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亚洲中的唐朝》是一本由[加]王贞平著作，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2019-12图书，本书定价：84.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读后感(一)：史鉴高悬 瞽者不见

　　

一流的史著像一面镜子，可以知兴替；更一流的史著是一面照妖镜，能给“神话”祛魅 （Disenchantment）。

中华民族主义构建的历史叙事中，唐一直扮演着堪称最为光辉的角色。开放、包容、威孚四海，八方来朝，唐太宗不仅是华夏的皇帝，更是异民族的“天可汗”。在故意被扭曲的历史宣传（propoganda）中，唐土是当时已知世界的中央，唐皇是同时统治华夷的双重君主，唐朝是天下朝贡体系中的大家长、大宗主。

天下观与异邦朝贡是如假包换的历史事实，而两者合一所造出的“天下朝贡体系”，却是历史发明学的伪概念。只有回归真正的历史研究，才能更清楚地发现唐与周边国家外交史的价值，才能对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更实用的借鉴意义。

作为历时近300年的王朝，唐与周边亚洲政权的关系处在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中，大而化之无非是755年变乱前后的政策变动，细之则历任君主也多有调整。但总体而言，这300年变化的结果，一言以蔽之 —— 是“现代亚洲地缘格局”的雏形期。

与之前历代不同，唐王朝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它的周边政权几乎都在这段时间完成了社会政治转型，在中原的外线形成了一连串有着稳定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承的定居国家。因为有政体，所以军事和文职的政策可以稳定持续开展；因为有民族创造神话和文化基因，所以在学习唐的典章制度时，能坚持本民族的独立性；因为是定居国家，所以有着更长远的政治设计和外交战略。

所以唐与周边亚洲政权的关系，并不是民族叙事里的“中央华夏 ——四方夷狄“，而更像地缘战略中的“内线——外线”。整条外线中如果有哪一个是薄弱环节，恰恰是貌似强大，但是在政治文化转型中非常落后的“突厥”。唐能成功战胜并驱逐突厥，正是先进政治文化对原始政治文化的必然结果。把7世纪的东亚描绘成唐——突厥的两极对抗，忽视高句丽及朝鲜半岛，吐蕃-南诏西南弧线的政治内涵，其结果只能是把多极亚洲的复杂性简化成浪漫有余的边塞诗歌，更糟糕的是丧失了对当代东亚地缘政治的深刻理解。

在与这些政权交往的过程中，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已不具备政策实用性，仅是装饰性的政治宣传工具。唐朝非常成功的一点是，它的核心政治圈是六镇鲜卑后代，对于外交政策有着高度的“功利主义”自觉性。王贞平先生在本书中将“义”释为“宜”，堪称点睛之笔。同样地，周边政权也是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对唐关系。在彼此互动中，形成了典型的“零和博弈”状态，内线和外线的每一个政权，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地缘安全，而在中古时代，构筑地缘安全的唯一选择，就是尽量扩张自身的实力圈。唐的羁縻政策，与其说是怀化远人，不如说是一条盟友缓冲带（参考苏联和东欧就很明白）。周边政权，特别是地区大国，采用的几乎是一样的手段，他们一边直接蚕食领土，一边不断消解唐王朝的羁縻地带，同时以骚扰性突袭争取更大的谈判砝码，在7-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吐蕃-南诏一向是这方面的好手。所以军事上的征服与反征服是中古亚洲地缘政治的主旋律，并不存在天然爱好和平，不事攻伐的国家。

同时，在地缘政治的较量中，武力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王贞平先生非常看重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而且对软实力有着清晰正确的概括：“唐朝在全盛时期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软实力，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成熟的机构，完备的法律，官僚制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由繁荣的经济带来的上层奢华生活方式。”将唐朝贵族的生活方式变为异国统治者的风尚，在文化建构和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创造文化认同，塑造一批文化上的“唐人”，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专业的软实力输出技巧。

唐之后的统一王朝中，只有满清继承了比较高超的外交手腕，特别是在康雍乾盛世，满洲统治者因为先天的优势，没有被宋明儒家的意识形态外交所束缚，同样采用的是内线——外线地缘策略，将外线国家转化为政治上的从属和盟友，直到西方国家打破亚洲的平衡。

以史为鉴，多极亚洲中的唐朝可以给今人留下无数宝贵的政治经验；但19世纪勃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扭曲了历史明镜，尤其对近代以后的弱小国家而言，祖先的丰功伟业是必须被重新粉饰的图腾柱。民族主义本身或是或非，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但是把民族主义神话错认为历史事实，却是瞽者危险的误判，而一旦民族神话和古老儒家的幽灵或是单边意识形态纠结为一体，无人能说清它将驶往何方。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读后感(二)：唐代战略思维的新视野：实用多元主义

在多极世界中，直接以武力处理对外关系收效有限，而以软实力解决相 关问题则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唐廷官员因此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外交战略。他们将“知己知彼”作为首要原则，以反映唐与外部世界的变化。他们竭力避免前人因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犯下的种种错误，如想象而不是理解 四邻，认为四邻不是敌视中原王朝的价值观，就是对其不屑一顾；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当成一出道德剧，舞台上只有拥护或反对中原王朝两种角色。

《步辇图》 [唐]阎立本

唐朝君臣在审视对外关系时，试图跨越文化隔阂，不带道德偏见地看待事实。高祖和太宗最先摒弃了对突厥的刻板印象。他们在了解了突厥的政治制度、各部首领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后意识到，突厥联盟本质上是流动、 多变的，权力分散在各部首领手中，而非集中在可汗手里。因此，当突厥武力进犯中原时，各部多各行其是，缺乏步调一致的行动。虽然突厥可汗往往对中原抱有极大野心，但他无法向其他部落首领保证每次由他发起的 军事行动都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行动遭遇挫折或失败，他的领导地位就 会动摇。由于无法犒赏和保护其追随者， 他很容易受到内部摩擦或内战的 影响。唐廷重视突厥各部的细微差别，避免视其为一体，并充分利用突厥联盟的弱点，瓦解其阵营。 唐廷曾数次离间突厥各部或是突厥与其盟友的关系，阻止其采取联合行动，从而化解了突厥的攻势。

唐代统治精英十分了解游牧民族和边疆社会。游牧民族四处迁徙，逐水草而居。他们根据自身与唐的实力对比，时而臣服唐廷，协助唐的军事 行动，时而反叛唐廷或调整与其他游牧部落的关系。唐人与游牧民族杂居 的边疆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的人比中原百姓受到的约束更少。他们 相当自由地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经常对各个试图统治他们的政权都表示 效忠。无序流动和多重效忠因而成为边疆社会及其民众的特点。唐代统治精英非常清楚，流动性是边疆游牧社会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常态，因为他们的祖先就出自那里。不过，他们常常以贬低性的言辞来表达对游牧 民特有的流动性的认识。他们声称，游牧民贪婪、鲁莽，不知忠诚和友谊 为何物，对礼仪更是一窍不通。

对辽阔边疆地区及其民众流动性的洞识成为唐朝防御战略的基础。唐朝官员清醒地认识到，游牧民的流动性和唐廷有限的资源导致唐无法永远 维持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与其划疆定界，不如对边疆地区实行松散管 理，只在战略要地修城筑墙。不过，修筑防御工事不是要将敌人拒于门外，而主要是监视敌人的动向，并提醒朝廷可能的入侵。如果确实是入侵，唐军便退入城中固守，并伺机组织反击。

这种防御战略预示着唐朝的对外关系会经常处于“不战不和”的不稳 定状态。由于唐和它的敌人都既无力承担旷日持久的战争，也无法维持永 的和平， 因此即便在唐占据相对优势时，双方也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 唐廷为确保更大的外围地区的安全而设置了“羁縻州”，由降附或被击败的 部落首领担任都督、 刺史等。 这些部落首领依然保有对本部落的统治权， 但须接受唐朝官员的监督。这是一种十分巧妙的间接统治策略，基于精明 的计算— 既然唐廷对边境部落的军事胜利和失败的部落首领的政治效忠 都是暂时的，那么无论是将这些地区正式纳入唐朝的区划，还是用唐朝的 行政管理体制取代当地的统治机构，都是不明智的。唐军虽然能取得一时 的胜利，但未必可以永远取胜。而“羁縻”制度则可以使唐廷灵活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使投降的部落再次反叛，唐廷也能从容应对。

