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是一本由达里奥·巴蒂斯特拉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2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际关系理论》精选点评：

　　●欧洲作品都充满人文气息，本书积淀丰厚，在国内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算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作为教科书已经很棒了。最欣赏的是巴蒂斯特拉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评价以及一不小心流露出来的黑色幽默。

　　●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发展和各流派的介绍。教科书，还不错

　　●理论部分过了一遍，非常有魅力的一本书，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激进理论产生、发展、演变很顺畅的贯彻了下来，优点在于把自由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分开论述（私以为这是正确的，因为两种理论导致和平的原因并不相同），缺点在于没有理论之间竞争的部分？论战穿插不够清晰，要是分开一章讲该有多好。

　　●我是很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佬的现实主义行为主义能在国内这么吃香，简直到了一家独大的地步（国内所奉行的所谓“实用主义”也是有够狭隘）。然而加上所谓“科学化研究”“建模”等等tag就科学了吗？冷战结束的黑历史脸还疼不？量化分析或许能观察、分析、甚至预测人的行为，但首先这使学科变成一门研究范围狭窄的学科，再有就是其所称“价值中立”的范围也是狭窄的，最后人类行为形成因素的复杂性也不是你区区“量化”能搞定。阎学通那句名言“不可检验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因为我不知道其结论是否可靠”…………您老师都不敢这么说谢谢

　　●导师写的书。

　　●拟做国际关系理论导读指定教材

　　●一看就欲罢不能啊~！

　　●写的很好但是需要很耐心地看下去~

　　●尝试

　　《国际关系理论》读后感(一)：考完继续读

　　CYD推荐的书，迫于还书的压力一口气读完了，虽然就这么囫囵吞枣地过了一遍，感觉收获还是很多。记得上学期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就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了，今日再次重温一下国际关系的理论脉络，似乎感觉和自己的专业又更亲近了些，也好让自己以后能显得更专业一点。。。

　　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作者是个法国人，因此说“重温”并不完全正确，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和以往学习的英美学者有诸多不同。而且感觉他把当下最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介绍全了，学到了不少东西。然后因为刚刚出版所以无论从学术界理论发展还是联系现实两方面来说都很新，另外让自己很海贝的就是书也很新，能从图书馆借出一本没被人家划得乱七八糟的书我总是心存感激。。。

　　《国际关系理论》读后感(二)：熙熙攘攘，利来利往——评“国际关系理论（第三版修订增补本）”

　　当今之国际关系可一字以蔽之：利。引书中之句则为：“国际机制的创建和维持最终将取决于‘机制缔造者’（regime-maker),即霸权国的相对收益。”（P292,倒数第四行）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作者是法国人，其观点脱离美国霸权形式下的国际视角，因此我们得以从更为开阔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并且其宽泛的罗列各种对国际关系研究方向和出发点，比较全面，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为我们打开一扇国际之窗，既有对历史的总结，又有对现实的解读，更有对未来走向的猜测，当然猜测是比较保守的，不是信誓旦旦的。比较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我想一定颠覆了诸多人的对其立场的猜测，他是支持侵略的，这样说似乎有些片面，但他的确允许这种形式存在。

　　正本清源，任何研究都有其必然性，但国际关系窃以为过于复杂，如果用一种理论全景式囊括，很难，并且现实的诸多因素并不支撑。

　　首先是维度。国际关系的维度是复杂多变的，尤其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多党执政，其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作为执政党的代言人，受强大的利益群体制约，受在野党的制衡，更兼其公信力大小不一，很难一脉相承。近年如日本之鸠山由纪夫，重视与中国关系，有改善的进展，但冲绳美军迁移未能兑现到县外，被迫辞职，继之上台的菅直人选择日美优先，抛弃鸠山的东亚共同体，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其次是地缘矛盾。国际关系一个显著特点是邻国之间的矛盾多与少，中国自不待说，邻国众多，有矛盾者积之日久，非一日能争短长，又突显南海问题。

