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生活在我国战国时期前期，当时是七雄争霸的时候。庄子反对非争议的兼并战争，反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黑暗社会极为不满，不愿与统治阶级合作，宁愿辞官归隐，过着清贫的生活。 1庄子主张绝对的思想自由。 2庄子创立了相对主义学说。 3庄子提出了齐生死，等万物的妙论。 4庄子主张“法天贵真”“复归元朴”，以“自然为宗”。

庄子一定会顺时势发展，彻底贯彻道家的无为

　　庄子是虚无主义者,他主张“弃知去己”(丢掉一切知识,忘掉自己的所在)、“舍是与非”(不要是非观念),庄子是悲观主义者,感叹人生无常,出世若梦,显然,这时一种十分消极的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消极思想,乃是一种生当乱世“愤世嫉俗”的产物.

　　但是,对乱世的感受和“昏上乱相”的憎恨,庄子采取的态度并不是面对现实起来积极斗争,而是以轻蔑的态度否定现实的一切,“无为”(什么也不做)、“无用”(放弃一切社会职责),企图用逃避现实的办法来“苟全性命”,并通过幻想来求得自我解脱.

　　庄子及其追随者玩世不恭、自我安慰,编造出种种虚幻的精神境界来欺人骗己,在哲学思想上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在人生观上成为一群悲观厌世、以至消极颓废的虚无主义者.

　　尽管庄子学派们在公开揭露社会黑暗、讽刺嘲弄某些反动统治者方面,客观上有一定意义,但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充满庸人气味的处世哲学,只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今天看来,却是完全不可取的,必须严格加以批判.

　　坦诚的讲，我个人也很欣赏庄子，尤其是他在《逍遥游》中提出的“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果然是一种境界！但是我在大学里老师就是这么讲的，我敢不认同么？有“异端”思想就意味着考试不得分！没办法，出于种种功利性的考虑，无形之中也就接受了这种观点（你别说我虚伪哈）．当然，百家争鸣是值得提倡的，如果你还是个学生，最好还是照着课本来，我想多数课本还是对庄子一分为二、但是贬大于褒的吧．要是你已经步入社会，想平心静气的研究一门学问的话，推崇庄子的思想也未尝不可．再说这又不是什么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讨论，得瞻前顾后，或者干脆弃权...学术思想，理应活跃才对．

我觉得楼主的想法和庄子的思想无关啊
“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只是我们常想去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然而在现实和理想是有很大差异的，也就是说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允许我们或者说是不可能去达到那样的一种境界了
知足常乐，所以楼主的心情也不用不平静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就好

你有没有看过高中语文课本的《白话清高》里面对你说的自身的问题有些探讨
如果说庄子 个人认为没有过时
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自由的空间 但是关键是不是可以做到

老庄走的是中庸之道,不大笑,不小泣,不高兴,不痛苦......,不穷不富,够用就行,也不是为了活着而存在着或者是因为存在而活着,
不过人的情况是复杂多变的,人就这么短短的一辈子(打算你能活80岁,也不过近三万天而已),自己怎么高兴就怎么活,没必要观注别人呢?