唐朝君臣按照“知己”的原则仔细评估自身的优势和拥有的资源，并此确定了外交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他们还得出结论，唐朝若对四邻的 利益置之不理， 则不可能有效促进自身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和谐”， 或称“相互的一己利益”。这一观念强调，唐朝官员必须对某个时期唐与四 邻的实力对比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宜的对外政策。 这样的政策是最有效的，因为它可以带来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这种 强调“合宜”“功效”的处理外交问题的方式，看似违背了唐廷一贯用来为 自己的外交动机和行为辩护的“德”“义”等普遍道德原则；但实际上，唐 朝战略思维的“合宜”“功 效” 和作为道德诫命的“德”“义” 是并行不悖 的，因为适用于某时某地某个具体情况的对外政策正是“德”“义”等抽象 道德原则的表现。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的国家行为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因为 它体现了政治的最高道德— 在行动之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毕竟， 治道德是以结果来评价政策的。

从上述讨论可见，唐朝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实用多元主义，而不是某一位皇帝对世界的宏大道德构想，这种教条式的构想显然不足以成为观 察多元世界的工具。尽管唐廷惯于用一种普世性的道德目的论来包装其对 外政策，但这些政策实际上是以理想主义为表，以务实主义为里，是道德 原则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逐渐改变和调整的产物。这些改变与意识形态 偏好无关，其本质是演进的，目的是使唐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唐在处理与四邻复杂多变的关系时，如何制定出 协调、均衡的对外政策，以达到双赢的结果，就必须从多极、相互的一己 利益、相互依存、合宜的视角考察唐与四邻的关系。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读后感(三)：软实力+硬实力，看唐朝怎么玩“大国外交”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绝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 杜牧

歌舞盛宴，曲水流觞，丰腴的美人与才华四溢的诗人，奇珍异宝在丝绸之路上往来穿梭，精神上的自信与感官上的富足，构成了我们对大唐浮华的一切幻。然而，无论在隋唐更替时亦或是安史之乱后，唐所面临的从来不是唯我独尊的政治景象。

北有骁勇善战的突厥，南接雄心勃勃的部落民族，东临为隋朝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高句丽，西则接壤经济强大的吐蕃，强敌环伺下，高祖李渊不惜实行韬光养晦之策以为唐的建立铺路，后太宗李世民则采用“耀兵振武，慑服四夷”的攻势，将唐的影响力推至新的高峰。

一方面，唐的繁荣气象与海纳百川的度量值得后人的不断向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以客观的视角审时度势，将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纳入对当下世界的思考。而“多极“无疑就是表达此种复杂性的最佳入手概念。

“多极”是指数个国家为增强各自实力而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有时为对抗第三国而结成联盟，有时又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自行其是。实力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呈分散而不均匀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永远独霸天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复杂多变，难以预测。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变化莫测的世界。短命的隋朝（ 581—618）土崩瓦解，多股地方割据势力在中国北方和西北蜂拥而起，为称霸中原相互征伐。李渊及其追随者便是其中之一。李渊在 618 年建立唐朝后，未能立即将多极亚洲变成由唐主导的世界。直到他的儿子太宗（ 627—649 在位）继位后，唐才在 628 年铲除了西北最后一股割据势力。630 年，唐灭东突厥，在亚洲取得优势地位，中国北方和西北的游牧部落纷纷奉太宗为“天可汗”，许多政权定期向唐廷遣使朝贡，以示效忠。

唐朝疆域图，图源维基百科

朝贡体系维持了唐朝至高无上的表象，却掩盖了亚洲的多极本质。唐的四邻原来大多是没有文字、社会组织松散的游牧民族，但随着与唐接触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唐文化的吸收和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取得了长足进步。位于东北的高句丽、新罗、百济和位于西南的南诏，均发展为以农耕或半农耕为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初步成型的稳定政权。其自身的发展对其与唐朝的交往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各政权除了与唐廷往来，彼此之间也有密切联系。亚洲地缘政治因此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层次更多。

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

多极亚洲的复杂性促使各政权—— 无论其疆域大小、实力强弱——都必须借助软实力来处理对外事务。软实力是指通过非暴力手段引导出相关各方均能满意的结果的能力。在古代亚洲，弱势一方向强势一方表示政治效忠是其运用软实力的主要方式。初唐统治者就曾以这种方式处理与突厥的关系，并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唐朝建立、发展的外部环境。一些亚洲政权在与唐或其他政权交往时也采用了类似策略，目的是创造一个能让它们顺利实行对外政策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政治效忠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对于弱小的政权来说，向强权宣誓效忠不失为一种良策，可以避免与强权发生冲突，获得其军事援助，从双边关系中获取文化、经济利益。不仅如此，这个举措并不简单地使一方成为赢家，另一方成为输家，它是一场能使双方通过不同的方式同时受益的“非零和”游戏。名义上的宗主国可以通过接受朝贡来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的政治声望，而朝贡国则能获得军事援助、保护和物质回报。唐与新罗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是最好的实例。

在高祖和太宗的价值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功效、合宜、权宜之计、相互的一己利益等观念，而不是诚、信等儒家道德。

新罗地处朝鲜半岛东南，在地理位置上比高句丽和百济距长安更远。高句丽和百济与新罗为敌，时常阻拦新罗派往唐廷的使节，意图干扰新罗通过引进唐朝的文化和制度以自强的计划。但新罗还是设法与唐建立起了紧密的政治关系。新罗在名义上承认唐的宗主国地位，并苦苦抱怨高句丽和百济阻挡了新罗派往长安的朝贡使。新罗巧妙运用软实力，最终使唐廷相信，在唐征服高句丽的大计中，新罗将是忠实的盟友。唐廷决定支持新罗，介入朝鲜半岛的纷争。唐远征军在 660 和 668 年先后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铺平了道路。新罗面对强大的唐朝，巧妙运用软实力，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多重效忠”是弱小势力运用软实力的另一种方式。它们夹在区域强权之间，不得不设法限制和平衡对自身威胁最大的势力。为了自保，它们往往审时度势改变效忠对象。 唐朝在全盛时期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软实力，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成熟的机构，完备的法律、官僚制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由繁荣的经济带来的上层的奢华生活方式。唐廷决定培养其他政权统治阶层对唐朝生活方式的仰慕之情，期望他们能出于对唐朝文化的认同支持与唐廷维持亲密的政治关系。 为达到这个目的，唐廷允许在长安的外国使节或地方政权的朝贡使接触唐文化。他们能够得到汉文典籍，前往国子监观摩儒学讲授，在市场购物，参加国宴、新年聚会、皇帝诞辰庆典等盛大的宫廷活动。不仅是外国使节，其他外国人也有机会体验唐朝博大丰富的文化、物质生活。经唐廷批准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僧侣、留学生可以在中国长期停留，学习各种知识，融入中国的生活。外国商人则可以在首都、边境市场或港口经商。

唐朝独特的软实力在亚洲受众很广，对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日本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变革性影响。它们效仿唐朝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制度，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语言，将唐朝的许多因素植入自身的文化和宗教之中。甚至连一些游牧、半游牧社会的统治者和知识界、政界精英也受唐朝软实力影响，渐染华风。唐与四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文化隔阂。然而，四邻虽然崇、引进、吸收唐朝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却未必因此在政治上服从唐朝或支持唐的地缘政治目标。借鉴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只是一些政权推进自身体制建构的手段，一些从唐朝引进的观念还常常唤醒或强化了其他政权统治者自身的政治意识。例如，唐廷常以华夷观念为自己的对外政策辩护。其他政权的一些君主不仅拒绝承认唐廷的这一论调，还发展出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否定了唐廷设想的以唐朝天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上述意识形态发端于四世纪末至六世纪末。当时一些游牧部落占领了华北，并建立了几个区域性政权。大致在同一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 日本也开始了争取地方统一的历史进程。以自身为中心的“权力中心论”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应运而生。这是由于竞逐霸权的各方都需要借助“权力中心论”来证明自身权力的正统性，以彰显自己相较其他竞争对手的优越性。此外，在“权力中心论”的引导下，一些政权视四邻为事实上或想象中的“属国”，构建起自己的“小帝国”。新罗即为一例。虽然它对日本和渤海国都没有实际控制权，但还是视其为自己的属国。“权力中心论”对这些政权的对外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拒绝对唐言听计从，与唐的来往也主要是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

