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部落》是一本由[美] 约书亚·格林 / Joshua Greene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3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道德部落》精选点评：

　　●从公地悲剧，常识道德悲剧，囚徒困境，独裁者博弈，公共财产博弈和最后通牒博弈引证道德是为促进合作，作为群体间的获胜策略而得已发展的。进而通过人行天桥困境和开关困境引出”双加工”理论，并通过对人类大脑的研究得以论证，可以解决很多道德上的矛盾问题。后半部分关于功利主义的研究仅大概浏览，不喜，未读。

　　●不错，被科普了许多，但是觉得功利主义不是最优解

　　●M

　　●很精彩，翻译也不错，烂俗畅销书风格的封面设计是败笔

　　●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立场和宏观经济学的思辨性有点相似，同样是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而目的则从“效益最大化”向“幸福最大化”进行转换，社会学、伦理学议题使用经济学方法论，“公地悲剧”是博弈论，“双加工机制”是概率论和成本换算，“通用货币”就是幸福，更是一种经济学素养的体现了。

　　●有趣/中间的功利主义部分有点太emmm强人所难？

　　●南方人……北方人

　　●很有趣的书。作者讨论的问题不是“道德”在人性心理中如何可能（道德是人生存的必要），而是在不同部落持有的“道德观念”产生激烈分歧的前提下，达成一致的“元道德”如何可能。作者诉诸于人类道德思考中涉及的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来说明，只有诉诸于后者才能够解决元道德的冲突。对功利主义重新认识。

　　●把道德问题分为：“我”和“我们”、“我们”和“他们”，然后用双加工机制（道德直觉与功利主义计算）分别应对两大道德问题，形成一套全面完善解释系统。这套框架体系能很好解释道德哲学与道德心理学中的一些核心问题，是很好的理论建构。书中关于“列车难题”部分比《公正》中的解析更深入，特别值得一读。作者为道德寻找到的出路是所谓深度实用主义，但这方面论证似乎并不充分和让人信服，容易滑向道德相对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实用主义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但这种过分实用主义正在遭受很大挑战，是否能成为作者所谓“通用货币”存疑。

　　●道德爬上了进化的梯子，然后把梯子一脚踢开。

　　《道德部落》读后感(一)：功利主义

　　同样读的粉色版，但并没有觉得像前面几位评论的那样差劲，尾注不翻译确实是瑕疵。粗略算来距离阅读上一本偏哲学论证的书已经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了，书买的越多，选择越困难，就像这本书中说的道德困境一样，到底是无法用理性思维来选择了，直觉选择。但确实是这本书对我来说算是个小惊喜，重温了“公地悲剧”“小火车困境”等思维实验不说，但是对于功利主义的分析就绝对配的上5星了，之前读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就对功利主义颇有印象，当时的感觉是结合集体主义的功利主义简直可以塑造一个高度楷模化的社会，但这本书中作者的论点更倾向于在个人主义和功利著一种寻找“灰色地带”。道德是什么？作者的观点是：无私的、利他的，是一种甘愿牺牲个人利益成全他人的思想。（我认为精神比思想更合适，因为思想需要指导行动，但道德并不一定非要是行动，我认为，个人道德可以内化，行动是有意识的，而内化后的动作可以不用意识来指导，所以精神比思想更合适。）另一个比较好的是群体内道德和群体间道德的问题，结合今天刚学的组织行为学团队的内容，信任是团队合作的基础，那么往前追溯信任的机制之一，可以看看这本书，哲学的解释就是功利主义，结合作者的话，功利主义是最被妖魔化的积极哲学思想。幸福的衡量标准是个人的感受，没错。金钱边际效应递减的存在，并不能带来太多的幸福。真没想到创建“功利主义”哲学的边沁，是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下一本书《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

　　《道德部落》读后感(二)：道德思维的心理学饕餮盛宴

　　作者作为心理学家，结合心理学科学研究和道德哲学，为读者铺开了一桌道德思维的心理学饕餮盛宴！

　　阐述1.“我”和“我们”之间的对立，利己和关心他人之间的对立；

　　2.“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与他人的礼仪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

　　3.道德思维是包含“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的。自动模式高效但是相对死板，倾向于以自我利益作为判断标准；手动模式灵活但是低效，倾向于解决更长远理性地处理问题。自动模式是道德情感，类似本能，手动模式类似实践推理能力，能够解决问题以及其他的实际问题。

