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玄武门事变当中，李世民因为准备充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他不仅获得了大唐的掌控权，也掌握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家眷的生杀大权。多年的从军经历，让李世民杀伐果断，做事毫不拖泥带水。对李建成和李元吉两家的男性后代，李世民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们全部诛杀。但是对于他们俩的女性后代和妻妾，李世民保留了最后一丝良心，没有对她们进行过多的为难。

但是李世民的“爱美”之心作祟，还是让他对李元吉年轻貌美的妻子杨氏下手。他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暗箱操作，将自己亲弟弟的女人收入囊中，而且还让杨氏为自己生下了一个儿子。这种骚操作让当时的朝堂大臣目瞪口呆。

让人奇怪的是，李建成的遗孀-郑观音作为曾经可能母仪天下的女子，其容貌大概率比杨氏更佳。李世民却没有骚扰她。不仅如此，李世民还考虑到李建成一脉的男性后代被自己全部杀光，他还将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李建成，认了郑观音为母亲，考虑得又周到又贴心。那么到底是为什么让李世民没有对郑观音做任何非礼之举，反而百般尊敬呢？

郑观音出身五门七望，娘家背景很硬

门阀势力是隋唐两朝都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当时天下绝大多数的读书人都是出自于门阀家庭。这导致当时隋唐两朝的为官之人，多为各自的门阀所控制，在这些人眼里，家族利益大于国家利益！这对于希望实现中央集权的皇帝而言，属于赤裸裸的离心离德！

但是在隋唐两朝，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在内，都对这些门阀势力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而李建成的妻子郑观音出身于荥阳郑氏，她的父亲郑继伯是北齐豫州大中正、吴山郡公、隋朝开府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括州刺史。虽然都是前朝的官职和称号，但是政治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为了满足自身的私欲得罪五门七望，也就是得罪天下大部分读书人。李世民脑子还没坏，作为一个爱惜名声的天下雄主，断然不会干出这种亏本的生意。

李世民杀死了他的丈夫和五个儿子，可谓心死如灰

玄武门事变结束以后，李建成当场死在玄武门。李世民收拾了太子东宫的部队以后，直接将李建成的所有儿子全部杀掉，而这五个被害的儿子全部是郑观音与李建成所生，虽然女儿全部得以存活，但是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如何可以让郑观音释怀？

如果李世民强行把郑观音占有，她有很大概率会干出私藏利刃谋刺太宗之举。生命安全是不能开玩笑的，这其中的关节，李世民稍加思索就能知道。所以李世民只能放任郑观音每日青灯古佛，为死去的李建成和五个无辜的孩子祈福。

李世民为此保住了最后一丝良知和廉耻之心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前，其正妻窦氏就已经身故。所以在郑观音嫁给李建成做正妻以后，古时“长兄为父，长嫂为娘，”的理念，是深入人心的。在母亲已经亡故的情况下，郑观音在整个李氏大家庭当中，是一种类似于母亲的定位。

在这种伦理上的定位下，如果李世民敢于跨过心理上的障碍，做出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就算已经退位的父亲，李渊不说什么，全天下的读书人，甚至是平头百姓都有可能会给李世民安上一顶吓死人的大帽子。已经当上皇帝的李世民，什么样的美女弄不到？非要惹得一身骚？

结语：李世民没有对李建成的遗孀郑观音做出什么，并不是因为当年28岁的郑观音年老色衰，也不是她不够漂亮。而是有客观条件限制，让他不得不顾及门阀势力的态度，以及天下的舆论走向。作为情商极高的天可汗，李世民还是遵循着自己的政治底线和人情伦理。

也正是这一份冷静和取舍，让他得以坐稳江山，积蓄实力打服周边。为自己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也为大唐带来了贞观年间的美好！

唐太宗在即位之后便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这主要是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

因为唐太宗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使得新的中枢决策班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除了唐太宗的原来属下，还有李建成原来集团的人，在新的领导集团里，因为李建成的消失，使原来互相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共同为国家筹划方略，人才的最大限度的保留是贞观之治能够出现的很重要的原因。

