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国大革命》是一本由马勇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911年中国大革命》精选点评：

　　●分析的很深入！

　　●学院要放暑假了，翻了翻，没有仔细看

　　●在2019年的“辛亥百年”无数热门书中，梅毅偏袒革命党，雪珥偏袒清政府，张鸣谁都批判，而社科院的马勇则明显占在中间派的立宪党立场上，作为体制内学者，马老先生显然力主温和改良和渐进宪政，因此文笔也相当温和理性，思想脉络显得平和儒雅，高瞻远瞩但毫不咄咄逼人，剖析问题气定神闲，对历史争议并不随波逐流，大量观点明显在借古谈今，作者试图尽量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当“和事老”，经常出现“xx派确实有问题，但xx派也有道理”的话语，衷心恤国的诚意令人感动。平心而论，当年的中国乱世，如果真按马勇的改良思路走，无革命无内战，我们真的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牺牲和灾难。太过戏剧化的政治变动其实百害无一益，英雄辈出，往往是不祥之兆

　　●现实中如此之多相似之处，是否历史总在循环。辛亥百年。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感受，这本书很细致，但是章节与章节之间让我觉得重复、累赘。

　　●轻历史，重分析，较大篇幅的讲述了立宪党人为君主立宪所做的努力，为过去所不了解的。PS：1、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国人探索着最合适的政体，又是怎样走到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2、百年前南北议和，建立共和，结束帝制，而半世纪前，在驱除外敌后，南北方是有怎样的深仇大恨，竟继续对抗？

　　●风格和手法有点类似《万历十五年》~对待已国的历史有种温情在，也有其客观意义在~

　　●革命党是非去清廷的心态，立宪派是对清廷的失望。我最感兴趣和想弄清楚的，是清廷和满洲权贵子弟的心态，以及做为马上被边缘化，最后被驱逐出历史舞台的政治势力，当时他们的实力是不是不堪一击而被迫下台，还是顺应潮流的主动隐退？曾看过一篇专访，好像此书写到这方面问题。在别的书中，我看到的甚少，其他书或影视作品大多展现其的颛顼无能。事实上，是不是即使如此，满清权贵仍有一定的实力，否则革命党为何还要制造恐怖炸死铁良？

　　●挺大路的一本书

　　●温情与敬意

　　《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后感(一)：有感

　　读完这本书，对辛亥革命那一年有几点直观的感受：

　　一是历史当事人在开展活动时大多都是基于自己的职责，只有少部分激进分子是为理想在奋斗，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事件朝好的方向发展；

　　二是历史人物并没有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黑白分明，多数人是居中的，会根据事态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是不论军阀、乡绅还是官吏、实力派，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准还是要肯定的，人性并没有险恶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毕竟大家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四是动荡的年代，各种事件的出现都是不同背景出身的人为追求理想目标，各自进最大努力做出的选择。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正确与否那是靠历史来检验的。

　　2019年寒假读的书

　　《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后感(二)：要不是满人当政

　　1、 假使清代不是满人当政，情况又当如何？

　　同盟会要“驱除鞑虏”，光复会要“恢复汉室”，倘若大清王朝不是满人当政，这些口号不复存在，仅仅“平民权、建共和”，是不是有那么大的蛊惑力？

　　满清极端保守的部分皇室力量，对自己的统治和能力也不那么有信心，生怕汉人抢了自己的饭碗，于是惶惶然在妒贤嫉能、盲目排汉中度过，如果本来就是汉人的政权，立宪的阻力是不是会小很多？

　　2、 每当事情好转的时候，就总会跟不上时代潮流的顽固派出来坏了一锅汤。

　　3、 马勇又一次证明了历史都是在偶然中改变的。

　　4、 革命最终的成功，得益于立宪当人的最终倒戈，而立宪党人的转变，又是缘于清政府连续两次举动失策：皇族内阁和路权国有。长期以来，革命派和立宪派宛如翘翘板的两端：朝廷向立宪事业稳步前进的时候，则革命力量减少，立宪势力加强；朝廷立宪事业被愚蠢的抉择破坏的时候，则立宪势力减少，革命势力加强。双方的强弱，都取决于朝廷的抉择。

　　另一方面，革命势力给清廷造成的压力，促进立宪事业的发展；立宪事业的稳步推动，遏制了革命力量，使清廷尝到甜头，更努力践行立宪大业。两股力量的相互牵制，使事情向更好的发展。

　　只有当形势大幅度倾向于一方的时候，立宪与革命双方才可能达成共识，合力完成大业。

　　5、马勇写东西，真的挺啰嗦的。一个意思要说好几遍才罢休。

　　《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后感(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在一个世纪前的命运赛跑

　　2019年，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要历史年份。在这一年，学术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工作者，纷纷撰文著述来纪念这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笔者授业恩师谢放教授在该年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多维视野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文章指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结束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概括地说，就是革命运动是原动力，立宪运动是助推手，清末新政是催化剂。文章进一步说，辛亥革命史研究不能仅仅研究孙中山革命党的活动，也应注重立宪活动和清末新政的深入研究。文章既是对以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总结，也是对未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发展的展望。

　　《1911年中国大革命》一书，就是对以往孙中山革命活动研究、立宪运动研究和清末新政研究等新成果的集中体现。作者力图摆脱过去的重批判色彩，努力展现辛亥革命的多元面目，让辛亥革命研究回归常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袁世凯的分析着墨较多，评价多采“宽容”的态度，不以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一事倒逼推论辛亥年间袁世凯的历史活动的作用。而在对革命一方的描述方面，着墨不深，与过去相关论著相比，显然“低估”了革命党人的作用。这或许是一个进步。至于在描述清廷方面，作者一反过去清廷铁板一块的历史形象，既顾及清廷在最后十年中的积极进取、奋发作为的一面，也刻画了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所固有的私心和狭隘，以致一步一步地丧失自我革新的机会，最终埋葬了大清王朝先祖的江山基业。

