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是一本由梁启超著作，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安石传》精选点评：

　　●这本书梁启超并没有很夸大王安石，而是比较客观的评价王安石，所以比较真实，人物刻画的也比较好，让人记忆深刻。

　　●若论文章，还是梁启超！

　　●佩服任公，但不知是不是翻译的问题觉得不去李鸿章传写得好

　　●梁启超的文章十分磅礴大气，逻辑性强。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对比一下，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是直接引用了宋史。以王安石的执拗去衬出苏东坡的洒脱。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又有谁能真正中立地评价一人呢

　　●主观色彩太强烈，罔顾事实！

　　●比林语堂版苏轼传客观，但也不是完全客观，毕竟每个人多多少少去评价一本书或一个人都会带有些主观意识。梁启超文笔大气，思维性强，语言中贯注了充沛的情感，浪漫而夸张······他把王安石看得很高······

　　●改革总是要触动利益的。

　　●限制字数，写长评去了╮(╯▽╰)╭

　　●侧重从治国思想上分析，与一般的传记不同

　　●我对王安石，之前也有好感。改革者，唐宋八大家，春风又绿江南岸，凌寒独自开，为有暗香来。读罢此书，更令我惊叹于他的千古一人。https://www.douban.com/note/671285427/

　　《王安石传》读后感(一)：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罗振宇在《一次体制改革的反面标本》（第126期）中说这是将心比心，梁启超在写王安石，实际在写自己，说“王安石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未必公允，但历史就是这样“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千秋功罪只能任人评说，就像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开篇说的那样：“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我认为王安石应该称得上是一位英雄，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极具超前性和系统性，罗振宇在节目中也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改革，王安石仅凭一二人之力力图富国强兵，可惜无论是社会经济环境基础的限制还是用人不当的限制等最终一败涂地，并将北宋最后60年的政局变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不能不令人挽惜

　　王安石变法受到了几乎满朝文武诸如司马光、苏轼等正人君子的反对，他们极力攻击王安石，自己却提不出一条解决办法，想想人性自古如此，无论成败，做实事的人都是值得敬佩，因为干成事需要千百个条件，但指责别人只需要一张嘴。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及变法的内容和思路值得深入学习。

　　《王安石传》读后感(二)：巍巍乎高哉！——读梁任公《王安石传》有感

　　我对王安石，之前也有好感。改革者，唐宋八大家，春风又绿江南岸，凌寒独自开，为有暗香来。读罢此书，更令我惊叹于他的千古一人。略述如下：

　　1，风云际会。也可以说是命运或者机遇，这种事情，个人难以把握。有句话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是不相信的，王安石也驳斥了这种观点。（我个人认为，只有在真正的自由社会，这句话才是真理。）王安石这样的人，2000年不会就这么一个。唯独他遇到了宋神宗，互相成就。这样的一对君臣，历史上，绝无仅有。

　　2，真君子。何为君子，定义可能颇多。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王安石为真君子无疑。为何我能如此坚信？这是我读此书的一大收获。想了解一个人，最好的办法，直接去读他本人写的文章。在这本书里，我看他写给司马光的信，给曾巩的信，给宋神宗的折子，给王韶的批示，一些书籍的序言，真的在文字中能感受到他滚烫的真诚。

　　3，所谓小人。看了梁任公的分析，越发难以下谁是小人的判断。之前对吕惠卿很鄙视，但宋史对新法人士的污蔑，已经是众所周知。吕惠卿可能确实操守一般，但根据任公描述，也很难归他为小人行列。尤其是曾布，真是谦谦君子，刚正不阿，居然被后来元祐党人诬陷为奸臣。王安石一千年来尚有十多人为他辩污，而曾布之冤从无人提，梁任公为之一哭。

　　4，今天我们看王安石，应该得益于历史课本，比较能正面评价他了。可曾想见，100多年前，前溯到南宋。王安石就是奸邪小人的代表。邵雍对他极尽污蔑贬低，朱熹二程宋史中也如此写法，甚至将靖康耻记在王安石变法的账下。民国时的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直斥王安石为小人。实在令人费解，这些大学者为何就不能客观公正对待别人？ 若非梁启超等人的努力，我们怕至今不能正确认识王安石，这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改革者。

