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竹书纪年》的可信度有多高

发布时间: 2021-05-24 14:08:39 来源: 励志妙语 栏目: 经典文章 点击: 93

据说出土了一个《竹书纪年》,这个是正史?还是野史?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我们学习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已经被修改过的?真的是胜利者...

古本《竹书纪年》的可信度有多高

据说出土了一个《竹书纪年》,这个是正史?还是野史?真的还是假的?

到底我们学习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已经被修改过的?真的是胜利者描述历史,失败者就是一抔灰尘?有没有可能揭开历史的面纱,澄清史实?还有多少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多少是我们一直传承的错误?中国文化有没有断代?我们看到的掌握的学习的理解的,有多少是原汁原味?考古的结果可不可靠?好多问题啊,越想越迷糊!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

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扩展资料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周隐王二十年( 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官史,但却非正史,是春秋时晋国史官和战国时魏国史官所编写,也就是官方编撰的史籍。在西晋时给盗墓贼挖出来,但是内容过于惊世骇俗,不为统治阶级和社会主流承认。
《史记》本是私史,也是野史,却给视为正史,是司马迁父子私下编写的,还有西汉博士褚少孙补写部分。史记记载很多汉朝黑历史,不为汉朝统治者喜欢,但后来因为儒家思想占主流,史记影响力巨大,逐渐给接受为正史。
不能单单说谁真就谁假,只能不断去还原,任何史籍都不可避免带有主观看法,很多事情都是道听途说,都是不同角度解读。这两部史籍,都有共同特点,都是搜集了大量的传说,参考大量的资料,不同的是史记更偏于小说笔法,加入不少作者个人见解。而且都是曾经散佚,古本丢失,今本都是宋朝或明朝人编撰,可能存在很多错误或给篡改的成分。
《史记》主要作者司马迁,是西汉汉武帝时的史官,但这部史书却是他父亲和他私下编写,里面记载了大量秦汉的黑历史,司马迁秉承客观中立态度,不饰美,不掩恶。但是史家多为儒生,司马迁也是儒生,他不可避免带有儒家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和春秋笔法,也难免主观,对汉武帝比较厌恶,对汉文帝比较推崇,他以个人标准推崇所谓某些人物,另外他也难免会给参考资料所误导。上古时期,包括尧舜禹时的政治斗争就已经是很激烈,存在美化自己恶行的宣传,都喜欢吹嘘自己是因为德行好才给推举为首领,是为禅让制。商末时,西周趁商军主力征讨东夷,率诸侯联军,以多胜少,商军的奴隶大批倒戈,招致大败。周朝为掩盖自己曾经是商朝附属国的事实,美化自己政权合法性,大肆诋毁商朝和帝辛,乱泼脏水。但到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日丧,日渐式微,诸侯国的史官们在写夏商周历史时,也不再忌讳周王室,大肆揭露周朝的黑历史。
春秋时期的儒生,包括孔子在编写春秋时,就习惯夹带私货,鼓吹仁义道德那套,在他笔下,越是远古就是发明发达,人民都文明守礼,淳朴善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越接近作者年代就是越差,最终逻辑都必然是要国家强盛,社会风气良好,就得推广他那套儒家学说,宣传仁义道德,孔子追求的是恢复到周初,希望诸侯安分守己,不再互相攻伐。但其实都是作者的天真幻想,因为人类历史上,总体都是从黑暗向光明,从蒙昧向理性发展的,那样的越古越好,是违背常理的。
孟子也是如此,把周率领诸侯联军,以20万正规军欺负商军仓促拼凑的7万杂牌军,明明是以多欺少,却给他颠倒过来,说成是以少胜多,大败商军70万,是因为所谓的“仁者无敌”。墨家也非常相信上古时期,都是自愿禅让。但学儒出身的荀子却很怀疑那些古籍和传说,认为那些禅让都是假的,实际都是武力逼迫让位。战国时的法家人物也普遍不相信,存在所谓自愿禅让的,认为存在囚禁和流放等等。
最后谨记几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时候也就是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去看罢了,因为人为因素,刻意加盐添醋,随意美化或丑化,只是随作者心情,或统治者的喜恶。历史没有真相,只能不断还原而已。
正史不一定是信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更似一部儒家史。野史也不一定是谬史,因为真相总会让人怀疑三观。历史没有对错和真假,只有成败和教化!外国历史固然精准些,但他们只有准确的时间段所发生事件的大概而且断断续续,说白了只能拍电影看。而国史历史事件都精确到年月日甚至时辰而且所发生事情的细节都是连续不断的,电影电视剧都可以拍的不亦乐乎。
正史,那时候那个人有钱,去写那么多竹简。那是春秋,天天打仗,谁有闲功夫,又有几个人认字。野史也是纸出现后才有人写。
这么说吧,竹书纪年起码记载历史的成书年代起码比司马迁所谓西汉的“正史”早200多年以上,如果说,从写的时候往前推起码早300多年,你自己想吧,而且这是代表的西周王族后裔以及三家分晋的魏国的官方史官编修的史书,他们所处的年代处于东周春秋时期,而司马迁西汉所能收集到的民间史料和传说也毫无根据,比如三皇五帝世本,他也都是道听途说的,他写的就是“正史”,实际情况是,司马迁受刑,非西汉皇帝主张编修的史记,而是司马迁个人私下编撰的史书,最后被儒家确认为“官修史书正史“的,而别的官修的,西晋整理官修的就是冒牌货,做人不能这么厚此薄彼,还有左传的鲁国也是西周王族后裔封国,还有卫国也是西周王族后裔

