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保卫社会》是一本由米歇尔·福柯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必须保卫社会》精选点评：

　　●亟待重读。似乎······但是······福柯真的没有自己的“哲学”吗？

　　●跟“国家—社会”啥的八杠子打不着啊。“必须保卫社会”更像是一句种族主义的宣言（必要时可用“必须保卫种族”、“必须保卫正常”、“必须保卫安全”等等替代），它化解了一个“规范化社会”中传统权力（“要你死”）和生命权力（“要你活”）之间的悖论。

　　●隐伏的战神照亮长久和平的日子，在狂怒中认识和谐，从最阴暗、无序、混乱和偶然中开始。

　　●依旧屌爆，除了福柯估计没人会这样来解释霍布斯的，但是李菊福得不行；中译无力吐槽，没对照英文版就发现他把“都铎”译成“图多尔”，“詹姆士一世”译成“雅客一世”，“征服者威廉”译成“征服者吉洛姆”，估计都是法语直接音译来的，对英国史完全缺乏常识。所以只能给三星。

　　●看的日文翻译。果然搞文学的翻译哲学作品，一个字都不能信。

　　●原来有中文版？？

　　●150409 标的想读。在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谱系学的活动中，你们实际上看到，它完全不是用具体事实的多样性来反对理论的抽象整体；也完全不是通过贬低思辨家来反对他的科学主义形式和建立起来的认识的严密性。这并非穿越谱系学规划的经验主义，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实际上，它指的是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转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后者以真理认识的名义，以控制在几个人手里的科学权利的名义把那些知识都过滤掉了，对它们进行分级、整理。因此，谱系学不是实证主义以一种更细致或更精确的形式进行的回溯。谱系学，准确地说是反科学。它不要求一种对于无知和非知识抒情的权利，它也不是拒绝知识或运用和说明尚未被知识捕获的即刻经验的魅力。它并不指这些，而是指知识的造反。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反对集中权力

　　●没看过

　　●谱系学对种族问题相关的研究。购于万圣书园。

　　●钱翰对资产阶级这个词的回避 像极了福柯对本雅明的回避 然而被压抑者总是要复归的 复归者流淌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

　　《必须保卫社会》读后感(一)：必须保卫社会？

　　生命权力，使人活，让人死？二“人”是否是一样的内涵和外延？而二者之间的断裂方式不同，产生的后果也不同：如生物学上的断裂，区分，衍生了种族主义；如社会学上的断裂（这部分书中没提到，可能被阉割），导致了人的社会成分（属性）的区分，产生了阶级斗争，极权（专制）统治。我们希冀的社会，应该是二者完全合一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必须保卫的社会。

　　《必须保卫社会》读后感(二)：作为死亡政治的生命政治

　　1.当福柯在讲座里使用“解剖政治”、“生命政治”这样的术语时，他所指向的并不是霍布斯以来的法律哲学所予以革新的那种受畏死冲动驱使、从而集结在契约之下的主权者-人民的Nation State共同体。

　　对福柯而言，抛弃意识形态说辞、密切追踪“权力的末端”，这意味着（通过档案的考古）去直接发掘权力在其对应的主体形象（肉体→人口+肉体）上留下的痕迹。

　　2.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试图里启用战争模型，来分析社会集群中权力关系四散奔流的真实状态，其目的，是为了抹除霍布斯的遮蔽。

　　也是这样，福柯发现，历史上的种族主义与新式的、以人口数率为对象的生命权力（biopower）合流了：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工具、一种装置dispositif），它为权力的运转提供了一种重点关注异质性的排除机制。紧接着，人口健康的纯化和免疫机制接过了前者。于是，Politics开始由内而外地蜕变为Biopolitics：从传统的、历史上相当原始的种族主义的目标——“为生而杀”，生成（becoming）为了新式的、宣称以纯化种族健康为终极目标的——“为杀而生”。

　　3.在福柯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生命政治同样必然是一种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这与阿甘本后来在《神圣人1》里从词语和集合论角度切入的例外结构（排除性纳入和纳入性排除）高度相关。

　　《必须保卫社会》读后感(三)：被阉割掉的不必要

　　要不是外语水平差，我也不会啃读中译本。这是一个大前提。

　　但是译本里面阉割了两端，除了最后一讲倒数第二段，1月28日倒数有关苏联的部分也被阉割。这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不能看出福柯区分国家种族主义两种形式之间的差别。苏联与第三帝国的差别。还会进一步影响与另外一步有关种族主义的书本的比较----现代性与大屠杀。

