物增加，空气流动减缓，雾霾发生的几率也随之提高。

而另一方面，则要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大规模植被退化现象。

在诸多的历史典籍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诸多野生动物在如今中原大地活动的记载。在很多历史典籍当中，大象，鳄鱼，犀牛等多种大型野生动物都是确实生活在曾经的中国华北地区的。翻阅商代、周代、春秋战国，及至西汉的史料，里面很多关于大象和犀牛出没的记载。

商朝繁盛于如今河南北部，大象在那个年代曾是商朝人的坐骑。《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记载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近代以来，考古学家从殷墟中发现大量象牙雕刻品及象牙杯，都证明当时黄河流域大象很多。

周朝灭商，继续下来的几百年，大象、犀牛仍经常出现在史籍中，《尔雅》里说“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现在陕西省南郑县。

与大象犀牛同在的当然是植物的热带化，殷墟出土的甲骨和铜器上还雕有很多竹子的符号，可见那时北方遍地是竹子，而诗经中“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之类的词句，也证明竹子的普遍。《史记》里多次记载西汉地区种稻米，而政府还专门设有稻米局长一官，掌管种稻之事。

从西汉往后，大象和犀牛的踪迹就越来越往南了。唐朝时浙江一带还有过大象，北宋时一度北移，再往后期就到云南，和我们今天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了。而犀牛，现在只在非洲能见得到了。

之所以产生这种气候剧变，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气候变化，历史气候学学者的研究证明，从史前到西汉，曾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漫长的温暖时期，汉武帝时期的平均温度，比今天高出1.5度。

而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在其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据记载，古代长安曾经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环境也是十分优秀的。比成都早了几千年被称作“天府之国”。素有三州八水之地的名称。是水草丰美的沃野。而在隋唐两代三百余年,关中地区人口大量增加,黄土高原开发过度,森林急剧消失,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水旱灾害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导致了长安环境向今天的西安靠拢。

而在这之后，现今西安地界的气候也就一直不断劣化，再加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的都城也渐渐迁离了如今的西北地区。可以说人们对于自己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而在政治经济重心转移之后由于缺乏对环境的有效保护措施，再加上战争等因素，北京周边的大片森林也很快遭到了破坏，周边的大型动物失去了栖息地，也就很快向南迁徙了。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随之迅速恶化。在元朝之后的几百年间，人们也就广受霾灾的影响。

虽然最后北京也还是没有逃脱雾霾的侵扰，但是中国的环保措施所实际起到的作用还是切实存在的。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很多时间都会直接在家里的地板上方便，方便完了再把屎用铲子铲到墙角去，至于讲究一点的人家则会在便桶上方便，那么在便桶被装满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当时的做法是，直接从二楼窗户泼到大街上，这样一来走在大街上的行人被泼的满脸屎尿的情况并不罕见。一些中世纪国家甚至曾经还设立规定，这些规定要求人们在从窗户倾倒粪便之前，要大声警告过往行人三次。

并没有人会清理这些被泼到街上的排泄物，而是会被过往的行人车马踩成新的路面，如果下雨这些路面就会变得泥泞不堪，甚至到了可以淹死小狗的地步。巴黎曾经尝试过把城里收集起来的粪便堆到城墙外边去，但是这些大粪不清理只会越堆越多，最后墙外的屎几乎要漫过城墙去了，为了防止敌人踩着屎翻过城墙，法国人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加高城墙。

而在遥远的东方，由于农业社会的需求，粪便会被当作宝贵的肥料资源利用起来，古代的城市会有专门的粪车来收集粪便到化粪池集中处理，然后再作为肥料出售。中国古代的粪便处理已经成为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甚至会有“粪霸”把控这个流程，从中牟利。

最早在中国的殷商时期，城市中的下水道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建设。这些设施也为了城市整体的环境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让中国的城市粪便泛滥问题有所缓解。然而无论如何，粪便的污染问题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中国古代经常面临的另一种环境破坏问题就是粪便污染导致的地下水盐卤化。古代城市遗址经常在小范围内变迁，有时候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在生活用水依赖井水的地方，这一点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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