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而导致了文学作品大量的增加。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兴盛，文学批评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
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又出现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
“竟陵八友”等。文学集团的活跃，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第三，文学题材方面的重要开拓。在这一时期，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至于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所出现的“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能作简单否定的宫体诗题。总之，大凡一切能够“流连哀思”、“情灵摇荡”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都被魏晋南北朝文人纳入了文学的表现对象。
第四，文学形式的不断沿革变化。魏晋南北朝五言诗的繁荣期、七言诗的产生期、抒情赋的高峰期、骈文的成熟期、小说与格律诗的草创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第五，文学与哲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文学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这使得文学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文学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以及后代文学的持续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文学的自觉，指文学自身觉悟到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从文史哲不分、诗舞乐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的说法，认为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198页）又如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鲁迅将建安时期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7页），确是十分精当的。李泽厚《美的历程》不仅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而且说“非但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97～100页）近年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些文学史也坚持这种提法，如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张少康在《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和文学的自觉》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从战国后期的初露端倪，到西汉中后期则已经很明确了。”他认为，这个过程的完成，“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这是和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

杨德贵在《汉赋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自觉意识启蒙于屈原、宋玉,开端于汉大赋的创作。汉赋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自觉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使文学为社会服务;汉赋与经、史、哲分家,成为独立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创作理论;有些辞赋家终身以辞赋创作为业,形成了一批专业作家。

新月认为，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汉人的文学观无论是对文学本质和特征的认识，还是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都未达到“自觉”的程度。文学的“自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魏晋时代，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文学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这是人的觉醒促使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特征。宋齐时期的文学承续了魏晋文学发展的余脉。曹丕提出的 “文章”分四科已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他对文章的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褒扬对于后世文学观念的不断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宋设立四馆之一的“文学”，大体与曹丕的文章观近义，这是从观念的更新到制度的确立。（国学网2002年12月31日帖子）。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袁行霈指出，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汉代的帝国制度的分崩，瓦解使得传统的制度，归则思维模式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大一统的治国模式变成分割混乱的新局面，文艺界的思想也从独尊儒术变成百家争鸣，尽管没有战国时代那么辉煌，但北地的质朴刚健，南方文学的绮迷清新都在这一时期有所体现。

从政治的角度看，门阀制度使得大批怀有胸襟抱负的寒门学子通过诗歌来抒发自身的不行，或心有寄托。这一时期的代表是古诗十九首。

从人物的自身来说，这一时期的任务由于历史的重大变故，文人自身命运的无从主宰，往往以旷达放诞的态度来蔑视旧有模式，比较有名的竹林七贤。

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众所周知，诗经是由民间创作的，而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更是在形式内容题材创作技巧方面进行了革新，使得那时的“民间文学”成为我国文学史的一朵奇葩，相对比较民间文学，文人创作受缚于统治阶级的操纵，作品的优秀往往是昙花一现，然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属于酝酿或革新期，很多文学都出自落拓士人庶民，但对后世的影响较深，如志怪志人小说，乐府诗歌，赋体散文都对后世的小说诗歌散文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于魏晋的文学自觉，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论述地很详细，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也有详细论述。据我看来，文的自觉可以从下面来分析。
鲁迅先生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文学再不是“厚人伦，美教化”的载道工具，也再不是宫廷玩物，而是成为了文人藉之表达自我情感和时代精神的纯文艺。
林庚先生说，建安时代“唤起了无数的诗人，他们歌唱出时代的脉搏，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是就以作家的形式出现”“屈原曾经为诗坛带来了诗人，但是直到这时候才得到真正的发展。”真正的诗人出现了。
这些被唤起的诗人从文学的角度追求诗歌独特的审美，“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从形式到内容实现了诗歌质的飞跃。形式上开始追求文辞的修饰，内容上开始用文学表达真情实感，重情。
与此同时，自建安始，文学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并被文人细致地论述研究，由此带来的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这些都反映了始自建安的文的自觉。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

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
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
《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
《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
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
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
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
“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
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
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
阮籍的82 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
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 “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 “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
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
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
“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
“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
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
与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
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
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
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
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其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人。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南宋后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自成声调”(赵翼语)。

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诗是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诗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三百零五篇，古称《诗》或《诗三百篇》。其内容有“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从音乐角度上分的。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三种。因此前人把“风，雅，颂”和“赋，比，兴”称作《诗》的六义。在语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在楚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诗体，叫“楚辞”，它的创始人是屈原。后来，汉朝人把屈原，宋玉等人写的作品编成一书，叫《楚辞》。《楚辞》突破了《诗经》的四字句，发展为五言句，七言句，即把偶字句（四个字一句）变为奇字句（五个字以及七个字一句），不但能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且韵律和节奏也更富于音乐性。
到了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是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在继承前代诗歌的基础上，唐代的诗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分类。其分类有两种，一是古体诗，也叫古风；所谓古体诗，是指模仿唐代以前的传统诗体，没有一定格律，篇幅可长可短，用韵平仄都比较自由，句子的字数有整齐的，也有不整齐的；其中主要分五言古体和七言古体两种。二是近体诗，也叫今体诗（这个“今”指的是唐朝），就是我们所说的格律诗；近体诗不象古体诗那样自由，在篇幅，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基本上可分为两种：律诗和绝句。律诗和绝句都分五言和七言，超过八句的律诗称作排律。
在唐代中期，由诗派生出新的体裁，这种体裁到了宋代最为发达，这就是词。由于词是由诗派生出来的，所以词又被称为“诗余”；另外，由于词的句子字数长短不一，古人也称为“长短句”。
到了元明两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叫曲，也称散曲。曲可以说是词的另一体。那么它跟词有什么不同呢？除了咏唱时的伴奏乐器不同以外，在语言上更加接近口语。最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加衬字。如张养浩的《闲居三首之一》“昨朝杨柳依依，今朝雨雪霏霏，社燕秋鸿（忒）疾苦。（不是）浊醪有味，（怎）消磨（这）日月东西。”其中括号内的字就叫衬字。

