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释义：

魏徵，宇玄成，是魏州曲城人。从小成了孤儿，穷困失意，他放弃财产不去经营，心怀大志。隐太子招引他为洗马。魏徵见秦王功劳很大，就暗中劝太子早做(对付秦王的)打算。

太子失败后，秦王责备他说:“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他回答说：“太子如果早点听从我的话，就不会有今日的杀身之祸。”秦王看重他的耿直，对他并不憎恨。

太宗即位，拜魏徵为谏议大夫，太宗对他一天比一天亲近，有时把他带到卧室内，向他咨访天下政事。于是被封为尚书右丞，兼任谏议大夫。 

太宗身边有人诋毁魏徵庇护偏爱自己的亲属，太宗派遣温彦博调查审讯，(其实)不是这样。温彦博说:“魏徵作为臣子，不能注意行迹，远避嫌疑，因而受到诽谤，这也应该被责备。”太宗让温彦博去责备魏徵。

魏徵进见太宗，谢罪说：“我听说君臣同心，这叫作君臣一体，哪里有丢弃至公国事，专门去注意个人行迹的?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的兴衰就很难预知了。”

太宗说:“我明白了!“太宗在丹霄楼举行宴会，酒席间说:“每当魏徵进谏而我不听从时，我说话他就不立即回应，为什幺呢?”魏徴说:“我认为事情不可行，所以进谏，如果不听从就随便答应，害怕就要去施行。”

太宗说:“你只管答应一声，随后再另行陈述议论，难道不行吗?”魏徵说:“从前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又有背后的话。’如果当面服从答应，再另找机会陈说，这就是背后的话，这不是稷、？侍奉尧、舜的做法。”太宗大笑。

太宗曾问群臣说：“魏徵与诸葛亮哪个贤能?”岑文本说:“诸葛亮兼有将相之才，魏徵不能和他相比。”太宗说：“魏徵履行仁义，来辅佐我，想使我成为尧、舜之君，即使是诸葛亮也比不过他。”  

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重。太宗命令中郎将在他家值宿，有情况随时奏闻，所赐药品、膳食不计其数。太宗亲自去探望，屏退左右，和魏徵说了一天的话才回宫中。等到魏徵去世，太宗亲临哭吊，为他悲痛，停止朝会五天。

下诏内外百官及朝集使全都前去吊丧，定谥号为文贞，给予羽葆、鼓吹(等丧仪)。将下葬时，魏徵的妻子裴氏辞让说：“魏徵平日节俭，现以一品官的礼节安葬，仪仗器物太多，不合他的心愿。”太宗答应其请求，便用素车(载棺)，白布做其帷幔。太宗登上苑西楼，远望他的陵寝哭悴尽哀。

原文：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隐太子引为洗马。微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阅吾兄弟，奈何？”

答曰：“太子蚤从微言，不死今日之祸。”王器其直，无恨意。即位，拜谏议大夫，帝日益亲，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由是拜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 

左右有毁徵阿党亲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讯，非是。彦博曰：“微为人臣，不能著形迹，远嫌疑，而被飞谤，是宜责也。”帝谓彦博行让微。微见帝，谢曰：“臣闻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

帝曰：“吾悟之矣！”帝宴丹霄楼，酒中曰：“徵每谏我不从，我发言辄不即应，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若不从辄应，恐遂行之。”

帝曰弟即应须别陈论顾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面从可方别陈论此乃后言非稷所以事饶舜也帝大笑。帝尝问群臣：“徵与诸葛亮就贤？”岑文本曰：“亮才兼将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  

十七年，疾甚。帝令中郎将宿其第，动静辄以闻，药膳赐遗无算。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及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诏内外百官朝集使皆赴丧，益日文贞，给羽葆、鼓吹。将葬，其妻装辞曰：“徵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徵志。”见许，乃用素车，白布幨帷。帝登苑西楼，望哭尽哀。