竹书纪年的记载,究竟可不可信

学界关于《竹书纪年》的相关论文一大堆,仅仅知网就有不少,《纪年》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是需要通过思想史、版本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不同领域进行对话才能具体解决的。

为啥说《史记》不如《竹书纪年》的可信度高?

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贼盗发界内古墓(魏襄王冢),获古书简册凡数十车,经过官方整理,得书75篇,《竹书纪年》13篇即其中最重要者。《竹书纪年》上起黄帝,下到战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学者称之为“我国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



《竹书纪年》成书年代介于《春秋》与《史记》之间。《隋书·经籍志》云:“《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魏哀王应为魏襄王。

专家指出,《竹书纪年》虽然经过盗墓者的破坏,后来又全书亡佚,只能从晋代以来千余年间学者注释经史和编纂类书的引文中辑得一鳞半爪,但毕竟是《秦记》以外唯一被保存下来的一部偏详年月的先秦古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竹书纪年》校订《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李学勤指出:“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纪年》的这种作用,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纪年》本来是地下出土的战国原本,以战国人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较翔实可据。”

关于商代——《殷本纪》说商代三十一王,而《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殷墟甲骨文证明商代确系二十九王。《殷本纪》认为中宗是太戊,而《纪年》以为中宗为祖乙,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中宗祖乙”一致。《殷本纪》以为盘庚自河北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至帝乙时才迁都今之殷墟,而《纪年》以为自盘庚到帝辛均居殷,“更不徙都”。殷墟甲骨文证明武丁、祖庚、祖甲、禀辛、康丁等世确在殷墟,并不在河南的所谓汤之故居。成汤之亳,无论是所谓西亳还是郑亳,均缺乏盘庚到帝乙这一段的遗存。

《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无“王亥”之名,而《纪年》载:“殷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对此,王国维说:“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却非虚构。”



关于周代——司马迁关于周代纪年,起自共和,此前西周诸王的积年,只说厉王37年,穆王55年,而《纪年》在早《史记》约二百年就明确了西周总积年。《纪年》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王占奎先生指出,通过现代天文学家的绝妙解释可知,这是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的日食,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878年(厉王元年),确有且只有一次能形成天亮了两次(再旦)的日食。它准确地描述出当时人们的的确确经历了两次天亮但又确实未看到日食的感受。“天再旦”的秘密,在20世纪40年代才为天文学家刘朝阳先生所破译。“夏商周断代工程”“天再旦”这一课题的承担者刘次沅先生理论计算与西北大学周晓陆先生于1997年3月9日在新疆西部对当日日食的观察,更使人相信“天再旦”就是一次日食的真实记录。

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记》作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青铜器铭文证明《纪年》是,而《史记》非。《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陈侯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曾据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

对于厉王出奔后之“共和”,《史记》以为是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号曰“共和”,而《纪年》则说是“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共伯和干预周王位、取代了周天子。近代史家多古本《纪年》所记为是。



