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墓志铭揭示出李世民果然篡改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2021年,李建成的墓地被发现,其中简短的墓志铭揭示了李世民可能篡改了历史...

想知道史学界对李世民改史这件事上的看法与解释,还有现有的出土墓志铭有佐证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资料吗

李建成墓志铭揭示出李世民果然篡改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

2021年,李建成的墓地被发现,其中简短的墓志铭揭示了李世民可能篡改了历史。



李建成的墓地非常寒酸,志盖为盝顶形,顶边长40厘米,斜边长11厘米,底边长53厘米,高12厘米。墓志铭也非常简单,就只写了:“大唐故息隐王墓志,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於京师,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其中的谥号“隐”字被发现有多次涂改,这揭示着可能李世民改了历史。



史料记载,李世民在给哥哥李建成找谥号的时候,大臣都来建议,并给出了一些不好的词,比如“戾”,违背叛逆的意思。但是李世民否决了,最终改成了“隐”,有哀怜之意,这个词好了很多。为何要改呢,按照史书记载李建成确实是谋反了的,这一改,只能说明史书记载可能并不是事实,李世民篡改了历史来美化自己的形象,李建成可能根本不是个不学无术、无治国之才的人,这其实也能从其他史料中分析出来。




历史上,李建成是一个冥顽不灵、桀骜难驯并且沉迷酒色的人,根本不适合做太子、管理国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李建成一直跟着李渊打天下,时常领兵打仗,且建国之后,为了帮助父亲李渊缓解四面楚歌的情况还担任了监国之职,最后稳定后还被李渊认可封为太子,这样的人肯定有有政治才能的,怎么会是历史上的形象呢。且李渊起兵之前,还将十分重要的河东基地交给李建成,而李建成更是在当地赈济百姓,广泛结交,最后很多河东人参加了起义军,可谓是很有成绩的。这都可以证明李建成现在的形象确实是被黑化的。而能黑化一位皇子的,那就是最终坐上皇位的李世民了,他为了美化自己抢夺兄长的皇位的事实,篡改了历史,毕竟成王败寇,事实总是胜者说了算的。

李世民和李建成都是经过了玄武门之变的。而历史上的李世民确实是谋权篡位的。所以说他的墓碑上面才会有这样的文字。
首先,寒酸的墓志铭可以看出成王败寇的逻辑。这说明失败后的李建成是多么的凄惨,根本不像一个太子。可见李世民的确对李建成做过打压。所以说李建成并非庸懦无能之辈,他有着相当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因此,李建成完全是被黑化了,而且一黑就是上千年。而李元吉也并非那么小人。
1首先,寒酸的墓志铭可以看出成王败寇的逻辑。这说明失败后的李建成是多么的凄惨,根本不像一个太子。可见李世民的确对李建成做过打压。
2另外就是李建成的谥号,他的谥号是"隐",但是据说当时很多大臣提议给李建成的谥号定为"戾",这样定谥号自然是为了讨好李世民,因为这个字有明显的负面含义,所以史官认为定这个字为谥号更为妥当。

甘肃出土的一墓碑,揭开了李世民真面目,玄武门之变另有隐情吗?

一直以来,众人都觉得李世民是千古名君。虽然他弑父杀兄,发动玄武门之变,但从他内心来说,他是不想这么做的,这都是被逼无奈。回看历史,许多人会不由自主的将错误归咎在李建成、李元吉的身上,认为是这两人"先撩者贱"。孰不知,这件事情可能另有隐情,李世民或许并非像史书记载的那般"无辜"。为什么敢说这样的话?这当然不是空口胡说,而是有根据的。



首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史书不仅是记载历史、反映历史的书籍,它也是胜利者引导舆论,彰显功绩的工具。在《旧唐书》这本书里面,有一大段称赞李世民的话语,里面大篇幅的赞扬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正确性,顺便还描绘了"贞观之治"的盛况。正是里面的这些"彩虹屁",让后人们对李世民颇为称赞。大家都觉得,李世民无辜可怜,受着李元吉等人的欺压,最终小白兔急了咬人,这也能理解。



纵观历史,无数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能够称王称霸的人,绝不会是单纯的傻白甜。如果哪本书里,提到某个人的时候,都是无数赞扬的话。那么,需要警惕这本书的真实性了。当然,反过来也一样,要是哪本书里对某人说尽了诋毁的话,这也是不正常的。这样看来,《旧唐书》里对李世民、李建成的描述,是有猫腻的。想想看,如果李建成真的一无是处,是个让人厌恶的人,李渊可能立他为太子吗?这肯定不可能,因而,李建成这个人,并不像书中描绘的那般不堪。他之所以会给世人留下这样恶毒的形象,是有人做的手脚。而这个人是谁?不用想都知道,定是李世民了。