　　那么在相互矛盾的部落价值观之间，有两种策略：（选取通用货币）

　　1.寄希望于某种独立的道德权威，例如上帝推理或者科学

　　2.深度实用主义，从共同的价值观中寻找共同点，建立通用货币，用于衡量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功利主义即是这种通用货币的存在，精髓是依据事实而非想象寻找相同的基础。（作者更倾向于这种方法）

　　同时作者将大脑道德双加工模式生动形象地解释西方道德哲学的三个思想学派——功利主义（边沁密尔）、义务论（康德）、德行伦理学（亚里士多德）。手动为自动模式的决定解释原因不一样。手动模式思维清晰地描述自动模式思维（亚里士多德），手动模式思维为自动模式思维寻找合理解释（康德），用手动模式思维打破自动模式思维的局限（边沁和密尔）。

　　印象最深的道德困境中的大脑核磁实验。最后结果表明：功利主义判断来自于功利主义决策标准的 简单应用：做符合最多人利益的事情；面对与之相矛盾的情绪反应，人们需要额外的认知控制才能做出功利主义的判断。最后作者建议如果内心冲突时，请使用手动模式。

　　作者采用挑选丝袜等多个心理学科学研究验证”人类倾向于给自己的选择找理由“，解释为是大脑思维双加工机制的必然结果，自动模式为我们提供情感上具有说服力的道德答案，随后手动模式开始为这些答案寻找合理解释。这个挺有意思的，人是在为自己的各种行为找着合理借口和理由。

　　但是不太理解”合理化思维是道德发展道路上最大的敌人“这句话（280页）

　　不过最后作者还是寄希望于科学知识这样的通用货币还是令人耳目一新呀！大概因为作者也是科学工作者的缘故吧

　　《道德部落》读后感(三)：“我们”与“他们”

　　这本书写于2019年，不知道作者的写作是否部分出于政治现实的考量。Anw，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清楚：他认为道德感情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和“我们”间的矛盾（部落内的“公地悲剧”），但是无助于解决甚至会激化“我们”和“他们”间的矛盾（部落间的“常识道德悲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与“他们”间的矛盾？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中似乎显得愈加棘手和重要。在疫情爆发之后，我们目睹了一场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在不同层面（政治/经济/道德）上的社会撕裂，针对某一议题人们分化成不同的部落，相互攻讦，互不让步，矛盾升级，最终导致“我们”与“他们”间形成一道无法逾越和弥合的鸿沟，“方方们”和“圆圆们”围绕“武汉日记”所展开的公共辩论就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案例。在这场辩论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很多现象：某一部落对另一部落的话语权和价值观压制；普遍存在的“立场先行，观点随后”（用作者的“双加工”机制来解释，可以说是“手动的”道德推理为“自动的”道德情感提供合理化辩护；无可避免的情感压倒理智（“理性成了激情的奴隶”）。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与“他们”间的矛盾？作者从道德心理学出发，提出了人类道德思维中普遍存在的“双加工”机制。在他看来，人们的道德思维中存在可以相互切换的两档：一档是快捷高效的“自动档”，即直接触发的“道德情感”；另一档是缓慢理性的“手动档”，即需要反应的“道德推理”（作者在后文也从心理学角度证明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人们所普遍采用的道德推理方式）。可是这和解决上面的矛盾有什么关系呢？作者认为道德情感在进化过程中会倾向于促进部落内部成员的合作，目的是使“我”所在的部落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但同时这种道德情感也使“我”对于其他部落形成一种“有偏见性的公平”，导致部落间的对立。于是面对“我们”与“他们”间的矛盾，作者认为我们需要从“自动档”切换到“手动档”，诉诸于不同部落群体都普遍接受的“元道德”作为“通用货币”来解决部落间的“常识道德悲剧”。那么作者所寻找的可作为“通用货币”的“元道德”是什么呢？没错，是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于是后文中我们看到作者采用大量的篇幅处理针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拒绝了倡导“love&peace”的相对主义策略，同时认为诉诸于“权利”的辩论也是毫无结果的（比如说作者谈及围绕堕胎问题所展开的“选择权”和“生命权”辩论，在他看来，诉诸于权利的辩论等同于宣告辩论的终结，这个观点还是蛮有意思的）。