没有 支持庄子

关于庄子的处世哲学，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以下几种：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里认为庄子是“混世主义（滑头主义？）”。冯契先生认为庄子是“避世之士”。①庞朴先生认为庄子是“游世”。②何兆武先生的说法基本上与冯契先生相同。③闻一多先生则将道家（主要指庄子）比喻成“骗子”。④我认为以上几种说法都不全面，兹尝试论之。
　　先说“混世”。“混世”极易给人一种得过且过、不负责任、全无心肝的印象。但是通观《庄》书，庄子却更象一位悲天悯人的、具有终极关怀的智者。这可以从一破一立两方面找到证据。一是揭露痛斥残暴的政治，这可谓破。如《列御寇》中说：
　　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庄子。……庄子曰：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虀粉矣。
　　又如《说剑》：
　　昔赵文王喜剑，置以士夹门，门客三千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
　　又如《则阳》：
　　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
　　再有《胠箧》：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等。对于杀人盈野盈城的人间世，对于险诈丑恶的统治者，一个混世主义者大概不会有兴趣去痛心疾首，更不会有兴趣为此著书立说对之大加抨击。混世者应该是与世俯仰，或者“与世推移”“掘其泥而扬其波”，最起码也要“万事不关心”。象庄子这样“心明眼亮”、眼里不揉沙子，怎么会是混世？
　　再说立。庄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就是无为而治。如《天道》：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者，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
　　《天地》：
　　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
　　《在宥》：
　　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
　　《应帝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等。庄子虽然讲的是“无为之治”，但他讲“无为之治”本身却是“有为”。他这样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教导别人无为，也不象一个混世主义者应该有的行为。另外，他不止一次地象巫婆一样悲观地预言：“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食者。”就更不是一个混世主义者的声口。
　　在文化理想上，庄子既有破又有立，那就是他的著名的“绝圣弃智”的主张。 《胠箧》：
　　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肖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则天下不铄矣；人含其聪，则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则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则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又同篇：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
　　在这里，庄子就不是单纯地在讲政治理想了，他是在讲一种文化理想，只不过这种文化理想是隐含在政治理想之下。也就是说，“绝圣”是讲政治，“弃智”是讲文化。而不论是绝圣，还是弃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避免“天下大乱”。庄子的这种主张，也是有担当、有大情怀的主张，而不是简单的“混世”所能概括得了的。
　　再说避世。其实在《庄子》里，庄子已经明白否认了避世。《人间世》：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逃无所逃，避无可避，又哪里来的避世？关键在于，“避世论者”的出发点是他们“替”庄子看到了人间世的险恶和统治者的残暴，因而“替”庄子想到了避世。但问题在于，庄子除了看到人间世的险恶和统治者的残暴外，还看到了人的至乐。这种至乐有非常现实和感性的“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列御寇》）也有庄子心目中上古初民的古朴之乐“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马蹄》）还有庄子认为的“无为诚乐矣”的“至乐无乐”（《至乐》）。但庄子认为的最高境界的乐应该是精神上的悟道之乐，这就是在《逍遥游》、《齐物论》、《秋水》、《达生》、《田子方》诸篇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境界：“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
　　既然人间有这种乐，为什么要避世？“避世论者”只替庄子看到了人间的苦，没有替庄子看到人间的乐，一厢情愿，谬托知己。其实，即便是面对人间的苦，庄子也没有去消极地“避”，而是去不失为积极地面对。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他认为“死生，命也。”（《大宗师》）“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进而认为“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要“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
　　在具体处事上，庄子认为要“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养生主》）“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对于世俗的功名利禄，庄子采取的是一种“却”的态度，比如《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又：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宛鶵，子知之乎？夫宛鶵者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宛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梁国吓我邪？
　　而对于精神领域的道的体悟，庄子认为：“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刻意》）并认为道不可学，但他还是在《大宗师》里描述了一种悟道的渐进过程：
　　吾守而告之叁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
　　从这种详细的描写可以看出，庄子对于悟道采取的则是一种“求”的态度。虽然这种“求”是通过“无为”来完成的。
　　综上所述，对于人间世，“材”是一种面对，“不材”也是一种面对，那么庄子的“材与不材之间”仍然是一种面对。功名利禄是人间的，“道”是超人间的，但对于“悟道的无为追求”仍然是人间的。所以，庄子的“却”与“求”都是现实的、面对人间世的行为，不存在所谓的“避世”。
　　王先谦说：“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吾以是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⑤这话有道理。
　　再说游世。庞朴先生的“游世说”表面看好象最接近庄子的处世态度。他的这一观点得自“人能虚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山木》）和“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已。”（《外物》）但仔细考察，庞先生这一观点也有些似是而非。主要是，游世说给人的印象太轻松了、太审美化了。这与我们上面所引《则阳》、《列御寇》、《说剑》、《胠箧》诸篇中那些人世险恶的内容太不相符。而“游”字无论怎么解释也沉重不起来。虽然庞朴先生是明确反对“混世说”的，⑥但细玩“游”字，其中仍然有“混”和“避”的意味在里边。其实，在《人间世》中，庄子已经将为人、为臣之难表述得极为充分了。《列御寇》里，庄子甚至将宋王比喻成凶猛的骊龙，可见其残暴程度。另外，《秋水》中，庄子却楚王之聘，除了“尘埃富贵”这一层意思之外，还可以看到庄子全身免祸的良苦用心。惠施仅仅怀疑庄子与他争夺相位，就在梁国“大索三日”，如果不是庄子主动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一旦为惠施索得，亦恐“为虀粉矣。”从这种意义上讲，说庄子对于险恶的人间世“临深履薄”还差不多。试想，自存尚且不暇，又遑论游乎？
　　最后，是闻一多先生的“骗子”说。他的这一说法出自他的一篇题为《关于儒·道·土匪》的文章，这篇文章象杂文，不象论文。而闻一多先生的骗子说，在这几种说法里，我认为最不足为训。那是一种基于“政治赤诚”的曲学阿世，另一形式的“正确的错误”。这里就不多说了。
　　
　　下
