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管》是一部由胡庶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不要你管》精选点评：

　　●模糊的影像，模糊的面目，模糊的人生，不要你管！时代的文献，暗角的生活，私人的记录，悲悯的凝视，立此存照。

　　●很具有代表性的“小姐”，就是太正了，旁白太多，导演视角。

　　●片里几个姑娘生活哲学直白，是玩不是卖。男性被雏妓养着，此为被嫖。记录本身像呕吐物似的。

　　●跨世纪那两年看了不少“地下”，11年过去了，这是印象最深的一部。

　　●7.1分。

　　●操，这是教育片吧

　　●画质渣。想要买一包箭牌烟。

　　●关于陪酒小妹儿的纪录片。灵魂需要在白天吸收足够能量才能抵御来自夜里无尽的空虚。与过去的黑白颠倒是生活决裂，是救赎的第一步。

　　●粗略看了一遍 没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画质太粗糙，恰如她们的生活，真实，模糊。

　　《我不要你管》观后感(一)：谈谈《我不要你管》

　　纪录片不是一个适合在舒服的环境中观看的片种，它不配爆米花和温暖的沙发，相反教学楼的压抑气氛与生硬的长板凳，以及藏在展厅隔间里不透气的小放映厅，反而更适合一些。当你在荧幕前直视这个世界的真相时，你需要这种温度适宜的“可以忍受范围内的不舒服”。

　　谈谈，《我不要你管》

　　这部片子应民众的舆论导向，在一天内重复放了三遍。

　　这绝对与它的题材有关：三个妓女和她们养得一个小白脸的日常生活。

　　观后总是有疑惑的，比如十八九岁挺漂亮的姑娘，究竟是为什么自愿的舍弃正规前台的工作而投身这个明知道一辈子也洗不干净的职业呢？又或者，为什么妓女挣了辛苦钱会立刻转身大方的花在酒吧里的陌生小帅哥身上？

　　在纪录片里你常常会发现用自然逻辑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事情，它让你疑惑，也让你叹息，或许这就是生活，你或许可以忍受它到让旁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但至死也不敢回头想一想当初轻易做出这个选择究竟该不该。

　　《我不要你管》观后感(二)：没有未来又害怕孤单的流云……

　　看完这部片子就会想起金基德的《坏小子》，同样讲的是失足少女的故事。但现实远远比故事残酷的多。环境和家庭多总是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与性格，所以歧视是一件很傻的事。假使你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你的处境又能够好多少呢？

　　存在着另一个世界，未知的世界，隐蔽的世界，我们可以透过这点点影像来窥视。

　　所以人都需要温暖，需要爱，即使是虚假的爱。越缺少什么就越迫切的需要什么，片里的女孩也一样。脆弱，自残，痛苦，只是需要有个人陪在身边，爱着自己而已。

　　有时候觉得人真的是种犯贱的动物，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得到后，也许会发现不过如此而已，根本不值得自己花那么大的心力与自尊去追求。也许是因为神秘感吧。片里的杨红养着自己的男朋友，远走他乡是为了让彼此远离毒品，抓的那么紧，但男朋友又爱上自己的妹妹叶子。而后歇斯底里，回家又复吸，被抓起来。没有未来

　　我不要你管，我自己知道这样不对，可我的生活只能不停的坠下去，坠落下去。我需要爱，却没人真心爱我，我懂得这一切，却宁愿被虚伪的欺骗。只是因为我害怕孤单。什么是好什么又是坏呢？？

　　《我不要你管》观后感(三)：一部纪录片和它记录的生活 （文/张亚璇）

　　一部纪录片和它记录的生活 （文/张亚璇）

　　对边缘人物或群体的再现是当前民间DV纪录片创作的一个主要焦点。镜头所朝向的，是那些处于中心地带不能被看到的人，他们是民工，是游荡者，是吸毒少年，是同性恋者——至于《我不要你管》，记录的则是几个三陪小姐的生活。叶子、杨红、杨红的男友梁磊，和一个绰号叫三温暖的女孩，是片中的四个主要人物。他们一起住在城市郊区某个租来的单元房中，故事就从这里开始；70分钟之后，人物先后离开了这个城市或不知所终——影像呈现了她们由秋至冬，在一个异乡城市的流落。但这样一个时间段落的季节特征在片中完全未能展现，因为这是一种在暗中的生活。人物只是在夜晚醒着，她们出没于夜总会、酒吧、发廊、歌舞厅——影片几乎所有场面都与白昼无关，夜与昼的分别，造成了两种生活的割裂，片中展现的，正是城市的日常生活景象之后，隐没的那一部分。它同时也是隐秘的。 这种隐秘来自于片中人物的特殊身份。她们在夜间游走，构成了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却从来不能被阐明。对于大多数公众而言，那些发廊和夜总会的空间，是与他们隔离的另一个世界，活在那个世界的人，那些女性，就像被放逐的影子一样，没有灵魂，也没有情感。《我不要你管》以一种敏锐的触觉呼吸到了这些影子原本具有的生命温度，无论它是否能够修正她们被想像的形象，都至少在原生态的意义上，使一种经过了话语重重虚构的生活得到了部分真实的再现。