　　作者整体观点确实很有意思的，尤其是作者竟然是从“电车难题”这样一个烂梗中阐发出新意（“双加工”机制），我还是蛮惊讶的。其实作者在论述“双加工”机制过程所阐发的一些小点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作者认为“双重效应原则”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动模式”的道德直觉在作祟。换言之，我们所普遍接受的普遍道德法则很可能来源于对人们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的某种归纳，而符合道德直觉能否为道德法则提供合法性，也许是值得怀疑的。虽然作者观点的阐释力和新颖性毋庸置疑，但有几点我个人仍然是存疑的：一是我始终对于道德心理学抱有一种普遍怀疑的态度；二是作者认为功利主义可以作为“通用货币”解决“常识道德悲剧”，对于这一观点我并不认为是具有说服力的。即使我们遵从作者的看法，搁置功利主义面临的理论困境，诉诸于“手动模式”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真的有助于解决“我们”与“他们”间的矛盾吗？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常识道德悲剧”，我们似乎都永远绕不开自动激发的道德情感，这可能恰恰是问题所在。

　　《道德部落》读后感(四)：请将你的道德感切换至手动模式

　　西闪/文

　　要形容今天这个“地球村”一般的世界，再没有哪个词比“部落化”更准确的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概念都是思想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发明的。

　　麦克卢汉是媒介理论的大师，他认为媒介对人的影响远大于内容，并坚信是前者而非后者约束着人们的思维、行为以及组织方式，故而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媒介即人的延伸”。照他的逻辑，没有广播，就没有希特勒。没有电视，就没有肯尼迪。这种意见看似极端，却不无道理。事实上假如有人说，没有推特和脸书，就没有川普，我想逻辑也是成立的。

　　这不是重点。麦克卢汉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以媒介类型变化为标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进行了分期。早期的人类以听觉为基础，借助口头媒介进行交流，是为部落化时期；随着文字的发明和印刷术的进步，人类进入以视觉为基础的媒介时代，交流扩大，社会扩展，是为非部落化时期；当广播、电视和网络出现，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需要调动全部注意力予以应和的电力媒介时代。在这样的世界里，信息流通无远弗届，地球宛如村庄，个人与社会的信念与利益趋向一致，麦克卢汉说，是为重新部落化时期。

　　不过，深刻的麦克卢汉对重新部落化的描述显然错了。地球村不是任何一个村庄的同义词，现在的部落化也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如果说以前的部落社会受限于口头媒介，那么现在重新部落化的原由有几重。媒介固然重要，人类心智本身也是一大约束。当我们用一颗颗石器时代已经装配好的大脑去应对“电力媒介时代”，最省事最节能的法子就是聚焦关注的范围，强化自身的信念，以“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形式组成观点相似、态度激进、高度自信、不容异己的极端群体——这才是重新部落化的真相。

　　从这个角度看，现实世界里小众之间的对立、国家之间的对立、联盟与联盟之间的对立，都可以看作重新部落化的过程或后果。要认清这一真相，不妨读一读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的著作《道德部落》。格林认为，在群体的层面上，存在着一种古老而朴素的利己主义思想，即“部落主义”。 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人们不仅区分“我们”和“他们”，更会优先考虑“我们”而非“他们”。听听特朗普宣扬的“美国优先”论，很耳熟吧？

　　部落主义不单是群体形成的心理基础，也是群体间相互敌视难以合作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内部高度一致的群体，它们行事偏激，更容易引发冲突。《道德部落》里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其中一个是历史学家费斯切尔（D.H.Fischer）提供的。他发现美国南方的民众“一直有力地支持每一场美国对外战争，至于开战原因和交战对象并不重要”。即便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政治倾向发生巨大转变，南方民众支持战争的立场也从未改变，完全超越了党派的界限。他们反对罗斯福新政，但支持罗斯福在二战中的所有军事举措。同样他们反对过约翰逊、卡特和奥巴马的国内政策，然而一旦涉及到对外用兵，他们都十分积极，哪怕这些战争的目的多半自相矛盾。费斯切尔把这种奇怪的现象归因于一种特有的混杂着“南方的尊严观与道德观”的思维模式。不过说到底，还是部落主义在起作用：当高度强调尊严的“我们”受到“他们”的冒犯或侮辱，坚决反击是惟一正确的。

　　心理学家丹•卡汉（Dan Kahan）在研究美国民众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态度时也有类似的发现。传统观念认为，那些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通常教育水平不高，而相信全球气候变化将带来巨大风险的人则具有更高的科学素养，擅长批判性思维。但是卡汉的研究表明，这样的看法不对。教育水平、科学素养和反思能力都不是重点，关键在于文化观念。卡汉是这么表述的：“普通民众相信或怀疑有争议问题的科学信息主要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的比例远高于民主党人的原因——前者的教育水平和科学素养未必很低，但他们比后者更像忠诚的部落主义者。特朗普和马斯克（Elon Musk）同是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商界精英，一个反对巴黎协定，一个强烈支持，为什么？因为特朗普比马斯克更需要赢得部落主义者的心。

