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哟，还有一个月我满六十五岁，领了老年优待证，就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人老了喜欢回忆过去，我常常想起四十多年前天声街的旧事。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称“三转一响”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及收音机是城里人最羡慕、最值得炫耀的四大件；农村人想往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那时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很贫乏，城里除了偶尔上映一部新电影之外，就是去剧院看传统的旧戏，颇为单调。乡下更糟了，一两个月看一次露天电影，十里八乡的人像过节似的，都往放电影的打谷场上跑。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城乡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说的洗衣机、冰箱、空调、彩电（新四大件），以及电饭煲、取暖器等家电，不再是稀罕之物。过去想去某个地方，一般是出差时顺便玩一下，而今喜欢游山玩水的人，满世界到处飞——旅游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过去是“秀才不出门，方知天下事”；而今是“一‘机’在手，一‘网’打尽”——足不出户靠“网购”也可以过日子——外卖把饭菜送到家门口呢！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就更不用说了，光电视上各种各样的节目，也看不完。然而，住在关门闭户的高楼大厦里，总感觉富裕的生活中似乎缺少一点什么。我常想过去日子并不宽裕的那个年代，人们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愉快的生活态度；我常想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读书和开心快乐地玩耍。

　　我的老家在老汉口火车站旁边的第一条天声横街上。天声街是一九O三年修建了汉口火车站以后，逐渐形成的。面对火车站主楼的车站路，两边都是前街后巷的里份，天声直街在里份的背面，热闹繁华。站在汉口车站行李房的门口，可以看到斜对面的天声街口，这儿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门楼，上面有天声街三个醒目的大字。旧城区改造时，这里的老房子拆光了，如果不是这个后来修建的门楼，旧时的街坊重回故里，怕是找不到北了。

　　有点像“丌”字型的老街，从这头过去是一条长二百四十多米的是直街，与能跑汽车的友益街连着；从这儿前行三十、七十米处左拐，是两条百米长的横街，连接公安街。像小血管一样的小街，和像毛血管一样不规则的小巷，是旧时汉口老城区大街小巷的格局。这儿也不例外。

　　我们这条街上的人，多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差不多都是文盲，能识文断字的人极少。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生活。过年时，街上的许多门联上这样写：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也有写“吃水不忘挖井人”什么的，都是感恩的话。那是一个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岁月，大人上班生产，孩子上学读书。为了更好的生活，成人扫盲，上夜校识字班学文化。

　　读了夜校识字班的人，能把报纸上的文章从头到尾顺利地念下来的并不多。毕竟年岁大了，尤其是家庭妇女，家中琐事多，上要伺候公婆，下要照顾孩子，能走出家门已经很不容易了。学多少文化，认多少字，要靠个人努力。一般情况下，不大管家务的男人比女人强一点。我母亲可能不大刻苦，能识一些常见的字，但很少动笔——除了开会（她是妇联干部，去北京、省、市里开过会）做记录以外。不过她善于口头表达，顶多算半文盲。听在母亲的厂里做过工的哥哥说，母亲的工作能力很强，她在大华水电厂当了多年的厂长、书记，群众威信很高。我父亲不一样，他不仅能干，而且能说会写会算，一辈子不愿当官，怎么劝也不动心。但他思想上很进步，和我母亲、舅舅、舅妈一样，也是解放初期因工作积极入的党。

　　这里的大人读书看报的极少。在左邻右舍中，我只看见当干部的舅舅（是江边码头上装卸公司四站的副站长，分管后勤食堂）常把《长江日报》拿回家看。他长得白净，身上总是一身干部装，一看就不像干重活的人。他有时回家很晚，爬上靠在板壁墙上的活动竹梯，上到阁楼（矮，须弯腰），把从食堂带回家的白面馒头，送到外祖母的床前，这往往是夜晚十点左右，我早做完功课入睡多时。我被惊醒过几次，见过舅舅的孝顺。这说的是一九七O年之前、我家和舅舅家住在一起的事。那时两家的大人都上班，大小十一个孩子都由外祖母照管。睡觉前她总是合衣靠在床上，清点孩子们是否归了家，人齐了，她就叫我的舅舅、或者我的父亲下楼（一楼租给附近的纸盒厂当生产车间，另有门出进）去关上大门，这样才算一天过完了。

