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里的黑豹》是一本由[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1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地下室里的黑豹》精选点评：

　　●(南阳)

　　●搬家清理藏书。有兴趣的，请豆邮。不包邮，支付宝支付。 11元。

　　●他拥有系列连锁酒店，但是仍然流露出渴的样子。这样的人，也许被判终身在沙漠中央，在一毛不拔的昏黄沙丘、流沙、荒野中徘徊。再多的水也无法将其消除，洪水也无法将其浸没。直到现在，我依然为那样的人着迷，如同孩提时代一样。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学会了要提防他们。也许并非是要提防他们，而是要提防自己为之着迷。

　　●4- 奥兹写小孩视角，又见半自传体，身陷父母对立的诠释比照敌友与人言的混战，顽固的困惑和信念都真实可触。其中 {爸爸的书房}这一节可单独取出满足书虫的痴好。而对照电影你会发现，美国佬们的剧本改得多么势利和庸俗。

　　●一首尚未展开的短歌，据说包含了许多动机。

　　●语言很美，写母亲和百叶窗充满了怜爱之情，和自身经历有关的故事都写得挺好。

　　●它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回归黑暗。它留下了融进痛苦和些许欢笑、悔恨和惊奇的记忆。--阿摩司奥兹

　　●好看的！“如果叛变的标志是感到酸，就像你嚼柠檬皮或肥皂，或粉笔在黑板上吱吱作响的感觉，那么在这个瞬间，我已经有点叛变了。不过我并不否认，也有某种窃喜”

　　●一如既往地好

　　●“送你！” 在开封市新华书店，那个暑假真美好。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一)：“一个会爱的人不是叛徒”

　　“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历史让普罗菲这样的孩子，从小与政治和战争息息相关，他想站在无比正确的一方，去完成犹太人的梦想，建立自己的国家，赶走所有压迫者，甚至幻想制造能打到白金汉宫的导弹，原料之一竟然来自指甲油。可随着他接触到邓洛普，他开始对敌人和压迫者产生怀疑，因为和邓洛普的联系被伙伴当做叛徒，与伙伴决裂，叛徒的含义让他疑惑，地下工作者的使命让他疑惑，地下室里的黑豹一次次走进他的梦里。“相形之下我自己又算什么？不过是个年轻的希伯来地下战士，其人生致力于驱逐外国压迫者，但其灵魂又受压迫者困扰，因为这个压迫者也来自拥有河流与森林的土地，那里钟楼骄傲地耸立，风标平静地在屋顶上旋转。” 犹太人的历史总是非常吸引我，通过小说，走进那段历史的私人记忆，看到父亲对民族历史的一丝不苟，看到母亲对波兰故乡的眷恋，看到父亲在得知终于可以拥有希伯来国家后留下的泪水，明白这段历史，以及后来的动荡，在他们心里是永远的伤痛。小普罗菲梦寐以求的一场和和气气的茶话会永远没有到来，邓洛普悄无声息离开，儿时伙伴姓名更改，母亲的蓝色百叶窗也再没回来。 17章里描述普罗菲感受父亲藏书时的体会，真叫人心神向往，欲罢不能。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二)：少年眼 | 地下室里的黑豹

　　《地下室里的黑豹》小说背景设置于1947年夏天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阶段。主人公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故事以“成年的我”口吻开始讲述，他与本应是“仇敌”的英国警员阴差阳错从“逮捕和被逮捕”的关系到“互相教授”各自擅长语言的关系的转变。也因为这场身份特殊的“交往”，让他遭到了朋友的质疑，认定他是一个“叛徒” 并发生了一些“决裂”的事件。 特别喜欢主人公小男孩的人设——热爱观察词语，喜欢把东西放回原味整洁干净，面对父亲的质问也总是能勇敢又有理有据地反驳回去，太可爱了。从简单的对话里，可以看出父亲与母亲，与孩子都缺少有效的沟通。父亲是那样自说自话的模样，而母亲给我的感觉是温柔而宽厚的，因为她说“一个会爱的人不是叛徒”。但总体来说，父母给孩子的思想影响应该是深刻的，我想这也是故事中这个孩子对事物总带着各种与年纪不符的思考眼光的解释原因吧，毕竟耳濡目染。小说中的“政治思想”在孩子成长时期就已经成了内在生活的一部分。结合奥兹的真实经历，这也是另一种相似命运的呈现。 那是个特殊敏感的时期，用作家本人的话来说“故事本身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归于黑暗。在记忆里融进了痛苦｀欢笑、悔恨和惊奇”。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小说，展现了奥兹对于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信任与背叛等各种主题问题的思考。最温暖的是，奥兹无论在描述什么的时候，都不会忘记把爱的元素注入到故事中去，使人读来心里隐隐微动，念念不忘。 最后想补充的是，这本薄薄的小说给我的惊喜——正文故事结束之后还附了两篇我很喜欢的内容——1.奥兹在2007年度阿斯图里亚斯亲王颁奖仪式上的答谢词 2.本书译者对奥兹的采访内容节选——比书更精彩的是作者这个人啊，他的思想魅力无穷无尽。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三)：山中少年