　　这种再现并未强调与人物的职业身份相关的那一部分。对于小姐的职业生涯，影片只做了模糊而有限度的说明。与其说这是拍摄的可能性问题，不如说作者另有企图——他更加关注的是他的拍摄对象剥离了职业背景之后，同样身为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女孩的那一面，她们挥霍无度的青春，她们的情感纠纷和遭遇，她们的希冀和所受到的伤害，以及这一切的由来。摄像机有机会深入到这种生活，同时也深入到了它所面对的人物晦暗难明的内心——那里有被照亮的渴望，所以杨红会把梁磊带在身边，同时也生长着一种难以索解的暴力和自虐倾向：当找不到情感的出路，三温暖在手臂上划下数条伤痕；梁磊喜欢上叶子，杨红失恋，她只能酗酒、抽烟、沉默，在另一个场景中，把燃烧的烟头按在自己手上。就像她们生活在其中的黑夜，如果不是影像的记录，也许我们想象不出，她们是那么年轻、那么激烈，那种任意地沉沦令人痛惜。 作者在电视台做编导多年，影片的画面具有一种经验性的稳定，如果不是出于特定的美学追求去摇晃镜头，其实稳定本身便能产生美感，可惜作为一项基本的技术指标，它还没有被许多使用DV的人掌握；人物所经历的故事由于结构上的起承转合显得有些跌宕起伏，作者说那就是她们的生活本来的样子——也许正是由于如此地不安定和没有着落，她们才那么过度地倚重情感，无所倚重，就成为暴力的宣泄。而无论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是多么激烈，他们都显得那样无辜，甚至是纯真——在镜头面前，我们看不到没有被伤害过的人。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片中竭力避免显示出任何道德或情感倾向。对于这样一种题材，能够做到不评判、也不同情并不容易。他与叶子、杨红等人相识在酒吧，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后来他住进她们租来的单元房，从而得以近距离地观照他所记录的人和生活。如果在朋友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中间有一种潜在的矛盾，那么《我不要你管》在拍摄双方关系的建构上，真正做到了旁观而不介入——这只是针对影像层面而言。具体的拍摄过程并不存在不介入的可能，尤其是他们就住在一起；有区别的只是介入的程度，它常常是作者在现场的取舍；影像所呈现的只是取舍后的结果，这个结果显现出拍摄者对于记录的态度。在《我不要你管》中，作者并未刻意隐藏或者暴露自己，但显然他并不愿意打扰这种生活；他的视角绝不带有道德判断的成分，因为在他看来，他和她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注视的目光里也没有同情，尽管片中大量的镜头使用了低机位——同情是一种权力，而生命之间并不存在谁比谁更优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记录就是冷漠的，只是相对于抒情，更重要的是让她们自我呈现。 与这种观看视角相矛盾的是，作者使用了画外音的叙述方式。它代表的角色也许是作者，但不是在现场的那个人；它超越了情境，成为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声音。经过主流纪录片大量的使用，这种话语方式附着了更复杂但无疑更具权威性的色彩。然而无论它代表谁，是否居高临下，最终都是一种代替他人说话的方式。《我不要你管》用这种方式对人物的背景、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生活进行了不间断地注解，它给了事件一个更加清楚的来龙去脉，但有时候构成了对现场的干扰；人物自己从而无法完全地言说自己，他们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于是他们只能被表达。在我看来，这构成了影片内在的悖论，也是一部独立制作的遗憾之处，因为对于一部纪录片，重要的不仅仅是它所说之物，而是谁在说话以及如何在说。

　　影片结尾，春节前夕，杨红和叶子带着她们的小狗，坐上了往家乡去的长途汽车。正像她们未卜的前途，影片留给人的空间印象也是一种不确定性。片中不断出现了城市的外景，楼房、立交桥、巨幅广告牌以及闪烁的霓虹灯火，但这一切在由南向北的每一座城市都触目皆是，它依然是一个无法辨别的所在；镜头还掠过了活跃在它的夜生活里更多无名的人们，他们都没有被确指，也许恰好说明了他们无处不在。

　　拍摄过程：和人物交往及事件发生的时间表

　　1998年8月。在酒吧间认识叶子她们。

　　1998年11月。搬进叶子她们的住处同住。

　　1998年11月到12月。开始带机子拍片，叶子她们慢慢习惯摄像机的存在，拍日常生活。

　　1998年12月。在一次对杨红和梁磊的劝架之后，和梁磊在外面住了一夜，慢慢成为朋友。梁磊开始告诉我他的过去。 1998年12月到1999年1月。深入拍摄，拍了很多生活里的冲突，她们已无视我的存在，能在离摄像机仅半米多的地方，面对镜头告诉我她们的过去。期间有太多的故事在三人中发生，“三温暖”经历了生活和感情的双重打击，杨红和叶子产生冲突，梁磊渐渐表露出喜欢叶子的意思。杨红越来越孤独。

　　1999年1月。梁磊和杨红摊牌，叶子并没有接受梁磊，杨红有轻生的念头，叶子离家外出。三人冲突加剧。梁磊担心杨红的意外，用撞墙来表示自已的后悔，不久离开贵阳回老家。

　　1999年1月到2月。“三温暖”对两姐妹的感情纠葛产生厌倦，搬出自己租房住。不久在一次严打中她和杨红都被抓进公安局。半夜三点杨红打电话给我。我把她保了出来。但没找到“三温暖”。