或许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旧唐书》可是在玄武门之变后300多年,才出现的书籍,李世民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操作这本书。其实,这没什么不可能,他想要影响后世作者的写法,这很简单。他坐上了皇位,史官们就得在他手底下小心翼翼的讨生活。他让这些史官怎么写他的工作日志,这些人就得怎么写,甚至,他还可以让人将他以前的记录全部篡改一遍。后世的作者,要写关于他的故事时,参照的就是这些史官们留下的日志、日记等。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后人的看法就被影响了。



其次,甘肃出土的《常何墓碑》的墓志铭也从侧面证明了李世民的不简单。根据这上面的记载来看,一位叫常何的唐朝将领,参与到了李世民的称王之旅中。这份墓志铭中,先是提到了常何是瓦岗军时发生的事,接着提到了投降后,他跟在李建成身边的事,最后提到了他统领北门禁军一事。他本来是李建成的人,当了禁军以后,他效忠皇帝。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发动玄武门之变,是因为他提前收买了禁军,在玄武门做了埋伏,这才成功除掉了李建成等人。但是,常何是李建成的人,除了他以外,肯定还有禁军是李建成的人。既然如此,李世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将这些人收买了呢?看来,事情有隐情。

这上面提到了李世民赏赐一事,给常何的就有"赐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给禁军的有"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从这些赏赐中可见,李世民很舍得在禁军身上下血本。都说不利不起早,他这么做是干嘛呢?不可能是心血来潮想做好事吧?这很明显,李世民在收买人心,他已经有了打算,干一件大事。他这一番行动,不可能了无生息,于是,李元吉觉得不安了,对李建成进言:"托疾不朝,以观形势。"但李建成表示:"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看来,李建成很有自信,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中。



李建成不担心,一是他觉得禁军忠于皇帝,想收买他们,很难。二是他觉得禁军里面有他的人手,一旦禁军有风吹草动,他能立即知晓。这两点因素,确实能让人安心,可惜他低估了李世民。要知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心中有想法,并且肯为想法去付出,那么终究能成事。更何况,有钱可使鬼推磨,在李世民不计血本的诱惑下,这些人怎么抵得住。一位皇子,费尽心思的收买禁军,他目的为何,这不言而喻。李世民这哪里是单纯无辜的小白兔呀,这分明是扮猪吃老虎。

果然,真相都是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史书对李世民的记载,明显失真。不过想想也能理解,这弑父杀兄的名头不好听,李世民不想背着这个污点让世人谩骂,他自然就会想些办法来美化自己。所以,史书上的记载,无聊时看着消遣下就行,当不得真。不过,里面蕴涵的道理和智慧,却是值得细品的。



就说李世民收买禁军一事,这是他未雨绸缪的表现。如果他没有早早做好准备,等到李建成对他发难时,他就会成刀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李建成早早就被李源当成继承人培养,能力肯定是有的,他绝对不像史书记载的那般平庸。他只是被暂时的自信迷了眼,要是他反应过来,察觉到了李世民对他的威胁,就会行动,到时候,李世民就被动了。所以,李世民提前行动,这是正确的。

不是,李世民确实是在受到李建成的打压后才进行反击的,他使用手段收买禁军也是反击的一种的策略。
甘肃出土的《常何墓碑》的墓志铭也从侧面证明了李世民的不简单。根据这上面的记载来看,一位叫常何的唐朝将领,参与到了李世民的称王之旅中。这份墓志铭中,先是提到了常何是瓦岗军时发生的事,接着提到了投降后,他跟在李建成身边的事,最后提到了他统领北门禁军一事。他本来是李建成的人,当了禁军以后,他效忠皇帝。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发动玄武门之变,是因为他提前收买了禁军,在玄武门做了埋伏,这才成功除掉了李建成等人。但是,常何是李建成的人,除了他以外,肯定还有禁军是李建成的人。既然如此,李世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将这些人收买了呢?看来,事情有隐情。
说不准。现代人对历史的了解都来自于史料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史料记载就一定是真凭实据,所以具体是什么情况只有回到唐朝才能真正知晓了。

刀妙琏墓志铭的出土,揭开了李世民与杨广之间的什么关系?