　　“此时，丛林里空无一人。最高指挥官消失了，天快要黑了，宵禁就要开始。我不要回家。我要进山，做山中少年。一个人在那里生活。永永远远。没有归属。因此不会有叛变。任何有归属者都会有叛变。”

　　普罗菲在霍姆组织对他的审判后道出这样的内心独白。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绪？怎样的渴求？怎样的意识？让一位12岁的少年渴望躲进山中。另外，这又引发了他对“叛变”的思考，到底什么是叛变，如果顺着小说的情节，在第三章，奥罗菲通过查阅父亲的字典，了解到“叛变”的诠释和定义，那么奥罗菲是怎样一步步将“背叛”推到极致呢？

　　回到现实本身，奥兹在致力于巴以和平的道路上，被极端分子攻击为“背叛者”，在这种情绪下，他写下了《地下室里的黑豹》，通篇来看，奥兹通过奥罗菲在1947年以色列建国前夕的故事，给读者呈现的，除了爱与泪、期待与恐惧、焦灼与狂热、战乱与和平、民族主义与家园回归外，还有上述的“背叛”。对于小奥罗菲来说，与邓洛普军士的来往，让霍姆组织的另外两位小伙伴是“背叛”，对成年后叙述故事的奥罗菲来说，在小说结尾，他提出这样的疑问：“那么故事本身呢？我讲这个故事，是否把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抑或与之相反，如果不讲这个故事，就把他们给背叛了？”，在穿插回忆与叙述之间，是否可以说成是一种双重背叛呢？也许答案不能那么肯定，但是在小奥罗菲的独白中，似乎找到了一把钥匙：“任何有归属者都会有叛变。”如果躲进山中，那么便没有归属，便不再为“叛变而烦恼”，但是事实真的那么简单吗？小说中，普罗菲的妈妈对他说道：一个会爱的人不会是叛徒，这是妈妈的期望，当然也成为奥兹的期望，在这层意义上，身份认同的重负让同时饱受欧洲暴力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断增强仇意、憎恨和杀戮，永无休止的漩涡。对于普罗菲来说，妈妈口中的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东宫的后屋搞一次聚会，邓洛普军士、爸爸、妈妈、本古里安、本胡尔、雅德娜、大穆夫提哈吉阿明、我的老师吉鸿先生、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拉扎鲁斯和最高长官，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奇塔、他的妈妈和两位轮流上岗的爸爸，聊上一两个小时，最终达成互相理解，相互作出一些让步、和解和原谅？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去往小河的岸边，看看蓝色的百叶窗是都被冲了回来？”

　　爱，也许就隐隐约约隐藏在这段叙述中，聊上一两个小时，互相理解，作出让步及原谅，一起去小河边，看蓝色的百叶窗。

　　不知道奥兹同不同意把小说推到较远的这个地方，但是身份认同的忧虑意识，却是通过“背叛”得以细致的展现，普罗菲与邓洛普的短暂友谊也在以色列建国后，变成一段回忆，但是正如小说后附奥兹的答谢辞所写的： “那窗子里的女人，也许是纳布卢斯的一个巴勒斯坦妇女，她也可能是特拉维夫的一个以色列犹太妇女。如果你们想在这两扇窗、两个女人之间帮助达成和平，最好读一读她们。读小说吧，亲爱的朋友们。小说绘告诉你许许多多。”

　　如果我们致力于寻求互相认识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却无法在现实中通过呐喊疾呼让对方听见，也许通过虚构的世界，那些声音可以传达到双方的耳朵中。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四)：会爱的人不会是叛徒

　　摘自：北青网

　　我这么猜测，《地下室里的黑豹》里所描述的故事，大概是基于奥兹两段人生经验的叠加：一段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童年记忆，另一段是七十年代投入阿以和解运动之后，被以色列右翼分子斥为“叛国者”之后生发的感触。往昔，是形而下生活里的虚实交错；当下，是形而上诉求里的省思。这个关于爱和背叛的故事，更像是作者本人的一番辩词。