　　我认为，上述几种对于庄子处世哲学的观点都只说对了某一方面，如果用它们来概括庄子的处世哲学则有失偏颇。我认为，庄子其实全面论述了处世的各个方面，之所以人们从《庄子》一书中得出不同的观点，是因为人们关注的内容不同所致。庄子全面讲述怎样处世的总纲在《养生主》，其第一节有一句话：“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句话涉及到了庄子所讲处世的四个内容，即：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我们如果只看到“保身”，那就是“避世主义”；如果只看到“全生”，那就是“游世”；如果只看到“尽年”，那就是“混世主义”了。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四部分内容构成了庄子处世思想的整体，这个思想的精神气质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从容面对。而且我们从《列御寇》里也可以看到，庄子欲死后“以天地为棺椁”，不薄乌鸢、不厚蝼蚁的旷达悲悯的情怀，也绝不是“混世”、“避世”这样的语词所能穷尽了的。
　　其实这四项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其中保身是基础，只有保身才能谈得上全生、养亲和尽年。《庄子》中讲保身养生的地方比较多，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养生主》和《达生》两篇。另外，庄子除了具体讲一些“用志不分”（《达生》）凝神养气的养生保身的技巧外，还谈了一些非常高明的与人相处的艺术。比如《秋水》：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
　　又如《渔父》：
　　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这两则引文一是说与人相处的艺术的，一是说用人的艺术的。无论是与人相处还是用人察人，都极为高明。在《渔父》同一段，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凡人心险于山川。”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对于人性的认识，庄子才在看似散淡无为（凝神养气）的养生之外，还加进了这么多技巧性和操作性极强的做人和用人的论述。可见，庄子所讲的“保身”实际上分“向内”和“向外”两部分内容。“用志不分”凝神养气是“向内”，以此来达到自身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消除滞碍，“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达生》）也即：“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达生》）的境界。与人相处则是“向外”的，高明的与人相处的艺术可以使自身得到有效的保护而免受侵害。就是要做到“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这样“三者若得，其名必极。”（《达生》）“向内”和“向外”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二者兼备才能真正达到“保身”的目的。
　　关于全生，庄子认为要全生，主要是不要以仁义害性。他说：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使天下惑也。 《骈拇》
　　又说:
　　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 《骈拇》
　　庄子提出要全生就不要用知。他在《缮性》里说：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澹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
　　又说：
　　古之行身者，不以辨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
　　而这方面的最高境界是“哀乐不入”（《养生主》、《田子方》、《德充符》），即：“心不忧乐，德之至也”（《刻意》）
　　关于养亲，庄子在《人间世》里提出了一个最高标准：使父母身安心安。他说：“是以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在此基础上，养亲须先意承志，而不必拘于具体形迹。“孝子操药以修慈父，其色憔然，圣人羞之。”“孝子不谀其亲”（《天地》）。这里面似乎也有一个境界问题，《天运》里云：“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孝成为一种自然本性，而这种自然本性与“全生”已经冥合为一。在《寓言》中，曾子因为不能以仕养亲感到悲伤还受到了孔子的批评，认为他还没有达到“无所县”的境界。孔子所说的这“无所县”并不是要曾子不去孝，而是不要时刻将孝放在心上，只有无心之孝才是真孝。也即《天运》里的“忘亲”、“忘我”。
　　“尽年”则是上述保身、全生、养亲之后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此种尽年并非“好死不如赖活着”，它是保身、全生、养亲的延续。此种尽年也并不是简单的为活而活，它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种高质量的活。《人间世》中，庄子提到两棵大树，它们都是因“无用之用”而得尽天年。《人间世》里的大树还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尽年。在《逍遥游》中也有一棵大树，这棵大树则包含了精神层面的高质量的尽年：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种尽年，连生死都已经置之度外，世俗的利害得失就更不在话下了。⑦超脱了生死利害的尽年也就达到了庄子所谈处世的最高境界：“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齐物论》）也就“至矣，尽矣，弗可以加矣”了。（《庚桑楚》）
　　中国的哲学和思想史一般是儒道对举（后来又加了一个“释”），而一谈到儒道对举，大多都要涉及“出世”与“入世”问题。儒家的入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道家一定是出世的吗？“小国寡民”“绝圣弃智”就一定是出世吗？全身免祸“尘埃宝贵”就一定是出世吗？我看未必。前者是一种政治理想，后者是一种人生态度（当然出世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那些真正的“岩穴之士”会有政治理想么？而在庄子身上，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说道家是出世的，但我在《老子》和《庄子》里却看不到寄情山水吟赏烟霞的闲情高致。历史上真正栖隐于深山大壑，不食人间烟火的逸士高人毕竟少之又少。所以我想，有没有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一种“在世”的中间状态呢？我认为，庄子是比较接近这种“中间状态”的，而不是所谓的出、隐、避、混、游。即：庄子的处世哲学是“在世的哲学”——不进不退，从容面对。这是我对庄子处世哲学的一点思考，也是在读相关文献时的一点自问自答，浅陋之处还请各位方家指教。
　　
　　注释　　
　　①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1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　　
　　②庞朴：《蓟门散思》，14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　　
　　③何兆武等：《中国思想发展史》，9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8月　　
　　④闻一多：《闻一多选集》第二卷，493-498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　　
　　⑤王先谦：《庄子集解》，1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　　
　　⑥注同②　　
　　⑦王长华：《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参考文献　　
　　《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中华书局，1983年5月　　
　　《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王长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诗论与子论》，王长华，学苑出版社，2001年6月　　
　　《蓟门散思》，庞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二版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　　
　　《庄子集解》，王先谦，中华书局，1954年12月　　
　　《中国思想发展史》，何兆武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8月　　
　　《闻一多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　　
　　《诸子百家研究》，高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　　
　　《国学概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新一版　　
　　《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7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