　　第三宗教问题。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最能说明这一点。还有就是利用宗教问题的事端，如达赖问题。

　　归结起来还是一个“利”字。

　　这里的“利”有两层含义：一为真利，即现实上的直接利益。伊拉克与科威特的战争即是，是石油的利战，这是一种较为直接的，超出自然资源占有的也为真利，如弱化某国或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的，分化，第二国或第三国从中渔利，叙利亚战争即是。二为伪利。表面不为利，挂着正义或应求的幌子，实为未来战略的需求，如美参与中日之争端即是。为了一个利字，短暂的联盟或朝三暮四的阵营选择就并不意外。常常在国际关系中出现，Ａ与Ｂ是盟友，Ｂ与Ｃ是不友好，但Ａ与Ｃ却未必也是不友好，如果不是从利字解释，恐怕没有其它更好的解释了。

　　回过头来讲，什么关系理论都不重要，研究是一个方向，现实却会是另一个方向，关键的因素只在如何选择而已，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什么样的利益需求，什么样的内部积聚和对外力量，各种综合因素来决定其走向。无外乎是可忍，孰不可忍和韬光养晦，十年磨剑，当然也可以苦练阴功，借刀杀人为妙，但国际之事绝非易事，各国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所得与所失都是异常深刻的。

　　国际关系虽我辈之所无所及之，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发于一思，亦无成过，惟系拳拳之心则已。

　　《国际关系理论》读后感(三)：世界什么样取决于你的认识和认识的方式

　　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存在于人的认识当中，也存在于认识的方法当中。对于国际关系不同的认识方法即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认识方法也形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不同的流派。

　　这可以说是一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介绍了西方国家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传统以及不同的分析路径，同时介绍了该领域最新的学术进展。

　　和文学、艺术、哲学等一样，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同样存在着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全球主义等流派。其中居主流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其余的流派均作为现实主义的参照而存在。

　　现实主义的出发点是以国家为中心，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认识，没有中央集权，没有权威。其人性基础是霍布斯的“一个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对人是狼”，是整个世界的市场经济。现实主义的目标是追求国家利益，为此，必须实现市场的组织与控制。他们在对外行动中始终考虑战争的威胁，认为国际关系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斗争当中。

　　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认为国际社会是个人组成的世俗社会。自由主义自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后来居上，正是得益于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自由主义反对战争，认为如果将战争作为保护国民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手段，那么即使赢得了战争也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它倡导建立“国际政府”，提倡道德教育、经济调节和集体安全。整体看来，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浓厚，与现实世界的强权政治背道而驰。当前通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在国内强调“权力”，对外强调“实力”。

　　马克思主义的认为国际是世界共同体，其理论的出发点是阶级，关心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分裂。国家是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而整体必将超越国家，国家终将消亡。马克思主义是全球主义的一种。以上各种流派，他们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与其哲学思想有传承关系。

　　本书还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研究进行了分领域探讨，如外交政策、国际合作、安全、一体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一些国际新发事件，不断检验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促进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说过，国际关系学中的主流理论从来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行为体所选择的理论。那么，在国际国系中，哪种理论占主流地位，实行或主张这种理论的即是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兴衰史。自由主义或者说理想主义最早是英国人发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一时，那时也恰是英国在各方面占据国际老大地位的时代。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其创立的现实主义也随之在国际关系的科研场所生根开花，这和“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美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主张的现实主义与其国家通行的功利主义哲学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

　　不得不说这本书看得比较吃力，的确是乱糟糟的世界、乱纷纷的主义，乱纷纷的主义一点儿也不比乱糟糟的世界轻松。在对国际关系理论毫无基础了解的情况下看这样一本书真是太累了。当然收获是一定有的，至少是了解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大体脉络，不是教材却可以当教材来读。只是我对于“法国人的研究、写作方式”不太适应。对我来说，看教材还是中国人的编写方式可能更顺畅一些。