　　5，改革之难和因循之易。改变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真是困难重重。可以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文彦博的一些对话，守旧者总是有一千条理由来反对你尝试的变革。自己却提不出哪怕一条改进的建议。几千年中国历史就这么几位改革者，多的是无为而治或因循守旧。不过也幸好有这么几位，在一潭死水中惊起一些涟漪。 大多数人都是害怕改变，不看到改变带来的成果，不会从心里支持变革。

　　6，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我们学的历史书中已有介绍，君主立宪，推崇开明专制，如俾斯麦加富尔。这一点在书中也常闪现。但他的学术思想，却是坚决的自由主义。要求学术，思想，言论，写作自由。咦，以梁任公的智识阅历，难道不知专制与自由之不可两立？开明专制也是专制啊！

　　《王安石传》读后感(三)：梁公笔下的王荆公

　　梁启超满含深情地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王安石形象。在读这本书以前，我并不知道在很长一段历史中，王安石是被诋毁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

　　学术成就不说啦，王的争议往往在于他制定的经济制度，事实上，他在军事上是非常有远见的，而且无可争议的。比如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王是看到了宋自建国以来弱兵政策带来的可怕后果的，并提出改革的，让兵将相互熟悉，增强军事实力。

　　关于经济制度，只能说，王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很好的行政者。他的观点太过于超前。政策都是好政策，就是不符合当朝现实，在小地方可能会很适用，因为地方小作为父母官，王安石可以掌控的了中间环节，推广到全国，不可控因素太多，在没有一个与之适应的强大的行政机构的前提下强行推行新法，后果也就可以想象了

　　书中有一个观点是说王安石变法失败于用人，这一点不能苟同，虽然王确实不擅长于用人，但制度的不符合现状导致用人不对一定是一个引发的必然结果 人性是不该被考验的，如果一个制度必须要选拔圣人一般的贤德人去实行，除此之外就无法实施，说明制度本身有严重的缺陷。

　　比如市易法政府即垄断市场，又管理市场，又对于市场征税，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初行可能有效，时间长了必然导致官员腐败。

　　此外最大的错误应该是把新法的推行跟官员的业绩考核绑定在一起了，类似于青苗法这样的政府组织民间放贷，只能鼓励，不能强制，更不能因此而追责相应官员，否则就成了逼民举债，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王安石的很多关于田赋和税收的制度其实是很有利于生产的，虽然在当朝失败了，却在明朝被张居正引用成为了一条鞭法，并在清朝成为比较固定的制度，功虽不在当朝，也算造福后世子孙了。

　　关于八股文，实际上只是王在推行新政中的一个中间过渡状态，可惜没有推行到下一步，虽然客观上造成了后世遗毒，但是并不是王推行新政造成的，而且新政中途废止造成的，并不能归咎于王安石

　　针对反对党的态度，感觉可以有这么几种，一类人是因为王安石的新法太超前而无法理解，这部分人从内心深处觉得王的做法是祸国殃民，所以拼命阻拦，以苏东坡，欧阳修为代表；一类是沽名钓誉，以激怒皇帝和当权者为目的，以求自己青史留名，博得个诤臣和忠臣之名，针对这一部分人，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表达类似观点，文臣误国，虽然朝代不同，却有类似情况，文人为了图“虚名”纷纷以触怒皇帝或当权者为目的，与时政相阻，而不管某个举措某个言论实际上是好是坏，这部分人以吕公著为代表；还有一类为了争权夺势，政治站队和倾轧，以司马光为主；剩下的一部分是后人整理史诗根据自己好恶在前人基础上做的歪曲和诽谤，很不幸的是，元朝由于政权特殊性，史学家水平有限，不能做清楚的区分一律记入正史。

　　但王在实行过程中确实有些一意孤行，可能是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久了，人难免偏激，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比如保马法的推行。但说到底，王的这种状态，一味攻击他的守旧派难辞其咎。

　　王安石新法虽然有缺陷，但如果哲宗即位司马光和太后掌权后能够心平气和对待辩证接受新法的有效部分，废除不良部分，宋还是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的，可惜司马光似乎并没有这个胸襟，梁启超评价他“泄愤误国”，没有抓住宋朝改变国运的机会，可悲可叹

　　就整体来说，梁启超的情感过于强烈，不是一个很好的作传的态度，因为感情强烈难免偏颇，影响全本书的客观性。而考虑到他的创作背景，戊戌变法失败十年左右，正是一个跟王安石同病相怜，英雄惜英雄的状态，感情强烈也可以理解，且这本书的一部分创作意图也在于提倡改革，呼吁创建联合政府，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倾向性就很正常了。读书时候还是需要辩证地吸收。

