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或者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就像现在的国家政策一样，有时候落实不好，不是政策的问题，是落实人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出现的问题推给儒家思想或者政策，这是我们首先要承认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仁、义、礼、智、信”，我想大家张口就能说出来，那么如何解读呢？不同的人解读出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在用到实际生活当中，还会造成偏差，这些偏差带来的问题，应该怪谁呢？

儒家思想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一种精神追求，讲究的是思想境界，提倡人性的光辉、知书达理、与人和善等，当然这一切主要都是士大夫层面必须遵守的，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巨大，有的甚至影响整个社会，古代皇帝的行为，为什么要以仁治国、遵守孝道、讲究金口玉言、讲究诚信，就是这个道理，皇后为什么要“母仪天下”也是这个道理，是让天下人学习和效仿的，是从上到下的一个榜样作用，而不是从下到上的一个要求。

我们都知道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中国人常讲“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不是有些道理呢，这就是所谓的念经人的事，如果他把经念歪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能怪经不好吗？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廉耻”就是最好的注解，在此时只需告诉他们什么是“礼义廉耻”就够了，并有人为他们做示范，也就是所谓的“以身作则”，毕竟“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当你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还会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让朱熹去饿上十天半个月，估计他就知道咋回事了。

比如宋朝的朱熹，他的解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简直就是一种歪曲，是从下到上的一种要求，是违背人性的，因为他自己不会遇到挨饿的事情，所以他觉得“失节是大事”，这样的结论不仅可笑，而且可悲，说明朱熹把经念歪了，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没有在底层生活过，不知道人间是怎么回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程颢当然也是如此。

而明朝的王阳明对此就有不错的解读，他的“知行合一”心学，就是从生活最底层获得的灵感，所谓“天理人性”的解读非常正确，如果他没有那段在社会最底层的锻造，那段剿匪的精力，估计他也很难理解这些，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阅读王阳明全集。

不管到什么时候，提倡人性的光辉，仁爱之心，遵守孝悌，知书达理，与人为善都不会过时，也不会毒害某个人，只有那种歪解才会带来毒害，你们觉得呢？欢迎留言，谢谢！

在近代社会中，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潮尤为强烈，于此同时，为了反对封建思想，破除那些落后思想的藩篱，对于各种传统文化也是极尽打压之能。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存在一种极度偏激的取向，对一切旧文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而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的正统学说，被历代帝王所推崇，一直绵延了数千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学几乎成为了众矢之的，遭致了各个方面的炮轰与打压。

在一方面，对于那些帝王之说的抨击是有道理的，因为儒学在封建社会中已经被异化为统治者的工具，而不再是真正的学说；但另一方面，全盘的否定也意味着将儒学中精华正确的部分所忽视，这对于我们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毁灭性打击。不管怎么说，当时的儒学就因此而被忽视。

待儒学再次兴起之后，伴随着研究儒学的热潮，越来越多的人会涌入这一领域之中，那么其中必然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会有许多并没有真才实学或是标新立异的人借助儒学进行招摇撞骗，提出许多一味求新却又完全歪曲了儒学本身面目的观点，在这样繁杂而又毫无营养的观点宣传之下，民众们自然而然会产生了怨气，同时也会将这种怨气带给到儒学身上，因此儒学就会招致人们的反感，从而逐渐没落。

儒家思想从孔子开始演化至今经历的是一个从平民学术到贵族帝王学术的漫长过程。首先，以孔子极其弟子为核心的儒家学术一开始走的是平民路线。相关的内容和思想在《论语》中均可体现。而孟子荀子等的开枝散叶已经开始使儒家学术分流。儒术最终服务于政治是在西汉董仲舒的改革之后，帝王利用儒术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根基，而儒术便开始向上层发展。

简而言之，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董仲舒那里。

同时，十三经的注疏以及后人的牵强附会已经很难再现儒家经典的原貌。

至于误国误民，我觉得不至于，更不是落后根源。至少儒术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先从修身开始的……所以很多儒家经典——十三经之类，都是先教你做人。摈弃宏观，从微小方面来说，教你做人的东西不会坏到哪里去。

关于这个的争执还是挺多的，以上只是个人观点。

同时，中国后期的各个领域的伟人们，无论文理，无论学术还是政治，连要求全白化的鲁迅都是旧式教育——也就是背背十三经接受儒家教育，然后与西式教育融合培养出来的人。

这个还是很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