　　《国际关系理论》读后感(四)：国际关系学罪与罚——读《国际关系理论》

　　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值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新闻记者会，各个方面的人物、官员都会出来会见记者，而我们从转播的覆盖面和收视率就可以看出，除了总理的记者会之外，最受人关注的还是外交部长的记者会。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现在人们非常关注民生方面的问题，但是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仍然是非常高的——如果不是最高的。

　　人们为什么如此高度的关注国际关系呢？一方面好像我们的国人都有一种“论天下大势”的喜好，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哲学家；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美国日本这些就不用说了，就连那个遥远的利比亚一动乱，也会牵动我们的心——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似乎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有中国人；同样，在中国也可能有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在这种大背景下，国际关系上的风声鹤唳都有可能让草木成为强兵。

　　于是，我们也会喜欢看一些国际关系学。

　　然而，法国人巴蒂斯特拉的这本《国际关系理论》却告诉我们，“国际关系学”简直比“国际关系”还要复杂，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各种观点各种角度，对这个世界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就如书的作者巴蒂斯特拉所说：“如果你们是‘现实主义者’或是‘自由主义者’，是‘政府间主义者’或是‘功能主义者’，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建构主义者’，你们对下列国际问题的回答一定是不一样的……”接下来作者列举的问题包括“欧洲一体化”，“9·11”，伊拉克战争等等。

　　因为国际关系学本身存在着混乱的局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这本以“教学”为主要目的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也就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范式”，于是它就给出了各种“范式”——在这里我想到了此前看过的一本《社会学之思》，该书对“范式”的泛滥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如果用于国际关系理论则再合适不过，那些彼此差异的、矛盾的甚至是对抗的理论都宣传自己是“范式”，并且产生了不只一次的“范式”之争。对此，《国际关系理论》的作者也是无可奈何，因为这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学的现状。于是，巴蒂斯特拉就只能把各种“范式”一一罗列出来。在书的第1部分，他就把国际关系学里的各种主义和学派梳理了一遍，然后在第2部分里，作者又把国际关系上比较重要的问题探讨了一番，比如外交、安全、一体化等等，而探讨的方式仍然是把那些主义和学派中有代表性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一番阐释和梳理。两部分下来，读者可以清晰地知道对于某些重大问题，那些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们是怎么看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读者自己也会受到启发。但是当然，读者会受到什么启发，是和读者自身的偏好有关系的。比如有的人可能觉得“现实主义者”更有道理，也有的人会认为“自由主义者”更靠谱。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找到了对应的理论，就会受到启发。这是对此书以及整个国际关系学的一个肯定的方面。

　　但是我个人对国际关系学也有否定的一面——应该是两“面”，两个方面：一是，我认为国际关系学很多都是“马后炮”，巴蒂斯特拉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一个国际关系学家准确的预测了冷战的结束以及“9·11”，以前人们常常讽刺经济学家预测水平还不如天气预报员，但是国际关系学家还不如经济学家，后者偶尔会说准未来，但是前者只会说过去，而且——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面了，而且，他们的“马后炮”常常是用理论去套实际，而不是根据实际去产生理论，对于这一点，我个人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些国际关系学家所宣称的“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这一说法。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个动物学家捉到了一个蛐蛐，他把蛐蛐放在了桌子上，然后一拍桌子，蛐蛐跑了，之后他折断了蛐蛐的两条腿，再拍桌子，蛐蛐没跑，于是他得出结论——蛐蛐的听觉器官在腿上。这些国际关系学家就像那个生物学家，他们把片面的视角当成了必然。如果“民主国家不发生战争”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我也可以说“汉语国家间不发生战争”，用前者的方法我也可以得出：战争都是在汉语国家和非汉语国家之间以及非汉语国家彼此之间发生的。因为中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战争。