　　《王安石传》读后感(四)：改革家为改革家立传

　　由梁启超来为王安石作传，虽然他极力想以客观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但还是难免带上他个人的烙印。

　　想要知道为什么梁启超在写这本传记表现出如此充沛的感情，就不得不先知道他本人的经历，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个名人，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极力倡导君主立宪，清朝灭亡后，先后在袁世凯和段祺瑞政府任职，晚年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他一生都在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智的启迪奔波劳碌。当他看到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也是处于一个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也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但是通过变法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梁启超怎能不心向往之。

　　在写王安石之前，当然首先要介绍一下他所处的时代，这也是王安石之所以能成为王安石的缘由。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别的一个朝代，文学艺术商业极力繁荣，但是军事力量又极力虚弱，这宋太祖赵匡胤上位的方式息息相关，为了防止拥兵自重的将领像他一样黄袍加身，赵匡胤制定了种种措施限制下属的军权，长期发展，导致国家军队数量虽多，但是战斗能力却极差，不得不向西夏、契丹等邻国交“岁币”买短暂的和平。

　　到了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国家已经积聚了大量的问题，百姓贫困潦倒，官吏因循守旧、贪图享乐，西夏、契丹虎视眈眈，南方少数民族也不时袭扰。

　　时势造英雄，忧国忧民的王安石等到了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在宋神宗强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组织变法，针对现阶段国家的一些突出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变革，对于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设立了管理国家财政的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等法规；针对军队和国防问题，他在省兵的基础上，颁布了“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法规，并且选派将领，经过河湟之战、西南夷之役等战役，招抚和平定了周边一些不安定的地区；针对教育和选举问题，他循序渐进的做了一些调整，以使国家能培养和选拔出经世致用的人才。

　　这些改革本身都能切中时弊，但也难免会出现顶层的一些很好的设计，无法落实到底层或者是在执行过程中被歪曲，尽管如此，变法还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也能很明显的感觉到，王安石组织的表达，采用的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这样虽然能尽量避免社会发生大的动荡，但也因此为此后改革夭折埋下伏笔。由于王安石的性格和执政理念使然，他对于反对新法的政敌，并没有采取严厉的打击，仅仅是降职或外调，如果新法有足够长的时间来执行，这样也未必不妥，当推行新法的强力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后，而反对新法的权力人物仍然大量在位，试问，改革成果怎么保留？

　　梁启超花了大量的精力用来考证，以期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难度自然很大，对于一个变法改革者，如果自己组织变革的一切都被推翻，那么对于他的诋毁肯定也会纷至沓来，再加上时代的久远，真相就愈发的扑朔迷离。不过，就算是一个相对没有这么多争议的历史人物，难道史书上的记载就大部分都会是真实的？我看着未必。当然，王安石的变法派被打压下去之后，当权者自然要各种贬低王安石，梁启超通过不同人物，以不同角度，试图回到历史上的那个特定环境下逼近一个真实的王安石，作者对王安石可谓是推崇备至，至于是因为真实的王安石让梁启超钦佩，还是因为对王安石的崇拜使得梁启超考证出王安石大量的光辉实际？这个应该是两方面相辅相成的结果。

　　书的最后一部分讲的是王安石的文学水平，由于我古文水平比较差，虽然梁启超极力赞扬，我也无法领略其美。

　　看完全书，不得不为王安石扼腕叹息，王安石无疑具有非常出色的执政技巧，他当权组织变法，不过短短的十年不到，却将制约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也没有带来变法常见的血雨腥风，以一种非常平稳的方式使国家慢慢发生深刻的变化，也是由于他对政敌的“仁慈”，使得变法没有执行很长时间便夭折，国家的一切都还没有走上良性发展的正轨，宋代也没有拜托积贫积弱的现状，并最终被灭亡。

　　《王安石传》读后感(五)：真金不怕火炼，何惧蒙尘?——读梁启超《王安石传》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showpin，交流读书心得】

　　（一）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是近年我国考古的一件大事。出土的大批黄金，包括马蹄金、麟趾金、金饼和黄金器具、黄金饰品等，虽经数千年泥土的掩埋，一经清洗，依然发出灿烂、辉煌的光芒，惊艳了时光。其实何止是黄金，我国漫长历史岁月中，许多伟大人物，他们的身影和精神也如黄金一般，虽经岁月淘洗、人为涂抹，依然不改本色、熠熠生辉。这其中，王荆公王安石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二）