领导集团顺利组成之后，唐太宗又和大臣们共同总结了隋朝的灭亡教训。对于隋朝的兴亡，唐太宗是亲眼所见，有亲身体会的，在他眼里，隋朝本来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帝国，经济实力尤其雄厚，所以隋炀帝才能有条件向西域商人炫耀，请他们来，还用上等的物质生活招待，最后还赏赐很多财物。据估计，隋朝当时储备的粮食够五十年用的，但隋炀帝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使这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帝国分崩离析，自己也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为了使唐朝长治久安，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他总结出了三种原因。第一，奢华浪费，劳民伤财。隋炀帝为了享受，大修宫殿，为到南方巡游，大征民工修造运河。第二，生活腐化堕落，荒淫无道。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让全国进献珍奇宝物和大量美女。第三，战争太多，耗费国力。好大喜功的隋炀帝东征高丽，得不偿失，加上其他战争使得民不聊生，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的灭亡。

在惨痛教训的对照下，唐太宗下决心进行彻底治理，加上下属大臣们的通力协作，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展开了它美丽辉煌的画卷。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以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辨正）、书（楷法遒美）判（文理优长）为基本的四个标准，除此之外，还用德、才、劳三个标准逐级次第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正因如此，唐朝的楷书才在历史上首屈一指，出了颜真卿这样的楷书书法家，也因为科举考试靠的内容是诗词歌赋，唐朝才有了那么多的诗人。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说得很有道理，但后来的一些贪官污吏却以此作为自己任人唯亲高裙带关系的借口。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在李建成死后，东宫集团里有很多人想找机会加害唐太宗，最少也是在心理上和唐太宗处于对立地位。唐太宗却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魏征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直谏说明他对唐太宗是很感激的。我们现在有句话叫做“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教坏。”这原是说民间教育孩子的，是恨铁不成钢。这和魏征的进谏相比似乎不太恰当，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直言进谏说明魏征是真正的忠臣，不进谏只知道讨好皇帝的人才是历史上常出现的奸佞之臣、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对于官吏的个人品德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尤其是地方官吏的选拔更为严格，他认为地方官是代表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他们的素质高低关系到百姓对国家的态度。他下令，县令由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吏推荐，而刺史则由他亲手选派。为了选好刺史，唐太宗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将全国刺史的名字等情况让人写在了自己寝室中的屏风上面，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及时地记录他们的功过，作为以后考核的重要参考。另外，地方官还要在每年的年终进京述职，其政绩则由吏部全权考核，最后根据平定的等级来决定升级或降级。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同时，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在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让画师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这就是贞观时期的杰出大臣，其中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尉迟敬德、柴绍、李靖、秦叔宝等，连一些有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也榜上有名，如阎立本、欧阳询。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他和魏征成了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君和名臣。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魏征被唐太宗重用和他的宽容也有很大的关系，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唐太宗的大度宽容也体现在对待尉迟敬德上，原来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在620年（武德三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唐太宗还有 一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确实是发自内心。在626年（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异常悲痛，他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唐太宗还去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做诗一首：“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夏人。”

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自己也不是独断专行的人，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唐太宗的御臣之术并不高明，但它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有了贤明的君主，则使得好的国策能够得到彻底执行，君臣的共同努力，通力协作，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二、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发展国家经济

唐太宗即位之后，在提倡接见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表率，他最初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修建的，都很破旧。同时，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明确提出要求，即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都要严格遵守。至于官吏们的奢侈浪费唐太宗也明令禁止。所以，在大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生活简朴出了名，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于魏征更是如此，一生也没有个象样的正屋。

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令是规定国家各种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格也相当于律，是皇帝对国家机关或个人因时因事而颁行的诏书汇编。式则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适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令、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守的制度，而律则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种法律形式互相协调，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这种制度的建立有个惨痛的教训，就是错杀了大臣张蕴古，唐太宗后悔不已。因此决定设立这项制度，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唐太宗发展经济的措施很多，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当时唐太宗有一段话论述了国家的根本问题：“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为了增殖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全国的户数增加到了三百八十万户，比他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贞观之治就是指的这个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三、和睦相处，融洽的民族关系