　　在某种意义上，我对译本的好坏其实并不敏感，知识考古学翻译的那么艰深，我只能一字一句的去试图咬出作者的意图，尽管我不确定我咬的就是对的，但是我反对任何对文本的阉割，阉割你也打声招呼好伐？不留痕迹的做法让人觉得译本前言都写得不诚恳了。。

　　读第一遍没搞懂必须保卫社会的意思。读第二遍才发现文本里有一句话，意思是必须保卫社会以抵抗种族。福柯说这是一种社会保守主义。但是这就是作者标题的意思？不是一种命令式的口吻要求读者保卫社会，而是一种状态，本讲义便是对这一状态的考古？只能说我外文不过关，无法有效对文本作出更为深刻的理解。

　　关于译本，慎读之，揣度之。

　　《必须保卫社会》读后感(四)：贯穿历史的种族战争

　　福柯在这个系列讲座中试图用战争来分析权力。针对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福柯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政治是通过其他方式继续的战争”。即，战争产生国家、法律、制度、和平等，而和平秩序下的政治其实就是之前那场战争中敌对双方力量不平衡的结果和延续。战争中的敌对双方就是两个无法融合的民族/种族，而民族/种族之间的战争也贯穿全部历史，并延续至现在以及未来。

　　福柯首先批判了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权力-契约的分析模式。霍布斯眼中的战争是敌对双方基于相互威慑意义上的备战示威游戏，其实就是没有战争。而他眼中的权力/统治权则是人们出于（生存）意愿而与某些人（议会）或战胜方（征服者）定下的契约，而这种契约则可以追溯至关于诺曼征服的三种叙事，他也因此刻意忽略了侵略的历史。不过霍布斯同时也引入了民族的二元对立及以起义回应战争的有益观点。总之，福柯批判霍布斯的原因就在于后者刻意抹杀了政治历史主义。

　　之后，福柯通过分析关于法国起源的三种叙事来表现政治历史主义，即巩固专制王权立场的特洛伊神话叙事（法国人源于法兰克人，法兰克人源于特洛伊人，因此法国独立于罗马而存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国国王就合法继承了罗马皇帝的权力与权利。这种说法是为了巩固王权）、限制王权/君主专制的法兰克-高卢叙事（法兰克人不是特洛伊人而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和高卢人是兄弟民族而罗马人是外族侵略者，日耳曼人赶走了罗马人解放了高卢人，二者后来形成同一个民族：法兰克人，因此法兰克人沿袭日耳曼人的法律。这种说法是为了限制君主专制），以及体现路易十四建立法国霸权需要的高卢中心主义叙事（高卢人是所有欧洲民族的祖先，因此入侵罗马高卢的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其实是高卢人的子孙，他们吸收了罗马高卢的法律-政治模式，即帝国的传统）。这三种叙事都体现了战争/侵略的历史对公法的影响。重要的是，在这之后的17世纪末，民族作为新的历史主体而诞生了，并出现了大量与民族相关的全新形态的历史话语，被包括王权在内的各个政治集团利用。

　　福柯之后就以17世纪末布兰维里耶在民族话语中重建法国贵族历史为例来说明这种利用。布兰维里耶回答了三个问题：罗马高卢衰落的原因/罗马高卢为何会败于法兰克人，法兰克人如何统治罗马高卢，法兰克军事贵族如何衰落。并得出了三个结论：战争包括全部法律，军事制度决定国家制度与经济，侵略-起义系统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布兰维里耶的目的在于恢复贵族的知识并增强其力量。由此，福柯的政治历史主义即表现为，历史知识就是战争的工具。随着18世纪的知识纪律化，大量知识出现，王权也想通过纪律化的知识来为其服务。但历史知识具有反国家本质，故永远存在两个层面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