　　应该说，受有限阅读得来片面之辞的影响，之前我对王荆公还是抱有比较负面的看法的——以至于书架上并排摆放的所谓“二十世纪五大传记”中，其它四本都看过了，而唯独这本梁启超著、解玺璋译写的《王安石传》一直未曾阅读。我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偏见，择其要者，主要包括这几方面：（甲）王安石的新政似乎有很大嫌疑是在为朝廷敛财，至少是与民争利；（乙）用人不当，且其所用之人后来大多背叛他，被列进了奸臣传。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角度看，即使他本人算不上大奸大恶之人，应该也相去不远。相反地，与其政见相左或者对其持批评意见的，却有司马光、苏轼、苏辙、文彦博、范纯仁、程颢、朱熹这些名臣、名家在内，这更让人有往好人堆里“选边站”的自觉；（丙）利用删改科举教材，通过教育禁锢人的思想，售卖自己的主张；（丁）性格执拗、偏执，一意孤行，听不见别人的意见。

　　以下通过对梁任公大作的吸收，斩斫、斧正自己原有的看法，重新树立王荆公在我头脑中的形象——而这可能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形象：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showpin，交流读书心得】

　　（甲）关于“与民争利，为国敛财”

　　王荆公关于变法、新政的思想和内容，集中体现在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第58页。两年后又向仁宗上《上时政疏》，第85页），要点包括：建立法治社会；人才是根本；对官员高薪养廉，并以礼法约束他们；选用人才应该德才兼备，并对实绩进行考察；对人才的培养要专一，学以致用；要引导国民崇尚军事；厉行节俭，抵制、惩戒奢侈腐化；改革变法的大计要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但更要毫不犹豫地推行，甚至惩办那些反对的人。这些举措，不单单当时可用，可治时弊，即使拿到现代来用，在完善一些细节后，也是可以作为当下改革事业的蓝图的。

　　王荆公的变法很大部分在今天所称的经济领域，可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具体措施包括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等。梁任公评价如下：“社会上对王安石的一般看法，是把他当作一个从民间聚敛、搜刮财富的官员，这就大错特错 了。诚然，王安石的事业大半是在理财。但是， 他理财的目的绝不只是增加国库每年的收人而已， 实际上还是想让国民摆脱贫困，增加他们的财富， 再从他们的财富中索取盈利的那一部分作为国家 的财政经费。所以说，发展国民经济才是他的第一目的，改善国家财政只是他的第二目的。他所主张建立的各种法令都是和这两个目的大有关系的。”（第102页）“王安石的志向在于抑制大地主的兼并，帮助贫困的百姓，合理分配天下的财富，使老百姓富裕起来，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职责就在这里，而此后制定的各种法令也没有不是根据这个基本点来施行的。"（第102页）这种“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出发点和实效，致使近当代许多改革研究者认为，王荆公在经济上的改革有如今日之社会主义。

　　（乙）关于“任用小人”

　　这一点，梁任公的观点鲜明而有力，但有点让人不敢相信。他认为，当时的正人君子基本都站到对面和王安石对面和他对着干了，要推行新法，他不得不使用小人：“当时的现实是，所谓的正人君子和重臣元老大多反对新法，逼迫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236页）再加上宋朝自范仲淹庆历年间推行新政时就开始的“党争”，使人不得不选边站，非黑即白，更加深了王安石用人上的窘迫。而“事实上，宋朝的朋党无所谓君子还是小人，纯粹是读书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后发展到相互倾轧。”（29页）

　　至于为什么有那么多参与变法的人最后进了《宋史》“奸臣传”，任公的分析也是简洁明了的：“然而，青苗法的弊端果然像当时诸位君子说的那样吗？王安石的良法美意，老百姓就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尝到吗？我想，事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是诽谤王安石的那些人写成的，他们就是要张扬他的恶行而隐瞒他的好处。凡是可以表现王安石功绩之处删除务尽，唯恐有不彻底的地方，尽管如此， 仍然不能完全删除。”（116页）章衮《<王临川文集>序》中也写道：“……而那些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还有后世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又都务求巧妙地诋毁他，有的使文字和意义分离，有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非真的攻击新法，而是攻击王安石而牵连到他的法。”（237页）作为党争的延续及恶果，当时或者后来反对变法的人，编造了攻击、重伤变法及变法参与者的材料，其中最为出名的或许就是假托苏洵之名写就的《辨奸论》了，而后来编写《宋史》的人本身就对变法持反对意见，他们在引用史料的时候不辨是非、良莠，或者是无力辨别，致使大多改革参与者被贴上了错误的标签。你看，连“二十四史”中的《宋史》都不可尽信，书毕竟是人写的。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showpin，交流读书心得】