　　1999年2月。杨红她们没有再去夜总会，春节前我借钱给她们回家。一直在公安局找朋友打听“三温暖”下落。

　　1999年春节。我跑了近十天的公安局，终于在妇教所找到了三温暖，并在春节前一天将她保了出来。

　　1999年春节。陪“三温暖”一起做外科手术将她身上的疤去掉。

　　1999年5月。送“三温暖”回家。

　　《我不要你管》观后感(四)：幻灭与真实

　　幻灭与真实

　　——关于胡庶和他的纪录片《我不要你管》

　　黄小邪

　　起初知道“胡庶”这个名字是因为某一天我的信箱里一封陌生来信。这个叫“胡庶”的人说他从加拿大学习纪录片回来，很愿意与国内做纪录片的人交流。他说他拍了个以三陪女为主角的纪录片《我不要你管》，告诉我他做的网页，那里有所有的故事。

　　为那些故事里的真诚打动，不再以“边缘人物边缘题材”苛责，感受到拍摄者的态度，不是故作怜悯，也没有利用某些东西哗众取宠。那时我知道他在贵州，一直与影像为伴。

　　后来收到他特快专递来的VCD，他的作品《我不要你管》。有70分钟。看的时候慢慢消除猎奇和戒备心理，觉得心里很疼。也觉得镜头后面那个人，心情一定更为复杂。后来说起纪录片，一直对别人讲，那个叫《我不要你管》的纪录片，那个自称“胡子”的人，实在不应该被喜欢纪录片的人们忽略的。

　　后来一直没有怎么联系，直到有一次在《华夏时报》上，看到一个朋友写的胡庶，知道这个人名字后更多的故事。

　　动了采访他的念头，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他一直在贵州的机房里做他喜欢的《阿瓜西游记》。几次电话寻隐者不遇后，一个午夜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是夜猫子，一直夜里工作的。就这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手忙脚乱找了个采访机放在听筒边，算是个电话采访。

　　素未谋面，只是觉得他口音奇怪，说话很有意思。那些玩世不恭后面是毫无矫饰的率真。

　　他说自己打汉字很慢。第二天还是自己写了与他的主人公们相处、拍摄的时间表发过来。想象了一下他吃力打汉字的样子。

　　胡庶纪录片《我不要你管》，70分钟。故事：贵阳郊外一个简陋的单元房里，住着杨红、叶子姐妹俩和一个绰号“三温暖”的女孩，还有杨红的男朋友梁磊。他们的年龄都只有19到20岁。三个女孩在夜总会“坐台”，梁磊15岁开始作长途卡车司机，现在没有工作，靠杨红养着。每天午夜后他们都要去泡酒吧。杨红和梁磊总在打架。梁磊喜欢上了妹妹叶子。大家都很痛苦。后来叶子离家出走，梁磊也回到云南老家。杨红和“三温暖”先后被抓，被保出来。后来，姐妹俩带了两只心爱的小狗，回老家过春节。

　　黄小邪，简称黄。

　　胡庶，简称胡。

　　你只要有自尊，就不要怕。

　　黄：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胡：98年10月的一天。在一个迪厅。那天我在喝酒，迪厅里正放着震耳的“恰恰”。舞池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眼看去，比较特别——既疯狂又天真。和她同来的还有另一个女孩，坐在酒桌前喝酒，表情要沉静一些。后来我知道那个女孩叫叶子，旁边那个是她姐姐杨红。

　　黄：她们开始就信任你吗？

　　胡：起初叶子隐瞒了她们的身世，甚至她们的姐妹关系。凭直觉，我知道她讲的是假的，什么父亲是卖烟的大款，她出来是偷了几千块钱。反正我就随便她说。我陪她们一直到天亮，聊了很久。她们觉得，这人还不错。于是她们就和我不停地聊，聊了很多东西。

　　就这样交往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叶子突然对我说：胡子哥，我们不想再骗你了。我们是两姐妹。我讲真话，怕你瞧不起我。我就说，绝对不会。你是什么人，不是因为你做什么就是什么人，而是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叶子说，我们是坐台的。我说，坐台的也无所谓。你只要有自尊，就不要怕。后来叶子讲了很多。她们的父母已经离异，离开云南之前，她俩曾经在家乡开过舞厅，招了不少坐台小姐。后来生意不好，便自己跑出来做小姐。

　　黄：那时想拍她们了吗？

　　胡：从那以后，我经常和她们在一起。但她们还不晓得我的意图，而我那时确实没有立刻拍片的打算。我觉得做片子首先是要做人，我能不能拍你，还是次要的。如果通过交谈，能给对方一些东西，多少能够产生一点影响就行了。

　　黄：后来怎么搬到她们住的地方？

　　胡：那是99年1月，贵阳下起入冬来的第一场大雪，气温陡降到零下。叶子和杨红有好几天没在迪厅出现。我想起来叶子曾说，她们只有一床薄被子。我买了六床被子，叫一位朋友找了台车送到她们的住处。进门一看，四个人正躺在地铺上，每两人合盖一床薄被，冻得发抖。又开始新一轮扫黄行动，姐妹俩只能歇业在家，钱很快就用光了。后来我每天拎着东西去看她们，天天带她们去不远的餐厅吃西餐，那里比较暖和。一天晚了，她们说，干脆你就住在这里吧。从这天起，我就搬进这套单元房，有一个最真切的观察视角。

　　之后不久，我对叶子说，我想拍拍你们的这种生活。叶子说：可能不行，你也晓得这种事情对我们会有哪样影响。我就再没提这件事情。那时候想，即使不能拍，也可以作为背景，更好地了解这些人。我那台数字摄像机悄悄塞在随身带着的一个摄影包中。有段时间我几乎忘记了机器的存在。