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也值得称道，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当时，北方有突厥和薛延陀，西方有吐谷浑、吐蕃，这些少数民族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太宗积极用兵，在629年（贞观三年）派名将李靖讨伐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634年（贞观八年）大将段志云败吐谷浑。638年（贞观十二年）吐蕃攻唐，侯君集破敌，后又平定了高昌，建安西都护府。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军又败薛延陀部，薛延陀后来败亡。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过人之处是他的宽容，因为宽容，贞观时期的民族关系异常融洽。唐太宗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当时的突厥族就有万家之多；采取和亲政策，著名的就是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和吐蕃的松赞干布结婚；建立了州县制度，仍然用少数民族领袖为官。

在630年（贞观四年），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唐太宗同意了，后来就用“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诏书。到633年（贞观七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和唐太宗宴请群臣，李渊让颉利可汗起舞助兴，又让南方的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异常热烈，李渊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后来，在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翠微殿召见群臣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能平定汉族地区，但却无法制服四周的少数民族，我的才干并没有超过古人，但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的答案都不能让他满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父母一样对待我。”唐太宗说的确实是实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

在民族关系融洽的同时，唐朝的疆域也异常广阔，东西有九千五百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十八里。

四、对外交流，传播世界的盛唐气象

贞观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和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都城。为管理对外交往，唐朝政府还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的植物也传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同时，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的影响尤其巨大。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最深。在631年（贞观五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了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

由于唐朝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上中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出现在亚洲各国，所以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统称为“唐家子”，现在的西方人有的仍然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美国著名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

多才多艺

唐太宗的诗文水平也很高，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但由于他的谦虚，在世时一直没有让人编他的诗文集子，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文水平了解较少。其实，在《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而且都有相当的水平。

唐太宗四处征战，精通骑射，所以他对于骏马和弓尤其喜爱，为此还写了诗，如《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掠，啼猿映枝转。”唐太宗的弓箭比一般人的要大一倍，而且箭法极好。有一次，突厥人在战场上得到了他的一支箭，纷纷称奇，对他佩服不已。

对于马唐太宗更是偏爱，他有首《咏饮马》写的很有感情：“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饶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因为对骏马的偏爱至深，在临死前唐太宗还要求在昭陵里刻上六匹骏马，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

唐太宗虽然诗文都有些成就，但他却不重文名，他一直禁止编自己的诗文集。清朝人后来将他的诗文编入了《全唐诗》和《全唐文》，共计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曾经说：“朕的辞令，如果对百姓有益的，历史总会记住的，便可流芳百世了。如果没什么好处，编成集子又有何用？！梁武帝、陈后主（即灭于隋的南陈最后一个皇帝陈叔宝）、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于世，那个也没有能挽救其灭亡之厄运！做人主怕的就是没有德政，要那些文章对社稷有什么用！”唐太宗在这里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即皇帝，皇帝应该做什么，和文人应该做什么，分得一清二楚，其明智的言论今天听来仍然充满了真知灼见。

唐太宗的明智还表现在他为政的正确观念上，他以尧、舜为效法的对象，以秦、汉的兴亡为教训，不到海边，不封禅，不求仙，也不巡游。能做到这点的，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几个来。

唐太宗的书法也有一定的水平，他最擅长的是飞白书法。他主要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注意对技法的研究，写了《笔法论》、《指法论》和《笔意论》，从初学书法到深入都做了论述。 贤德后妃

唐太宗作为一代的名君，他的后妃中也有两个和他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一个是皇后长孙氏，一个是徐妃。

