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政府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8年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全部文字解说词家我的V：mydreams887）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縯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四十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邬文玲：到公元1世纪的时候，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六千万，国土面积的话大约有六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时虽然经过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当时的综合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它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仍然带有古典时代，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它还是仍然是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长距离的转运进行补给，所以说这时候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年仅二十九岁的刘秀也是反莽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里是昆阳古城墙遗址（河南省平顶山市），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湿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　　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縯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莽军声势退于昆阳城中，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颤，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一方面仍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　　当天晚上刘秀率十三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三千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三千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史载：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地一举击垮了号称百万实则为四十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宋艳萍：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王莽军的主力被歼，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还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縯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刘縯、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縯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縯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縯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縯，刘秀也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　　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城之后，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刘縯服丧，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縯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

公元23年农历十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十五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先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赵凯：更始帝刘玄，他是以西汉政权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刘玄他先进入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这个王朝的继承者，那么他理所当然就应该去这个西汉王朝的首都，把长安作为他的首都，他这样做可以提高他这个新政权的合法性，可以维护他的正统性，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所以他选择长安作为他的首都。”）　　而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另一支声势浩大的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　　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荐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宋艳萍：大司马事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郎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称帝以十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维艰。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赵凯：郭圣通，她的父亲是当地的豪强大族，她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她这个家族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结成婚姻，他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桩政治性的婚姻。”）　　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谷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这是邯郸现在仍然遗存的汉代城墙，有6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现在只留存了一小部分。　　公元24年五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郎，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　　公元25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鄗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筑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祝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辞。　　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三十一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穆，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秤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　　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九月，赤眉军攻下了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邬文玲:赤眉军一开始势头大胜，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赤眉军实际上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十年的时间，但是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对征服之地打过了就是打过了，没有对它进行有效地行政管辖，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那跟他们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刘秀军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首先有一个想征服全国，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他的作战方式是步步为营，打一个地方征服以后他立马进行有效地控制，进行管辖，一方面攻城略地，同时进行有效地治理。”)　　洛阳，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畿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十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祚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魏洛阳城故城考古队 队长 钱国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刘秀和洛阳城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他是在跟随更始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洛阳来修建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正式建立东汉政权之后，以洛阳建都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市在整个的东方，刘秀因为是从南阳起军，在河北逐渐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那里兴盛起来，这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以洛阳为都可以统治整个东方区域，当时的西汉长安城绿林军和赤眉军多次的劫掠，宫室建筑焚毁一空。”)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六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隗嚣（ao）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划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面前。　　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经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策士纵横的战国时代.　　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隗嚣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认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就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隗嚣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隗嚣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隗嚣、公孙述，但现在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多年后的公元49年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他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五溪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援提出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致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这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 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五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控管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邬文玲:根据史书记载河西地区窦融集团在建武八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政权的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是在建武十二年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汉简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有建武八年之前的年号，早起的年号，实际上这个时候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它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积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隗嚣、公孙述不同，窦融认清人心思汗的形势，果断地易帜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助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　　公元34年，隗嚣集团彻底败亡。　　公元36年，吴汉、臧宫率领汉军攻入成都，消灭了公孙述。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本身光武帝他底下良将云集，比如说吴汉、贾复、耿弇（yan），这些最后都被列入云台二十八将，本身光武帝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前方的列阵和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战争的胜负。”）　　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宋艳萍：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托古改制，但是新政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他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华所献赤伏符中的谶（chen）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作为他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成功的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重要力量。”　　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德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夫创业。”　　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与尊崇。　　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二百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　　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赵凯：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们从经济上、政治上，包括个人名誉上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所谓远，就是说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样，这个政策得到了开国元勋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点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士，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儒学大师欧阳歙（xi）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邬文玲：退功臣而进文吏，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所谓退功臣实际上简单地说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给他们丰厚的一些俸禄的待遇，就是架空他们的权力，于此同时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的，懂得文罚吏事的这样一些文官来承担，所以这个时候他同时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把武官系统基本上统治体系都给解除了，完全实现了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一个转换，退功臣而进文吏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用文官治国的这一套制度，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宋艳萍：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在战争期间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他对儒学更加重视，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还到大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崇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狱听讼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光武帝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置三公、事归台阁，他用了很多很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非常严，一旦位列尚书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他也经常把他弄到朝堂上去鞭笞，对吏整治的非常严格。我想可能柔道治国是他的目的，铁腕治吏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理解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找到柔道治国和铁腕治吏之间的平衡了。”）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晔、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治吏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　　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木简署明的时间为建武十九年，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赵凯：所谓度田就是国家重新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土地和人口来缴纳赋税，来承担赋役，就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有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　　欧阳歙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千余万，尽管欧阳歙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了，他并要处死他。　　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马徒欧阳歙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疾言厉色，拒绝赦免备受尊崇的欧阳歙。这个故事是合阳县提线木偶团最为重要的一段演出，提线被剪断即表示了欧阳歙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度田政策的决心。　　光武帝厉行度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丁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为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简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　　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