　　黄：这样你更多地介入了她们的生活。

　　胡：是啊。她们对自己的谋生方式有一种很特别的说法：苦钱。“苦”在这里是动词，挣的意思。每听到这个词，我心里总会有别样的感觉。她们一下班，就一起去迪厅玩。叶子吐着烟圈说，过一天就是要玩一天，反正现在还年轻……玩累了，或者打架了，就回家。酒吧是她们把前半夜挣来的钱在后半夜扔出去的地方，她们挣来的钱大部分流进了酒吧老板的抽屉里。每次买单前，我要抢先一步，我告诉这些比我小10岁以上的女孩子：你们的钱是“苦”来的，不要乱花。

　　我经常和叶子、杨红探讨将来的命运，她们说：我不晓得未来，只想趁年轻攒一笔钱。但直到相处三个月后，姐妹俩离开贵阳时，她们的钱夹里仍然只有200元钱。

　　从事这种行业的女孩子有一个特点，虽然她们能比一般工薪阶层挣更多的钱，但她们的

　　存单上大部分剩不了多少节余，钱要么换成酒精或者其它危险类“食品”，要么买来一堆时髦衣服，要么给了自己养的男朋友。她们不傻，她们只是因为更需要感情和麻醉。她们看起来没有约束的生活其实充满惶恐和茫然。

　　黄：在什么契机下，他们让你拍了？

　　胡：有一次从酒吧回来，杨红和梁磊又打得很凶。我已经麻木了，叶子也坐在一旁不作声。沉默良久，她抬起头说：干脆，你拍吧！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鬼样子！我说：行。但是我先要给你讲好，我绝对不会在你家乡播，而且，这部片子很有可能播不出来。我打开摄像机，开始只是试着拍些零星镜头，也拍不到什么真东西。

　　黄：怎样消除机器带给你们的隔阂感呢？

　　胡：有两天她们特别苦的时候，叫我：胡哥，你一定要陪我们喝一点——在此之前，我一直

　　都不喝酒，也不抽烟——我说，好嘛。边喝边聊。那天谈得特别多，也醉得特别深。后来，叶子、杨红就开始疯起来。大家开始脱裤子， 你脱我的，我脱你的。她们又来脱我。我说：我自己来。脱得一丝不挂。她们说：“胡子哥全身都脱光了，还有什么隐瞒的。”

　　话题从此打得很开。这些女孩子都特别有故事，杨红吸过毒，她男朋友坐过五年的牢，也吸过五年的毒。唱狱歌、摆监牢里的事……那天，我们都醉了。我和他们醉过很多回。和她们在一起醉的时间，恐怕比我这辈子醉的次数还要多。你只知道，反正就这样喝下去，管他的。但往往，我都能比她们晚醉一点，都能把她们扶回去。她们觉得我特别仗义。他们已经忽略了我这个每天拿着摄像机记录他们所有生活细节的电视记者的本来身份，在这短暂的时光中，我们是一家人，是朋友。事实上，我和她们已经相处得很深，快乐、苦闷都是感同身受。”

　　黄：你跟她们相处久了是不是觉得性别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你作为男性介入几个女性的生活，而她们对你都很信任。

　　胡：因为我喝酒比她们能喝（笑）。所以每次喝完酒都是我把她们扶回去。她们可以若无其事地当着你做这做那，无所谓似的。其实这个也不是你装出来的，不是你装着和她做朋友，而是你内心觉得她真是你的朋友。你跟她们相处以后并不见得你给他什么东西，但是起码你知道人家给你很多东西。做到这点我觉得这个片子拍出来以后播不播无所谓，因为你自己已经得到了很多东西。

　　黄：你在那里住了多久？

　　胡：大约三个月。

　　黄：这三个月不停地在拍？

　　胡：对。但是这三个月真正拍的时间很少，更多时候是和她们在一起玩，也挺好玩儿的。

　　黄：你把别的工作都放弃了？

　　胡：对，基本上没做什么。

　　他们把你当马桶

　　黄：在国内的独立制作里，不论剧情片还是纪录片，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比如妓女或三陪女，小偷或同性恋，最近在国外获奖的《海鲜》和《安阳婴儿》女主角是同一职业：妓女。而纪录片《铁路沿线》和《群众演员》也涉及到此问题。你的《我不用你管》为什么选择了三陪女作主人公？她们身上的哪些特质吸引你去拍？

　　胡：当时是比较好奇，后来觉得，她们身上有很多东西让我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明白的道理。以前不知道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和他们在一起之后才知道确实相当大。我们所见到的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你只能是很肤浅地去批判他，实际上他到达这个状态之前，可能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那么长的路，是慢慢过来的。但是你对他整个心理历程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很有可能站在说教人的身份去批判他现在的生活。但你如果明白他走过的路，你会觉得你如果在这种背景下，可能也会是这样。

　　以前一直拍正面向上、让人良心得到净化的人物，老师，帮助残疾儿童的人，母亲等，后来有点想拍道德规范跟正统社会不一样的人，比如边缘人群，父母离异家庭子女，然后就去酒吧想要找这方面的人，就去泡酒吧，认识很多比较边缘的人，晚上喜欢出来逛出来玩的。