庄子是修道的人，因为“悟了道”，所以既洒脱，又自在，你要想知道他的境界，修行到了他的境界就知道了。一辈子在名相思想上作文章，无非是自增烦恼而已...佛学中称为“所知障”，知道的越多，反而是一种累赘呢！你看济公活佛，疯疯癫癫的，谁能够知道他的思想，他的处世之道呢？

这个还真要跟外界环境联系起来。不要死搬教条。
我只为如果你四十岁以下，应该进取，五十岁以上，可能知足常乐，他的部分观点可采用，但不能全用。

清净无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至于庄子的养生之道。我们知道，人的本性是要保持天然的寿命使其不中途夭亡。因此生命比任何东西都宝贵，但是世人却不爱惜生命，将生命浪费在名利上，这就太过于执着了，反而会使自己减损寿命。
因此，庄子认为，人活在世上应该做到顺其自然，换句话说就是追求人的本真、真性，而不是造作。因此庄子崇尚“无为”，摆脱俗事的困扰，追求天人合一，与自然融为一体。
而“庖丁解牛”可以说是庄子养生思想的一个体现。一般的厨师用刀切筋剁骨头，所以刀容易钝，他们就是太执着了；庖丁却知道顺应牛身上的纹理下刀，这便是顺应自然之理。
那么什么才是自然之理呢？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流水是最自然的了。水一般怎么流呢？往缝隙里流，而不是刻意地要穿透岩石。所以也可以这么说，道是处下的、不争的。不争才会接近“道”、无为才会顺应“道”，而有道之人才不会被外物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