　　正如面临危险的巴黎协定所昭示的，不少悲剧皆因部落化而起。全球性的灾难不会因为“我们”拒绝承认就不会落在自己头上。更要命的是，“我们”的拒绝还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最后大家一起倒霉。怎么办？

　　“部落”之间相互冲突的困境，格林称之为“常识道德悲剧”。显然，要避免此类悲剧，需要寻找一种类似于通用货币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彼此沟通相互理解，从而使世界“重新非部落化”，达致普遍而有意义的合作。

　　这样的通用货币存在吗？格林认为是有的。不是直觉或情感，它们虽是人性中普遍的特征，但是不同的社会对这些特征的含义和作用各自有一套理解的方式；不是公平或正义，它们的倾向性也显而易见。不少例证表明，与努力寻求公正的人相比，追求利益的人更容易合作寻求共赢；那么事实呢，它是通用货币吗？也不是。当事实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明确，人们就会选择相信符合自身利益的那些事实。

　　看起来，利益或许更可靠一些。问题在于，利益到底是什么。是物质财富还是经济效益？如果GDP高速增长，大家却过得水深火热，这样的利益有什么意义？除非它们能带来人们幸福。

　　照此看来，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有没有一套关于幸福的理论，可以把幸福打造成通用货币？有。格林认为，“幸福最重要”加上“应当尽量扩大幸福的结果”，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能支撑起一套理论，即功利主义。而它就是道德的通用货币，就是群体之间合作的“元道德”。

　　可是功利主义的名声实在勉强，尤其在严肃的哲学家那里更不受待见，这让《道德部落》的很大篇幅都像在辩诬。格林承认，所有的麻烦都始于功利主义这个糟糕的名字，它“过分强调了世俗的功利性”，如果用幸福取代功利二字事情就好办多了。而对于格林来说，幸福比功利容易解释得多——因为他是一位受过神经科学与道德哲学双重训练的心理学家。他将幸福比作物理学里的希格斯玻色子，是“为其他价值观赋予价值的价值观”。

　　幸好格林不大使用如此艰深的比喻，《道德部落》的大部分章节都平易生动，适合所有关心合作的读者。然而功利主义的麻烦显然不止糟糕的名字，它在实践中很多时候都与我们的道德直觉相违背。用起来不顺手的功利主义担得起通用货币的功能吗？在这方面格林花了不少力气。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将人类的思维分为快慢两套系统，从中得到灵感的格林认为，大脑的道德判断也有快慢两套机制，就像相机，有傻瓜模式，也有手动模式。人类传统的道德观主要是为了解决部落内部的合作问题而存在的，它们构成了傻瓜模式的大部分内容。然而，为促进部落间合作应运而生的现代道德观并不预存在我们的大脑里。相反，要运用它们，需要手动模式的帮助。在这个时候，功利主义相当有用。

　　说时容易做时难。如何才能在傻瓜模式与手动模式之间自如切换呢？格林的建议是，按照他给出的6条规则，争取成为一名“深度实用主义者”。它们分别是：

　　1. 面对道德争议，可以向道德直觉问策，但不要完全照办；

　　2. 权利不是好的论据，但却能终止辩论；

　　3. 注重事实，对自己和他人提出同样的要求；

　　4. 警惕带有偏见的公平；

　　5. 使用通用货币；

　　最后一条规则只有两个字，但我觉得格林应该另写一本书来解释，那就是“给予”。

　　《道德部落》读后感(五)：自私与道德

　　一

　　在人身上能够观察到两种相反的行为，即自私行为与道德行为。无论从直觉上，还是从理性认知上，我们都倾向于肯定道德而否定自私。但是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

　　我们的直觉和日常“理性”，是我们的大脑智能的一部分。Pinker等人已经指出，我们的大脑智能，实际上是用于服务于fitness，进帮助个体获得对应的进化利益。也就是说，我们的原生出厂智能，实际上是为进化目标的实现，即生存和繁衍服务的。这就意味着，通常来说，当一种“道德行为”对一个人来说有好处的时候，他就会肯定这种行为，否则的话他甚至会否定这种行为。