按照唐令的规定，当外国使节到达首都后，“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801年，宰相兼鸿胪卿贾耽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知识写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这部四十卷的著作详细记录了邻国的位置、前往该国的道路、与唐的距离等信息，很快成为唐廷官员的标准参考书。同年

在日本，国家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促使日廷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摆脱唐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日本也与朝鲜半岛的邻居一样，将国家利益置于国家意识之上，避免公开挑战唐的宗主国地位。日本在与唐交往时，试图把双边关系的政治、文化、经济层面区分开。为了保持政治独立，日廷巧妙运用外交辞令，淡化了呈递给唐廷国书的“中国中心论”色彩。尽管如此，日本并不想损害与唐朝的官方关系，而要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关系从唐朝获取经济、文化利益。更有甚者，突厥、回鹘、吐蕃和南诏等强邻都曾要求唐朝不得以“属国”对待它们，而唐出于不得已，有时只能在交往中与它们平起平坐。

金阁寺

由此可见，文化、制度的借鉴是充满竞争的政治过程。唐试图利用文化吸引力影响四邻的对唐政策，而四邻作为文化的吸收者，则根据自身情况对从唐朝输入的观念加以改造，形成了自身的意识形态理念，抗拒唐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四邻以自身的“权力中心论”为荣之时，就是唐廷丧失国际秩序话语垄断权之日。唐的追随者越来越少。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唐朝是亚洲大陆的权力中心，此后却风光不再。亚洲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硬实力及其局限性

新近崛起的亚洲强权总是力图改变亚洲原本就错综复杂的现状。它们要求改变与唐的关系，以反映其对唐的新立场。为达到这一目的，它们或运用审慎、和平的手段，或直接诉诸武力。唐廷面对拒不听命或抱有敌意的外国君主和地方政权首领，有时会使用硬实力，包括以武力威胁和直接出兵征讨两种方法。若是前者，唐廷会召见外国君主、地方政权首领或是他们的使者，要求其在朝见时解释自己的逾矩行为。这种情况下的朝见其实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胁迫手段，目的是对外国君主或地方政权首领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改弦更张，继续对唐朝贡，否则唐有可能会对其发动惩罚性的军事行动。武力固然是国际政治的固有要素，但唐在真正诉诸武力阻止不利于己的国际事态发展之前，必须首先仔细考虑一些棘手问题：唐是否拥有足够资源发动、赢得战争？在战事初步告捷之后，唐军能否有效控制并最终将对手的领土纳入唐朝版图？如若不然，唐廷能否扶植一位本地傀儡，委托他代行统治权？事实上，唐廷官员需要对这些问题反复斟酌，恰恰说明仅依靠“硬实力”处理双边问题有明显的局限性。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但不会一劳永逸地圆满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唐远征军带来难以应付的新难题。在新近获得的土地上重建、维持秩序，是一项耗时耗力的艰巨任务。唐廷及其军队对此往往缺乏足够的准备。唐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便是一例。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读后感(四)：【转】王贞平：多极亚洲中的唐代中国——外交与战争的历史

　　[摘要]王教授提出的多极化是指有好几个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相互竞争，他们有时候为对付第三国而结成同盟，有时候又为实现自身目标而自行其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能永远独霸国际政治舞台。

　　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师范大学“亚洲共同体”系列讲座邀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著名唐史学者王贞平教授发表《多极亚洲中的唐代中国》的演讲。王贞平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王利器先生哲嗣，八十年代求学于美国，师从西方著名唐史学者杜希德教授。王教授长期关注唐代国家关系，尤其在中日外交史上卓有建树。

　　2019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教授的著作Tang China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 Diplomacy and War（《多极亚洲中的唐代中国：外交与战争的历史》），此次演讲正是基于这部长达四百余页的大作展开，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与传统唐代中国中心论不同的多极化古代亚洲国际画卷。

王贞平教授在讲座现场

多极化的亚洲

　　王教授提出的多极化是指有好几个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相互竞争，他们有时候为对付第三国而结成同盟，有时候又为实现自身目标而自行其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能永远独霸国际政治舞台。因为实力在这些国家中呈现出一种分散且不均匀的状态，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往往是不规则的。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往往是静态的，是基于朝贡-册封体系的，而这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虚像，是虚实兼而有之。

　　6世纪末到7世纪初亚洲就是这样一个多极化世纪，隋末存在多股希望推翻隋王朝的地方势力，李渊只是其中一股，势力也未明显强过其他势力。当时突厥在草原兴盛，成为北方霸主，地方势力纷纷向突厥称臣，李渊也不例外。在初唐，亚洲维持着多极多中心的局面，唐朝没有当亚洲霸主的势力。

　　到了628年，李世民击败西北最后一个反抗势力，并在两年后击败东突厥，草原民族尊李世民为天可汗，许多国家向唐廷定期遣使贡奉，建立了所谓的君臣关系。但这是不是就可以称为中国中心论呢？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如此，因为唐太宗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君臣关系在多数情况是名义上的，而非实质的。外国君主虽然在表面上服从唐帝国，但经常操纵双边关系，以便在中国设立的国际秩序之外为自己寻找一种符合自己利益的途径。换句话说，这就是口不对心。

　　那些朝贡使团来华的目的就是从中国获取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实现自身的政治自保、经济自强。从中可以看到外国君主在处理这种官方关系（即册封体制）时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正因为如此，这一制度可以满足唐廷与外国君主的不同需要，这是朝贡-册封体制的生命力历久不衰的原因。

　　但朝贡-册封体制并不意味着那些参与其中的外国君主在政治上臣服于中国。唐廷在朝贡-册封体制中主要在礼仪层面上得益，满足了唐朝皇帝君临天下的政治虚荣心。外国使节则通过这一制度为本国争取到可观的政治文化利益。经济上以日本为例，在日本史书中列举许多遣唐使带给中国皇帝的所谓礼品，很多都是干鱼、干海带之类，中国皇帝回赐的时候则是加倍的。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就是不等价交换。

唐代阎立本绘《步辇图》表现的是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景

亚洲多极化产生的时代背景

　　多极化这一问题，在中国史料中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单极化。看中国史书中叙述朝贡-册封体制的礼仪时，可以发现主要体现了唐帝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却模糊掩盖了亚洲多极化的事实。亚洲各国本土文化在与中国的接触中吸收中国文化，自身体制不断完善，正因如此，多极化才成为必然。治中国史者常常怀有民族自豪感，但在理论方法上简单认为中国文化是高于四邻的单方向传播，是一种让周边国家的文化、体制从无到有的发展。这样的理论框架是假定了周边国家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制度，这种假设其实问题很大。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制度，多保留在中国史料中，而中国史料本身对于周边国家存在很大的偏见，是一种单极化的叙述模式。

　　周边国家实际上不仅有自己的文化制度，更取得了很大成就。当时，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及西南的南诏等已经发展成为半农业经济、政治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由于他们自身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到了他们与唐王朝的交往，并且这些四邻国家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亚洲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因此变得非常复杂。