　　上述历史知识普泛化进程产生了对历史/文明之外的野蛮人的关注，野蛮与革命充满了18世纪的历史话语。同样存在三种话语。专制王权观点认为历史上完全不存在野蛮人，法国国王的王权合法的继承自罗马皇帝；贵族观点认为野蛮人/日耳曼人的自由平等带来了专制，及之后的君主制与贵族制的双重进程；市民/第三等级的观点认为野蛮有善恶之分，善的野蛮带来的自由，存在于罗马专制下的高卢城市，而城市则可以进行斗争、抵抗和起义。这三种话语使得历史话语极大扩张并形成话语构成的同质性，便于各种力量运用其进行斗争。市民阶级，虽然最初排斥历史主义，因其无法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身影，但为了打击贵族，他们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复活一些历史话语。最终导致以希埃斯为代表的市民化的历史话语充满整个19世纪。希埃斯重新定义了民族，认为具有功能与机关的实体/历史条件的第三等级，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民族，而民族是建构国家的积极核心。

　　于是，战争的历史话语转向争取国家普遍性的话语，标志是两种新的既竞争又交叉的历史分析框架出现：撕裂的初始与普遍的现在。其一是贵族的历史，他们认为在最初的战争即之后的战争和侵略之后，高卢人、罗马人及日耳曼人原先的三种贵族逐渐形成了封建贵族，而国王则将各种平民建构为另一个民族即新阶级，之后利用新阶级的起义来削弱贵族并巩固王权，但国王无法使用贵族失去的权力而只能求助于新阶级，之后整个国家都落入了新阶级手中，而其最后的起义就是大革命，目的是消灭最后一个还握有权力的贵族：国王，之后人民继承了国王，制宪会议即为君主制。其二是市民的历史，其叙事是回溯式的。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只是13个世纪以来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斗争的最后一幕，早在中世纪之前就存在于农村社会于城市社会之间。最终，城市因为财富、行政能力、道德、活力、制度等方面的优势而获胜，而城市的就成为国家的和普遍的，市民/第三等级就成为人民/国家。似乎，种族战争的主题有所减少，但它终会随着生命政治的诞生而重回历史舞台。

　　随着18世纪出现的围绕个人肉体的惩戒技术的建立，以治理活人为目的的生命政治在世纪末诞生，其当时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由此出现了作为集体现象的人口概念，以及随之强化的“使人活”的权力技术。于是，调节生命和惩戒肉体这两种技术就在三个领域产生连接：工人区、性、规范，均为既运用于需要纪律化的肉体，又运用于需要调节的人口。但，统治权还包括杀人权。于是，为了行使杀人权，生命权力就引入了种族主义，并使之进入国家机制。首先进行生物学上的区分，之后将他人的死亡或低劣退化变态民族的死亡与本种族的健康纯粹相连。比如纳粹主义。而福柯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则被翻译删去。

　　必须保卫社会免遭种族主义侵害，and there is a big BUT.

　　最后以福柯的问题结束：How can one both make a biopower function and exercise the rights of war, the rights of murder and the function of death, without becoming racist？

　　《必须保卫社会》读后感(五)：霍布斯的遮蔽，与种族主义的诞生

　　“必须保卫社会”是福柯对现时知识话语的模仿。在今天，“保卫社会”看似正确无误的口号——它是某种被广为接受的纲领和事实，它是清除暴君，也是维护秩序与良俗。然而福柯的这一串课程追问的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话语，和“保卫社会”这场“斗争”，是如何在近代史中被建构出来，并居于强势地位的。福柯也试图阐明，正是这种知识，同纳粹的种族主义之间（出人意料而可怕地）建立起了某种微妙的联系。

　　福柯在开头就直接提出，并贯穿整个课程的主题，是历史知识本身。这一问题最容易理解之处，是“被压迫的知识”和知识的“战争”概念——我们知道，历史叙事本身即在于镇压一部分知识，褒扬另一部分，其中充满了不同力量的争夺，充满了对记忆的重构。凡是学院派，都多少都能够沾沾自喜地讨论这一点：博物馆、地图、民族传统，不一而足。

　　但相比这种略微简化的理解，福柯更进一步：他所考察的是17世纪法国人布兰维里耶（Boulainvilliers）的历史书写。在路易十四时期，布兰维里耶负责为统治者撰写指南。在他的笔下，法国历史首先呈现两种话语的对立：罗马式的历史叙述，和法兰克式的叙述。

　　在罗马式历史话语中，统治者是唯一可见诸历史书写的对象，整个历史话语的目的，在于衬托君主与政权的伟岸；而在罗马帝国之后的不列颠和高卢，中世纪带来了另一种历史话语：战争。