　　也就是说，人们的道德判断，自身是随情境变化的。在“小火车困境”trolley problem中，大部分人在“扳动开关”情境选择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大部分人在“推人下桥”情境中拒绝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这些都是一种自动的道德判断——随着情况的变化，人们的道德决定也在发生变化。同样的变化还出现在对同一个情境中进行细微调整的时候，比如在“扳动开关”情境中，把那“一个人”从陌生人变成社会上的重要的人物，或变成自己家人比如父母或孩子，或者把“五个人”变成“一百万人”甚至全人类，人们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智能针对对不同的情境进行计算之后，最终得到不同的答案。格林误以为，只有在“扳动开关”情境中，人们才进行了纯粹的＂计算”，即5条人命>1条人命，所以大部分人选择牺牲1条人命去拯救5条人命。他注意到，在“推人下桥”情境中，除了进行5>1，5-1=4之类计算的大脑DlPFC区域，还触发了一个VMPFC区域，而这个区域是引发人的情感反应的，正是这个情感反应阻止了人们“推人下桥”一命换五命。这正是格林犯错的地方，实际上整个大脑是一个计算器，而不是仅DlPFC在做计算。

　　那么区别在哪里呢？格林以为，DlPFC区域，是一个功利主义计算器，或至少能够用做一个功利主义计算器。格林的“功利主义”，就是伦理学中那个著名的功利主义，师承Bentham和Mill，和Peter Singer是同门师兄弟。这个功利主义宣扬最大化集体幸福总量。由于是集体幸福总量，所以这个功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集体主义，意味着要求个人为了集体作出牺牲。但是，大脑作为一个计算器，不是功利主义的，是自私自利计算器。如前所述，大脑实际上是个人或说基因的利益计算器，是以个人或说个人的基因（更准确说是对应算法）为中心的。

　　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格林出于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要求我们抑制住情感自动反应即VMPFC区域的干扰，仅仅根据DIPFC区域的计算行事。他说，不管情境如何变动，一般来说，牺牲1条人命来拯救5条人命都是划算的，因此是合理的。按照这种推论，不仅要求我们“推人下桥”，或者如果说，杀掉一个人能够用他的器官拯救另外五个人，我们也得这么干；甚至，功利主义带来一种让很多功利主义者痛苦的要求，即要求他们献出自己的财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以拯救那些处于饥饿和贫困处境之中的人，无论这些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们是否听说过他们。对于这个要求，很多真正的功利主义者都感到痛苦，这相当于让他们不要买好车，不要吃美食，不要讲究穿戴，不能奢侈甚至减少享受。很多功利主义者不得不接受自己伪善的痛苦，一方面坚持功利主义，一方面难以放弃自己生活的舒适。格林在《道德部落》中煞费苦心，调和了这个矛盾，给生活享受提出了辩护，应该能让他自己和许多其他功利主义感觉好一些。

　　实际上，这种冲突就是我们原生智能的“自私功利”，和哲学或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之间产生的一个冲突。原生智能的功利计算是对个人有利，但是理性理论上的功利主义，如前所述，是一种集体功利主义，要求个人为集体作出牺牲。由此，二者产生了冲突，并且使得功利主义者，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本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格林赞美Bentham和Mill说“功利主义就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这证明边沁和密尔在思想史上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他们将道德哲学从大脑自动模式的控制下夺出，抛开了人类生物学和文化历史的限制，几乎毫无保留地将其移交给了大脑的通用问题解决系统”。在某种意义上，他所说的这个从自动模式下转移出来，接入一个手动的理性原则模式，就相当于从进化的原生智能下解放出来，进入人通过理性选择和升级的一套新的智能。

　　二

　　大自然进化出来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私和道德行为。在人类身上存在，在其他生物体上也存在，比如普遍存在的父母对后代的关怀行为，以及共生、群居动物之间的相互帮助的行为。

　　以为进化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这是一种误解。进化的核心仅仅是个体是否能够生存和繁衍成功，生存和繁衍的成功不仅仅是要决一死战，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显然，自然要比霍布斯聪明多了。Bor在《贪婪的大脑》中提到Dictyostelium discoideum，一种单细胞生物，食物丰富的时候大家分散觅食，食物稀缺就聚合成一个多细胞生物行动，变成一个slug，然后变成一个棒棒糖状的有机体，大部分细胞变成孢子飞走，继续生存。也就是说，如果始终作为单细胞活动，那么所有个体都会饿死；但是如果大家合作，聚合成一个孢子，那么大部分都能够幸存下去。霍布斯会如何选择？大自然又会如何选择？

　　大自然并不做选择，自然选择是个错误的拟人说法。就相当于说，路边有一个石头人，一个雪人，第二天早上你去看，只剩下一个石头人，然后你说自然选择了石头人。并非如此，只不过是能延续的现象在延续罢了。不愿意合作、始终采取所有对所有战争的霍布斯细胞，已经全部阵亡；愿意合作的细胞，在时间中依旧延续。自然没有选择什么，不延续的我们看不到，延续的我们能看到而已；并不是说，延续的“被选择”，不延续的“被淘汰”，因为延续还是灭绝，没有意义和价值。不妨假设，就像游戏那样，我们能够擦除或消除一个或一类对象，比如你楼下的一棵树，你楼上的某个人，甚至某个物种，宇宙自身将依然接着演进下去；不存在“改写”的历史，历史始终只有一个。你读到这里，站起身，在地上打个滚儿；或者，你无动于衷，继续读下去，我们设想这就是两种历史，差异在哪里？