此文出自北宋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五代时期就曾有《唐书》（即《旧唐书》）编成，但宋仁宗认为《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下诏重修  。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 。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

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撰”。

人物背景：

魏徵，现作“魏征”（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唐贞观十七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祖籍巨鹿郡下曲阳县（现晋州市）。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群书治要》总编、《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登上帝位，任命魏徵为尚书左丞。李世民有志建立盛世，多次于卧榻召见魏徵询问得失，魏徵直言不讳，前后上谏两百多事，李世民全然接纳。

贞观七年（633年），魏徵代王珪任侍中，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李世民命魏徵秉公处理。魏徵不大熟悉法律，但能抓住根本原则，依实际情况处理，大家都心悦诚服。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谏太宗十思疏－－魏征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1〕，居域中之大〔2〕，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3〕，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4〕，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5〕，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复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6〕，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7〕；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8〕，则思三驱以为度〔9〕；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此九德〔10〕。简能而任之〔11〕，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魏征传》

【译文】
我听说过，要求树木生长，就一定要加固它的根本；想要河水流得长远，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使国家安定，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帝王的大权重任，处于天地间至尊的地位，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这也就象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
凡是古代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开始做得好的确实很多，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困难吗？大概是他们在忧患深重的时候，必然竭尽诚意对待下属，一旦得志，便放纵情欲，傲视他人。竭尽诚意，那么即使象吴、越那样敌对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个整体；傲视他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疏远得象过路人一样。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象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果真能够做到：见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就想到要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考虑到帝位高随时会有危险，就想到要谦虚，并且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是居于百川的下游；喜欢打猎游乐，就想到每年三次的限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做事要始终谨慎；忧虑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接纳下属的意见；害怕谗佞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恶小人；加恩于人时，就想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赏赐不当；施行刑罚时，就想到不要因为正在发怒而滥施刑罚。完全做到上述十个方面，扩大九德的修养，一定会得到很多补益。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选择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聪明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智谋，勇敢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气力，仁爱的人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实的人就会奉献他们的忠诚。文臣武将都得到任用，就可以垂衣拱手，安然而治了。何必劳神苦思，代行百官的职务呢！（顾伟列）

【注释】
〔1〕神器：帝位。〔2〕居域中之大：占据天地间的一大。《老子》上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中，天地间。〔3〕景：大。〔4〕殷：深。〔5〕董：督责，监督。〔6〕作：兴作，建筑。指兴建宫室之类。〔7〕谦冲：谦虚。自牧：自我修养。〔8〕盘游：打猎游乐。〔9〕三驱：一年打猎三次。《礼·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猎）。”〔10〕九德：指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11〕简：选拔。

【作者小传】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后迁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少时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后降唐。唐太宗时拜谏议大夫、检校侍中等职，领导周、隋、陈、齐诸史的撰修工作。后封郑国公，任太子太师。魏征在历史上以能犯颜直谏著称，前后陈谏二百余事，多被太宗采纳。魏征提倡“无面从退有后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建议太宗广开言路，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魏征病卒后，唐太宗痛惜“遂亡一镜矣”。作有《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还有《魏郑公诗集》、《魏郑公文集》等。言论散见于《贞观纪要》。

【题解】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全文围绕“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些主张虽以巩固李唐王朝为出发点，但客观上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初唐的强盛。本文以“思”为线索，将所要论述的问题联缀成文，文理清晰，结构缜密。并运用比喻、排比和对仗的修辞手法，说理透彻，音韵铿锵，气势充沛，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