　　“在我的一生中，有很多次被人叫做叛徒”，阿摩司•奥兹借着十二岁少年普罗菲发声。1947年，英国所辖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夏天，耶路撒冷不像一座真正的城市，因为居住区全被蓟草和碎石分割得七零八落。英国装甲车停在街角，车上的机关枪正对着前方，就像伸出的手指。犹太男孩普罗菲一家移民自乌克兰，他们的周遭大多也是来自欧洲各处的难民，被叫做“有组织的共同体”，既反对英国人，又反对阿拉伯人和激进分子。这个半懂事的孩子，最熟悉的是迫害、灭绝、遣送、非法移民、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社区）、暴乱、抗议、世界良知等话题的争论，深受大人们密谋建国的氛围感染，不由自主地幻想成为犹太民族英雄：他和小伙伴们一起从指甲油中提炼丙酮制造炸药，用废弃的冰箱零件做土火箭，瞄准白金汉宫；他把自己比作“地下室里的黑豹”，准备着等待时机猛扑出去，为自己的信念献身。

　　英国人对他们来说是切实无疑的侵略和压迫者，英军驻地的房屋用厚重的石墙砌成，神秘而隔绝，“枝繁叶茂的树木给庭院披上一层轻柔、奇异的阴影，仿佛你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边陲，那里的百姓过着宁静、和平的生活。你只能远远地看着这片土地，却不可接近它”。普罗菲的学者父亲是复国主义的信徒，他认为阿拉伯邻居比起欧洲人更值得信仰，是可以与之结盟的对象，因为毕竟“以实玛利是我们唯一的血亲”。当时还无人知道联合国的分治协议将在几个月后出台，英国人会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交出这片应许之地。而接下来的数十年，将会是五次中东战争，是犹太和阿拉伯民族间无休无止的冲突。

　　普罗菲和英国军士邓洛普的友情开始得猝然，结束得仓促。这个来自于坎特伯雷的中年人崇拜古老的犹太文化，想跟普罗菲学习希伯来语。普罗菲无法将此人与一个具体的敌人形象重合起来，甚至还不由自主地受这个英国人的吸引。在被小伙伴们斥责为卑鄙的叛徒之后，他从字典里寻找叛徒的含义，并且自问：世上可曾有不是犬儒主义的背叛？非自私、精心策划的背叛？可能有不卑鄙的背叛？

　　1994年，奥兹因攻击犹太定居点的极端主义分子被右翼分子称作叛徒。次年，希伯来语小说《地下室里的黑豹》发表。在奥兹的文学主张里，想象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对他者的想象可以疗救狂热与盲信，矫正极端主义和憎恨的情绪。他用一个孩子的思考回答自己的国人：一个会爱的人不会是叛徒。

　　这个故事“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回归黑暗”。在普罗菲一家的遭遇里，它轻轻触探过犹太民族为何受欧洲长久的迫害，这个痛苦又晦涩的问题；描述了巴以两国曾有过却转瞬即逝的平和图景；讲述了一段忘年友情所遗留的永生难忘的缺憾。

　　奥兹说，以色列人的性格很容易产生双重性。他们了解自身的苦难和历史，但那些过往过于深重，所以只会在评述或呼吁中提及，不便在小说里呼号。他笔下所有的国族记忆，最后往往都会变成温和柔情的个人叙述，以及与读者彼此心照微微一笑。这是奥兹小说的特质之一：苍凉和悲痛时常蕴于黑暗之中，流露出来的则是厚实和沉静。在每个小说里，他都会反复表达一个主题：我向往真正的寂静所在，那里没有敌人，没有争斗，不受耻辱和欺骗的约束，不会想到背叛。

　　阿摩司•奥兹：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一样的海》、《我的米海尔》、《爱与黑暗的故事》、《地下室里的黑豹》等。此外，奥兹还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热情呼吁阿以和平。

　　《地下室里的黑豹》读后感(五)：书评及摘抄

　　我这么猜测，《地下室里的黑豹》里所描述的故事，大概是基于奥兹两段人生经验的叠加：一段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童年记忆，另一段是七十年代投入阿以和解运动之后，被以色列右翼分子斥责“叛国者”之后生发的感触。往昔，是形而下生活里的虚实交错；当下，是形而上诉求里的省思。这个关于爱和背叛的故事，更像是作者本人的一番辩词。

