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因此,读后感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写读后感一般应做到三点：
1、要读懂原文的内容.“读后感”,顾名思义,就是先读后感.因此,读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读,抓住了原文的重要内容,才会写出自己的真实体会.
2、写自己体会最深刻的部分.一篇文章叙述的内容很多,要抓住文章中你自己体会最深的内容来写.体会不深,感想不丰富,读后感就写不成功.

清朝末年掀起的保路运动也称作“铁路风潮”,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的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
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Baolu yundong）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人民为收回铁路权益的斗争。从19世纪末，帝国主义就开始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主要干线，更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美国夺取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后来经过广大人民，特别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和绅商的长期斗争，才收回自办。清政府允许四省自筹股金筑路，四省分别成立了铁路公司。广东铁路公司的资金是商股，其他三省除商股外，还有通过摊派附加捐税集起来的民股。这样，路权问题除去政治意义外，经济上也和广大群众的利害直接相关。铁路股本经过几年筹集，广东、四川已收到一半以上，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的一段也已动工。1911年5月9日（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任命端方为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派其南下接收四省商办铁路公司。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将1905年人民群众争回的这两条铁路的路权再行出卖给帝国主义。根据这个借款合同，四国不仅掌握了路权，而且还得到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抵押。因此，清政府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便激起四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省。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1万多人举行集会；16日，长沙到株洲沿线的铁路工人万余人游行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广东铁路公司于6月6日召开股东大会，坚持商办。他们以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的形式，进行抗议，并成立了“保路会”，坚持斗争。7月，湖北商民群起抗争，《大江报》主笔、革命党人詹大悲发表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号召人民用革命的行动反抗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宜昌铁路工人数千人手持铁锤、棍棒与弹压的清军搏斗，杀死清兵20余人。留日学生也群情激昂，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海外华侨也积极声援。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激烈。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开会，“反对卖国奴才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当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确立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全省各地纷纷响应，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参加者数十万人，波及140多个县。8月，成都人民召开万人大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9月，群众反抗斗争发展成为武装暴动，捣毁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及外国教堂，并与警察发生武装冲突。清政府电令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抽调湖北部分新军入川镇压。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罗伦等人，查封铁路公司，命令军队向请愿群众开枪，打死数十人，伤无数，制造了“成都血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机组织“保路同志军”。旬日间，各路同志军遍布成都附近10余州县，共约20万人，包围成都，与清军激战。因作战失利，成都未攻下。9月25日，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王天杰带领东路同志军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随后，各路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形成全省人民的反清大起义。保路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统治，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
关于罗伦。可以看这个，特详细
http://www.szxgair.com/ncmr/jdmr/03/luolun.htm

　　保路风潮一发不可收
　　精明的商业算计激起的是无边的政治风潮。当年5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会后决定去督署请愿。由于当时四川总督处于缺位状态，署理总督赵尔丰正以筹边大臣的身份在川藏一带处理边乱问题，实际主持工作的护理总督、布政使王人文请求将川民商股发还，铁路暂缓接受，但被清廷严厉驳回。
　　屡遭申饬后，王人文将盛宣怀的来往电报透给了川汉铁路公司及四川省咨议局的负责人等，试图以民意作为后盾，为四川人争取权益。王人文这一举措所引发的后果可能是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四川士绅立刻被激怒了：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被推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20天不到，会员发展到20万人，全川上下，无处不保路，遍地是会员，民众热情一旦被点燃，多年的积怨迅速被释放，亢奋的情绪蔓延全川。每一场保路演说中，都不乏声泪俱下的痛诉场面，而部分会员写血书、断指刺股的激烈方式更是将抗议活动推到了无法挽回的失控局面。
　　8月初，王人文被免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返回成都，而在此期间，盛宣怀又搞了一个小动作，他说服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李稷勋将现款上交，交换条件是李被任命为新的国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罢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保证斗争的合法性，成都街头出现一道奇景：抗议民众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旁边用大字写着光绪曾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8月28日后，成都罢课罢市之风传到四川各地，进而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已一步步走向了失控。
　　李寻在《四川保路运动再梳理》一文中指出，保路运动中夹杂着三股政治力量，除台面上的咨议局议员（或者说上层士绅）外，另外两股力量为革命党与民间会党。革命党以搅动天下为己任，路好路坏、国有还是商办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要做的是抓住时机，颠覆其仇视的政权。各地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四川革命党人分别于7月中旬与8月初召开“新津会议”与“资州罗泉井会议”，准备发动起义。
　　会党不仅是革命党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而且是这次保路运动中的利益攸关者。川汉铁路筹组期间，当地政府为征集租股而在各地设立征股局，而其中多为会党成员染指（催逼索要是会党们的强项）。四川保路运动的冲天波澜与会党的介入有很大关系，因为一旦停收租股，势必断了他们已维系五六年的财路，这是他们万万不肯答应的。
　　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木牌，赵尔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好转，而清廷也对此失去耐心。9月2日，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率两千湖北新军入川弹压。
　　3天后，一份名为《四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被大肆传播，其中提出“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等倡议。赵尔丰看到传单后，意识到这已超越保路界限而向着造反的道路前进了，于是他在9月7日将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罗纶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人骗到总督府扣押起来，企图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控制局势。
　　但这一次，赵尔丰判断错了。事实上，《四川人自保商榷书》并非蒲殿俊等人所为而是出自革命党人朱国璨的手笔。蒲殿俊等上层士绅虽被各地会党及革命党夹裹的保路同志会推为领袖，但他们并没有节制下层会员的能力，如上层士绅认为运动的最高手段只限于罢市，但革命党与会党却要主张暴动，这完全不是蒲殿俊等人所能控制的。因此，赵尔丰扣押蒲殿俊等人非但毫无效果，反而给保路同志会起事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诱捕事件后，赵尔丰命贴出告示，令“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群情汹涌之下，“格杀勿论”的恐吓并没有生效，当天即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正在后堂的赵尔丰掂量许久之后，断然下令：开枪！
　　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人群一片惊慌尖叫，瞬间陷入混乱与血泊之中。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中，共有50多人被枪杀或者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
　　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后，包上油纸分投江中，将消息传遍四川，人称“水电报”。各地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举事，成都附近的同志军甚至次日即进攻成都，将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由此，赵尔丰困守城内，顾此失彼，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9月25日，也就是荣县宣布独立之日，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上奏清廷，请求按王人文之前提出的方案，即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四川，其余已用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但是，晚了，辛亥革命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
　　失策的还不仅仅是盛宣怀与清廷。令人无语的是，当年强烈反对铁路国有的川民们，在民国可以自修自办铁路后，在之后四十年间却未曾在省内享受过哪怕是一里的铁路便利。民国后的铁路政策与清末如出一辙，短短两年中，民国政府相继与湘、鄂、浙等八省商办铁路公司签订收路协议并偿付金额连本带息共计6500余万元，但这些款项，从来没有真正兑付过，民国政府只是开了一些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后来干脆就不了了之。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乱哄哄闹到最后，人也杀了，命也革了，钱也没了，众声鼎沸之下……那条誓死力“保”的铁路却没了！读史至此，怎不让人唏嘘再三。(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