长孙皇后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精通诗文，也聪明贤惠，和唐太宗一样很有气度，是个母仪天下的典范。她最重要的贡献是防止外戚专权，哥哥长孙无忌本来就和唐太宗有布衣之交，后来一直跟随左右，玄武门之变中又是功臣。所以唐太宗最他最为倚重。但长孙皇后却总是要求唐太宗降低哥哥的官职，以免再出现汉朝吕氏和霍氏专权的局面出现。她还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到临终时还对唐太宗说要防范外戚专权。她多次向唐太宗表明心迹：“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女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认识得相当深刻，外戚专权不但祸乱朝政，也会殃及家族，长孙皇后确实是有远见的。

对于后宫的嫔妃们，长孙皇后非常体贴，有的嫔妃病了，她不惜停下自己的用药去资助她们，所以她在后宫里威信极高。后宫里的稳定也为唐太宗理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仅如此，在唐太宗发怒要惩罚因为进谏而冒犯他的魏征时，长孙皇后还极力规劝，而不是火上浇油，终于使唐太宗醒悟过来。长孙皇后对贞观之治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

长孙皇后和唐太宗一样反对迷信，也不崇信佛教，提倡薄葬，临死时要求不可厚葬，浪费钱财，依山而葬即可，不用起坟。死时她年仅三十六岁，葬于昭陵。

至于徐妃，即徐惠，也很贤淑知礼。在唐太宗后来兴土木时她还上疏劝止，不可劳师动众，在《旧唐书》里全文照录了下来。

晚年错误与反省

贞观后期，唐太宗有了一些变化，先从纳谏开始体现出来。贞观十年，魏征发现他“渐恶直言”，这是唐太宗走向一些错误的开始。

一是征伐高丽，前后两次，不听大臣们的劝告，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得不偿失。不但唐太宗得了病，因为要大量造船，结果引起农民起义，激化了国内矛盾。

还有奢侈现象增多了。在贞观十六年的时候，唐太宗下诏说，太子所用之物其他机关不得限制，结果造成太子的严重浪费现象。唐太宗自己也开始修造宫殿，贞观十一年在东都洛阳修飞山宫，二十一年又修翠微宫。

还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看史官所写的起居注，这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唐太宗这个名君却犯了一个大的历史错误，他看起居注给唐朝后来的皇帝开了个坏先例，破坏了这个制度。

不过，唐太宗毕竟是个名君，在晚年他还能反省自己的错误，很难能可贵。他对太子李治教诲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你应该从历史中找古代的贤明帝王为学习的典范，像我这样的不足以效法。我做了许多错事，比如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常有兴造，犬马鹰隼没有不去的地方，行游四方又劳民伤财，这都是大错，你不要以为这都是好事，总想学着去做。”

在636年（贞观十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了痈疮，此后一直调养，开始服用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始皇和汉武帝用丹药，现在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到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吃了这个外国骗子的“延年之药”，结果使病情恶化。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丹药的毒性发作，终于不治身亡。享年仅五十岁

唐太宗历史贡献及晚年得失：

唐太宗曾说过：「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可见太宗对自己的武功治绩，曾经有过骄傲自满的心态。

历史贡献
其实，太宗所说的削平群雄，大定天下，自然是他的伟大功绩，但是这只是一个统帅的业绩，其他的将帅也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而安定国内形势，恢复发展生产，巩固并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其他国家的交往，繁荣学术和文化，这才是唐太宗作为一个皇帝的主要功业。

而在太宗与大臣论治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和君臣一体的政治局面，更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政治家多把唐太宗作为自己效法的楷模，把贞观之治作为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

晚年得失
到贞观中晚年，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古人，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大大地滋长，不再鼓励臣下对自己提出意见，臣下提出意见后，接受时多少也有些勉强，而在个人享受的贪欲方面也与日俱增。唐太宗自己承认，「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於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

但是总的说来，在贪欲和享乐方面，太宗还能注意到不超出人民所能负担的限度。

历史上的评论：

历史上对唐太宗的评价，从唐代的吴兢，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到元代的戈直，乃至明朝的明宪宗，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唐‧吴兢
吴兢在《贞观政要‧序》中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北宋‧欧阳修
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赞曰：「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元‧戈直
《贞观政要》集论的撰者，元朝的戈直说：「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这里所说，太宗在正心修身，齐家明伦方面，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主要是指太宗与其兄李建成的皇位之争。