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攻打洛阳王世充,持续近一年时间的洛阳虎牢之战就此拉开帷幕,而王世充在不敌李世民的情况下,向窦建德求援,结果李世民一举拿下了窦建德和王世充,立下不世战功。

王世充出城投降之后,李世民进入洛阳城。作为隋朝的东都,洛阳城中尽是世家大族,李世民自然对他们礼遇有加,出于政治目的,李世民将洛阳城中的很多女子包括宫中女子、世家大族的一些寡妇和少女,实际上多半为籍没的罪人,带回了长安。

到达长安之后,这些女子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了李渊和李建成的宫中,还有一些进入秦王府,准确来说应该是天策府。李世民班师回朝之后,因为其不世战功被封为天策上将,李渊专门赐了一座弘义宫为天策府。

进入天策府的女子,比较著名的有韦珪、韦尼子和隋炀帝女杨氏等,韦贵妃即后来著名的韦贵妃,出自京兆韦氏,她原本是有丈夫的,即李子雄的儿子李珉,两人还生了一个女儿,即后来的定襄县主,结果后来李子雄跟着杨玄感一起搞事情,事败之后,韦珪就成了一个罪妇,没入宫中为奴。

再后来天下大乱,隋炀帝也到了江都,李渊进入长安称了帝,韦珪在这个时候可能就回到了娘家,然后被李世民带回了天策府,同时被带回去的还有韦珪的堂姐妹韦尼子。

韦珪后来成为韦贵妃,为李世民生下一子一女,韦尼子则成为韦昭容,并未生育。除此之外,还有隋炀帝之女杨氏。杨氏也是在同一年成为李世民的妾室,再后来成为妃子,为李世民生下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李世民第三子李恪。

韦珪、韦尼子和隋炀帝女是同一时间进入天策府成为李世民的人的,其实与他们同时进入天策府的还有一个人,即刀妙琏。刀妙琏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但并不见于任何史籍,因为她去世的比较早。

刀妙琏出生于589年,这一年还会比较重要的一年,隋文帝灭掉了南陈,实现了基本的大统一。

刀妙琏和李建成同岁,却比李世民大了九岁,她很小的时候就以“聪颖驰名”,声名远播,然后就被选入东宫,杨广登基之后,刀妙琏被封为才人,正五品,位分虽然不是很高,但也不算低,两年之后,她又升为正三品的婕妤。

由此可见,刀妙琏还是比较受宠的,但奇怪的是,后来隋炀帝下江都,并没有带着刀妙琏,所以等到隋朝被灭了之后,刀妙琏就被李世民带到了天策府,成为李世民的一名小妾。

刀妙琏到天策府的时候已经是33岁,而李世民只有24岁,要说李世民对刀妙琏有多少感情是不可能的,李世民多半是被动接受的,毕竟,整个大唐,他虽然是万人之上却也是两人之下,上有李渊和李建成,自然轮到李世民的时候,质量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既然接受了,就算是天策府的一员,成为李世民的细人,其实就是小妾之一,只不过,刀妙琏命比较薄。她死于武德八年的五月,而且并没有死于弘义宫,而是死在了长安城万年县的某个地方。

也就是说,刀妙琏很可能在生病的时候就被安排离开了弘义宫,而住进了万年县的某个专门的地方,她在天策府、在李世民身边的时间还不到四年,就香消玉殒了 ,去世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死后四天埋在了万年县的义善口,并有墓志铭。

这样一个没有子嗣的女子原本是会像过于一样永久湮灭于历史之中的,毕竟她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青史为之侧目,但是后来她的墓志铭却出土了,这才让我们知道了有这样一个女子的存在。

她原本是隋炀帝杨广的妃子,却在隋灭之后成为李世民的小妾,倘若她活得久一点,活到李世民登基称帝,也就成为李世民的妃子了。

一直以来,隋唐的皇族就有扯不断的关系,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的关系,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结果隋朝灭亡,唐朝建立,李渊也算是得了几个杨广的妃子,表兄弟之间,倒也说得过去。而李世民和杨广之间就有意思多了。

世人多半喜欢将杨广和李世民放在一起比较,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成为千古昏君的代表,一个成为千古明君的代表。

而论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李世民叫杨广一声表叔,而因着杨妃的关系,李世民也算是杨广的一个女婿,谁曾想,李世民还和杨广有过同一个女人刀妙琏。

这层关系向来是不为人知的,一来刀妙琏武德八年就去世了,在李世民身边呆的时间很短,没有子嗣留下来,二来刀妙琏虽然一生跟了两个皇帝,但她自己籍籍无名,并没有在史籍中留下任何身影,如果不是墓志铭的出土,相信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刀妙琏的存在。

刀妙琏她曾经是隋炀帝杨广的妃子,隋朝灭亡之后,她就被赐给了李世民,成为了李世民的妃子,杨广是李世民的表叔,李世民又娶了隋朝公主,杨广也算是李世民的老丈人,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两个还共同有过一个女人。
揭开了李世民和杨广之间的仇人关系,在李世民当年造反的过程当中,李广杀掉了他很多的亲人。
他们曾经是君臣关系,但是后来李世民起兵灭了隋朝,杨广自杀了,之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历史对玄武门之变如何评价