　　隋唐时期亚洲国际政治的特点不是唐王朝的霸权，而是多样性与不稳定性。唐初到安史之乱爆发之间，唐王朝处于发展巅峰，在与四邻交往时具有优势。而此时的唐代四邻国家中往往发生了内乱、天灾，或与第三国交战，故而在与唐王朝的关系中处于劣势。但随着唐王朝国家实力的变化，与四邻的双边关系也发生着变动。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唐王朝的影响力逐步下降，更需要借助回鹘的军事力量平息内乱。王教授认为回鹘军事力量介入唐代内部斗争，是亚洲势力分布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信号。

　　唐王朝当然还是亚洲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但已经不再享有霸主的地位，没法再对亚洲国际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八世纪中叶以后，就不断出现唐与吐蕃、唐与南诏互相博弈的局面，这一情况的出现正说明亚洲的政治局面是多极而非单极的。即便是唐王朝处于鼎盛之时，周边国家对待朝贡-册封体制也是三心二意的，随着唐王朝实力下降，许多国家公开与唐王朝进行竞争。王教授指出，仅仅看中国史料，很难看出这一结论，因为唐代的知识分子还是认定唐王朝是亚洲的霸主。

　　虽然亚洲出现了多极化的情况，四邻国家在强大之后并没有割断与唐王朝的联系。他们愿意通过与唐王朝的交往获得各种利益，而唐王朝在当时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唐廷与四邻国家都意识到要与对方产生积极的关系。双方秉持着互利的态度，并非是一方全赢一方全输的零和关系，而是一种极为复杂、互相依存的关系，即多极性关系。

多极亚洲中软实力的运用

　　在一个多极化的亚洲秩序中，那些国家是如何运用本国实力来达成本国的目标呢？如此就要引出软实力这一概念。软实力，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软实力是不必借助实际的威胁或有形的报偿就能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在西方政治学中认为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大国才有软实力，而小国、弱国不存在软实力。但是隋唐时代的情形并非如此，现在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概念需要做相应的修改，以符合隋唐时期的国际环境。

　　王教授认为隋唐时期弱小国家也有软实力。弱小国家正因为缺少军事等硬实力与大国对抗，更注重运用自身软实力来与大国周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故而国家无论疆域大小、实力强弱都可能拥有软实力。所以王教授将软实力定义为一种利用非暴力手段，引导出双方或各方都能满意的结果。

　　与约瑟夫·奈教授关于软实力的定义不同，王教授认为在亚洲古代，无论是运用软实力的一方，还是受到软实力影响的一方都要付出有形或无形的代价。中国实行的朝贡-册封体制就是一种以不等价交换为代价的软实力运用。弱小国家向大国表示的政治效忠也是一种软实力的运用方式。正如上面所言，创业时期的唐高祖李渊都曾运用这种政治效忠式的软实力应付突厥，以便创造出一种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稳定刚刚建立的唐王朝。

　　亚洲国家的君主在处理与唐廷关系时就曾经运用过这样的软实力。小国向大国表示效忠是一种低风险的行为。这种政治效忠多半是名义上的，这种行为既能避免与大国产生冲突，又能获得可观的军事、经济、文化援助。

新罗的效忠

　　新罗与唐的君臣关系是对这一软实力运用的绝好例子。新罗在唐早期处于朝鲜半岛的东南一角，是强敌围绕的环境，北有高句丽，西有百济，想要接触中国非常困难。但最终统一朝鲜半岛的恰恰是实力最弱，地理最偏的新罗，这正是源于新罗完美地运用其软实力。

　　新罗在与唐朝建立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后，极力拉近与唐王朝的联系，并让唐王朝相信新罗是值得信任的。为了讨好唐王朝，新罗的君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新罗的真德女王特地为唐高宗写了一首五言赞歌《太平颂》，并亲自织成锦送给高宗，表达忠心。新罗不断推动唐王朝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弥补自身军力不足的缺陷。在唐王朝的支持援助下，新罗先后吞并百济、高句丽，统一半岛。从这一例子来看，新罗在强敌环绕之下，巧妙运用自身软实力拉拢唐王朝，达到自身目的。

隋唐初期朝鲜半岛三国形势简图

　　十二世纪朝鲜历史学家金富轼所著《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说：“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使，相续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于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义之邦。又凭王师之威灵，平百济、高句丽，取其地郡县之，可谓盛矣。”这段话透彻地说明了新罗如何运用软实力，说服唐王朝采取军事行动，为新罗统一半岛铺平道路的。而统一了半岛之后，新罗迅速乘吐蕃在西方兴起的契机与唐王朝决裂。

多重效忠的南诏

　　弱小国家软实力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多重政治忠诚，即当时弱小的国家同时或先后向不同大国表示政治忠诚。这些弱国是夹在区域性强国中的，为了自保自存，不得不设法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国家加以平衡与限制。做法之一就是与一个强权结盟来抗衡另一个强权，同时随情况调整自己的立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云南的南诏国。

　　云南地区在650年到710年期间，唐王朝与吐蕃都试图向云南扩张。当时云南地区有六个地方势力，其中五个倒向吐蕃，只有最弱的南诏向唐王朝效忠。712年，唐廷册封第四位南诏首领皮逻阁为台登郡王，公开支持南诏。在唐王朝的默许与支持下，南诏于735年吞并其他诏国，建立南诏国。

　　与新罗一样，南诏一建国就与唐王朝反目。因为建国之后的南诏希望向云南的东部地区扩张，但此时这一地区的部分已经在唐王朝的控制之下，随之就爆发了唐与南诏的冲突。为了与巨大的唐帝国抗衡，南诏的首领倒向了吐蕃，寻求保护。752年，南诏首领接受了吐蕃的封号“赞普钟”，抛弃了唐廷册封的台登郡王号，同时自认南诏是吐蕃的一部分。

学习唐朝密檐塔形制的南诏国佛塔

唐王朝的软实力

　　唐王朝对软实力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培养外国君主对唐文化的仰慕，以期达到通过文化认同在政治上亲近唐王朝的目的。唐王朝为了外国使节、僧侣、学生到中国学习提供了许多便利，在这种有意为之之下，唐王朝希望培养一批亲唐的政治人物。

　　唐王朝的软实力为东北亚，如朝鲜、日本等，带来了变革性的进步。他们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以唐王朝为范本，经济文化也带有许多唐文化的色彩。故而许多中国、日本学者认为当时形成了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王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并没有考虑到周边国家为何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的文化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君主仰慕、消费唐文化，并不意味着在国际政治中他们服从唐廷的权威。引进唐文化，只是外国君主提升本国文化，构建自身政治体制的一个手段，与他们对唐廷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必然联系。

权力中心论的产生

　　同时，外国君主并不接受唐王朝软实力最重要的内容——权力中心论，在当时而言则是唐朝中心论。相反外国君主借鉴了唐王朝表述的权力中心论，在本国强调统治权的排他性。王教授认为权力中心论，实际上并非是源自唐王朝，四邻国家在本身发展过程中也已经产生，但通过借鉴唐王朝的表达方式加以系统化。不同部族试图完成统一进程中早就形成了的自己的权力中心论，认识到这点对我们了解亚洲多极格局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史料中记载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有百余个小国，但是到了东汉就减少三十几个。通过这个简单的数字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列岛正在经历通过武力兼并建立早期国家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各部落的首领萌发了以自己部落为基准的权力中心论。

　　到五世纪，倭这一部落强盛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日本列岛。因为当时日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故而通过自朝鲜传入的中文来表达日本的权力中心思想。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古坟时代的大刀上“大王”、“天下”之类的铭文，这些都是经由汉字来表达自身的权力中心论。可见权力中心论并非是从中国传过去，而是日本本土也产生的一种政治意识。

日本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墓出土的银象嵌铭大刀中“获卤大王”铭

　　这种自发的权力中心论在高句丽也可见到。高句丽的长寿王在414年为其父长乐王谈德立纪功碑，即著名的好太王碑，其中就用了“天帝之子”、“恩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这种权力中心论的话语，彰显高句丽自己的正统性。正是在这种权力中心论的驱动下，高句丽建立了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涵盖朝鲜半岛北部及今天东三省一部。