　　只是说，生命现象对应了一种算法，就像一种程序，只要能完成生存和繁衍功能即可。并不是说，个体之间打架、战斗，赢者生存。反而，个体之间打架可能破坏生存和繁衍的目标，就像发情的雄性之间的争斗，可能只是比比身材或耐力，并不一定真打。好像是说，两者相斗，即使一方赢了，如果受了伤，可能随后也完蛋了，因此战斗可能是下策，并不可行。弱的一方认怂固然有好处，强者不战而胜也并非不是上策。似乎这就能解释自然界中存在的一种现象，有些物种在自己的地盘上打得更凶赢得更多，但也有些物种入侵者打得更凶赢得更多。进化仅仅是看个体对应的算法能否完成生存繁衍的目标而已。在前面的例子中，合作者Dictyostelium discoideum延续下来，霍布斯细胞灭族了，从进化的视角来看，“合作”被“选择”或被进化了出来，单纯的竞争反而被淘汰了。

　　但是，问题要比这复杂很多。在Dictyostelium discoideum的合作中，80%的细胞个体变成可幸存的孢子，但是另外20%只能变成举起孢子的茎干死掉。粗略看来，这20%的细胞个体，就是一些高尚的利他主义者，做出了牺牲自己为她人的道德举动。但是，假设说，在Dictyostelium discoideum中，有一些细胞是“道德细胞”，它们总是去做茎干，另一些是“自私细胞”，它们总是去做孢子，那么很快道德细胞就灭绝了，剩下的全都是自私细胞。所以，如Gad Shaulsky所发现的，没有细胞愿意做20%的茎干，都想去做孢子。所有细胞都竞相变成孢子，只不过在竞赛之中，率先变成孢子的细胞会释放信号，压制后来的细胞成为孢子，使它们表达为茎干。也就是说，是losers做了那20%的牺牲者，并没有真正的道德。

　　三

　　自然进化出自私行为容易理解，也符合人们的感受，但是“道德”行为就没有那么容易理解，尽管也同样符合人们的感受。这是因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自身的智能对应一种进化上的自私算法；进化出的用于推动合作的“道德本能”，那么因此也是用于实现自私利益的工具。

　　格林提到，把道德对应于合作，容易引发一个疑问，即很多族群发展出的一些“道德”，看起来与合作没有关系，比如要求女性包住头发或裹住全身，禁止吃猪肉或近亲结婚。实际上这是一种笼统的、广义的“道德”，不是一种精确的命名，也反映了“道德”的利益计算的本质。这种“道德”，把各种建立在本能之上的一些“直觉”上认为有害的行为全都囊括进“道德”的范畴。狭义上的道德，仅仅涉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不包括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偷偷自己干的让你感觉不可接受的行为。这是了不起的约翰·密尔所一早就指出的公共限定领域和私人自由领域的区分的基本前提。

　　格林误以为，道德的进化，是推动个体在群体内团结协作，以避免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他以为，“人类道德思维的发展能够促进群体内部的合作”，“但这种发展并不利于群体之间的合作”。他说，人类有两大道德悲剧，一个是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个是“道德常识悲剧”，他说

道德是大自然促进群体内部合作的方法，它能够使利益相互冲突的个体和平共处，共同繁荣。我们在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机制与道德类似，但却比道德高出一个层次。我们需要一种思维，能够使道德观相互冲突的群体和平共处，共同繁荣。我们需要的是元道德，这种道德体系能够解决不同道德理想之间的冲突；其作用好像群体内部普通的一级道德，能够解决不同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我认为格林的这个看法是有缺陷的。他以为，人的道德本能很好地解决了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中“我”和“我们”的利益冲突难题，所以我们仅仅需要一种更高的道德，用于解决群体之间的“我们”和“她们”利益冲突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道德直觉从未解决“我”和“我们”的利益冲突问题。