　　“在我的一生中，有很多次被人叫做叛徒”，阿摩司•奥兹借着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普罗菲发声。1947年，英国所辖巴勒斯坦的最后一个夏天，耶路撒冷不像一座真正的城市，因为居住区全被蓟草和碎石分割得七零八落。英国装甲车停在街角，车上的机关枪正对着前方，就像伸出的手指。犹太男孩普罗菲一家移民自乌克兰，他们的周遭大多也是来自欧洲各处的难民，被叫做“有组织的共同体”，既反对英国人，又反对阿拉伯人和激进分子。这个半懂事的孩子，最熟悉的是迫害、灭绝、遣送、非法移民、基布兹、暴乱、抗议、世界良知等话题的争论，深受大人们密谋建国的氛围感染，不由自主地幻想成为犹太民族英雄：他和小伙伴们一起从指甲油中提炼丙酮制造炸药，用废弃的冰箱零件做土火箭，瞄准白金汉宫（这些眼熟的情节在《列维先生》出现过）；他把自己比作“地下室里的黑豹”，准备着等待时机猛扑出去，为自己的信念献身。英国人对他们来说是切实无疑的侵略和压迫者，英军驻地的房屋用厚重的石墙砌成，神秘而隔绝，枝繁叶茂的树木给庭院披上一层轻柔、奇异的阴影，仿佛你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边陲，那里的百姓过着宁静、和平的生活。你只能远远地看着这片土地，却不可接近它。普罗菲的学者父亲是复国主义的信徒，他就认为阿拉伯邻居比起欧洲人更值得信仰，是可以与之结盟的对象，因为毕竟“以实玛利是我们唯一的血亲”。当时还无人知道联合国的分治协议将在几个月后出台，英国人会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交出这片应许之地。而接下来的数十年，将会是五次中东战争，是犹太和阿拉伯民族间无休无止的冲突。

　　普罗菲和英国军士邓洛普的友情开始得猝然，结束得仓促。这个来自于坎特伯雷的中年人崇拜古老的犹太文化，想跟普罗菲学习希伯来语。普罗菲无法将此人与一个具体的敌人形象重合起来，甚至还不由自主地受这英国佬的吸引。在被小伙伴们斥责为卑鄙的叛徒之后，他从字典里寻找叛徒的含义，并且自问：世上可曾有不是犬儒主义的背叛？非自私、精心策划的背叛？可能有不卑鄙的背叛？——类似故事，使人想起雨果的《九三年》。在情绪酷烈、战火横飞的对立中，试图理智的判断一个概念，这是件何其困难的事。而且一如普罗菲遭受的指责一样，主张这一点的奥兹自己，也得为“理智”付出被误解的代价。

　　1994年，奥兹因攻击犹太定居点的极端主义分子被右翼分子称作叛徒。次年，希伯来语小说《地下室里的黑豹》发表。在奥兹的文学主张里，想象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对他者的想象可以疗救狂热与盲信，矫正极端主义和憎恨的情绪。他用一个孩子的思考回答自己的国人：一个会爱的人不会是叛徒。以孩子口吻来叙述当然聪明而取巧，但结论却是正面对抗、一毫不让的：爱与理智，并不互相违背。

　　这个故事“它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回归黑暗”。在普罗菲一家的遭遇里，它轻轻触探过犹太民族为何受欧洲长久的迫害，这个痛苦又晦涩的问题；描述了巴以两国曾有过，却转瞬即逝的平和图景；讲述了一段忘年友情所遗留的永生难忘的缺憾。

　　实际上，小说家总是最容易被误解的那个。帕慕克被土耳其极端主义者认定是叛国者，博尔赫斯对皮诺切特的一句讽刺被认定是献媚。小说家的语言对炽热的民族性来说，太温柔太平和了。但奥兹没有为此就肆无忌惮的狂舞。他生长在最有资格喊痛的民族，但他没有。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最了解以色列民族性的人。

　　奥兹说，以色列人的性格很容易产生双重性。他们了解自身的苦难和历史，但那些过往过于深重，所以只会在评述或呼吁中提及，不便在小说里呼号。他笔下所有的国族记忆，最后往往都会变成温和柔情的个人叙述，以及与读者彼此心照微微一笑。这是奥兹小说的特质之一：苍凉和悲痛时常蕴于黑暗之中，所有的敌意也都蕴藏在黑暗中，并不做一一描述。最后流露出来，在我们所见范围中的，则是厚实和沉静。在每个小说里，他都会反复表达一个主题：我向往真正的寂静所在，那里没有敌人，没有争斗，不受耻辱和欺骗的约束，不会想到背叛。（发在哪个媒体的我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