小帝国主义

　　同时，这些国家还发展出自己的小帝国观念。唐王朝有自己的大帝国观念，而东亚的小国家也发展出了自为中心的小帝国观念。例如新罗当时就视渤海国和日本为其臣属国，日本视高句丽、新罗、百济为外藩，视唐朝为远藩。但从史料出发，这些国家并没有存在真正实质性的臣属关系。

　　亚洲国家各自都有权力中心论，分别影响了他们的国际行为，特别是与唐王朝的关系，多数都是利用唐王朝。权力中心论在亚洲的发展，也是当时亚洲地缘政治呈现多极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有趣的是，这些国家从来不在公开的情况言辞挑战唐王朝的地位，同时也并不盲从唐廷。在主动接触唐廷的过程中，它们主要是满足自身政治文化的需要，而非完全向唐廷称臣。

　　在唐朝的官员看来，这些外国使节觐见朝贡，就是服从唐朝的权威，并不会深究这些国家的真正动机。四邻国家与唐廷的文化交流与政治制度借鉴不是一个单方向的从A到B、从有到无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政治过程。周边国家的君主决定什么时候从唐吸收什么，这些都不是唐王朝所能决定的，是周边国家根据自我需求的自主行为。

　　隋唐时代的亚洲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并不是唐廷一枝独秀的称霸时代。唐王朝是国际社会敬畏的一股势力，但随着四邻国家在势力上与唐王朝的差距逐步缩小，他们与唐王朝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唐王朝有时候有求于周边国家，如请回鹘军队平乱；周边国家也常常有求于唐王朝，如新罗、南诏。

　　在王教授看来，唐王朝最鼎盛的时候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控制亚洲地缘政治走向。唐王朝希望凭借朝贡-册封体系在亚洲形成一个静态有序的国际秩序，但事与愿违，国际秩序体现的是一种无序流动性。随着周边国家的实力变化，这种所谓的秩序一定会被打破。（文/方圆）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读后感(五)：书评|美国东方学会前主席德罗姆普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正如书名所示，本书聚焦于唐朝(公元618年-907年)通过“软实力”(外交)和“硬实力”(战争)这两种手段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他方面的国家间关系（如经济关系、文化交流等）并不在本书作者的关注范围之内。在对唐朝国际关系的分析中，作者将政治多极化的概念作为分析手段，提出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多样性与不稳定性”（英文原书第2页）。他认为，这一国际关系系统所呈现出的某种流动性，常被“朝贡体系”（tribute system）的结构和有效象征意义所掩盖。作者依据实用主义而非严苛的道德理论产物来形容唐朝的国际关系。他恰到好处地指出，对唐朝政府来说，成果最终比理想主义更重要，并由此产生了某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即“理想主义的外表，现实主义的本质” （英文原书第10页）。简明扼要的“导论”很好地构建了本书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为剩余部分奠定了理论基础。

“导论”之后是四个案例研究，每个案例都是一篇对唐朝和他那些不老实且令人头疼的邻居们——突厥、回鹘[1]、朝鲜半岛、南诏和吐蕃的研究。这些案例经过梳理使得作者分析的重点始终聚焦于本书的主题——战争和外交。在每一篇分析中，作者均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强调了“硬实力”和“软实力”是唐朝政府在处理与“问题”周边国家关系时的主要特征。在这四章中，唐朝作为被其他权力围绕的轴心而享有特权；其与各政权之间的直接关系虽然不会被忽略，却都是在以唐朝为中心的背景下进行分析的。希望全面了解唐朝对外关系的读者并不能在本书中有所收获，因为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利用这四个案例研究的累积效应来搭建一个平台，并从中思考作者所认为的在唐政府与周边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普遍问题，因此，书中很少提及那些屡屡与唐朝有交织的重要大国，例如，关于唐朝与吐谷浑或契丹之间的互动。

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这四个案例研究提供了关于唐朝政府与各政体关系的连贯而有用的说明。尽管潘以红的《天子与天可汗：隋唐及其周边国家》（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白桂思的《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等作品均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本书为了阐明主要观点，在叙述手法上与上述作品有所不同。这四个案例研究不仅清楚地说明了唐朝政府的外交手段，其呈现方式也使得作者可以有效且具有说服力地过渡到后面的两个结论性章节。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

在介绍了四个案例之后，作者考察了他所称的唐朝国家间关系的“双重管理”（dual management）体系——一种涉及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密切合作的制度。根据作者的论证，两者都在制定和实施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政府通常从地方官员那里获得情报，然后由(通常是)中央政府高级官员合作制定计划，再将指示发送给当地官员加以执行。这种方法在封建帝国中并不罕见：中央政府认识到，地方官员通常比朝臣更容易理解当地的条件并采取行动。唐朝政府在这方面的老练使其成为一种特别迷人的历史现象。

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在这个秩序井然的体系中，一场危机可能导致地方官员独立行动，因为他们很可能会谋取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官员们不够正直的话)。虽然朝廷官员可能更喜欢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模式，但现代通讯系统的缺乏意味着这一想法有时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地方官员必须尽力做出最好的决定，而他们通常也会被授予这样做的权力。同样，这样的模式也可以从其他帝国对遥远边疆的管理中看到。在这些地方官员拥有重要自治权的制度中，最著名的或许是西班牙帝国在美洲和菲律宾所采用的制度：在接到中央政府的指示后，地方官员可以用“我服从但不遵守”（obedezco pero no cumplo,I obey but do not comply）来回答，这样，总督和其他官员既能保持对国王的忠诚和服从，又能根据当地情况做出最好的判断。唐朝中央政府不像西班牙帝国那样远离边疆，但允许地方官员在必要时独立行动的基本原则在唐朝边境地区经常发挥作用。例如，公元840年的回鹘内乱为唐朝边境带来了大量的难民。在处理这一危机时，朝廷特别指示负责处理北疆回鹘问题的刘沔将军自主行动，抓住出现的机会，而不是一味等待长安的命令。[2]中央政府也好，地方官员也罢，不论是多么勤奋和值得信赖，最终都无法肯定自己在努力制定流程和政策来处理对外关系时能大获成功。

除了强调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的合作之外，作者在这一章还非常有效地展示了唐朝政府在面对不同皇帝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治理和决策时所表现出来的职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统治者在日常行政管理中的利益，以及他或她对透明性或保密性的渴求。同样重要的是朝廷内部高级官员的组成。在某些情况下，一种真正的集体协商正在发挥作用，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样的协商可能由少数受到青睐的官员甚至深受皇帝信任的那一位官员主导。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朝廷内部的权力平衡可能而且确实经常发生了变化，而这也影响了政府的运作，因为实施“硬”“软”权力的程序都发生了变化。本书的最后一章，除去一个简短的结论（英文原书第303-306页）外，主要着眼于为唐朝的对外关系关系构建一个全面的、哲学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同时还考虑了从周至汉以来中国“外交思想”的历史发展（英文原书第231-244页）。由此引发了关于唐朝对这种思想和理想的运用的讨论。在这种道德唯心主义的背景下，作者继续强调实用主义的重要性，即决策及其结果的“合宜性”（appropriateness）。本章的大部分内容（英文原书第244-273页）专门研究了唐太宗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与魏徵的合作。这暴露了内政与外交政策之间经常存在着紧张关系，以及对后者采取务实态度并不总是能取得成功的事实，正如我们可以从太宗针对朝鲜半岛所采取的政策上看到的那样。

本书有很多优点。作者显然非常熟悉相关重要资料以及该领域的主要学术著作，尤其是中文、日文和英文著作。这四个案例的研究是对唐帝国与其最强大的邻居的互动的连贯考察。最后两章使我印象深刻，对唐朝的外交关系进行了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分析，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尾注（英文原书第309-391页）内容丰富，详尽而翔实。