　　格林以为，我们大脑存在一个道德上的双处理系统，其中一个是自动道德情感反应，这个自动系统解决了“我”和“我们”的利益冲突，但是这个推论是错的。格林设想的“我们”是“部落”，就像“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美国南方”和“美国北方”，实际上这个“我们”根本无法定义，因为错综复杂，以至于“我们”这个词汇根本无法使用，比如邻居，既可以包括在“我们”之内（如我的国家、我们地区），也可以包括在“我们”之外（如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因此对“我”、“我们”、“她们”的三种区分，找到两种道德困境的做法是没有价值的。当一个人和邻居发生利益冲突时，这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无法看作是格林所设定的“道德常识悲剧”，“我们”和“她们”之间并不是某些道德概念或道德认知之间的冲突。格林似乎忘记了，婴儿和母体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兄弟姐妹之间、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也存在冲突，这种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超出了格林所定义的“道德部落”的概念。

　　既然如格林所说，道德是用于促成和维持合作的机制，那么显然道德就是用做一种个体通过合作获益的工具。作为一种工具，道德服务于最大化个体的进化利益。这就意味着，格林所谓的自动系统的道德部分，和手动分析的功利计算部分，都是大脑整体的个体利益计算的一部分。那么可以说，在不同的情境中，会触发不同的自动反应，以及引发不同的分析计算。格林强调了“扳动开关”和“推人下桥”两者结果相同，都是牺牲一条人命拯救五条，但是人们的反应不同，其原因是第二个情境中触发了一个人们不愿意伤害他人的道德本能，因此不愿意手推别人下桥。在“扳动开关”情境中，我们也可以把要牺牲的一个人换成“家人”，这样就会触发“亲情”道德本能，人们可能就不愿意牺牲一个自己家人去拯救五个不相识的陌生人。同样，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把要牺牲的一个人换成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或贝多芬，把要拯救的五个人换成五个濒死的流浪汉或五个邪恶的罪犯，人们可能就改变了理性分析的计算方法，认为5命<1命。

　　格林以为，我们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或许能够解决群体内的利益冲突，但是不能解决群体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高的元道德，来解决群体之间的冲突。诡异的地方在于，格林似乎对于每一个群体内部存在的各种不道德行为如剥削、欺骗、歧视、暴力攻击视而不见，而只是要找一个解决群体冲突的“元道德”。他给自己画了一个框，认为问题只有两个，即前面提到的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对应“我”和“我们”）和“道德常识悲剧”（对应“我们”和“她们”），把道德问题简化到简陋的地步，然后对这个简陋的问题进行自问自答，终于把他自己引入误区。

　　四

　　格林的“道德常识悲剧”是说，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发展出不同的道德观念和习俗，这不仅仅发生在东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如穆斯林和基督教，甚至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不同的群体之间，比如保守派和自由派。格林说，有些派别认为，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些人穷困，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或没能耐，有些人富有是因为自己努力或有才能，国家通过让富有的人缴更多的税来救济穷人就是一种不公正的行为；有些派别认为，“富人操纵国家系统，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富人会利用财富优势变得更加富有，并将财富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其子女一出生便占尽优势”。格林引用卡汉、科恩等人的研究，说明人的“道德观”常常带有偏见，人们往往没有能力甚至并不去寻求全面而正确，而是受自身隐秘的利益相关的影响，持有的“道德理由”实际上偏向自身的利益。当然，这就是原生智能的配置，无论是自动部分，还是手动部分，都是用于利益计算，而不是用于寻求真理。

　　那么是否有一种道德真理，能够回答我们关于道德的疑问并且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困境？格林认为，道德真理是否存在“是不可知的”。一些道德理论认为人存在这样那样的基本权利，所有这一类说法，都是把人的“道德直觉”给理性化出来的理由，比如认为人有神圣的生命权，实际上来自的生存本能。格林提出，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功利主义，即对应DlPFC的手动分析部分，而避开或抑制我们的自动直觉，“这是能够助我们走出泥潭的一条小径，一个超越道德真理冲突的体系”。格林认为，就像在“扳动开关”情境和“推人下桥”情境，明明是一样的后果，即个人造成一个人的死亡，并以这个人的死亡作为手段，来拯救五个人，但是人们却在前一个情境中选择扳动开关，却在后一个情境之中拒绝推人下桥，说明人的“自动直觉”部分并不可靠，但是功利主义计算的手动部分，却始终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即5命>1命，1命换5命非常值得，也符合功利主义的计算。因此，格林断定，功利主义“便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元道德”。