明‧明宪宗
明宪宗在命儒臣订正重刊《贞观政要》时写道：「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

1，唐太宗纳谏的故事
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
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征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
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
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
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
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 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
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
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
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
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
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
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 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 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
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
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
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
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
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 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
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
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
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 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 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
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
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
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
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 唐太宗知错必改，知人善任，且胸有大志。
2。唐太宗反腐故事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对左右大臣说，我曾讲过，贪官们无不爱财，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应当怎样爱财。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俸禄都很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很大。若受人贿赂，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职、俸禄全被剥夺。这岂是懂得爱财？上算吗？唐太宗善于设身处地为官员们着想，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教育他们切莫去做那些将会导致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唐太宗不反对官员“爱财”，但反对他们爱财过度成为贪财，反对“受人财贿”，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告诉身边的大臣，官员爱财要取之有道，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靠合法收入———俸禄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有非分之想，如果贪得无厌，就可能落得“一朝彰露，禄秩削夺”的下场。从官员的私利来说，也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他要官员们学会算这笔账。
为了加深左右大臣的印象，唐太宗又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个宰相名叫公仪休，爱吃鱼，成为一种嗜好，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鱼。这样，他就能长久吃到鱼。因为他不接受别人的贿赂，不用担心有一天蹲大牢而吃不上鱼。无论君主，还是官员，都不能贪。如果君主贪婪，必定导致亡国；如果官员贪婪，必定遭致身败。《诗经》写道：“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见《诗经•大雅•桑柔》，意为大风刮得很猛，贪人败坏族类。）此话诚然不错。唐太宗告诫官员，站得正，才能立得稳。如果有贪欲，倒霉的就不仅是贪者个人：主（国君）贪丧国，臣贪亡身。“贪者败类”，贪者一人，会贻害很多人。从大处讲，会殃及一国；从小处而言，会殃及家庭、家族。
接着，唐太宗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载于《水经注•沔水》，说的是战国时代秦惠王想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到蜀国的路怎么走。于是想出一条计策，命人刻五头石牛，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挂着黄金。蜀国的人见了，以为牛拉屎能拉出黄金。蜀国国王贪图黄金，乃派出五位大力士，将石牛拉到蜀国。这一来，就开辟了一条由秦国到蜀国的通道，这正是秦惠王所希望的。秦国的军队随后而至，攻打蜀国，蜀国很快被灭亡了。
第二个故事载于班固《汉书•酷吏传•田延年传》。说的是汉代担任大司农职务的田延年，征用民间牛车3万辆，用来租赁生利。每辆车租金原先为1000钱，田延年用欺诈手法增加至2000钱，共得6000万，并将其中的一半即3000万私自吞没。他在做这件事情时，其冤家对头眼睛正盯着他，秘密地搜集其违法乱纪的材料。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冤家对头的掌握之中。于是田延年贪污3000万钱的事很快被揭发出来。大将军霍光说：“先把他关到牢里，然后交由大臣们公议处置他的办法。”田延年自知罪孽深重，又害怕受到惩处，说道：“我何面目入牢狱！”遂自刎而死。
讲完了这两个故事，唐太宗感慨颇深，叹道：像蜀国国王和田延年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现今我要以蜀王为借镜，你们也应当以田延年为前车之鉴，不学他们的样子。以上两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见于史书记载的真人真事。唐太宗用历史上的这两件事，有力地印证了主贪丧国、臣贪亡身的道理。大臣们听了，定当惊出一身冷汗，定当深长思之，信服唐太宗所说的道理。
教育与法制相结合唐太宗在给大臣们上“反腐课”的时候，既以教育者自居，又将自己置于受教育者的地位。他说，不仅官员们不能有贪欲，作为一国之君，他自己也不能有贪欲；不但官员们要吸取田延年因贪而败亡的教训，他自己也要吸取蜀王因贪而亡国的教训。他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告诫大臣们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位皇帝能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是罕见的。
贞观二年唐太宗那堂“反腐课”，是讲历史教训。贞观四年，他给王公大臣上了一课，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谈反贪。唐太宗说，人要知道畏惧，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我终日孜孜以求，不但怜惜百姓，为他们忧虑，而且也希望你们长保富贵。天不是不高，地不是不厚，我所以始终兢兢业业，就是因为畏惧天地（害怕做错了事遭到天地神灵的惩罚）。你们如能像我畏惧天地那样，小心谨慎，奉公守法，则不但百姓安宁，而且自身常得欢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钱财过多未必是好事（唐太宗在贞观初年说到，珍宝乃“身外之物”），此言可为深诫。如果徇私贪浊，不但败坏法纪，而且损害百姓。纵然事情没有败露，内心岂不经常忐忑不安？人老是处于恐惧状态，惶惶不可终日，时间长了，是会得病的。因贪赃而恐惧，因恐惧而致死，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大丈夫岂能因一时贪图财物，而害及身家性命，并且使子孙后代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们应当好好思量我这些话。
唐太宗给贪官们把脉把得很准，他知道贪官们心里在想什么。古今贪官的心理是相通的。我们不是听说，当代一些已经败露的贪官，他们在被“双轨”和逮捕之前，犹如惊弓之鸟，耳闻警车之声，即心惊肉跳，见到检察院的人，吓得面无人色吗？贪官们只要伸出了贪婪之手，他们就再也不会坦然地面对世人，再也不会有一日之安宁，就要惴惴不安地度日。古今贪官都是如此。唐太宗以上一番话，是会引起在场的王公大臣们的震撼的———无论他们是廉是贪。对官员，反贪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反贪教育断断不行，仅有反贪教育也断断不行。
3。唐太宗爱民故事
唐太宗对有功之臣李世绩更是关怀备至。李世绩回朝任兵部上书时，积劳成疾，重病缠身。太宗亲自探望，敦促太医认真治疗，甚至过问李世绩所服药物。太医向李世民禀报说：“此病乃多年风寒淤积所致，我有一验方，其它药物都有，只缺‘须灰’一味”。太宗迫不及待的问：“须灰是何药，能找到吗？”太医解释说：“须灰就是胡须所烧成之灰”。太宗一听，马上说道：“这药我有”。立即命人取来剪刀，亲自将自己胡须剪下，烧成灰后，又亲自将须灰调入药中，让世绩服下。李世绩服药后，病情迅速好转，很快便痊愈了。世绩被太宗剪须一事感动得“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唐太宗亲手将李世绩扶起，温和的说：“朕赖卿以安社稷，卿安则社稷安矣，朕煎须以治卿病，乃是为社稷计，不为卿一人之私也，何谢之有？”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诚然是也。