　　这种战争，和中世纪开始时，西欧的一系列“征服”活动密切相关——在不列颠，诺曼人征服了盎格鲁-萨克逊人；而法兰克人（日耳曼部落的一支），则在大陆上征服了已经罗马化了的高卢人。

　　发掘布兰维里耶和其他英法作者对历史的书写，福柯发现，他们笔下的历史背叛了罗马的话语，呈现出一种不断冲突的战争图景。而战争图景下的政治，又反映着鲜明的“镇压”特征。

　　在布兰维里耶笔下，中世纪的法国社会，是围绕着一系列战争组织起来的：罗马化的高卢贵族被实行军事贵族体系的法兰克人征服，颠倒了原先的统治关系。而法兰克人围绕战争的组织形式，使他们作为新贵，能够控制田产与农民，巩固整个统治的基础，但也因为这一战争导向的社会结构，他们丧失了教育和文化上主动罗马化的能力。

　　与此同时，高卢人，或者说高卢贵族的残余通过垄断拉丁语，成为教士阶层。这一阶层对原始镇压的反扑，体现在控制教会，调动法兰克人的军事力量投入对外宗教战争，法兰克人进一步军事化，而教士又重新得到了尊贵的地位。到最后，“拉丁语和法律实践的迂回方法造成军事贵族的短路”——一切的权力关系，都围绕着战争主题，在拉锯争夺中展开，军事部署和征服-反抗的权力斗争，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顺着这一思路，福柯向我们指出，作为现代政治想象基础之一的霍布斯政治哲学，和其时代中本来就存有的历史话语（战争话语，即征服与反抗的话语）之间，横亘着巨大的的断裂。

　　霍布斯的体系被福柯称之为法律-契约体系。这种体系（按照我的理解）更倾向于讨论应然问题。在福柯看来，这是非常有意为之的，试图取消历史的论证方式。

　　我们今天往往把利维坦作为极权社会的标志，而反过来的战争状态，则是混乱，暴力，以强凌弱。然而福柯指出，在霍布斯的逻辑中，自然状态下的人，要成为“战争状态”，就必须首先是势均力敌的。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力量不均等，那么强势的一方会立刻征服另一方，成为最具有秩序的状态。顺着这个逻辑，如果要在现实中人与人不那么均等的状态下，出现无法立刻恢复秩序的战争状态（注意这里极其吊诡的颠倒），那么战争状态本身就不能表现为直接的攻击和冲突，而必须成为不断的虚张声势、表演、欺骗与诡计，处于一种“悬而不战”的战争之中。在这里，战争状态本身根本就是一场“炫耀游戏”（也许像是一场夸富宴？）。

　　但是，战争状态只是虚构，或者说是”制度的“，而在现实中，战争状态只能表现为历史上发生的军事征服。如威廉征服英国人、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满洲人征服中原、CCP 征服常凯申政府和知识分子等等——最后两个是我脑补的。

　　福柯指出，在这种征服中，战争状态的游戏，被扩展到了征服之后。投降的人并不认输，而征服者又需要时刻提防——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仍然处在不断试图改变统治关系的战争炫耀游戏中。而这种情境下——福柯进一步论述说：现实的征服与统治，都意味着“必须依赖他人才能活下去的时候也愿意活下去”，也就是说，战争状态下的主权，必须建立在被征服者的恐惧而服从的基础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多少指出了霍布斯由战争状态推出的契约主题的奇怪之处，重点根本不在于是否真实发生了战争，而是着重于被征服者的恐惧。福柯进而追问：霍布斯的真实意图——强调战争状态背后的历史因素，在于什么？答案是：霍布斯也许试图用契约主权理论，掩盖掉英国历史上征服所带来的统治问题（比如议会和王权的问题，实质上是诺曼人和萨克逊人的传统的冲突的延续）。霍布斯用法律和契约的一套反历史话语，便可以消灭，或者说抹去历史话语的存在，后者意味着“政治就是绵延的战争”。

　　“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意味着颠倒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述，把整个政治放到以战争为中心的轴上展开。福柯说，这一做法看起来似乎是在颠倒历史，但恰恰有可能的是：克劳塞维茨已经在中世纪的基础上，把历史颠倒过来了——在他的时代之前，“政治就是战争的延续”，而那之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才成为新的话语。