　　国际关系学家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倒也没什么，只是丢他们自己的脸而已，但是他们用理论去套实际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根据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于是，在“民主国家不发生战争”这一情境下，那些自诩的民主国家就会向他们认为的不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比如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不知道为什么国际理论学家们对世界上发动和参与战争数量最多的国家就是那个自诩的头号民主国家的美国这一点视而不见。

　　其实，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论，也没有那么多的分歧，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在《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很多理论学家把中国的崛起当成了一件大事，他们对此作了无数的预测——这一点不用担心，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但是这些预测却有很多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不知道对国际关系学能够期待什么。

　　当然，国际关系学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国际情形下更是如此，它能教会我们更清晰的看清世界的现在——但你需要一个角度；也许从这一点上它也能预测未来——因为未来是什么样，最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看待未来。

　　《国际关系理论》读后感(五)：IR理论研究有何用处？

　　“如果一个政治研究人员开出的药方能够取悦某一强势集团，那么他就会被捧成是科学家：如果他提出的建议十分逆耳，那么他永远当不上教授。”

　　——查尔斯·A·比尔德

　　“骑兵的最大乐趣在于远赴疆场，驰骋旷野，沐浴在清净的空气中，并且远离那些该死的权力中心。”

　　——迈克尔·沙拉

　　本文缘起于阅读法国学者达里奥·巴蒂斯特拉的著作《国际关系理论》（Theorie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这是一本相当有意思的书，其中关于IR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界与政界的关系同样值得深思。

　　书中第16章谈到，在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决定在2003年3月18日发动 “自由伊拉克行动”之前，美国的现实主义学者们几乎人人都反对战争。凭借在战争原因与理由等领域所取得的显赫地位，华尔兹、米尔斯海默及其同僚甚至在2002年9月26日的《纽约时报》买下专版广告，刊登声明反对华盛顿所选择的动用武力政策。这些国际关系学家包括贝茨、戴尔·科普兰，罗伯特·杰维斯、考夫曼、杰克·列维、米尔斯海默、波森、兰德尔·施韦勒、斯奈德、范埃弗拉、沃尔特和华尔兹......这份名单的豪华程度足以让每个熟悉IR领域的人感到吃惊。

　　更有趣的是，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还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场不必要的战争》（An unnecessary war），刊于2003年2月第134期，这同样是发生在战争之前。两位当代现实主义大师的合作堪称“攻守兼备”，在学理逻辑和叙述流畅方面均无可挑剔。他们承认“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或其他重大利益，战争有时是必要的”，但为了“应对来自伊拉克的威胁，使用成本更为低廉的威慑政策就已足够”。国际关系学家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名叫“探寻理智外交政策的安全学者”的反对小组。虽然他们大都来自美国，但所信奉的却是各种不同的范式。为了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决策无需经过任何民主辩论的现状，他们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借此表达自己反对政治精英的声音。（这封公开信也得到了851名国际关系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的签名，其中包括布恩诺·德·梅斯奎塔、詹姆斯·德·代元、亨廷顿、辛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不过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这种韦伯式的行动主义不可能在普通公众之间产生多大反响”。而媒体对此也几乎从未作报道：“正像当初所预料的那样，由于没有图像资料，电视台对此毫无兴趣。一些国家级的平面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甚至都没有登过一篇报道。”而伊战最终的爆发也表明了国际关系学家所做努力的无济于事，或者说，对政策的制定缺乏推动力。

　　在这个时候，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IR理论研究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测（如9·11事件），也不能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施加任何影响，那么这种研究还有什么作用呢？IR理论的目的，用汉斯·摩根索的话来说，不正是“知晓和领会当前事件的意义”（描述和理解功能），并且“预测和影响未来（预测和指示功能）吗？