读者会注意到这本书着重描写了唐初时期。第六章对唐太宗和魏徵的重视已有所体现；其他章节也倾向于过多地描写唐朝的早期统治，而对后安禄山时期的关注较少。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关于南诏的那一章，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南诏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就唐朝的“外交史和战争史”而言，唐初无疑是一个重要时期，但这种强调有时会削弱本书的叙述。也许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作者关于唐帝国与蒙古高原地区关系的案例研究。该章节的大部分内容(英文原书第14-42页的几乎全部内容)都集中在唐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和他的儿子太宗在位期间与东西突厥的关系上。只有一个段落着墨于后突厥汗国，而后突厥汗国自公元682年到742年期间一直统治着蒙古高原,其与唐朝的历史关系复杂而重要。例如，那些对武则天感兴趣的人，不会发现在她统治下的唐朝与默啜可汗统治下的东突厥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相比之下，回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英文原书第45-54页)，但这部分相对简短的叙述仍然与之在唐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格格不入。关于朝鲜半岛的那一章也着重描写了唐朝初期，尤其是7世纪。

作者对于中国的强调当然是他方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有时这也会使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中国对周边民族的比喻，而这些比喻并不总是准确的。例如，他把突厥人描述为“在大草原上游荡”（roaming on the steppes），“对固定的领土和边界既没有强烈的依恋，也没有应有的尊重”（neither a strong attachment to nor a due respect for fixed territories and boundaries）(英文原书第13页)。这种说法忽略了草原游牧民族普遍遵循的季节性迁移模式，这种模式通常只在紧急情况下(战争、饥荒等)才会被违反，同时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唐-草原的边界（the Tang-steppe frontier）往往不是固定的边界，而是流动且灵活的。在其他方面，作者的解释也可能会受到挑战。举例来说，在他对突厥与唐朝密切往来的历史的分析中，作者将突厥描述为发展“亲唐立场”（pro-Tang stance），这“是由于突厥政权的软弱：一个由突厥人和其他从属团体组成的松散联盟，使维持内部团结和有效控制草原成为回鹘的挑战”（was due to weakness in the Uighur polity：a loose confederation of Uighurs and other subordinate groups made sustained internal unity and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steppe a challenging task for any Uighur qaghan）(英文原书第46页)。认为突厥“亲唐”其实言过其实了；作者本人也提到了突厥人曾或计划或实施对唐朝的敌对行动。很难说是“软弱”引导了突厥人对中国的政策，因为历史证据表明，许多因素都鼓励各大草原帝国在与中国政权（包括唐朝）打交道时，采取不同的方式(既有温和的方式，也有敌对的方式)（both pacific and antagonistic）。突厥第一汗国在政治组织方面与回鹘汗国非常相似，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公然敌视唐朝。在获得东部大草原的控制权后，回鹘统治者选择了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唐朝一样，回鹘在必要时使用“硬实力”，但也看到了其局限性；同时，回鹘也坐拥“软实力”（往往处在硬实力的威胁之下）——由与唐朝的政治联姻带来的财富与声望。

在一本数据如此丰富的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例如，鄂尔浑碑铭所记载的内容被作者误认为与7世纪的薛延陀统治者夷男真珠毗伽可汗有关，而非8世纪的突厥统治者毗伽可汗(英文原书第380页)。后突厥汗国并非因716年默啜可汗死后的内部冲突而被“撕裂”（英文原书第38页)，而是因734年毗伽可汗死后的汗国内讧。唐送给吐蕃的礼物“蚕种”应该翻译成“蚕卵”（silkworm eggs）,而不是“蚕的种子”（silkworm seeds）(英文原书第144页)。唐朝在成都的守军使用钩子和绳子（hooks and ropes）而不是“钩子和长袍”（hooks and robes）来抵抗南诏的军队(英文原书第127页)。我希望这些例子能够说明，书中这类错误对作者的分析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作者对非汉语的人名和术语的处理，有时存在一些问题。作者在书中写道，“药葛罗，回鹘可汗的兄弟”（Taogeluo, brother of the Uighur qaghan）(英文原书第171页)，药葛罗是回鹘汗国大部分可汗的姓——药罗葛(古突厥语Yaghlaqar)的文本错误。在765年与郭子仪会面的可汗的兄弟当然是药罗葛家族的人，但那并非是他个人的名。人名和术语并不总是以正确或一致的形式出现。汉语中的“夷男”译自古突厥语“ïnanç”或“ïnançu”，而非“Inaxi”。作者认为“坚昆”指的是活跃在西伯利亚中部叶尼塞河上游的部落(282页),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坚昆”是一个比“黠戛斯”（Qïrqïz，Kirγiz）更古老的名字，它也并非作者在讨论回鹘汗国的衰落时所提及的某一个人名(英文原书第53页)。新罗、百济、高句丽人的名字有时用朝鲜语音译，有时用他们的汉名，有时两种形式都有。例如，本书中称新罗的禅师慈藏法师为“cizang”，使用的是其汉名，而非朝鲜语音译的“chajang”（자장）。在藏语名称中也能发现与此类似的不一致。作者也更倾向于使用一些中文译名或术语，而不是读者更熟悉的形式。例如，他使用了“大食”，并解释称这是一个中文术语，指的是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英文原书第182页)，但在随后的写作中，作者仍然使用“大食”而不是“阿拔斯王朝”。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突骑施”“弃宗弄赞（松赞干布）”等其他名字。同样，这些问题并没有削弱本书的分析，但可能会给一些读者带来困惑。

本书虽然包含有用的索引以及带有汉字的名称和术语的词汇表，却只提供了一张非常笼统（不详尽）的地图，来展示8世纪中叶时期的东亚，而当时的唐朝正处于领土扩张的巅峰。文中的地名均被用括号标示了相对应的现代地名，这一做法并非对所有的读者都适用。本书和它的读者都应从更多更好的地图中获益。

《多级亚洲中的唐朝》采取的方法与近年来在该主题上出现的其他作品不同——潘以红的《天子与天可汗》和乔纳森·卡拉姆·斯卡夫（Jonathan Karam Skaff）的《隋唐帝国及其突厥蒙古系强邻：文化•权力•联系，580-800年》(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 580-800)。本书是对这些重要著作的补充。与后者相比，本书和前者具有更多的共同点，将按照时间顺序研究的方法（在四个案例研究中）与分主题研究的方法相结合。

本书并没有涉及斯卡夫对草原帝国和隋唐的“历史纠葛”（entangled histories）以及由此产生的“欧亚”外交模式（the“Eurasian”patterns of diplomacy）的理论分析。本书作者想强调的观点是，唐朝只是东亚众多强大国家中的一个而已。确实，尽管一些学者可能已将“朝贡制度”（tribute system）作为研究唐朝及周边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分析方法，但潘以红、斯卡夫等人似乎早就弃用了这种方法。作者在权力关系的流动性和东亚世界的多极化方面有效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为促进这种方法的学术著作增色不少。他于书中提及，自己打算就唐朝与其他政权关系中的“外交实际机制”（actual mechanics of diplomacy）额外补充一卷（英文原书第十四页）；而这项工作将建立在本卷精巧创作的基础上，并将会是一个对唐朝国际关系的可喜补充。

美国东方学会前主席、罗德学院教授 德罗姆普 （Michael R. Drompp, Rhodes College） （新书情报屋 译）

[1] 我之所以使用”Uyghur”，而不是“Uigher”（作者采用的拼写方式），不仅是因为它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回纥人在帝国时期的石碑中关于本民族名称的正确拼法，还希望它对该词的准确发音能有所帮助。最初“ Uy-”的发音更近于英语中的“buoy”，而不是英语中的“ wee”（一种从中文“维吾尔weiwuer”衍生而来的发音）。因此，用“an Uyghur”代替“a Uyghur”是恰当的。

[2](美)德罗姆普：《唐朝与回纥汗国的崩溃：一段历史》Michael R.Drompp,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e Empire:A Documentary History(Leiden:Brill,2005),P105,PP.278-279.