　　黄：就是说开始并没有打算拍三陪女？

　　胡：对。和酒吧的人混得比较熟，当时也没想到会拍得到片子，因为人家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摄像机。开始我就拿着数码相机到处去拍，给这些吧仔拍，给这些酒吧里来玩的人拍，拍着拍着就拍到一些这样职业的人。但是当时就是拍着好玩，拍她们的POSE的照片，拍了以后贴在酒吧里面，慢慢就和这一群人混得相对比较熟一些。

　　黄：酒吧的人是不是对外来的机器很敌视？

　　胡：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带机器去拍，开始是拍照片给他们看。我总是去喝酒，喝了一两个月，和酒吧经理都挺好的，大约每天就坐在那里吹牛啊，接触了很多类似（三陪女）的人，网页里我写的很多故事，那些人都是在这里认识的。

　　酒吧里的镜头基本上不是偷拍。实际上你看到的很随意的那些人，我和他们都是挺好的关系。包括后来去旅馆的那个小女孩儿，还有跳脱衣舞的那些人。我在拍之前已经给酒吧赞助了很多钱（笑）。所有的卖酒的酒保啊，小孩啊，看见我都叫我“胡子哥”。我跟他们混得很熟，每次拿机器进去他们都说拍我拍我。

　　黄：你拍他们有没有功利目的？

　　胡：当初拍的时候我想肯定有，但是你越和他们接触，功利目的越少。当时还想，你接触到这样一些人物，人家还允许你拍，你可能会拍出一个东西，别人可能没有拍过，大约这就是功利目的。但是拍着拍着你会觉得把他们暴露出去，你自己和嫖客也差不了多少。是自己和自己思想的斗争。开始我觉得拍不拍无所谓，后来我也觉得播不播无所谓，我现在是觉得最好不要播。

　　黄：是怕影响他们的生活吗？

　　胡：对。因为他们年纪还比较小，而且当时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交往没有现在这么深，个人感情投入得也没有这么多，后来呢就觉得，最好别用这些东西打扰他们，让他们自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吧。可能等他们大了以后，找一个适当的方式，再展示出来。

　　黄：这个片子最后剪成70多分钟？

　　胡：对，本来有两个小时，最后我把它压成70分钟。

　　黄：你的素材共拍了多少？

　　胡：小带子可能有50盘。40分钟的带子。

　　黄：你拍了这么多素材，以什么样的主线或者思路来选择你想要的东西呢？

　　胡：就是我回忆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发生的主要事情是这些故事，然后我就把这些事情剪上去。

　　黄：我看你镜头用得很稳。

　　胡：带了一个小广角（镜头），多数场景是在室内拍的。

　　黄：是不是跟他们在一起久了，他们都把你和镜头当成朋友一样的？

　　胡：这个讲起来很庸俗，只能说他们把你当马桶而不是当朋友（笑）。只是他们无视你的存在而已。好象大家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人。开始是有一个女孩和我关系比较好。是妹妹叶子。我们两个划拳啊什么的比较好。后来慢慢都好起来。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故事。尤其是跟梁磊，一开始都很拘束，开始都没怎么拍，都是乱拍的。杨红和梁磊经常打架，打得特别狠。有一次，杨红把只穿了衬衣的梁磊赶到寒风凛冽的门外。我劝她，不要逼他在外面，太冷了。杨红不同意，说了这个男朋友的种种坏处。最后我说，这样，我出去陪他到别的的地方住。我找遍了周围的小区，才把瑟瑟发抖的男孩子找到，陪他到小旅馆睡了一夜。从那以后，我和他关系就特别好。

　　黄：你开始入住的时候是不是被他当作入侵者？

　　胡：倒也没有这么严重。只是说他表现得不是很自然而已。就是有点POSE，总是要摆一个什么姿态出来，后来慢慢就成为比较好的朋友。我慢慢也知道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脑子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黄：你的这整个纪录片很有戏剧性，甚至比剧情片更引人入胜，有悬念，跌宕起伏，尤其是梁磊和姐妹俩关系的变化，你事先有没有预想这样的效果？

　　胡：戏剧性和我没关系。我预先没有想过。也没有想一定要把它拍成一个片子或者怎么样。

　　黄：那你到什么时候觉得可以拍成一部片子了呢？

　　胡：就是我心里想问的问题，觉得片子里我拍的这些东西都能回答了，我再拍下去也是重复这些问题的。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片子也差不多了。

　　黄：拍摄者的心情是不是有些矛盾，一方面希望出现这样戏剧性的东西增加片子的可看性，另一方面又会对被拍摄对象有些同情？

　　胡：实际上他们对这个片子根本无所谓。我做的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希望看看片子什么的，梁磊最后说，希望他的孩子长大以后能看到这个片子，知道他的老爹是怎样生活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内心里根本就不把这些东西当一回事。我和梁磊在一起就觉得实际上我和他差不多。

　　黄：你没有刻意伪装过自己吧？

　　胡：不是伪装，可能我跟他们就是一类人。我和他们在一起反倒觉得比和老师在一起舒服。以前我拍过一个老师，拍的时间也比较长，他一直帮助失学儿童，教他们学文化什么的。我拍完他一年之后这个老师因为强奸罪被抓起来了，后来又被释放。但是他被抓起来的时候有人就说不是老师本来坏，而是我拍片的时候把老师影响坏了。