　　在理论的预测方面，冷战的结束便是所有国际关系学家所始料未及的。加迪斯描述道，“冷战的突然结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为了创造一门能预测未来时局走向的政治学，所有的理论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收效甚微：行为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以及进化论学派这三大研究路径都未能真正预见到冷战是以这种方式收场的”。勒博也这样讲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东西方和解给IR理论提出来巨大挑战。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制度主义者还是那些从事“和平研究”的专家们都没有预见到会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所有的理论家们都十分绝望地试着用自己的理论来对这一切作出解释”。至此，结论似乎已经呼之欲出：国际关系学家们实际上并不能对未来作出任何预测—尽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认为预测未来是有用的，而理论的解释和预测功能同样存在着互补的作用。因此，尽管辛格承认“一种理论的主要作用是解释而不是预测”，但是他同样认为“一种强大的解释性理论在预测未来方面，要远远强于那种建立在对共变现象的观察或事后陈述之上的理论”。而拉西特则认为，“预测在国际关系学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与未来结果进行对照，就好比自然科学领域通过实验验证一样，这种实验验证能使人们对不同理论所具有的启发性价值进行一一对比，并作出批判：那些所作出的预测与实际完全不符的理论，价值当然要低于那些预测已得到检验或者未遭否定的理论。因为如果根据某种理论的基本公设推断出来的预测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那就说明这些基本公设及其解释也是有问题的”。

　　关于世界的不可预测性，科学哲学家们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将之归结为三个原因，并且这些原因是呈积累式的。其一与卡尔·波普尔在认识论中就“解释逻辑有别于预测逻辑”所作的阐述有关。以冷战的结束为例，如今我们可以将它归因于美国与苏联实力对比的变化，也可以归因于苏联在阿富汗“过长的帝国阵线”，还可以归因于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于苏联人民的侵蚀，归因于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不同政见者的暗中破坏，归因于计划经济因无法适应工业化革命而出现的停滞，归因于苏联的诸多加盟共和国出现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感方面的要求，归因于共产党高层的资本化倾向，等等。如果当时能够预测到冷战的结束，那么就必须将自然科学界所说的“古诺效应”考虑进去，即认为它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互为因果的理性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这些进程相互融合、相互碰撞、相互聚合、相互强化才导致了终极事件的出现，如东欧事变、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等等。此外，还必须考虑到“阿达玛效应”，即在构成最初条件的要素中，即使是某个很小的变量也会对整个事件的进程产生影响，比如说戈尔巴乔夫的两位前任相继很快地离世后他被任命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在过去与未来的不对称性方面，国际体系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体系而使其不可预测性变得更加明显。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掌握一切有用的变量，并且总是准确地测算其效用。

　　其二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社会学中就“一个科学学科的功能”所作出的解释有关。科学活动的特性在于它是在一些范式的框架内进行的，因而大部分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对那些被同一范式的成员们认定为有用的事实进行研究，并用得到普遍认同的合理概念或方法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可以说，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些概念和方法具有启发功能，而科学家的目的就是证明某一现存理论的有效性并对它加以完善。其结果是，科学活动变成了对“研究对象进行打造，使之能装进某一范式预先设定的、不可调节的箱子中”。常规科学把目光仅仅集中在那些已经得到证明的循环现象和因果律相一致的进程上，在多数情况下此举本身没有太多问题。不过，一旦出现新的形势或者事件的进程发生逆转，情况将完全不同，因为任意变化中所隐藏的因果律可能是制度化的科学实践、规则所无法察觉的，正如在9·11事件后，安全研究才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向一样。

　　其三与罗伯特·默顿在社会学中就“一切社会行为体的自省性和一切社会研究对象的主体间性”有关。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即自我实现式预言或者自我否定式预言。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新功能主义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预测：欧洲的政治统一将是溢出效应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一说法的提出使得包括戴高乐在内的国家领导人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阻挠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措施。同样，又因为戴高乐将军等人的行为反过来使得那些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加强合作，重新启动一体化进程。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们无从知晓事件的发展趋势是会背离还是会证实新功能主义者的分析。