《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迥异之处,突出表现在:1、尧是禅让,还是舜夺尧位。《纪年》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益和启谁夺王位。《纪年》说启夺益王位后,“益干启位,启杀之。”3、伊尹辅佐大甲,还是自立为王。“伊尹夺大甲王位,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后世史家有曰,《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杀,伊尹为大甲所杀、季历为文丁所杀,皆是“污蔑至圣”的谤言,或云荒谬已甚。

与言及尧、舜、禹禅让事迹的《史记·五帝本纪》、《尚书》《左传》《国语》《庄子》《孟子》《荀子》等典籍相对立的有《韩非子》《竹书记年》《战国策》以及刘知几的《疑古》等。

韩非《说疑》篇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

刘知几在《疑古》中说得更为明确:“按《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朱丹,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而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徒虚语耳!”

梁启超则说:“启杀益,大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后《孟子》而已;何足据以推翻《竹书》?

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大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适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梁启超之言,是比较中肯的。

不过,《纪年》关于伊尹与大甲关系的记载,令人生疑。如果伊尹夺位,流放大甲,大甲潜出后又杀了伊尹,那么,根据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记载,历代商王就不可能皆隆重祭祀伊尹。



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写道: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如此美好的“禅让”不能不让人醉心。特别在奉行家天下的古代中国,此种政权更迭的模式更具有道德上的魅力。历代儒生对此津津乐道,原因也就在于试图以此模式规范王朝政治,并以尧、舜、禹的人格引导君王们厉行德治。

因为史记是史学家书写的,但是很容易受到皇帝的影响,从而篡改历史。
因为史记是司马迁在狱中写的,有很多都来源于自己的听闻,所以说可信度不高。
虽然两者在内容上一些记录相差巨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有过许多删改,而删改最多的应该是西汉时期皇室秘闻以及不利于统治者的一些内容,其他的还是可信的。

《竹书纪年》毁三观是真的吗?它是正史还是野史?