　　我拍的这些东西只是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发生的事情的百分之三十

　　黄：前一阵电影学院的独立映像展出现了很多层次、形态各异的纪录片，也引发人们对于纪录片的很多思考，比如有的纪录片因为过于介入被拍摄对象的生活，暴露了一些隐私，引起人们对纪录片涉及的伦理道德的讨论，你认为纪录片导演应该何种程度介入被拍摄主体的生活？如何面对道德问题？

　　胡：恩……我想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说……可能有的时候你想想，把人家这些东西暴露出来确实对人家不太好，但是相处的时候就觉得很自然的。很隐私的那些东西我还真没拍，因为我拍的这些东西只是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发生的事情的百分之三十吧。

　　杨红和梁磊打架的时候我经常没有拍，每次打架，你的确不可能冷静地躺在那里拍，都要劝架。因为他们打得很凶，都是要打就动刀子的，不过一般不会乱打。他们其实是很善良的生命，无论感情还是生存，都特别脆弱。尽管叶子、梁磊、杨红经常打架，但他们从没有袭击过我，哪怕在大醉的时候。

　　黄：你的片中，姐姐用烟头灼伤自己，你会保持冷静去拍而不是制止她，这种感觉展示出来很残酷，但是造成片子的整体效果很好，对于表现她们的生活状态很有说服力，你自己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胡：你说她用烟烫自己的时候我好象表现得比较冷静，没有去制止她。但这是一个巧合，因为当时我不知道她在烫自己，我只是注意到镜头要稳，我是在后来看素材的时候才知道她在拿烟头烫自己的手。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事情我肯定是要制止她的。

　　我拍什么，他们都不避我。包括她们高兴时的疯狂、痛苦时的自虐——她们一遇痛苦，常常会说：“唉，还是划手玩吧。”我第一次听见这话，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时，对方20多刀已经划了下去，鲜血淋漓，然后，将烟灰撒在上面。无论叶子、杨红还是“三温暖”，手臂上无不伤痕累累。

　　黄：我觉得姐姐和男朋友决裂那个晚上拍得很精彩，但是依旧很冷静，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庆幸过自己遇上这样好的细节么？

　　胡：那是两个人都很极端了以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实际上前面还有比这更剧烈的场景，当时就没拍，一直就在拉架，先是在一个酒吧里面，把所有的杯子、桌子都砸了，然后再跑出来。我拎着摄像机追出来，当时以为没什么事情，就把摄像机打开，跟着跑，跑过来之后才看见这个事情。后来这个女孩儿也差点出事，她就在街上去撞汽车。后来大家好不容易把这个女孩拉住。两个人后来打车就跑。我赶快打了个的，到处找他们。后来终于找到了。

　　后来有人建议我：这种镜头多好，你不应该改变她（他）们的本来状态，你只需记录就是了。但我做不到这一点。那个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拍，最先想到的是把人拉开再说。而每次一拉开，我就后悔，怎么没开机！甚至叶子、杨红、梁磊他们也为我惋惜：“你怎么不拍啊？”

　　他们也很有意思，不管多厉害的冲突，一到第二天，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比如打架，菜刀、锅铲再怎么乱飞——第二天，女孩子照样收拾家里，男孩照样干自己的事情。一谈到前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他们都还怪我：“胡子哥，你咋个不拍下来嘛？让我们看看是怎么打的。”一连闹了几次，我差不多要被折磨疯了。拿着摄像机，根本没有拍的念头，只想，这个事情怎样才能了结。我甚至担心很可能会有意外发生。

　　黄：当时你的心情该怎么描述？

　　胡：恩……，实际上我可能和他们一样，麻木了。因为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打架的时候，看见打成血淋淋的样子，真是很震惊，后来我总和他们在一起，发现他们做游戏的时候，虐待和被虐待的倾向非常严重，比如他们打扑克，输的时候就用钢勺敲脑门，而且不是轻轻地敲，是使劲地敲，往往到后来男女生都是一个大包在头上，好象非要打成这个状态才觉得，哎，今天打牌打得过瘾。杨红和梁磊不断打架，不断打架，我在那的那段时间，两个人可能有七八次这样的打架。到后来你都觉得什么事情不是偶然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的。

　　黄：从道德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应该劝架不应该拍，但是没有拍到这些东西，你有时会不会觉得惋惜？

　　胡：我觉得无所谓，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什么状态下你还能静下心来拍，可能每个人定的尺度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连这种尺度都不一定能接受。我定的尺度就是发生一些危险的时候不要拍。还有一些极端的，严重涉及个人隐私的，比如他们在自己房间里有一些性方面的事情那我不拍。

　　黄：看得出来你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是被我们（及周围看过此片的朋友）认可的。

　　胡：有些东西当时拍出来可能会更精彩些，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深下去是没有止境的。

　　黄：这个问题关于导演介入被拍摄对象，与道德无关，就是你在拍摄过程中保持怎样的态度？纯客观冷静还是带入感情甚至引导？

　　胡：我是想了解哪一部分的时候我就很注意地拍哪一部分，这一部分我拍到以后呢，有另一部分我好奇的呢我就会花更多时间拍那一部分。但并不是说你引导他做这种事情做那种事情，只是说你把侧重点不同的时间花在不同的地方。

　　黄：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三个三陪女和其中一个被女朋友养着的男人？我看似乎不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似乎是平视的，我觉得对纪录片导演来说，面对这样的被拍摄者，这种视角很难得。