还有一次，唐太宗邀请李世绩入宫赴宴，世绩开怀畅饮，喝得大醉，在酒席上酣睡不醒。太宗担心他受凉，脱下自己的长袍，轻轻盖在李世绩身上。在场之人，无不为太宗爱护功臣的仁慈之心而感动万分。

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 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

一开始和兄弟争皇位.但后来 ,唐太宗在年轻时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在军事上:李世民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在虎牢之战中，一举翦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在政治上:第一，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的实行，使宰相的人数比秦汉时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
第三，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对西北等地区的管辖，另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
第四，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这既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内容之一。他重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能臣。
,到了晚年就有些骄傲自满,犯了许多错.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既好又坏的人.

有为的政治家,带来了一个朝代的兴盛.
一开始就有狠心决心,和兄弟争皇位.
贞观22年,太宗对自己的功过作了总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尤有不及,固多愧矣.).
太宗能在晚年对自己作出客观的评价,指出自己的过失,并不以为自己尽美尽善,实属难能可贵.
"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用来形容太宗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名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所谓的明君和暴君不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商纣王，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才力过人。继位后，重视扩张领土，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获得大批俘虏，并把商朝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但他刚愎自用，引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之长期征讨东夷，造成国内兵力空虚。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击败商军，帝辛见大势已去，便躲进鹿台（今河南鹤壁）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可以说他是兼明君和暴君于一生的，但最后是以暴君结束自己的一身的。
又如唐太宗李世民，在激变玄武门中，也杀了很多的人，他的政治对手，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全家都被杀光了，还让尉迟恭带血去见高祖，完全是一个暴君的样子。但在他的治理下，开创了贞观之治。最后是以一代明君的身份在历史上的。
所以，明君还是暴君，要看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如白居易所说的：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中国人的观点是，灭国之君一定是罪大恶极的，否则怎么会人心向背呢？（得民心者的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既然他们是有罪的，不但要大书特书他们做过的“坏事”，还要再踩上三脚把他们没做过的事情也加到他们的头上。

皇帝和普通人一样，年纪越大越糊涂越自满越昏庸，刘彻和李隆基前期牛逼不？一个下罪己诏一个让王朝由盛转衰。他们是昏君还是明君？定义一个皇帝的贤明还是昏庸要分阶段看。
中国历史上几百个皇帝，大致分为几类：一。大多皇帝是没什么作为的，很平庸的到死；二。昏君，没有让国家向前发展反而有损国力民心，只注重个人享乐个人权利，夏桀、周幽王、秦二世、宋徽宗等为代表；三，贤君，一般是开国皇帝和中兴之主，如刘邦，汉文帝、隋文帝等。四，最难评判的就是那些毁誉参半的皇帝：秦嬴政、刘彻、杨广、李世民等都算作这一类。他们于民族与国家有益，但也做出了一些坏影响的事情。
还有一类皇帝，是一定要定义为“坏”皇帝的，如光武帝刘秀，如梁武帝。刘秀对匈奴的退让，导致了匈奴的元气得以恢复，最终导致了五胡乱华；梁武帝出家为僧看着好笑，实际上是全盘否定华夏文明。佛教文化和华夏文明是冲突是对立的，他作为一个皇帝却崇信佛教，给他定下多大的骂名都不为过。
夏桀和商纣所处的年代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用残暴来形容，毕竟那是奴隶社会，杀人和杀狗没多大的区别。
至于李世民。当皇帝后的确算是少有的明君，但他当皇帝的手段确实值得诟病的。而且，他的杀兄弟囚父亲，的确导致了两百余年的唐皇室一直处于宫斗之中-----从来没有哪一朝那一代像唐朝那样。

庄子在《庄子 内篇 大宗师》中有一段话，”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道。“这句话大家一直有误解，理解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经常用在爱情中，描述贫贱夫妻百事哀，不如分开。然而，结合上下文，这句话本意是相濡以沫和相忘于江湖没有高下之分，古之圣君尧和古之暴君桀也没有什么分别，与其称赞尧而毁谤桀，不如忘记表象，去观察他们的本质。
《论语 子张第十九》中同样有一段话，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基本上可以代表孔子的想法。这段话的意思是，纣王没有传说的那么暴虐，只是他处于失败的一方，所有脏水都泼在他身上了，所以君子讨厌处于低下的位置。
子贡的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本质，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失败一方注定要承载所有的坏名声。从已有的一些史料考证，夏桀和纣王都算得上英明神武的君王，只是因为战败了，所有莫须有的罪名的被扣在了他们的头上。庄子和孔子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会为他们鸣不平。

个人认为:唐太宗是治世的明君。他之所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主要是由于他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听，昏君偏信。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朝在廉政建设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建立了一个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中央领导班子；重视地方长官选举，良好风气的宣传和行政监督，健全行政管理机制，及时预防了官员犯错，因此当时的官员相当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太宗皇帝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曾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夏桀、商纣记载不多，那些关于他们的多是传说。毛泽东在评价商纣王是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像夏桀 商纣王 为什么会亡国？都是因为昏庸和暴力导致的而且没有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比如秦始王也是暴君但不属于昏君，李世民虽然弑兄但是他创造了大唐盛世，贞观之治，为老百姓造福所以属于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