早先的时候，废太子让魏征担任太子洗马。魏征看到秦王（李世民）功劳很高，暗地里叫太子先下手除掉他。后来太子失败被杀，秦王责问魏征说：“你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太子如果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死于今日的祸事了。”秦王十分器重魏征的耿直，便没了怨恨之意。等到秦王即位，就授命魏征担任谏议大夫。他们的关系一天比一天亲近，有时候皇帝更是把魏征带到寝宫，咨询天下大事。魏征也认为这样的事（君臣关系）是很难得的，于是将自己所知道的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一共写了200余道奏章，没有一道不是说中皇帝心思的。于是晋升为尚书右丞(副宰相），兼任谏议大夫。
皇帝左右的官员有诋毁诬陷魏征的说魏征偏袒亲戚，结党营私....说“我明白了！”
黄死在丹霄楼中设宴，酒过三巡.....如果不接受，我就敢于揭陛下的短。
皇帝曾经问百官：“魏征和....”皇上很高兴，麻烦侍臣出使。
贞观十七年，魏征斌中。皇上让太医留宿在魏征府中....现在魏征死了，一面明镜失去了。

我自己翻的，楼主自己斟酌吧

大概翻译一下 没查阅资料 所以不确定是否正确

开始，被太子征辟为洗马。魏征看到秦王功绩很多，暗地里劝太子早点图谋。太子失败，秦王责问魏征说：你看我兄弟之间现在怎样。魏征回答说：太子早听从我的话，就不会死于今天这个灾祸。王看重他正直，对他没有恨意。王继承皇位，授谏议大夫的管制。对他越来越亲善，经常领到卧室里面，询问天下的事情。魏征也觉得自己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于是把自己的本事全部都显露出来，没有隐藏，总过二百余篇奏折，没有不切合事理符合皇帝心思的。于是授官尚书令右丞相，兼任谏议大夫。

就这一段吧 不是很准确 大致意思应该是这个了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魏征的明君暗君之别，创业守成之辨

“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徵也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这也是魏徵的聪明之处。

贞观元年（627），太宗刚刚即位，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也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

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难啊。”

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群臣都贺：“陛下能这样想，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其实，创业与守成，打天下与治天下，是历史上经常被讨论的有关君道政体的一个重要话题。辩证地看，创业与守成同样是艰难的。创业时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等到战胜了所有的敌手建立了新政权之后，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似乎还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说，房玄龄经历过战争的艰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但是，在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如果还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变得骄傲自满，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再关心人民疾苦，就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导致政权的衰亡。魏徵认为，打天下还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顺应时势人心，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纵，这才是最难的。

其实魏徵也是经历过隋末动乱的，只不过在太宗掌权以前，没有跟随他夺取皇位而已。说他不懂得创业的艰难，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养令他比房玄龄更明白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守成、是治国。当然也是因为魏徵没有创业的功劳可居，没有那方面的发言权罢了。

魏征，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武德末，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征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征，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知门下事如故。征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征乃就职。寻遇疾。征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选自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第三》。题目为辑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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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
魏征，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武德末，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
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
众皆为之危惧。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
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
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
“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
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
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
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
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
我所以重之也。”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
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
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
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
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征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
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
“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
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
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
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征，我遣傅皇太子，
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知门下事如故。征自陈有疾，太宗谓曰：
“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征乃就职。
寻遇疾。征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
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
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
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
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
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
非，直言无隐。”
翻译:
魏征，巨鹿人，后来搬家到相州内黄。武德末年，担任太子洗马。见太宗和太子李建成暗中争夺帝位，多次劝李建成早作计划，除去太宗。李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召见魏征，斥责他说：“你挑拨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为的是什么？”大家都替魏征担心，魏征却神情自若，从容地回答：“皇太子如果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太宗一听这话，马上改变态度，对魏征以礼相待，异常敬重，提任他为谏议大夫，曾多次召他入寝宫，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

魏征怀有治理国家的才干，性情刚直不阿，不屈不挠。太宗每次和他谈话，没有哪次不满心欢喜。魏征也庆幸遇到了解自己的国君，竭尽全力为太宗效忠。太宗抚慰魏征说：“你所劝谏我的，前后共有二百多件事，都很符合我的心意。如果不是你忠诚为国，怎能这样？”
贞观三年(629)，经过多次升迁，魏征担任秘书监，参与管理朝政。魏征深谋远虑，对治理国家有很多重大的贡献。太宗曾对他说：“你曾有比射中齐桓公带钩更大的罪错，我信任你胜过齐桓公信任管仲，近代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有像我和你这样的吗？”