褒贬不一
为了权利之争,手足相残。
李世民是在唐统一全国后,通过“玄武门之变”而夺取帝位的。

近现代学者对玄武门之变从道德、或对以后历史的影响、或对玄武门的地理位置考据等角度出发进行论述,颇多腐儒之言,如王夫之说: “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要知道当时形危势格,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物皆命悬一线,内心的道德谴责与生死存亡比较起来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我从来不支持用道德问题代替实际操作的技术问题,所以,此篇玄武门之变的论述,希望以此为原则与大家进行交流:

第一、关于玄武门事件操作者的实际人数: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赐实封一千户。”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 从这两条可看出:杀建成、元吉时的实际操作人数应该在八十一人左右,这个数字包括唐太宗在内(如不是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人数就是十人之内)。事实上,当时的唐太宗是很凶险的,他不致丧命只是一些偶然性起作用。 “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如果敬德来迟,历史将没有唐太宗。从李世民要亲自参与厮杀,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人数的少。

我们再来看其他典籍:

《资治通鉴第191卷》:“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 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

从以上两条,皆可支持实际操作人数在八十几人的说法,很明显,这更像一次刺杀,不象一次战斗。

我们来对此进行考究: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 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门,锐甚,公谨独闭关拒之。以功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实封一千户。”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其宫府诸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

《资治通鉴第191卷》:“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俊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

从这些可以看出:当建成、元吉被杀死之后,其宫府兵立攻玄武门,并杀守将。从“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 ”可知,君弘 是关键人物,杀了他,足以报太子矣。为何君弘如此遭东宫府兵之痛恨,因为他也是凶手之一,只不过,他是一个没有动手(杀建成、元吉时)的凶手。

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言:“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唐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权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

由此可得结论:这是一场集体谋杀案,不止是谋杀的实际进行者,连同所有的旁观者都是凶手。玄武门的驻军既是旁观者,也是杀害建成、元吉的凶手,当然包括战死的屯营将军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

“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不得入”,虽张公谨多力,但从“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来看,守门的兵马中归顺秦王的人也不少,应接近东宫、齐府的兵力(二千人),方能抵挡当时被复仇的怒火焚烧的心情激动的东宫、齐府死士犹其是英勇悲奋的薛万彻。要知道薛万彻是唐的一代名将,从灭窦建德到以后的灭薛延陀,征高丽等,其英勇是不容置疑的。《旧唐书·薛万彻列传》称其“筹深行阵,勇冠戎夷”。

所以当我们计算这场事变的实际操作者的人时,我们就有完全的理由肯定,不止八十几个人了,而是八十几个人加上玄武门归顺秦王的能抵挡两千人进攻的守军的人数。这样计算起来,人数就可能上千了。正是有这么多人的参与,李世民才胆敢发动这起事变。

第二、关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关于玄武门之变进行论述上所存在的问题。

1、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在引述《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时,《旧唐书》错当为《新唐书》,作为一个大学者,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而作为后人,这么久也没人为他指出,更不应该,不严谨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

2、陈寅恪在巴黎图书馆见到李义府撰的常何墓志铭,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是的,这常何墓志铭的最后一句写得很清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九年毫无疑问是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 陈寅恪认为常何当时任屯守玄武门之职,并说他是为李世民所利诱而转戈参与戮杀建成。但我在此想列出以下的疑点:

⑴李义府撰常何碑所言:“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唐亲卫、勋卫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翊卫置车骑将军。武德七年,改骠骑将军为中郎将,车骑将军皆为郎将,分左右。” 《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四·上》:“左右监门卫有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 可确认:玄武门之变前,常何的官职是中郎将。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载:“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 可见李世民登基五年后,常何的官职还是一成不变的中郎将 ,若作为当时在李世民最凶险和至关重要的一役给他以帮助的人,李世民作为一个赏罚分明的君主,绝对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论功行赏。

事实上,李世民在贞观五年,赐给常何帛三百段,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三“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唐太宗命百僚上书言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个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答, "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至中书令。而常何也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老实话推荐了一个人,就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帛三百段),可想而知,如果常何真为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唐太宗会如何对他进行封赏?唯一的可能就是常何根本没有参加当日的玄武门之变。

⑵如果常何真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而《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也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记载的。根本无须陈先生从一个墓志铭上寻找蛛丝马迹。

⑶此墓碑出自李义府之手,观李义府一生之卑劣所为,此人之言绝不可信,所以常何碑的可信程度也值得怀疑。《旧唐书·李义府传》:“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像这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作奸犯科,没有诚信的人,为何我们偏偏不信正史而去相信他呢?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笑里藏刀的成语就是来自李义府本人原型。

综上所述,常何碑所载不可信,陈寅恪的观点无法成立。

陈寅恪是我林俏龙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他历史感觉敏锐,要知道这点是治学最关紧要的,没有敏锐的历史感觉,只会做一个平庸的学者。事实上,陈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一方面源自于知识的渊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历史感觉敏锐。他的确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学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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