注：原文载于《通报》（T'oung Pao）第101卷，2019年1-3期，第253-258页。https://www.jstor.org/stable/24755035？seq=1#metadata_info_tab_contents 本译文原载于公众号“新书情报屋QvQ”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读后感(六)：【轉】王貞平：『多極亞洲中的唐帝國』講座紀要

　　王貞平/講演

　　梁爽/記錄

　　2019年7月4日下午15:00，南京大學IAS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舉辦了“學術前沿講座”第290講，也是本學期的最後一講。非常有幸邀請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王貞平先生，在仙林校區高研院報告廳，做了題為《多極亞洲中的唐帝國》的精彩講座。雖然學校業已放假，且逢上罕見的大暴雨，但全場依舊有大量冒雨前來的南京大學及南京其它高校的師生。講座由南京大學文學院張伯偉教授主持，童嶺副教授評議。

　　王貞平先生，1951年生，四川江津人，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文史大家王利器先生公子，赴美後師從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現執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並任日本關西大學COE客座教授。主攻唐代外交制度史、對外經濟貿易史、中日關係史。著作：《漢唐中日關係論》（文津出版社，1997）；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s of Immortals: China-JapanRelations in the Han-Tang Period（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5）；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Diplomacy and War（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19），並撰有單篇論文如《唐高祖、太宗兩朝外交思想初探》等數十篇。

　　以下為王貞平先生本次演講要略：

一、隋唐亞洲的“多極”與“霸權”

　　這個講演是和我2019年底出的一部書有關：《多極亞洲中的唐代中國：外交與戰爭的歷史》，這本書討論的主要範圍是唐朝與主要四鄰國家在和平與戰爭時的關係，這些國家包括東北及朝鮮半島的高句麗、新羅、百濟、渤海；北方及西北方的突厥、回鶻；西南方的吐蕃和南方的南詔國。這本書以及我2019年出版的另一本書：《長生不老島來的使者：漢唐時期的中日關係》，是我為英文讀者提供的唐代朝代關係的一幅全景圖。

　　亞洲國際政治的多極性及相互依存性是本書討論的主要觀點。這裡最關鍵的概念就是“多極性”，“多極”一詞並不是我所發明，但長期以來，歷史學者、國際政治學者，對其有不同的解釋，這就提醒我們在用一個概念的時候，首先要對它有一個儘量準確的界定。我所謂的“多極性”是指這樣一種國際環境：數個國家為擴大各自的勢力範圍而互相競爭。它們有時為對付第三國而結成同盟，有時為實現各自的目標而自行其是。這些國家中沒有任何一個能夠永遠獨霸國際政治舞臺。因為實力在這些國家中的分佈呈現出分散及不均勻的狀態。因此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動態的，而且往往是不可預測的。

《多極亞洲中的唐代中國：外交與戰爭的歷史》

　　我認為：在6世紀到7世紀的亞洲就是這樣一個多極的世界。關於這個問題有許多基本的史料可以作為證據：隋末存在著多股企圖推翻隋廷，建立新王朝的地方勢力。李淵及其追隨者只是其中的一股勢力。北方的突厥是草原霸主，也是中原各種割據勢力的太上皇。中原割據的勢力紛紛向突厥稱臣，並接受突厥頭銜，李淵也不例外。不只是唐王朝建立之前，在建立之初也是如此，當時的唐王朝忙於剷除中原的多股割據勢力，沒有時間精力去處理與周邊國家的事物，所以當時的亞洲維持著一種多極的狀態。

　　李世民在628年剷除了西北的最後一股割據勢力，並於630年滅東突厥，唐王朝在亞洲的影響力大增。西北遊牧民族首領尊李世民為“天可汗”。許多國家向唐廷定期遣使貢方物，建立了“君臣”關係。很多學者認為唐王朝在此時建立起了在亞洲的霸權。但是我認為，對這種君臣關係的實質應該再做思考，唐太宗與周邊國家君臣關係的確立，是否意味著唐帝國取得了亞洲的霸權地位？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這種君臣關係在多數情況下是名義上的，而不是實質性的。外國君主雖然在表面上臣服唐朝皇帝，但是在實際上經常設法操縱這種君臣關係，他們力圖在中國設置的世界格局之外，為自己尋找符合自己利益的空間。事實上，唐朝皇帝和外國君主在這個過程中都採取的是實用主義的態度，“朝貢”使團來華主要是為了從中國獲取政治、經濟、文化利益，以實現政治自保、經濟自強，而中國皇帝則滿足了君臨天下的虛榮心，雙方達成了某種利益的交匯，我認為，這正是朝貢體系歷久不衰的原因。

　　亞洲的“多極化”趨勢是亞洲各國本土文化逐漸發展，在與中國的接觸中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之後，自身體制逐漸完善的必然結果。唐代位於東北方的高句麗、新羅、百濟和位於西南方的南詔均已發展成為以農業、半農業為經濟基礎的，政治體制較為健全、穩定的國家。這些國家國內政治、經濟體制的發展從根本上影響到他們與唐王朝交往的方式。此外，它們相互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繫。與隋唐之前相比，此時的亞洲地緣政治環境已變得更為複雜，更為多樣化。

《長生不老島來的使者：漢唐時期的中日關係》

　　因此，隋唐時代亞洲國際關係的特點不是唐王朝的霸權，而是多樣性和不穩定性。自620到750年間，唐王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軍力強大，因此在與四鄰的關係中經常處於優勢。如果我們觀察一下亞洲的其它國家，不難看到它們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始終三心二意，即便在唐王朝的鼎盛時期，唐廷也無法完全控制它們。隨著八世紀中頁唐廷實力的下降，一些亞洲國家開始公開與唐廷競爭、對抗。儘管如此，唐王朝和它的四鄰之間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是因為唐廷需要盟友和外部軍事援助以應付國內外的挑戰，四鄰國家也願意通過與唐王朝的交往獲得文化、經濟利益。唐廷和四鄰國家都認識到，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與對方建立富有積極意義的關係。在這種關係裡，雙方秉持實用主義的原則。因此這種關係不是“零和”關係，而是一種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這種關係的顯著特徵是“多極性”。

二、古代亞洲世界的“軟實力”

　　這就引出了下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在一個多極的亞洲世界裡，相關國家是如何運用自己的實力以實現本國的目標？談到國家的實力，我們都知道有所謂“硬實力”（軍事力量）和“軟實力”之分。我在哈佛大學教授小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定義之上做了相應的修正：“軟實力”是一種能力，是指在國際關係中運用非暴力手段引導出雙方或各方均能滿意的結果。弱小國家正因為缺乏足夠的“硬實力”與大國抗衡，所以特別依賴自身的“軟實力”與大國周旋，以實現自己的國際戰略目標。

　　向大國表示政治效忠是古代亞洲弱小國家運用自身“軟實力”的主要方式。向大國表示政治效忠對弱小國家來說是一種“低風險”的行為。因為這種“政治效忠”多半是名義上的，而不是實質性的。弱小國家對此付出的代價並不高。與此同時，弱小國家要避免與大國衝突，最好的辦法就是向大國表示政治效忠。這樣不僅能避免衝突，弱小國家還能從大國獲取可觀的軍事援助以及文化、經濟利益。唐與新羅之間的“君臣關係”就是最好實例。新羅本是朝鮮半島三國中最為弱小的一個，但是在7世紀，新羅與唐建立了君臣關係，極力拉近與唐廷的距離，並設法使唐廷相信新羅是可以信賴的盟友。唐最終在660年滅百濟，668年滅高句麗，為新羅最終統一朝鮮半島鋪平了道路。面對強大的唐王朝，新羅巧妙地運用了自身的“軟實力”，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一種弱小國家運用軟實力的例子是“多重政治忠誠”，即古代亞洲弱小國家向不同的大國同時或先後表示政治效忠。這些小國地處兩個或幾個區域性強權國家之間，不得不設法對自身威脅最大國家的實力加以限制、平衡，以求自保。其做法是，有時與一個強權結盟，以抗衡另一個強權的威脅。並隨時視情況而調整、改變自己的立場。地處今雲南的南詔國就是一例。650至710年間唐廷和吐蕃都試圖向雲南擴張。在這場角逐中，雲南當地的六個主要部落多倒向吐蕃一邊。唯一的例外是南詔，南詔是六個主要部落中實力最弱的，但其歷代君長一直堅決支持唐廷。712年，南詔多年的“政治效忠”終於有了回報，當年唐廷授予第四位南詔王“台登郡王”稱號，公開表示支持南詔。在唐廷的默許及支持下，南詔一一吞併了雲南其它部落，于735年建立了南詔國。但不久兩國就反目成仇。原因是以今雲南洱海地區為中心的南詔國欲向雲南東部地區擴張，而這個地區的一部分當時已在唐廷的控制之下。兩國之間隨即爆發了武裝衝突。為防唐廷的報復，南詔王在751年倒向吐蕃尋求保護。第二年，他接受了吐蕃稱號“贊普鍾”（意為‘統治者’），自認南詔為吐蕃東部的一部分，自稱“東帝”，並改唐王朝所訂的國號“南詔國”為“大蒙”。