　　全书笔锋严谨细致，语言生动鲜活，分析夹叙夹议、有理有据，注重“情”、“理”、“势”的结合，读起来引人入胜。全书最后对三方政治力量的评价亦十分客观中肯，令人信服。

　　或许，由于作者写作本书的意图是面向非历史专业的圈外读者，因而全书的引文资料出处几乎全略，全书最后也没有注明参考文献，这未免有点美中不足了。

　　《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后感(四)：去妖魔化的历史与立宪派革命

　　书看到了193页，还剩140页没读完，但实在憋不住，要来写几句话。本评论只对前193页负责。

　　1、该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对清朝高层的描写去妖魔化。当写道清朝高层时频频用到“真诚”两字。我的疑惑在于马先生反复说清廷“真诚”推进宪政改革，那为什么结果弄了一个皇族内阁，对反对之声置若罔闻。或者只能用马先生书中的话来说：那是因为皇族也是人，既然说人人平等，那么皇族也有权利出任内阁高官。马先生生不逢时啊，当年载沣如果有马先生这样的高参，定可消弭革命。

　　对黎元洪的描写更是典范。当革命党人请黎元洪主持大局。”职业军人责任心使黎元洪无法退却，他坦然问道：那么到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接洽呢？来人答道，到楚望台，与吴兆麟接洽。黎元洪立马表示，吴兆麟……今天的事情有他一人足够了，黎某可以不去了。来人以为黎元洪仍然没有参与革命的诚意，……其实，黎元洪的意思应该是，今天的事情并没有闹到无法收拾，吴兆麟完全有能力将这个事情处理好。作为吴兆麟的老师，黎元洪相信自己的学生没有错，只是他的表达在那种气氛中被误解了。于是各位士兵簇拥着黎元洪前往楚望台。赶到楚望台“黎元洪让吴兆麟下令解散这些闹事军人，让各位兄弟赶快返回各自驻地，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以免不可收拾。从逻辑和伦理层面说，黎元洪的这一番训诫是合乎其身份的，也是对新军弟兄的爱护。”（详见193页）马先生分析得太透彻了。黎元洪可以含笑九泉了：知我者马勇也。

　　2、1911年中国大革命可以改名为1911年立宪派革命。辛亥革命的关键是立宪派的支持。前几章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立宪派展开。对此，我没研究过，没法确定对否。但既然讲到是辛亥革命，自然对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派的活动也应有深入分析，否则让人感到很突兀，前几章都在讲立宪跑赢革命，突然间第六章就说革命爆发了。对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的活动描写比较单薄。

　　3、大量的推测之语，揣测古人想法，看到后面我都搞不清是历史人物的想法，还是马先生的想法。或许这属于精神分析法，心理分析史学。

　　4、用语啰嗦拖沓，甚至有些地方前后重复。

　　后140页也读完了，前面的看法无需修改。作者驾驭不了这个题材。从内容取舍上说还是按照传统的政治史写法，但即使就写个政治史，也是主次不分，取舍不妥。

　　《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后感(五)：幕僚体系与多轨决策——Leo鉴书(31)

　　2019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了不少相关图书，马勇教授的《1911中国大革命》是其中之一。在我看来书更像是“白话历史1911”，把那年发生的事情做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历史真实总是比理论更加丰富、有力，加上马勇教授是理论基础很好的研究者，文笔也不错，书值得一读！

　　书里给我印象比较深的点是“幕僚体系”。参加正略读书会第14期活动马老师讲到：“中国几千年幕僚体系存在是有道理的，有问题班子一起商量属于多轨决策体制；现在的领导最多有个秘书，基本算单轨决策，比较有风险。”我想咨询公司应该就是为企业提供幕僚服务的机构，正是古老中国文化的现代体现。

　　书开篇（第1章第二页）就提到孙中山给当时重臣李鸿章写的建议里强调四个方面的强大是治国之本，所谓“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但李没理这岔儿，原因很简单：幕僚班子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向强盛的根本原因，孙的建议最多与其它人相近根本没有独到见解。幕僚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模式和建议能让领导者在纷繁的信息中找到最有用的东西。所以书中写到“这四点李鸿章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试问没有为数众多的幕僚班子，他去哪儿知道？又去哪儿认识？另外，孙中山提此四项建议不过是想成为李的幕僚而已。

　　幕僚体系书中P253中还提到袁世凯的例子，接到复命通知成为实权宰相之后，袁的幕僚中马上有人建议“袁像历代英主那样趁着天下大乱，民无所归的时机，登高一呼，改朝换代。”袁当时拒绝此建议。我理解当时幕僚提出建议众多，大家讨论、分享之后应该是用类似民主的方式达成了最后的意见。袁应该是全程都有参与，听取意见之后做最后决策，先不改这个朝，换这个代——大部分比较正确的决策应该都是如此做出的。

　　纵观中国历史，早到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养鸡鸣狗盗之士保自己一命，到近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过百人的幕僚班底，无一不证明了这种机制的有效性用和实用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咨询业蓬勃发展与进步更是对幕僚制度的现代版诠释与供货。相比个人单独决策，群体决策确实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

　　《1911中国大革命》里讲述了更多有关那个年代的事情，有兴趣大家可以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