　　在福柯眼中，能够说出“政治就是战争”的历史，本身是反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历史理论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上，历史素材仅仅作为解释其政治理论的论据。而布兰维里耶式的历史，则是与统治-镇压的现实紧密相扣，发生了统治-镇压的战争，就有历史对战争的描摹，而历史描摹战争，是为了给参与战争者借鉴。这两种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而在福柯看来，后者对战争状态在国家内的持续不断的刻画，正是在今天被压抑，被压制，被镇压的历史话语。

　　于是，在时间，或者说逻辑的轴线上，福柯整理出了两种历史话语：一是罗马的，表现为看不见反抗者；二是反抗的，表现为不断强调镇压与反抗的战争状态。在近代以前的17世纪——按照福柯的说法，占主导的描述国家的知识，是反抗-镇压的战争状态二元话语，国家被表现为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无休止战斗。但是这一主导，在18世纪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国家从二元的话语变成了一元的——“战争”变成了“斗争”。前者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漫长冲突，而后者则是一个集团不断从自己内部把敌人消灭掉——这种一元性的理解，则成为了现代种族主义与纳粹的起源。

　　福柯认为，抹杀战争话语的，不是别的话语，正是战争话语本身——其本身经历了一次“自我辩证化”——从自身逻辑中消灭自身的过程。

　　在18世纪法国的三级会议中，国家首先表现为了不同阶级，或者说，不同种族（阶级，种族，作为团体在这个时代差别不大）之间的冲突——战争的状态。而在此之中，第三等级试图阐释的是：正是我们第三等级，可以独立成为国家的主人。

　　福柯指出，在这种“第三等级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民族”的论述，看似构成了“反动的贵族政治”的反面，但这里的“民族”却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辩证特点：它不依赖于和其他民族对比以建构自身，而是靠纵轴上的“国家建设”整合身份。（有一种“一起建设我们种花家”的感觉。）如果我们把王权当做一种大权独揽而消灭权势之下的冲突的话，福柯说——那么大革命把国王推上断头台，才是这种王权的真正奠定：市民社会消灭了二元对立，只留下了一个一元的，需要被保卫的“社会”。

　　从反利维坦的二元历史话语，到真正形成种族/市民社会的一元统治，福柯对权力的梳理，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我们需要意识到权力不只是一种，而是很多种。当代的权力问题，体现在各种权力之间如何相辅相成，构成怎样的总体“战略部署”。这也是为什么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的权力分析显得散乱，非线性的原因。

　　从权力、历史和战争状态的分析，如何进展到最为重要的“生命政治”？在最后一讲中，福柯快速处理了这个问题。

　　这一节的主轴仍然是传统生/死权力的展开——战争状态中的王权政府，要消灭战斗中的敌人，所以杀死敌人的权力，最为重要。而市民社会的“斗争”是“保卫社会”的一元体系，在这里个体身体的规训技术和群体的规训技术更为重要。而后者，即群体的规训，又意味着从人口和统计学意义上，对个体展开控制，提高他们的寿命和生活质量，在社会意义上控制人的生命，同时让个体看起来更加自由而不受控制。

　　而这和战争/种族的关系在于：现代的一元社会中，生命政治的目的是“让人活”，但与此同时“让人死”的政治权力则无处实施。这一缺失的面向，和种族的一元面孔，和战争状态的被压抑（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共同造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战争——和传统的政治战争不同。政治战争的目的，是统治，杀戮和镇压；而生物学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种群生活得更好——此时的结果便是，要对妨碍这一目标的敌人，予以生物意义上的消灭——我们杀人是为了让我们活得更好。福柯认为，这就是当代种族主义的起源。从这个角度上说，今天的所有国家，基本都可以说是种族主义的。

　　而至于纳粹——按照福柯的说法——他们更进一步。生命权力被延伸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人都掌握了人口意义上的生杀权力，并将之个人化。从而纳粹是一种变态了的种族主义一元国家，是全社会的慢性自杀——当普通国家喊出“必须保卫社会”的时候，它是清除其中“阻碍种群生存”的部分；而当纳粹做出类似事情时，它是不断界定出新的威胁成分，把全部人口都置于死亡面前——这是奇怪的权力配置，然而它也源于现代社会的一般权力配置。而福柯也论述到社会主义的类似情境——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没有放弃用生命政治消灭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在这背后，是否仍然有战争的永恒话语得到了压抑，而压抑本身是否又意味着在新的权力和政治经济结构下走向其他路径？在这里我们获得了接点，走向阿甘本和奈吉里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