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是一本由李书磊著作，山东教育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元，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942》精选点评：

　　●八卦看得很爽

　　●抓住昆明与延安，陈独秀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王实味丁玲艾青何其芳等1942年的主要人事展开，爆出的八卦史料也是让我惊讶，陈独秀的晚年惨状王实味被秘密处死萧军被停了口粮……哪是走向民间简直是战时的困顿。还是觉得次书薄弱了些。

　　●文采斐然！

　　●虽曰走向民间，但作者却似乎并没有什么“走向民间”的意思，而是津津乐道于所谓的“文人风骨”，如陈独秀、西南联大时期的各种教授。这与走向民间有什么关系吗？不知道这位共产党的文胆现在是否还是如此立场。

　　●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做無聲詩。 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配套看《灰色上海》的内容，就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

　　●还是喜欢天地玄黄和百花齐放

　　●关于西南联大的那一块写得不是很好，八卦略多，然而安排李书磊老师写1942年的这一本是很有深意的。

　　●书里面有很多李书磊欲言又止的话，那些才是真的历史

　　●独秀：依然白发老书生； 郭沫若1942投向中共； 西南联大文人学者； 延安文事

　　《1942》读后感(一)：0359.光芒——读李书磊《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42走向民间》

　　0359.光芒——读李书磊《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42走向民间》

　　1942年，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文化与中国文人一道，经受了严峻的生存考验，却又表现出了充沛而新鲜的活力。这本书，涉及文学的分析并不多，更多的是讲述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如何选择命运的走向，如果抉择现实的道路。

　　命运与现实的决策，有大局，也有小我。感慨于编者对于陈独秀的剖析：妙就妙在这泰然自若，这就是自然和健康了。他公然行之、不掩不藏的方式本身就已见出几分开朗、光明、我行我素的英雄气概。

　　陈独秀后来在狱中书赠刘海粟的言志联：“心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气贯长虹，是一种崭新的破土而出的文化力量的勇猛与自足，卓然不群而又至死不悔，早已越出我们趋利避害的逻辑与世俗是非的计较之外。

　　在此不用从道德的立场彰扬这些历史进程中先锋者与开拓者的高风亮节，而是想仔细地辨析一个地道的文人、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置身政治与革命中之后的处境与心境。

　　任何历史，也无非就是人的历史。任何光明，也无非就是人的光芒。

　　《1942》读后感(二)：0359.人的历史——读李书磊《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42走向民间》

　　1942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文人经受了严峻的生存考验，中国文化在迎战外来侵犯中表现出了充沛而新鲜的活力。这本书，涉及文学的分析并不多，更多的是讲述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如何选择命运的走向，如果抉择现实的道路。

　　这种命运与现实，基于国家，也涵盖个体。不管我们采取怎样的评价体系，宏观还是客观，集体还是个性，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正如陈独秀一章编者令人惊叹的剖析：妙就妙在这泰然自若，这就是自然和健康了。且不说在当时严苛的道德压迫下有多少反叛与解放的意义，且不说他坚持维护私人权利有多少合理性和正义性，但看他公然行之、不掩不藏的方式本身就已见出几分开朗、光明、我行我素的英雄气概了。

　　编者并没有从道德的立场去彰扬陈独秀先生的高风亮节，而是仔细地辨析一个地道的文人、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置身政治与革命中之后的处境与心境。

　　怎能再以凡人之心甚至小人之心去揣摩那段历史呢？那段岁月，正彰显了一种崭新文化力量的充沛、勇猛与自足，卓然不群，至死不悔。陈独秀后来在狱中书赠刘海粟的言志联：“心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任何历史，也无非就是人的历史。任何光芒，也无非就是人性的光芒！

　　《1942》读后感(三)：关于《1942：走向民间》的几个问题

　　一开始，论者就写到：“1942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的地位仅次于1917年。这一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中国文化人经受了严峻的生存考验，中国文化在迎战外来侵犯中表现出了充沛而新鲜的活力。同时，这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和体制的形成时期，这种形成对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状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里有个隐含的判断：1917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年。或许这个隐含的判断，比这“仅次于”的判断更能成立，但这仍旧不能掩盖这一段话的后设性质——它仿佛是某种追认：1942年非常重要，1942年是共产党文学思想和体制的确立时期，1942年的文学生态决定了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状态。然而， 这种追认可靠吗？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对于上述观点的论证。

　　正如谢冕在此套丛书的编写会议上所说的那样——“丛书主要是受《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启发，通过一个人物，一个时间、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可以说，《1942：走向民间》很好的实践了这种写作思路，这从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

　　一、陈独秀之死。

　　二、郭沫若的青春。笔触指向的是郭沫若在第三厅解散后为共产党所看重，树立为鲁迅的接班人。周恩来亲自策划促成了他的五十大寿，在这背景下，郭沫若迸发新的创作激情，在短短的九个月里，先后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四部话剧。这一过程中，国共两党对于郭的争取，郭氏本人的幽微心迹（文学创作与生活现实）得到了再现。

　　三、昆明文人。以西南联大而起，首先探求了制度的保证（梅贻琦的践行），继而在资料考证之后，以一生花妙笔刻画了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友兰、金岳霖、吴宓等教授之各异的形象，学生中则主要以小说家汪曾祺和诗人穆旦为例，展示他们的生活。虽俨然成了掌故，但个中描述仍可见著者力图把握联大之风貌之形式和本质之所在的努力。