　　胡：恩……因为他们瞧得起我（笑）。实际上从内心里讲我觉得我和他们差不多，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我选择的职业在外面看起来比他们高而已。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觉得我的思想境界比他们高多少。如果我是他们这样的背景，虽然不一定走到这一步，我可能也就是个混混。

　　觉得自己是刽子手

　　黄：你喜欢的纪录片风格，简约朴实，还是适当抒情？你如何实践的？

　　胡：纪录片的风格，我真还没想过（笑）……我并不觉得纪录片是个很神圣，偶像式的东西，我觉得纪录片就是柴米油盐，很普通的一个东西，觉得挺舒服挺自然的，那就挺好。可能抒情也能抒得很好。没有什么标准。

　　黄：那从你以往的片子中总结一下呢？

　　胡：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比较喜欢历史方面的东西，喜欢冷冷地看一些东西，因为以前我很好奇，古代人是怎么上厕所的（笑），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我都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因为我觉得写了那么多历史书，但是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细节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穿这么多衣服他怎么上厕所？我比较注意细节一些。

　　黄：后来你查明白了吗？

　　胡：（笑）后来出去以后搞到一本画册，明白一些端倪，也没有搞得更仔细。

　　黄：有时觉得配音有点出戏，大约是声音冷漠而隔阂，你自己怎么考虑的？

　　胡：是我一个朋友配的。他基本上没配过音，我就说你平时怎么说话你就怎么说就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我就觉得他声音的感觉和我比较像，他普通话比我讲得好。（笑）配音配得非常匆忙，就在一个小机房里面配的。但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黄：你现在还和这几个人有联系吗？像朋友一样吗？

　　胡：有联系。她们从夜总会出来没有再做以前的职业，起码叶子没有。梁磊后来又吸毒又被抓起来了，现在还在监牢里。两姐妹现在是酒廊里卖酒。

　　黄：片子里还有你保释杨红和“三温暖”的细节？

　　胡：对。本来片子比较长是因为后来她们姐妹俩回家之后，我单独跟“三温暖”拍了很长时间。我是大年三十的时候把她保出来的，之后陪她去找工作啊，陪她去把身上刺的那些纹身什么的除掉。后来又有一个老板包她当“二奶”。到夏天以后她说她要回家了。

　　黄：在看到结尾的时候，有的朋友还觉得遗憾，就是你没跟姐妹俩回家去拍……

　　胡：到后面，我和她们已经有感情了。我说，片子可以不拍，但朋友一定要当。很多事情，如果你只是把她们当成摄影的对象，总会有所表露。她们一旦察觉这种感觉，你就不可能和她们融洽地处下去。因此，你首先要在脑海里把她们当朋友。

　　汽车开了，我上车送了一程，最终离别时，心里有些发空。没有想继续拍，因为不想过多地介入到她们的家庭里。对她们来说这已经够深的了，因为不可能让人家家里面再容纳我。而且“家”在她们心目中的概念可能和我们的感觉还不太一样，她们觉得是很神圣的一个东西，像香格里拉一样的东西。后来找来找去自己也觉得“家”其实很遥远。两姐妹的关系在外面非常糟糕，经常不说话，互相吵架，但是真正到关键的时候真是只有两姐妹在一起。

　　黄：那你这个片子你想以什么渠道给别人看呢？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胡：我比较倾向于给一些社会工作者看吧。或者真是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的人。给这些人看我很乐意。看完这个片子你起码可以听听这些小姐怎么说自己的生活，很多人看了跟我讲，不知道小姐原来是这样生活的，哎，我觉得也就行了。起码你多一份了解以后可能就多一份理解。可能下次你再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的态度就不是单纯的鄙夷啊等等。

　　实际上拍到后来有点害怕拍，好像你拍她的东西越多越觉得你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一个很光彩的角色。当时不了解的时候还总是想，把这些东西都拍到，都拍到。所以觉得自己是刽子手，有想救她，可能受伤最深的还是你自己，到现在我都觉得挺矛盾的事情。

　　黄：觉得自己像窥视者吗？

　　胡：我倒不觉得像窥视者，好像是个大嫖客（笑），好像比一般的还厉害，就是不付帐就跑的那种。十大恶人之首。

　　黄：拍这个片的资金从哪里来？

　　胡：全是我自己的。

　　摆在哪里都合适的花

　　黄：你好象最近热衷于世界各地旅游拍风光片？

　　胡：就是因为拍这个《阿瓜西游记》，到处走，通过这种方式拍各种景物。

　　黄：你觉得拍景物有意思还是拍人有意思？

　　胡：当然拍人。任何景物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个景色也荒废了。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把自己当一个寻宝者的样子，找到当地人，和当地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然后去拍。

　　黄：是不是你很容易与别人接触？

　　胡：我一直这样，大约是天分。我一直是那种烂贱的花（笑），人家觉得这个花挺好，摆在哪里都挺合适，就是没有什么挑剔，这样一个人（笑）。

　　黄：有没有以后做剧情片的打算？

　　胡：有。我很喜欢这种东西。

　　黄：能否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前在别的报纸上看见过关于你的介绍。

　　胡：（笑）好多话你闷在心里可能还觉得挺自然，但是写出来真是觉得很假。我是贵州人，在复旦读的是电子工程，三年级时转去读新闻系。

　　黄：你毕业的年份（1989）对你有影响么？我想起王小帅、娄烨，好象那个年份决定了他们拍电影的那种态度。

　　胡：我觉得有，而且影响很大。本来我是个非常崇洋媚外的家伙，一下子就觉得这个真的没有意思，很多东西都幻灭了。然后就变得比较玩世不恭，包括对爱情啊，包括对世界的看法。觉得都不是很神圣的事情。可能影响到以后看什么很煽情的东西会很冷静，冷冷地，很漠然的样子。从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老年人。