　　在以上的文本中，作者讨论了关于IR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接下来则讲到了学术界与政界间所存在的分歧。具体地说，学术界的目标是发展和检验那些能够用来理解、解释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而政界的目标是今天或明天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因而他们需要的不是什么基本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建议。所以，对政界人士加以影响的是实际操作因素而不是知识层面的因素。他们往往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从而倾向于综合各方面相互矛盾的需求并动用有限的资源来解决各种问题。而那些被视为“惊奇观察家”和“语出惊人者”的知识分子，则一心想揭示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实的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普遍规律。

　　可以预见，学者们通常会对决策者的政策持批判态度，他们深信行政部门很难接受那些对政府行为提出质疑的分析。于是，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关注的是那些与其学术成就相关的标准，如出书的数量、论文的研究方向、参加研讨会的次数和加入学术机构的数量等等。而决策者则瞧不上理论家，认为他们整天只知道钻在象牙塔中、充满了“我聪明你笨蛋”（me-clever and you-stupid）的优越感、所创造的知识并无多大用处且经常使用一些只有圈内人士才明白的晦涩专业术语。

　　总之，从政府的角度看，快速决策的需要以及对决策过程中保密问题的担心，使得决策者不愿意与学者接触。同时，自认为客观的决策者也一直在怀疑那些以专家自居的学者试图将个人的观点与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从学术界的角度看，对于个人学术成就的追求、担心自己的研究被认定为官方政策以及对官僚行为的抵制等，这一切都使得学者避免与政界有太多接触。

　　然而，在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国际关系学当初正是为了对国际政治施加影响而产生的，因此其目标具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自国际关系学问世以来，许多重量级的学者也投身国际政坛，如米特兰尼和鲁杰均在联合国系统任职，而爱德华·卡尔、基辛格和约瑟夫·奈则分别服务于本国的外交机构。更有意思的是，当汉斯·摩根索在其反对越战的努力失败后曾直言，自己“还不如去收集蝴蝶标本”。

　　其次，IR领域科学活动的抽象程度常常被过高估计，或者说是缺乏对不同形式的学术知识加以分类。大多数的“中层理论”，如决策研究和战略研究、针对国别和区域的政治比较研究等都能够被决策者直接利用。按照克鲁索的说法，如果美国的决策者能够给予比较政治学更对的重视，对索马里有着更多的了解，那么“重建希望”行动的失败就可以避免。而民主和平论所具有的实用价值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正是“学有所用”的要求使得IR理论必须强化其政策相关性，尽管在现实中政治人物倾听“真相”的可能性并不高。当然，IR领域本身所具有的范式多元性和相互竞争性，恰恰也使得政策的选择权落在了决策者身上。他们将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来作出选择，而这些标准就是韦伯所说的，领导者对于其所代表的集体所承担的“责任伦理”。但是，这些选择标准与学者的身份特性没有任何关系——学者是世界性的（知识独立于任何私人利益）、令人质疑的（一切知识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批评和驳斥）、同时也是谦逊的（一个学者首先知道的是，有许多东西他不知道）。这样做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保持所谓的“远离中心的自由”，而是国际关系学家注定要像布迪厄所说的那样，必须做到“正直与无私”。正如斯特兰奇所说，创造理论的本身就是目的，其前提是这种创造必须“关注理论用来解释自然与世界变迁因果的有效期”。换而言之，要忠于“理论”一词的本义，即通过观察现实世界，以期能够达到更好地描述、解释和理解它的愿望。

　　摩根索曾经说过，“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到联邦主义者，马克思和卡尔霍恩，他们对政治学所作出的贡献就是，在面对政治现实挑战的时候持续不断地给出回答。”在韦伯看来，沿着这条传承轨迹，国际关系学家们将有幸成为“那些能够永远保持年轻的人”当中的一员，因为“始终处于动荡状态的文明进程会不断给他提出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