　　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多为砖木结构板壁墙的房子，容易着火。有一年冬天的凌晨六点，隔壁油漆厂刚上早班的工人，一不小心引发了大火，火苗正在往上窜，有点控制不住了。我舅舅刚出门上班碰上了。他一边喊邻居去救火，一边呼喊我的外祖母疏散孩子。外祖母靠在床上大声喊：“伢们，快起来，往外跑！”她催促我们赶快下楼离开，自己却坐着不动，好像掩护我们撤退似的。好在大火尚未蔓延，很快扑灭了。这是我儿时遇到最惊险的一次火情，大人小孩都惊吓出一身冷汗。

　　听外祖母说，解放前我家街对面失火，那一次更惊心动魂。起火时怕殃及街这边，我父亲、舅舅和隔壁的关伯伯、清明叔叔（他是救火队的，家中有劈门的大板斧，我小时候见过）等人，都站在自家房屋前沿的瓦上，手上挥舞着湿衣服，顶着烟熏火燎，硬是压灭了不时随风飘过来的火苗。结果对面的房子遭到大火吞噬，而我们这边却逃过了一劫。小时候，半夜里偶儿听到远处马路上传来救火车的尖叫声，我心里想，又是什么地方起火了？

　　过去住房环境不太好，生活条件也较差。做饭的炉灶和烤火陶炉（圆篮形。引燃刨花、木屑后，置于炉底，用厚厚的木沫子覆盖。可暖床上的被子、暖脚；小炉老人可提在手上暖腹）等，稍不注意，容易引起火灾的。但街道居委会对防范工作十分重视，做得扎实。儿时常见路边的墙上写着：防火防特，人人有责。各家各户的炉灶旁的墙上有顺口溜：油锅起火用沙灭，电线走火关总门（开关）等。家家有水缸，灶台、炉台的墙边有纸沙包、沙袋。此外，在家的爹爹婆婆自觉地参加卫生、防火活动。早上一起打扫屋前屋后的卫生，冲洗门前的水沟。吃过夜饭，有人挨家挨户地检查。“查火，查火了啊！”老远就听见声音。查炉子：看看炉火熄灭了没有，封口了没有。以前的人过日子节俭，未烧透的火红煤球夹起来，放在炉台上浇灭后留用。封口是用湿煤渣封糊住，留一个小孔不至熄灭。第二天掏开炉子即可做饭，省时间，但耗煤。查灶：看灶内有无明火，灶外是否有未移开的柴草。检查的标准有口诀：水缸满、炉灶空。查完了，值日牌交给下一家，每天轮流转。有幸的是，我住的这条街从未惊动过救火车。记得解放公园附近的解放大道上，有一个与江汉路水塔差不多高的火警了望塔。过去的房子都不高，何处冒烟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的火警电话是：09。

　　以前生炉子也是满搞笑的。厨屋里乌烟瘴气的，只好到门外躲一会儿。炉子生好了，案板上、水缸盖上、炉台上到处都是烟灰，清扫干净后洗菜做饭。天天弄得人灰溜溜的，没有人觉得麻烦，也没有人抱怨。爱开玩笑的人还逗乐：“你头上裹着的毛巾，就像《地雷战》中偷地雷的鬼子小队长龟田。”说的人开心，听的人失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不可思议，平时的日子过得像吃苦瓜似的，苦中略带点酸甜，但人们看上去都那么有滋有味。

　　平时这样快活，过年就更不用说了，除夕前几天，就开始有闹年的气氛了，打阳尘（搬家似的大扫除）、大清洗什么的。除旧布新，糊墙是必不可少的，我儿时和姐姐做过这个事。报纸是舅舅看过的，大多存放着，为阴历年前糊墙备用的。床头、桌子上方有时用一点好纸张。我母亲订有《中国妇女》的杂志，很漂亮的封面、封底会派上用场。糨糊用面粉拌水稀释搅匀，成糊状后煮一下即可。张贴一般是直接用纸张覆盖，但多年下来的壁纸，像女人的纳鞋底（用糨糊把零碎的布头一层一层地粘在门板上，竖起来晒干后备用）一样厚，年久后会脱落，再也粘不上去，须揭掉。厚壁纸的夹缝中往往躲藏着蟑螂，掉在地板上乱窜，我们用小脚跟着到处踩，蛮好玩的。过年要有过年的样子，房子虽说简陋，但要气象一新。

