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最大，可以管理任何阶层
西欧：国王只对他的下一阶层起限制作用，（即称为附庸），，而对下一阶层的附庸没有直接的关系（即对国王来说，附庸的附庸，不是他的附庸），....

最大区别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君权至上，而西欧是王权衰微，诸侯割据。
原因：中国小农经济为基础，土地为国家掌控。而西欧实行采邑制，把土地分封给各级贵族。
封建制什么意思，分封建国。所以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不对的，中国的真正封建社会应当是周代。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国王只能有一个妻子，国王的权利并不集中，一个决定必须经过圆桌会议才能通过。最鲜明的是，对人性的摧残没有中国那么严重，没有太监，宫中侍女可以结婚

中国：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
西欧；采邑制度——等级君主制——君主专制

西欧是庄园制 中国是地主制

中国封建是中央集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西欧则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现在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从战国后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秦朝是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将各种权力收归中央，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到清朝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中央集权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国外封建制度中央显然没有这么多权力

要看时间
中国自秦至民初，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
西欧自东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后期，都是封邑制度，
就像东周初期的诸侯分封

中国只有周朝才是封建的国家 从秦始皇开始就不是了！

开始比中国晚，结束早。封建根基没有中国深

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存在很多争论，所以要想完全回答，那需要很多专家来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一场大讨论。这个事情进行了很多年，最后大家无可奈何，没有最后结论，但目前是跟着党的指导理论走的，所以一般认为，从春秋战国鲁税亩制度开始，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时期。事实上这个说法，很多人并不承认并为此继续争论。由此产生了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之根源，在于如何确定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上下界限，是上世纪学术界讨论的继续。
但是这个争论，来源于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如何理解。翦伯赞等一批史学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史学理论，所谓封建，就是封藩建卫。封藩建卫是封建制度的本质，故而，随着君主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后封建时代。然而按照郭沫若等一批史学家的观点【这批人是跟着党的舆论走】，春秋鲁税亩制度之后，承认土地私有化，这才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开始。翦伯赞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束的时候，郭沫若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才开始。
所以，你的问题需要如何确认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按照郭沫若这批人的观点，鲁税亩制度之前是奴隶社会，而后是封建社会，由此产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特点是君主高度专制。于此对比的是西欧君主不能专制，国王想征税还要邀请诸侯贵族来讨论，如贵族不同意，国王就无可奈何。
中国与西欧封建制度之最大区别，在于君主是否高度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源配置处理等制度。
西欧封建社会的贵族可以对下属子民进行自由征税，但在中国，官员如此作为就是鱼肉百姓，可杀头处置。

至于说农奴情况，南北朝时期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农奴。隋唐两宋时期都存在农奴，元朝、晚晴时期，甚至是在1930年代，民国的个别县区还有农奴，个人、家属都不属于自己，属于地主所占有，没有自由和财产。

当然有区别，西欧封建制度下存在农奴，他们没任何人身自由，是庄园主的财产，和奴隶相比只不过是专业性更强(奴隶什么都得干，而农奴更多时候只干农活）；而中国封建制度下不存在奴隶或农奴，只有因贫苦而被迫给地主干活的长工，他们不是地主的所谓财产，处境比西欧的农奴好些。此外那时的西欧有一句话叫“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而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才疏学浅，暂时知道这么多，望采纳。

经济基础不同，封建集权政治制度和封建集权程度不同

中国最初的封建社会和西方的没有大的区别，都以分封制为特征。这种分封制从西周正式建立到秦统一消亡。秦朝以后政权的组织形式基本采用郡县制而不再是分封制，所以秦以后的中国社会似乎不应称为封建社会，因为封建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是指分封制。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从秦朝到清末叫什么社会？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理论的不足甚至可能错误。如果我们一定不要放弃这个五阶段理论的话，那么我们大可以像楼主提出的称这段历史为“集权的封建社会”，毕竟这段历史的社会形态以“集权”为特征。
那这种“集权的封建社会”的确比“分权”的要稳定，但它却并不一定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上，“分权的封建社会”过后也曾出现了相对中国短期的“集权的封建社会”。比如法国在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普鲁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以及二月革命前的俄国。然而这并没有导致这些国家停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至于更根本性的原因，我想可以从生产力的角度探索。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是生产力的提高，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是近代科学。而看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越来越缓慢，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因素，因此也长期不能出现类似的工业革命而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也许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中国的“停滞不前”。

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我们在上一章已考察了第一种“封建”概念，下面我们将分别论列和比较中、西“封建社会”的概念。
一、“封建社会”概念在中国的由来

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被敲开国门，有关中国古代封建的思想性争论便成了绝响。不满现状，立意改革的人们越来越不再瞩目于古代，而是效法西方，信仰“进步”，瞩目未来。但是，“封建”这个词却并未消失，而是反而渐渐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流行于社会。