贞观六年(632)，太宗驾临九成宫，宴请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以前事奉过李建成，我看见他们就像见到仇人一样，想不到今天会与他们出席同一个宴会。”太宗说：“魏征以前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尽心事奉他的主人，有值得赞扬的地方。我能提拔重用他，和古代圣贤相比，也不觉得惭愧。魏征每次都能犯颜直谏，不许我做错事，这是我器重他的原因。”魏征向太宗拜了两拜，说：“陛下引导我进谏言，所以我才敢直言进谏，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规谏，我还怎么敢违逆陛下，触犯忌讳呢？”太宗听了非常高兴，赐给魏征和长孙无忌各十五万钱。

贞观七年(633)，魏征取代王珪担任侍中，官爵多次加封，最后封为郑国公。不久，他以生病为理由，上表请求辞职，请求改任有官职而无实权的散官。太宗说：“我把你从仇敌中提拔起来，委任你担当朝廷要职。你每次见到我有不对的地方，没有不加以劝谏的。你没有见过矿石中未曾提炼的金子吗？它有什么可宝贵的呢？只有经过冶炼，锻造成金器，它才被人珍视。我就好比是矿石中的金子，你就是从矿石中把金子提炼出来并锻造成器的能工巧匠。你虽说有病在身，但并不算衰老，怎能就这么辞职呢？”
魏征只好作罢。后来魏征又坚决要求辞职，太宗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免去他侍中的职务，改授特进（散官），仍然主持门下省事务。
贞观十二年(638)，因为皇孙诞生，太宗大宴群臣。太宗极为高兴，对群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险的，房玄龄功劳最大，没有人比得上。贞观以后，全心全意，竭尽忠诚，安国历利民，使我能成就今日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颂的，就只有魏征一个人了。
古代的名臣，怎能超过他们呢？”于是，太宗亲手解下身上的佩刀，赐给魏征和房玄龄。

后来被废为庶人的李承乾，在东宫不修养德行，魏王李泰日益受太宗宠爱，朝廷内外官员议论纷纷，疑心要更换太子。太宗听说后非常不高兴，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当今的朝廷，论忠诚正直，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魏征，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用来断绝天下人的猜疑。”
贞观十七年(643)，随即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仍然主持门下省事务。魏征对太宗说自己有病。太宗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必须有师傅教导。因此，要选择公正无私的人做他的辅佐。我知道你患病，你可以躺在床上教导他。”于是魏征才接受太子太师的职务。不久魏征就得了急病。魏征住的宅院内原来没有正堂，太宗当时正打算建造一个小宫殿，于是就停建小宫殿，用这些建筑材料为魏征盖正堂，五天就竣工了。他还派宫中使节赐给魏征布被和素色的褥子，以顺应他朴素的生活习惯。过了几天，魏征就去世了。太宗亲自到魏征灵堂恸哭，追封他为司空，谥号“文贞”。太宗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并亲笔书写在石碑上。特别赐封魏征家属食邑九百户。

太宗后来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用铜来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帽；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亡更替；用人来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是非对错。我经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失。如今魏征去世，我损失了一面镜子啊！”并因此流泪很久。于是太宗下诏说：“以前只有魏征每每指出我的过失。自从他死后，我虽有过失，也没有人指出了。难道我仅仅以前有错，如今做事都对吗？显然是臣子们对我苟且顺从，不敢触犯龙鳞而已！因此我虚心征求他人意见，用以扫除迷惑，反省自身。就是所提意见不管用，我心里也是高兴的。如果我明明能接纳规谏，你们却不进言，这又是谁的责任呢？从此以后，大家都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我有做错的地方，请直言指出，不要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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