　　黄：什么时候出国的？

　　胡：99年10月，去加拿大多伦多。在加拿大，我完成了一个专题网站，把这8个月的采访经历和采访笔记整理成故事告诉世人，出国前，我完成了以叶子、杨红她们为主角的记录片《我不要你管》。

　　2000年我从加拿大回来的。我在加拿大的时候，给他们讲一些东西，也学一些东西。学的主要是电影方面的东西。

　　黄：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对你拍摄纪录片有哪些潜移默化的作用？

　　胡：作用不是很大，只是认清敌我（笑）。看到他们好像也就是这个样子，只是说在系统上挺好的。所以我回来以后感觉最深的一点是，他们每个人可能只有半斤，但是加起来可能就有八两。国内呢，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八两，但是每个人都当自己是一斤（笑）。整个过程不是很专业化，很系统化，影响了拍摄者。

　　黄：不知你对国内纪录片状况是否了解，但好像有的作品有点哗众取宠，急功近利。

　　胡：我也感觉有这种东西。就像大学时候我喜欢写诗一样（笑）。真的，总是觉得有些东西要给别人看，给下一代人看的，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把外界附加于它上面的东西看得太重。这样，心态就会好一些。只是把纪录片当一个工具，说自己想说的话。

　　黄：什么时候开始对拍东西感兴趣的？

　　胡：可能我对图像比较敏感，比对文字敏感，我觉得文字好象是个半老徐娘，风华正茂的时候已经过了。图像还是豆蔻年华，很美丽。我以前比较喜欢拍照片，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下来。到电视台以后实际上并不清楚怎么拍，拍什么。后来我自己装了两个“锅”，可以收BBC啊，CNN什么的，当时为了学外语，也看人家片子怎么拍。当时BBS每天播两个小时的纪录片，当时就看得很投入，慢慢学习怎么拍。

　　黄：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对影像的敏感的？

　　胡：大学时候就有。我写东西的能力并不好。

　　黄：现在做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胡：我不只是对纪录片感兴趣，现在在做的《阿瓜西游记》是把电视和卡通结合起来，把你所有的思想动画化，把你的想法赋予一个角色，一个很搞笑的角色去做。“阿瓜”是个虚构的人，但是一直没有露脸，他的目光好象就是我们摄像机的目光，我以摄像机代他去看这个世界，拍些东西，我们后期在编导上再加一些搞笑的元素，也可以加一些好玩的想法，把真实和你喜欢的虚构结合在一起。有点像《蜡笔小新》。《蜡笔小新》是成人把他的想法加在一个小孩身上。小孩比较可爱。“阿瓜”也是类似这样一个人物。他总是想女孩儿很靓啊，类似这样的想法。

　　黄：要做多长呢？

　　胡：七集吧，每集15分钟。

　　黄：现在又对动画片感兴趣了？

　　胡：因为很多人喜欢看《蜡笔小新》，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以前不看动画片的。我看了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以前看旅游片嘛，好像教科书一样的，也学到一些东西，但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玩”。我现在做的就是东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玩”，轻松调皮就够了。

　　黄：为了拍纪录片，做过哪些积累？

　　胡：也没怎么刻意，就是以前录的很多我觉得不错的片子，时常会拿出来看一看。好的片子真的，你什么时候看都是好。不管这个片子多老，都一样。

　　这是胡庶发过来的他与他的主人公们交往的时间表：

　　1998年8月。在酒吧间认识叶子她们。

　　1998年11月。搬进叶子她们的住处同住。

　　1998年11月到12月。开始带机子拍片，叶子她们慢慢习惯摄象机的存在，拍日常生活。

　　1998年12月。在一次对杨红和梁磊的劝架之后，和梁磊在外面住了一夜，慢慢成为朋友。梁磊开始告诉我他的过去。

　　1998年12月到1999年1月。深入拍摄，拍了很多生活里的冲突，她们已无视我的存在，能在离摄像机仅半米多的地方，面对镜头告诉我她们的过去。期间有太多的故事在三人中发生，“三温暖”经历了生活和感情的双重打击，杨红和叶子产生冲突，梁磊渐渐表露出喜欢叶子的意思。杨红越来越孤独。

　　1999年1月。梁磊和杨红摊牌，叶子并没有接受梁磊，杨红有轻生的念头，叶子离家外出。三人冲突加剧。梁磊担心杨红的意外，用撞墙来表示自已的后悔，不久离开贵阳回老家。

　　1999年1月到2月。“三温暖”对两姐妹的感情纠葛产生厌倦，搬出自已租房住。不久在一次严打中她和杨红都被抓进公安局。半夜三点杨红打电话给我。我把她保了出来。但没找到“三温暖”。

　　1999年2月。杨红她们没有再去夜总会，春节前我借钱给她们回家。一直在公安局找朋友打听“三温暖”下落。

　　1999年春节。我跑了近十天的公安局，终于在妇教所找到了三温暖，并在春节前一天将她保了出来。

　　1999年春节。陪“三温暖”一起做外科手术将她身上的疤去掉。

　　1999年5月。送“三温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