“封建时代”的概念

“封建时代”的概念是在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比较中提出来的。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的第17册（6月8日）和第26册（9月5日）上，刊出了一篇名为“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这样三个时代，其间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的相同点最多，即同为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列国分立。此时政府(即贵族）的权力甚重，过于国君，就像欧洲所谓“少数共和政体”或“寡人政体”，尤其是接近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又由于作为此社会中之一部分的贵族于平民也甚相亲，所以也可以视这一贵族政治时代为民权稍伸时代。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异点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显著不同是欧洲自统一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仍为列国处在分裂状态，而中国自两汉以来却永为一统。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在春秋以前大略相同，而从春秋以后则截然相异。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虽然西汉有七国之反，晋有八王之乱，明有燕王、朱宸濠之变，但都为时不长，不构成列国之形。至于汉末的州牧，唐代的藩镇，也都是涌乱一时。所以，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考察其原因，一是因为儒教被定于一尊；二是因为种族的界限在中国不严，不同种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渐渐就没有了差别。至于一统与列国孰优孰劣，则前者利于安民，后者则由于竞争而能发扬民气。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第二个显著不同是∶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却没有。与世界万国不同，中国历来此风不盛，至汉以后，尤绝无之。布衣卿相之局已是司空见惯。魏晋九品中正制虽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流弊，但这并不是创立这种制度的本意。至于唐以后设科取士，下层平民更是可以“平地青云”。虽然还有皂隶奴才不许登仕版之禁，但这些人其数甚微，不能目为一种阶级。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战国时各国不能不延揽人才，敬礼处士，招致客卿，从而破除了世卿的藩篱，而孔子、墨子等圣哲，又都大倡平等之义，孔讥世卿，墨明尚贤，他们的门人弟子多出身微贱，遂使天然阶级之陋习一扫而空。然而，中国无阶级这一情况也是有利有弊，利在国民比较平等幸福，弊在没有竞争，相博而不能使“民气日昌，民智日开”，又由于“被治之民”中的潜在不满者有渠道可以上升为“治人之人”，得到富贵，所以“民气不聚而民心不奋”。

梁启超认为∶尽管统一与分裂，有阶级与无阶级各有利弊，但如果按照文明的公理，则还是以“合邦统一”与“无阶级”为优，所以说，中国的进化，实际上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但为什么现在拿中国与欧洲文明相比却有了天壤之别呢？这是因为在春秋以前中西相差不远，在这之后却是∶初期中国骤进而欧人如旧，后期则是欧人骤进而中国如旧。比方说，西方在古希腊即有民选代议之制，而中国则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众也从不自伸其权，这就是由于一统闭关和无阶级而自安之故。因而初看起来，恰恰是学理上的文明阻碍了事实（物质）上的文明。但实质上，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善用此学理。梁启超最后说∶

“此后社会上之变动，将有不可思议者，数千年之无阶级，俄变为有阶级矣。二千年之停滞，既不可以得进步，今日当于退步求进步，或者我中国犹有突飞之日乎？”i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在上世纪末发出的对于本世纪的相当准确的预告。中国不久就进入了一个广泛动员，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而在经历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动”之后，直到今天——在已经可以看到二十一世纪门槛的今天，我们也许才可以说，中国看来已经在退出这一过渡时代，而走入一个比较平静相安，经济发展和自然分流的时代。

在梁启超看来，封建时代与他所处的时代是不衔接的，这中间隔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可以名之为“统一时代”或者说“无阶级时代”。严复的看法稍有不同。1904年，严复出版了他翻译的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1861-1939）的一本书，该书原名为《A History of Politics》（直译为《政治史》），严复易名为《社会通诠》，这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该书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谈政治。在为该书译本写的“自序”中，严复感叹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差异。他接受甄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进化都是由图腾社会（Totemistic Society ）或“蛮夷社会”，进到宗法社会（Patriarchal or Tribal society），再进到今天欧洲的军国社会或“国家社会”，而在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封建时代。验之于中国历史，严复认为∶中国从唐虞以来直到周代，这两千多年“皆封建之时代”，而宗法也于此时最备，而秦“郡县封域，阡陌土田”，虽然是侵夺民权，属“霸朝之事”，但“迹其所为”，还是要由宗法社会转向军国社会。然而，由秦至今又过了二千多年，今天中国的政治、风俗以及思想文化，都还是未脱宗法。这样，严复就实际上认为中国有四千多年是处在宗法社会之中，而宗法社会又可分为两个时代∶周以前是封建时代，秦以后则是一个向军国社会转变，却仍未脱离宗法社会的时代。ii 中国有史以来的四千多年为一纯粹、完整的单元以及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于此都能发见端倪。

总的说，“封建时代”的概念直接产生于中西比较，并且主要是由西观中；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历史学上的时代概念，未离史学范畴；它也基本上是从政治（国体）的角度观察，而未涉经济形态；观察比较者的意思虽然是有感于中国相对于西方来说的不进或缓进，但并不是 要为直接行动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在这里所用“封建”的含义与古义基本相合，并无意义上大的转折，所以，论者对西周为封建时代决无疑义，只是上、下限略有不同。

“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

由于我们不是要探讨“封建社会”概念偶尔和个别的使用，iii 而是要探讨在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进行认真说明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一种系统解释，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一意义上，“封建社会”概念的首先提出是在1929年，而恰恰是在这一年提出这一概念应当说是耐人寻味的。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国共分离，农运、工运等群众运动遭到压制，革命转入低潮，大批热血者不得不重返书斋。1929年，陶希圣在《新生命》1929年第2卷第3-5期上发表“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以“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