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此书主要是研究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而对近代中国海外游记着墨不多《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全书共分十九章，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主要概括介绍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及其影响，后面十八章可以视为一部分，主要介绍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及其影响。作者研究的重点是后者，从第二章开始，全书的叙事方式与研究方法，与前一部分截然不同，资料详实，论证全面，大量运用数据、表格进行分析，虽然读起来有些繁琐，但却心悦诚服。至于第一部分，作者是将其作为一个过渡的引子，在叙述上过于笼统概括。书中说，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学，主要集中在天文、历算、地理、数学几方面，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时，熊先生认为传教士的文化素养限制了传播的文化内容，这就使得，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学，有的在西方已属明日黄花。对于传入的西学，当时一部分士大夫的回应是，吸纳西学，发展中学。比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梅文鼎等人，是这部分士林的代表人物。在分析他们接受西学的心路历程时，熊先生认为他们有四条共同之处。第一，以博大的胸怀，平和的态度，对待外国文化，这是汉唐时期中华民族对待外来文化那种宏大气魄的延续。第四，在衡量中西文化价值上，不因西学有所长而迷信，不因中学有所短而菲薄。熊先生认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像梅文鼎和王征两人，既通西又博古，能以西解古，以古证西，从而达到新的高度。基于文化优越感的自信，支撑着士大夫们对于西洋文化温文尔雅的包容，再现盛唐辉煌文明的梦想，鼓舞着他们对于西洋文化的兼收并蓄。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利玛窦之后，当来华传教士一旦不再“尊孔祭祖”时，满朝士大夫立即群起而攻之，唆使朝廷下令驱逐传教士。尊孔祭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本源，西洋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边缘的修补，虽然士大夫乐于接受，但如果触及到他们守卫的文化本源的时候，他们立马会一改先前温文尔雅的包容，视为水火不容。于是有了明末下令驱逐传教士，有了清初的礼仪之争。

　　学习西方、传播西学,真正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的,还是一部分中下层的开明官吏和广大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机,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深入地介绍传播西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从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一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睁眼看世界,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
　　通过对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一般特征：一是文化创造,占取先机,有优先之势；二是文化继承,渊源不断,有承传之势；三是文化引进,兼容并包,有积蓄之势；四是文化吸收,优化组合,有综合之势；五是文化碰撞,相得益彰,有重构之势；六是文化交流,选择时机,有效率之势.这些特征不仅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历史中也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所以也可称之为文化教育交流与传播的规律.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起，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籍。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编辑] 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着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编辑] 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道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道，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