　　（丙）关于“删改教材”

　　据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是最难的，一是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二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入别人的脑袋里。历史上推行新法的人，当然有其有别于前、有别于别人的思想，所以他们在做的正是最难的事。王安石通过颁行《三经新义》，把他的变法思想融入对《诗》、《书》和《周官》注解中，同时通过把这些内容列入科举教材进行强化，利用科举这个“功利”的手段推行变法思想。我想，对典籍的理解各有千秋，而通过科举进行某种思想的推广无非是种策略，是实现变法目标的配套措施。若说他删改教材的举措是大逆不道的话，那他之前孔子删述六经，他之后朱棣编纂《永乐大典》、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是不是就要全面否定呢？夸张点说，孔子通过整理后的典籍传递的儒家思想历数千年而不朽，而王荆公通过他的著作传播的改革思想也是光芒万丈的。

　　（丁）关于“性格偏执”

　　坚定、执着，甚至于顽固、偏执，应该是所有改革、变法者都具有的特点，不坚持，在滚滚的逆流中，是很难坚持自己既定的方向的。都说性格决定命运，王安石坚毅的性格保证了他的变法能全面推开，并在他罢相离开权力核心后仍能推行多年——而不是像庆历新政那样三个月就草草收场，但这也注定了他的改革事业更为坎坷，甚至最终归于失败——如果他能更为圆融、更为策略，或者反过来能更为严厉、更为铁腕地对待其反对者，那么他的变法事业可能会更为顺遂一些。“王安石后来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不能实践言事书上说过的方法。”（66页）“我的朋友南海潘博曾经谈到王安石，他说：‘可惜王安石纯用儒家的那一套，缺乏法家的精神。’这是非常中肯的说法。世上那些议论王安石的人都说他实行法家那一套，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官，为什么他们的说法和当时的情形完全相反呢？王安石是以礼来对待那些士大夫的，虽然他的新法由于这些人的反对没有完全施行，但以大臣的风度，他足以成为千古以来的模范。”（236页）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showpin，交流读书心得】

　　（三）

　　王安石的变法最终是归于失败了，人亡政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是宋神宗而不是王安石！）。但是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既然新法是“善政良法”，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人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而且这些人还大多是被称为“君子”的人？梁任公在书中没有很明确地归纳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不妨理一理。

　　为什么反对新政、反对变法？最主要、最核心的原因当然是变法动了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了。这种利益，一方面可以说是有形的利益，经济利益——“王安石最初执政的时候，先裁减了各级政府不必要的开支约十分之四， 这些朝廷官员大多数的衣食就来自这些开支，对他们不利已经很久了。而且，青苗法的本意就是要抑制豪强富户的兼并，这些朝廷上的官员多数都是豪强富户，以他们的能力要实行兼并是完全可以的。既然青苗法威胁到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一定要进行反抗。当时朝廷之上群情激愤，人人都起来批评王安石，很难保证他们没有私心。即使其中有两三个贤德之人，也未必能怎么样，不过是随声附和那些愚昧无知的流俗之人罢了。”（114页）另一方面，许多人可能就不一定会留意到，也可说是无形的利益：做太平官也是种既得利益——“宋朝的统治本来就有些宽厚温和，真宗、仁宗以后，这种风气更加强盛，士大夫们竟然耙含糊曾作宽厚，把因循守旧当作老成，又有人喜欢高谈阔论，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来成就功名。而那些小人们则悠闲得如同一年到头养在马厩里的马，一旦养马的人要为它们整理和擦拭，它们却会跳起来，用蹄子踢，用牙齿咬。这就像有人想要立刻改变以前的做法而施行新法，他们的惊骇和诽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王安石为什么不为舆论所理解昵？这是原因之一吧。”（238页）可以说，王安石的变法捅破了大宋朝用岁币买来和平盛世这层窗户纸，打破了许多人高官厚禄、安稳度日、怡然自得、修身养性的平静，其结果就像在池塘里放进一尾不安分的鲶鱼，必定引起一片骚动。