　　当然，对功利主义已经有诸多质疑，格林自己也提到两个反驳，一个是法官暴民假设，一个是奴隶制假设。在前者中，假设有一场暴动，假如我们现在栽赃陷害一个好人，就能平息这场社会暴乱，那么通过伤害这一个无辜的人，我们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利益，是否正当。在后者中，罗尔斯等人认为，功利主义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即剥削少量的奴隶，同时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好处，那么剥削这些奴隶是否正当。格林认为，理论上这种假设虽然难以反驳，但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他以奴隶制为例，认为从一个奴隶身上剥削来的好处，总是远远少于带给奴隶自身的痛苦。格林的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做为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显然冒着一种风险，即把自己的有限的想象力当作了真理，就像Dennett在《意识的解释》中所说。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类会被人质疑公正性的例子，但是并不表示未来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当然，我觉得格林完全可以大胆一点，既然他不认为有更好的理论，或不会有道德真理，并且功利主义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尽管违反直觉，但是何不坚持一种理性的正直，指出法官暴民情境和奴隶制困境中的违反道德直觉或“正当性”质疑，实际上来自我们不可靠的、错误的直觉，因此我们尽可以按照功利主义计算就好了。

　　格林在这里和Haidt走上了不同的道路，Haidt认为，人的道德反应往往来自本能，而人的理性，不过是为这种自动反应寻找理由。Haidt对理性的失望写在他的书里，他引用Mercier和Sperber的观点说，理性不过是一个用于寻求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因此西方多年来从苏格拉底开始对理性的崇拜和神化都是错的。但是，格林表示反对，他认为，自动系统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部分，而手动部分的计算，如牺牲1命换5命，才是真正的“元道德”，才是人类道德提升的目标。因此格林总结说，“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打破自动模式思维的局限，将问题（全部）转入手动模式思维”。虽然说，自动模式也在推动我们的道德行为，但是自动反应是近视的，他提出“模块近视假设”，认为的自动反应或许用于阻止个体对他人的暴力伤害，但是由于近视所以看同样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虽然“扳动开关”和“推人下桥”后果相同，但是人们的反应却不同。去掉自动反应的干扰，手动模式就总能按照符合功利主义的计算来做判断，因此我们应该以手动行为来指引我们的道德行为。

　　五

　　格林的整个论述看起来问题不大，他意识到我们的道德有问题，又感觉“在根本的形而上学层面，相对主义者也许是正确的，道德问题也许根本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既往的道德争论，“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与神学家心中的道德也许并非真正的道德”，“相互矛盾的道德哲学不再是抽象哲学世界中的散点，而是人类大脑双加工机制的必然后果”，“有限的人类思维也许根本无法”找到道德真理，而西方道德哲学主要包括三个思想学派，功利主义/结果主义（边沁与密尔）、义务论（康德），以及德行伦理学（亚里士多德），“从本质上讲，这三种思想学派是手动模式为自动模式的决定解释原因的三种不同方式”。

我们至少可以宣称：在将近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尽管不乏努力，但还没人能够成功地完善康德的观点，提供严密的道德证据。也没人能够成功地证明一条实质性的道德观点。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道德争端曾经通过证据得到解决。当然，很多非常睿智的人都曾尝试过。

　　“一直被奉为经典的道德区分也许不过是大脑认知的副产品。”所以他提出一种“深度实用主义的策略，即从共同的价值观中寻找共同点，而不是依赖某个独立的道德权威”。前后看起来他的思路非常连贯与合理，但是其中存在很大的漏洞。

　　生命进化出了道德，但是道德却是用于实现自私利益的手段。这不要紧，“道德爬上了进化的梯子，然后把梯子一脚踢开”。也就是说，虽然道德是进化出来用于实现生存繁衍的工具，但是我们却能用这种工具来实现我们高贵的目标，即以真正的道德性目标为目标。从功利主义、契约主义、美德主义和康德主义伦理学中，我们或许没有找到任何一个能够经得起质疑的理论，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个格林所说的道德真理，或说元道德。当然，格林认为功利主义经得起质疑，就像他所辩护的那样。但是他的辩护却存在根本性的漏洞，这就又回到休谟的断头台，从is推断不出ought，直觉或经验不能给真理以证明，不能把事实当作价值的根据。格林的深度实用主义，找到了“体验”，认为我们追寻一切价值，源头都会归结到体验上，但是如此，依然不能说体验就能当作根基，这是因为我们的很多体验和别人有关，比如看到竞争对手倒霉我们就很高兴。也就是说，体验自身无法作为根基，而需要一个框架。实际上，像平等、自由这些被很多人包括Berlin在内看作无法和谐共存的价值，也同样不能作为伦理学的根基，就像“权利”观也不能作为根基一样，因为就像怀孕的妇女的选择权，和胎儿的生命权存在根本的冲突一样。关于这个伦理框架的完整的论述，我还在努力完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