　　唐王朝在鼎盛時期擁有相當可觀的“軟實力”。其主要組成部分是：發達的政治、法律及行政制度，繁榮的經濟、文化以及基於這之上的統治階級奢華的生活方式。唐廷運用自身“軟實力”的方式之一，是極力在外國統治階層的成員之中培養對唐文化、生活方式的仰慕，以期達到從文化薰陶入手，最終達到在政治上親近、認同唐廷的目的。唐廷的“軟實力”對高句麗、新羅、白濟、渤海及日本產生了深刻的、變革性的影響，一些當代學者稱這種現象為唐文化的“世界性”，也不無道理。

　　但是，與此同時不能忽略各國文化的個性，外國君主仰慕、引進、消費唐文化，並不意味著他們在國際政治中也服從于唐廷，或在國際關係中無條件地支持唐廷實現自身的地緣政治目標。引進唐文化，模仿唐制度只是外國君主提升本國文化水準，構建國內體制的手段，與他們對唐廷的政治立場並沒有必然聯繫。唐廷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之一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簡稱“權力中心論”。唐廷一直以此為“軟實力”的一部分，去影響外國君主的對唐立場。饒有興味的是，外國君主在借鑒了“權力中心論”的觀念之後，並未接受中國的“宗主國”地位，而是強化了自身固有的政治意識，使以自身為中心的“權力中心論”在文字表達上更為明確、系統化。這表明，“權力中心論”並不是來自中國的“舶來品”，而是外國君主自身政治意識的一部分。他們在試圖完成國內政治統一的進程中，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權力中心論”。這一點對於我們瞭解古代亞洲多極性的特徵十分重要。以日本列島為例，西漢時日本列島曾有一百多個小國並立；但時至東漢，其數目便減至三十幾個。這一數字的變化表明：日本列島正經歷著武力兼併、建立早期國家的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各部落集團首領萌發了以自身為基軸的“權力中心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時至五世紀前後，大和（倭）朝廷努力建立中央極權制度，所依據的也是同一理念。在埼玉縣和熊本縣出土的大刀上有“大王”、“治天下”等字樣的銘文就反映了這一情形。在高句麗也有類似的例子。

　　一些東北亞國家還發展出自己的“小帝國”觀念。新羅視日本和渤海為自己的“臣屬”國。雖然在這些國家之間並不存在實質意義上的君臣關係。日本則視高句麗、百濟、新羅為“外蕃”，中國為“遠蕃”。亞洲國家自身的“權力中心論”深刻地影響了它們的國際行為，特別是與唐王朝的關係。它實際上是“多極化”亞洲政治現狀存在的意識形態基礎。在國際事務中，它們不公開在言辭上挑戰唐王朝的霸主地位。但也不盲從唐廷，不會執行對自身利益有害的唐廷指令。它們在主動接觸唐廷時，主要是滿足自身國內政治或對外關係的需要，而不是單純地向唐廷“稱臣納貢”。這表明，一方面唐王朝力圖運用自身的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為“軟實力”去影響周邊國家的對唐政策。另一方面，周邊國家以借鑒中國某些政治觀念為手段，強化了自身固有的“權利中心論”，並以此來抗衡唐王朝的“中國中心論”。可見，四鄰國家與唐廷之間的文化交流或政治制度借鑒其實是一個充滿競爭的政治過程。

三、西方隋唐史與王貞平先生的貢獻

　　王貞平先生一口氣演講了近2小時，侃侃而談，誨人不倦。主持人張伯偉教授提到在兩天前的“東亞漢籍研究的學術意義”國際工作坊上，王先生的發言，同樣也給當時的國內外學者留下深刻印象。早年張伯偉教授在撰寫《全唐五代詩格匯考》時，還通過程千帆先生收到過王利器先生一封論學信函，因此，王貞平先生與南京大學可謂有多層學緣。

　　此後，由評議人童嶺副教授作評議，童嶺提到：王先生是我的學術前輩，今天我的發言不叫評議，應該是學習。今天大概從三個方面談談我的學習體會，第一是從西方唐史的脈絡上來看王先生的《多極亞洲中的唐代中國》，另外就是談談王先生今天反復提到的“中心”理念，可以分為“權力中心論”和傳統“中國中心論”，第三是談談王先生書裡非常精彩的細節。推源溯流的話，王先生是王利器先生的公子，對傳統的考據非常重視，雖然今天王先生沒有提，但他所有的結論都建立在非常嚴密的考證基礎之上。另外王先生在普林斯頓師承北美的三大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劉子健（James T.C. Liu）和牟復禮（Frederick Mote），另外為王先生第一本書寫推薦的柯嘉健（Martin Collcutt）先生是哈佛大學研究日本五山禪宗的大家，我們也可以看到王先生書中對日本史料非常嫺熟的運用。西方關於唐史的研究比較重要的奠基人奠基作：有50年代杜希德《唐代官修史籍考》、蒲立本《安祿山叛亂背景》。進入新世紀後，如Skaff的Sui 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唐帝國和它的突厥蒙古系的鄰居》）和Lewis的China’s Cosmopoliton Empire（《中國的世界性帝國》）這兩部書正好是在2019年出版，也是談唐王朝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另外Drompp的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是稍早一些的談論唐帝國與回鶻的著作。

　　第二是王先生這次談到的“多極”這個概念給我的啟發也非常多。剛才王先生也談到了南詔，他的著作在這一章用了“Rearing a Tiger in the Backyard: China and the Nanzhao Kingdom”這個標題，意為“在後院圈養了一隻老虎”，王先生的書雖然是史學著作，但是僅僅看標題就非常漂亮。王先生剛也談了“軟實力”的概念，我覺得這恰恰和主持人張伯偉老師談我們今後中國學術的這句話非常匹合，也就是我們應該“自立於而不自外於、獨立於而不孤立於西方的學術研究。”王先生的理念即不孤立於小約瑟夫·奈的概念，但又自成體系。给我的启发非常大。

　　第三就是王先生在书中的对细节的解释非常精彩，举个例子就是“大唐”这个概念，王先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在中古时代，日本运用这个概念其实不是“中国中心”，而是“权力中心”，日本虽然也用汉字书写“大唐”，但是在训读的时候用的却是“もろこし”，这本是中国南方一个地区的称谓，也就是说，日本通过对“大唐”的训读消解了“中国中心论”。可见王先生的细节考证真的是非常厉害。

　　評議之後，王貞平先生還熱情的回答了師生們的提問。主持人張伯偉教授最後說，中國古人常常喜歡提：“鴛鴦繡了不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王貞平先生不僅僅給我們展示了一幅美麗的繡畫，還把如何繡出這幅畫的“金針”也毫無保留的告訴了我們。在目前的文史學界，尤其是古典文史學界，有一種不重視方法理論、甚至鄙視方法理論的傾向，而王貞平先生的演講，以及他的著作，恰恰先是對西方的學術理論有很好把握，然後提出了唐代亞洲的獨特理論，所以西方漢學大家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柯嘉健（Martin Collcutt）都對王先生有上佳評價，此外，西方的普通讀者也有因為讀了他的書，而對唐代亞洲產生濃厚興趣。這種雅俗共賞的能力，正是建立在對中西學術深刻體悟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