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故事读后感
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日本鬼子从炮楼出来不断袭击邻村老百姓,进村后,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高家庄群众在党支部书记高老忠、民兵队长高传宝的领导下,随机应变,因地制宜,把土洞、地窖改造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多口
地道,而且一向挖到敌人的炮楼底下。某夜,小鬼子山田队长率日军在天黑之际偷袭高家庄,这事被老钟叔发现了,高老钟意识到鬼子进村将是老百姓的一场灾难。应对凶恶的日本鬼子,他一路小跑,毅然来到村中的老槐树下,解开绳索,拉响了那口报警的大钟,就在钟声回荡在高家庄的上空时,山田的枪声也响了,这位忠诚的老钟叔倒在了山田的枪口下……高家庄人民被激怒了,他们望着老钟叔的遗体,立下了铮铮誓言,他们要为老钟叔报仇!
鬼子一出炮楼就会被藏在地道里的民兵发现,他们连忙告诉村里的老百姓,赶快下地道,敌人进村后,什么也发现不了,但是,民兵连长高传宝和他的所有民兵早已做好战斗准备,一声令下,四面开火,敌明我暗,战术自如,打得鬼子措手不及,乱窜乱跳。敌人在逃往炮楼的途中,被我埋伏在田野外的民兵从地下向神兵一样杀出,打得鬼子溃不成军。最后,活捉了日本鬼子小队长。高传宝揪着小鬼子的衣领说:“你抬起头来看一看,这是什么?这是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读了这个故事,我有我有了深切的感受,我明白了以前的人民是怎样打败日本人的,明白了他们的辛苦。六十几年后的这天,回望六十几年前的峥嵘岁月里,高家庄的地道战中的地道是奇迹,而我说冀中平原的劳动人民们才是奇迹!他们发挥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地道,战胜了的困难,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家园和祖国!他们在抗日战
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如果说,生命如花,岁月如歌,那么历史呢?历史就能够说是激荡生命、贯穿岁月、蜿蜒曲折、奔流不息的浩浩长河。
在这浩浩长河中,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中夏、向警予、蔡和森、张太雷、罗亦农、瞿秋白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群星,光华夺目。
读完《红色经典故事》后,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其间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芫人烟的草地,行程约25000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使我想了毛泽东写的一首诗,叫《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大渡桥横铁索寒……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的崇高品质使我敬佩,他们刚毅勇敢,热爱祖国,坚贞不屈,扶危济困。我要学习红军的精神,将来报效祖国。
红色故事读后感(五):
伟大的人物刘胡兰的故事,小时候就听爸爸妈妈讲过。刘胡兰这光辉的名字早就铭记在我的心里,我盼望早一天能读到这样一本关于刘胡兰的书。
这天我最后有幸地读到了这本书,我被书中的刘胡兰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心灵震撼很大。
刘胡兰,一个只有15岁的小女孩,表现出来的是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对人民、对其他革命同志忠心爱戴,应对敌人的屠刀脸不改色心不跳,最终献出了自已年轻的生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我最受感动的是:刘胡兰在就义前两眼闪着光,并且瞪得圆圆的。似乎在向人们诉说:她要亲眼看到敌军。
红色故事读后感(六):
红色故事读后感
暑假里我看了一些红色经典,其中红色经典连环画“赵一曼”尤其令我感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应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状况。之后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与女护士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1936年6月,在他们的帮忙下,赵一曼逃出了日军得魔掌,但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泼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日军明白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赵一曼向押
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职责,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这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期望你,宁儿阿!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期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中国人民会永久牢记女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为赵一曼题写了“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
此刻我生活在一个平安的年代,我能够无忧无虑的上学学本领,寒暑假能够外出旅游,这一切是千千万万的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将红色经典发扬光大,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