　　临近腊月三十了，街上听得见儿童放鞭炮的声音了，年味愈浓了。街坊见了面，都会主动地打招呼：“汉生，年货打齐了冇？”这边回话：“托你的福，都备好了。”又有人碰头，说：“冬生，快过年了，还在忙？”那边，边走边回话：“厂里加班，快放假了。”遇上客气的人，会递过一支烟，问一下排队买东西的行情。洗衣服晒被子就更不用说了，碰上出太阳的日子，三叉架的竹杆上晒的衣物，满街都是，谁不想过个干干净净年？

　　那个时候的孩子，读书是很快乐的。记得刚上学时，识了一些简单的字，我躺在床上念天花板上的标题。报纸上常有周恩来的名字，一念到我就觉得好笑，因和我舅舅周安南的名字读音比较接近。不是不恭不敬，而是人小不懂事，不懂国家领导人是什么概念。这么大的国家，总理什么事都管，上报是常有的事。后来看了一点历史书，知道越南过去也叫安南，是大清的属国。

　　那条街上的大人，好像没有望子成龙的想法。小孩上学堂念书为的是不做睁眼瞎，不能像他们在旧社会没钱念书，一生吃没有文化的亏。所以，只要孩子们不逃学、不留级、老师不告到家里去，读完初中毕业也就差不多了。当然，孩子读书成绩好，读得高也不拦。谁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街上也不见闹出什么大的动静。街头有个叫文中的，考取了西安交大，后来分到了银川工作。他的父亲在旅社工作，解放前说不定也是干这一行的。听到大人说“国际的”如何如何，我知道是说的他家。文中和他的弟弟都会读书，象棋也下得很好。他父亲的象棋在我的那条街无人能及，他偶尔给面子冲劲很足的大孩子，弈上一两盘。他对孩子们和气，允许淘气的孩子下棋时和他开玩笑，从未恼过。

　　成绩和文中差不多的京汉街（铁路边上的）的大毛（我哥哥的朋友。我哥读完初中当了几天工人，参了军）高考失利了，也不见气馁。他在桥口的一个中学当了一辈子的体育老师。小学毕业去工厂当工人的，家长也没意见，早点赚钱贴补家用，也是不错的选择。过去的家庭，有四、五个孩子很平常。“孩子不是念书的料，随他去。”许多家长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说。那年月当工人自豪、光荣。他们不是宽容，而是没有奢望——不指望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过早上班的，一般是家中的老大。六三年时，国家号召支农支边，也是这些人人积极报名，奔赴农村、边疆。我隔壁的关伯伯，他的大姑娘去了潜江。还有过去在我家租房住的肖太婆的小外孙小元，也下放到潜江。小元的哥哥大元，又帅又聪明，二十七八岁还未谈对象，听说他是为了外祖母，怕遇人不淑、讨回的媳妇惹老人家生气，是这样拖大了年龄。小元下放后，大元和母亲、外祖母相依为命，一起过日子。

　　我是一九六O年读小学一年级的，这之前因七岁差三个月，未被学校录取。说来也巧，在家呆了半年后，学校开了春季班，我正二八经地念了半年的书（语文的第五十课好像是《风》；好厚的课本）。后来又说不算，重读。也是的，哪有春、秋季同时开班的呢，稀里糊涂地多读了半年。那时的大人、小孩好说话，没人去学校讨说法。小时候上学读书，也叫念书，每天早上的朝读，是雷打不动的朗读课文。窗明几净的教室，朗朗的读书声，多么幸福的童年啊！朝读是快乐的，背书可就苦了。家庭作业，除了写，还有背书。第二天上课时，老师会点平时贪玩的学生背书，不会背不让放学，直至背熟才能回家。我读书时，旧社会的教训学生的体罚已很难见到，性急的老师也不会拧学生的耳朵。但不停地点着成绩不好的学生的额头说：“笨，怎么这么笨。”偶尔也会一见。学生放学后不敢对家长说，怕招来打骂。那时的家长鼓动老师帮忙教育孩子，他们信奉“不打不成器”。

　　儿时的课文都是联系实际的。一年级时，念过：工人叔叔做工，农民伯伯种地，学生读书。所以，学生都知道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到了秋天，读过这样一篇课文，其中有：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抬头望天空，果然是这样：蓝蓝的天空，飘浮着的白云，不时有雁群掠过头顶南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