　　对于为什么变法被反对、攻击，梁任公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观点，那就是时人，特别是同为士人之人对王安石的嫉妒。他引用章衮《<王临川文集>序》的话说：“……王安石赶上的是天下一统的好日子，且君臣如鱼水之间的情形一样，但他却是一副落落寡合的样子，显得很孤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时势不同了，很多人都嫉妒他。（相反地，）国内有很多变故，四面边境却有窺伺的敌人，他就像河流中的一条小船，不知道会漂向哪里，只有他的才智是众人必定向往的，这就是管仲他们获得成功的原因。”，“章衮的这番议论说到王安石被人非议的原因，可以说是洞见了其中的关键问题。他说到因为南方人突然发迹，嫉妒的人很多，尤其说到了点子上。 ”（238页）

　　此外，王安石变法受攻击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当时的政治风气有关，那就是“朋党”。“有史以来，中国的衰弱没有比宋代更严重的了。宋代为什么这样衰弱昵？最初是由于宋太祖的猜忌，中间又有宋仁宗的松懈和丧失信心，最后则断送在朋党的互相排挤争斗之中。王安石则不幸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结果只能拿生命与时势抗争，最终也未能取得胜利。”（16页）“当时这些人攻击新法，有问题的地方他们攻击，没有问题的地方他们也攻击， 就像王安石所说，他们的意图不是针对新法的。 如果为王安石打算的话，似乎只有一件事都不办，什么事都装作看不见，与他们同流合污，才能免去他们的指责，但这显然不是王安石所希望的。”（115页）“……新法，对于宋朝来说，不见得没有好处啊。但竟然是一个法令刚颁布，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就是新法。言官借此邀买敢说话的名声，公卿借此博得体恤民情的赞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把自己托付给朝廷之中的某一党，而议论政事的朝堂儿乎变成了相互憎恨仇视的地方。”（237页）

　　就“朋党”问题，梁任公总结道：“我读西方的历史，感叹政党对于国家有造就的功劳，是那样伟大。我读本国的历史到宋、明两朝又感叹党争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猛烈。本国历史上的党争都属于“私党”，不同千西方国家“公党”式的政党。对于这 些“私党"，看他们的品性，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其中也有很多是君子。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追求高官厚禄，其中因此面辞去官职体禄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争论的也不一定就是政治问题，但无论从哪个问题引起，最终都将牵扯到政治上来。这些“私党”也不是有意地结合在一起的，然而随便 遇到一件事，都可能兴风作浪。有一个吠影于前的倡导，就会有百吠于后的追随。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意气之争可以让他们将国家利益放在一边，不闻不问。这种风气兴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形成规模是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辞官罢政之后。宋朝因此而亡国，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根除。考察它的性质，当时新法遭到阻挠和破坏的原因也就显现出来了，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了。”（221页）可以说，“朋党”是个“放大器”，它把对王安石的变法以及他本人的抵制、敌对以及破坏都放大了。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showpin，交流读书心得】

　　（四）

　　作为一本人物传记，最终当然要对传主进行一定的评价。

　　王荆公不管在其生前还是身后，甚至身后千年，一直受到许多的非议、诽谤和诋毁。但不管如何，荆公本身人品高洁，不恋栈权位、不谋求私利，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梁任公赞道：“啊！凭王安石洁白的品质，远大的胸怀，就像凤凰翱翔在万里云天，哪里就意识到有宛雏腐鼠在他的下面呢？而他的失败竟然也是在这个地方。”（238页）作为王荆公最主要的反对者，司马光和苏东坡对他的评价或许更有说服力：“……司马光、苏东坡又都是当时排挤王安石最卖力的人，但司马光称赞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给他应有的优待和抚恤。苏东坡撰写敕文， 对于他的政绩虽然不置可否，但称颂他的德行赞不绝口。虽然王安石平时的操行在朋友中是没有人怀疑的，但司马光、苏东坡都给予王安石公正的评价，他们的贤明也有常人不可及之处。”（212页）

　　（2019.9.28）

　　任公笔下，充满激情、自信，爱憎分明，令人信服。我以为，在所谓“二十世纪五大传记”中，梁任公的这部《王安石传》最优。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showpin，交流读书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