　　四、延安文事（上）。主要梳理了延安文艺政策的源流（其实主要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一则要对抗国民党，一则对抗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并通过对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1938年）之渐进性变化，展示了延安的文艺政策。总而言之，就是“战争时期的文化实用倾向”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并导致了当时以及后来一系列的事件。

　　五、延安文事（下）。在第四章之后，主要通过王实味、萧军等人对延安文艺政策的反应，来显示文人对于中共文艺政策的态度，同时也叙论了文艺负责官员的观点以及延安文人内部对于当时政策以及人事的复杂关系。

　　考虑到谢冕先生的那段话说出的时间在1995年，而当年的风尚，现在看来，似乎又值得新的商榷。以本书为例，除了前面提到的“追认”感，至少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1、“走向民间”作为书题，现在看来，并不合适。或许，“大众化”更合适。

　　2、昆明文人与延安文事行文中的不同的气度，似乎代表了著者当时的矛盾心理，而这，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

　　3、“走向民间”在昆明，行文中似乎不能体现，在陈独秀和郭沫若那里，也不明显。仿佛一个标签，将陈独秀和郭沫若在1942年前的活动简单化，而在昆明，这又似乎通过某种对立产生，而在延安，它又直接转化为一种政治律令了。

　　4、许多重要的问题其实已经得到了单独的讨论。譬如，陈独秀身上的启蒙与救亡，郭沫若的创作动力学、汪曾祺的早期小说与他的生活、穆旦的诗歌与他的生活、延安文艺政策的复杂变化等。而这些，似乎也有被标题所掩盖的嫌疑。

　　或有其他，今后再说。

　　《1942》读后感(四)：抗战时期的文人命运

　　quot;百年文学总系"的丛书听闻过多次，也曾看过洪子诚的《1956：百花齐放》，但李书磊的书我在浏览这部丛书的书目时从未注意。直至课上y师提出要注意此书时，才促使我找来阅读。

　　194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毛的讲话发表并被贯彻实施，影响到整个新中国的文学走向。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更是用大量篇幅来突出此次讲话的重要影响。初学当代文学看到文学史中描述的讲话只觉得如雾里看花，理解得并不真切，如今看李的这部书，认真研读讲话原文，才发现并不难懂，只是它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意义和无数文人的命运，因而变得如此厚重。

　　李的这部著作涉及的文学分析很少，论述更多的是关于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向和道路选择。第一章"陈独秀之死"作者用力最多。陈一生的思想轨迹、发生转折的缘由都被作者分析提及。身临危境而毫不苟且的陈，一生总在探寻拯救中国的路途：从主张政治革命到主张文化革命，将改造青年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途径；张扬一种真切的资本主义精神；出于爱国动机要摒弃中国文化；对社会主义实践绝望之后转而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中国的可行性进行肯定。陈作为一个启蒙者始终保持着自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所以至死"依然白发老书生"。接着作者由陈引出郭沫若、昆明文人（闻一多、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延安文事及文人。第二章中郭沫若1942年的创作活动被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周恩来代表党为郭祝寿，既是政治示威，亦让郭深感知遇之恩。《屈原》成为他前半生命运的"夫子自道"，知识分子的个性冲动可见于一斑。厕身政治既是由于党选择了他，也包含了他自身的意愿。而居于昆明的文人，在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带领下，是另一番自由的局面。闻一多的狂和朱自清的狷都流着"五四"自由的血脉。沈从文亦城亦乡的生活特性成为他创作的温床。穆旦和汪曾祺等联大学生在此也完成了文学形式和文学精神的本土化积淀。条件同样艰苦的根据地，却慢慢从自由活跃的创作氛围走向政治标准第一的题材限制。毛的早年经历和他对文艺的重视，使他把一贯推崇的实用宗旨也推及到文艺领域。讲话成为他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毛的文化实用倾向，在战时当然无可厚非，但波及建国后三十年的文学之久，对整个中国文化所造成的伤害则无法估量。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与压抑，使大量作家停止创作或者失去自己的文学特质，制造出一批平庸作品。

　　由文化目标的实用化导致文化管理的集中化。一群对时事情况浑然不觉的文人仍在报刊上发表对现状的不满与批评，于是就可悲地沦为政治的牺牲品。王实味的耿直与不知变通，再加上缺乏领导人的庇护，成为整风运动中"杀一儆百"的样本。艾青和何其芳的诗歌创作转向也被提及。个人化的独语遭到批评之后，何很少再创作。整部书到这里戛然而止，感觉作者要论述的内容还有很多，但大体上1942年的历史走向、文化氛围已被读者所了解。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无数自觉与不自觉的倾向和努力的一种体现"，"是应然性的一种表达"，偶然性导致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历史走向，但它却也是应然性之一种，在种种可能性中，政治的砝码过于沉重，文学沦为附庸。

　　纵观全书，几个章节之间表面看来互不牵涉，但仍有内在的联系。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面前，有人选择坚守自我，有人选择栖身庙堂发挥才智，有人在清贫自由的文化氛围悠游生活，有人在政治高压下选择妥协。知识分子软弱渺小如芥草，政治的控制使他们放弃自我，保全肉体的存活。再到后来，文化的厄运波及到更广的范围。

　　1942，才仅仅是走向民间的开始。并非走向民间不好，只是将权宜之计作为长久之计，就酿成一桩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