《竹书纪年》是官史,但却非正史,是春秋时晋国史官和战国时魏国史官所编写,也就是官方编撰的史籍。在西晋时给盗墓贼挖出来,但是内容过于惊世骇俗,不为统治阶级和社会主流承认。
《史记》本是私史,也是野史,却给视为正史,是司马迁父子私下编写的,还有西汉博士褚少孙补写部分。史记记载很多汉朝黑历史,不为汉朝统治者喜欢,但后来因为儒家思想占主流,史记影响力巨大,逐渐给接受为正史。
不能单单说谁真就谁假,只能不断去还原,任何史籍都不可避免带有主观看法,很多事情都是道听途说,都是不同角度解读。这两部史籍,都有共同特点,都是搜集了大量的传说,参考大量的资料,不同的是史记更偏于小说笔法,加入不少作者个人见解。而且都是曾经散佚,古本丢失,今本都是宋朝或明朝人编撰,可能存在很多错误或给篡改的成分。
《史记》主要作者司马迁,是西汉汉武帝时的史官,但这部史书却是他父亲和他私下编写,里面记载了大量秦汉的黑历史,司马迁秉承客观中立态度,不饰美,不掩恶。但是史家多为儒生,司马迁也是儒生,他不可避免带有儒家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和春秋笔法,也难免主观,对汉武帝比较厌恶,对汉文帝比较推崇,他以个人标准推崇所谓某些人物,另外他也难免会给参考资料所误导。上古时期,包括尧舜禹时的政治斗争就已经是很激烈,存在美化自己恶行的宣传,都喜欢吹嘘自己是因为德行好才给推举为首领,是为禅让制。商末时,西周趁商军主力征讨东夷,率诸侯联军,以多胜少,商军的奴隶大批倒戈,招致大败。周朝为掩盖自己曾经是商朝附属国的事实,美化自己政权合法性,大肆诋毁商朝和帝辛,乱泼脏水。但到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日丧,日渐式微,诸侯国的史官们在写夏商周历史时,也不再忌讳周王室,大肆揭露周朝的黑历史。
春秋时期的儒生,包括孔子在编写春秋时,就习惯夹带私货,鼓吹仁义道德那套,在他笔下,越是远古就是发明发达,人民都文明守礼,淳朴善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越接近作者年代就是越差,最终逻辑都必然是要国家强盛,社会风气良好,就得推广他那套儒家学说,宣传仁义道德,孔子追求的是恢复到周初,希望诸侯安分守己,不再互相攻伐。但其实都是作者的天真幻想,因为人类历史上,总体都是从黑暗向光明,从蒙昧向理性发展的,那样的越古越好,是违背常理的。
孟子也是如此,把周率领诸侯联军,以20万正规军欺负商军仓促拼凑的7万杂牌军,明明是以多欺少,却给他颠倒过来,说成是以少胜多,大败商军70万,是因为所谓的“仁者无敌”。墨家也非常相信上古时期,都是自愿禅让。但学儒出身的荀子却很怀疑那些古籍和传说,认为那些禅让都是假的,实际都是武力逼迫让位。战国时的法家人物也普遍不相信,存在所谓自愿禅让的,认为存在囚禁和流放等等。
最后谨记几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很多时候也就是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去看罢了,因为人为因素,刻意加盐添醋,随意美化或丑化,只是随作者心情,或统治者的喜恶。历史没有真相,只能不断还原而已。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于西晋出土,宋代初期失传。现在所说的《古本竹书纪年》是从其它古籍的引文辑录的,相对可靠。《今本竹书纪年》是杂采各种文献,自相矛盾之处甚多。
正如东周时期的列国文献,尤其是诸子百家著作,互相矛盾的说法很常见,不足为奇。《竹书纪年》里个别惊世骇俗的说法也不都是独一份,其它文献也有。学术界过分夸大了《竹书纪年》的可信度,顺便也把其中的某些无厘头的说法当作足以否定其它文献的史实,甚至大呼“毁三观”,就是哗众取宠了。
无论是纪年还是事件,《竹书纪年》的无稽之谈很多,明显的错误也相当多。比如关于夏商的纪年和积年,《竹书纪年》并不可取。至于标明干支,更是后人增加的。夏朝“起壬子,终壬戌”与“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明显不合,这种低级错误证明系后人所增,而且增得很不专业。
《史记》在公元前841年以后的记载仍然远比《竹书纪年》可靠。周敬王在位43年,《竹书纪年》误记为44年。敬王“十四年,汉不见于天”,这也完全不可信。不仅同期的两河流域星图,而且用天文学软件再现的星图,都可以证明该条记载完全是子虚乌有。
《竹书纪年》说伊尹放大甲自立,大甲复位杀伊尹,早已被学界否定。伊尹的后代继续在商王室任职,伊尹一直受到商王族尊崇和隆重祭祀,怎么会是被杀的乱臣?
《竹书纪年》说康王六年齐太公卒,其它文献均无明确记载。《尚书·君奭》有周公、召公,无太公,说明太公已去世。《顾命》有召公,无周公、太公。成王去世时无太公,只有吕侯,即太公之子吕伋,是周康王时期重要的军事将领。以上可以佐证太公确已去世,时间只能是在成王七年。详见《齐国史料编年考辨》。
中国历史的所谓正史,一般是指二十四史。竹书纪年不在其中,竹书纪年不算正史。但是竹书纪年确实是国家级修编的官书。【但是】,竹书纪年在晋代面世后,经过五胡乱华以及五代十国乱世,已经散佚。现代人看到的竹书纪年,是后世复原,修编的,后人注释的,有真实的成分,也有虚假的成分。而且竹书纪年记载与史记记载有冲突,竹书纪年中“毁三观”的历史,不知真假,应该保留对竹书纪年(以及史记)的怀疑的态度,因为两本书各说各的,孤证不立。
正史不一定是信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更似一部儒家史。野史也不一定是谬史,因为真相总会让人怀疑三观。历史没有对错和真假,只有成败和教化!外国历史固然精准些,但他们只有准确的时间段所发生事件的大概而且断断续续,说白了只能拍电影看。而国史历史事件都精确到年月日甚至时辰而且所发生事情的细节都是连续不断的,电影电视剧都可以拍的不亦乐乎。
正史,那时候那个人有钱,去写那么多竹简。那是春秋,天天打仗,谁有闲功夫,又有几个人认字。野史也是纸出现后才有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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