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 。约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被后人称为“诗魂"。

屈原也是楚国重要的政治家，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吴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就是屈原 。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 。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愤交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他创作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品特点

战国时代，楚国之风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祷在民间流行。屈原处于巫现甚盛的楚国，丰富的神话传说与原始的泛神论给他文学创作以充分地滋养，他在巫现甚盛的时代氛围中，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九歌》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所写的伟大光辉的诗篇。

《九歌》中十一篇祭祀十位神，这十位包括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祇(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国殇）。就诗的内容说：

其一，既写了与人关系极为密切的神，如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少司命(寿夭之神)；又写了湘君、湘夫人之间美丽真挚的爱情传说，曲折地反映了表现手法说，或以庄重的笔调，写神灵的庄严伟大；或以婉曲细腻的笔调，写其复杂的感情;或以悲壮的笔调，写其为国捐躯的壮烈精神。他们无不神采飞动，栩栩如生。这些诗都是祭祀用的，神是由巫者扮演的。屈原以丰富的想象力，极生动地描写了神的活动以及祭祀的场面，写出了神的典型形象，并通过神反映了极为丰富的现实生活，充分表达了人间的希望与悲欢。它有着强烈地艺术魅力。

其二，屈原《九歌》中所写情节是由巫者表演展示的，由于情节较复杂生动，感情的描写颇为细腻，写出了较一丰满的人物形象。

其三，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的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除了要表现真实的感情以外，从主观上讲，确有几分信仰者的虔诚。正因为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灵写得庄严、肃穆、和善。神是可以为人赐福的，神对人有着丰厚的感情。从神的外貌到心灵，都写得那么美。读了《九歌》，使人精神上产生愉悦之感。或者可以说，《九歌》旨在给损伤了心灵的读者精神以补偿，使之愉悦振奋。

屈原楚辞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彩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

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
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
《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
《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
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
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
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
“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
《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
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
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
阮籍的82 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
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 “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 “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
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
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
“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
“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
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
与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
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
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
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
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其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人。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南宋后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自成声调”(赵翼语)。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
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
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时代――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屈原还创作了全新的诗歌样式,他的作品有伟大的独创性.他在当时我国南方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骚体”.这一新诗体比起《诗经》来,无论在篇幅上、句法上、表现方法上,都有了许多的发展,大大地扩充了诗歌的表现力.屈原正是运用这一新的诗歌形式,驰骋他的丰富想象,倾注了他的炽热的感情,写出了《离骚》和其他一些伟大、著名的诗篇,展示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丰满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抒情形象.这一切创造在诗歌史上可以说都是空前的,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

在艺术上,屈原继《诗经》之后,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我国文学开辟了另一影响深远的传统,从而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诗经》和屈原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两个巍然矗立的高峰.但《诗经》更多地是以民歌的风格和现实主义手法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屈原的作品却更多地是以大胆的幻想和想象以及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屈原的楚辞作品出现以后, “风”和“骚”就成为我国古人对诗歌进行评价的两个标准.屈原作品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开端,对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上,屈原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对我国诗歌民族艺术特色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比兴手法确是《诗经》许多民歌的特点,也是由《诗经》最早开创的.但屈原却对它作了重要的发展.《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但屈原却作了变化和发展.首先,它开始把物与我、情与景揉和、交融起来,扩大了诗歌的境界和表现力.因此,屈原作品中的比和兴,不仅是简单的以某物来比某物,或者触物以起兴,而是更多的把物的某些特质与人的思想感情、人格和理想结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体,使物具有象征的意味,使情具有更具体的附着和寄托.开辟了后世“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

从句式上看,我国古典诗歌的句式最先成熟的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随着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发展而逐渐向前演进,最后就定型于五言和七言.在从四言诗演化成为五言、七言的这一过程中,屈原的楚辞和汉初的乐府诗都起到过极其重要的过渡作用.屈原创造的楚辞体诗歌一方面吸取了当时楚地的民歌俗曲的形式,而语言句式上又是创造性地吸收和融合了战国时代新兴散文语言,因而产生了这样一个楚辞体.因此,它本身虽然表现得不是很定型,但却是一次诗体的解放,是一个破旧立新、为新的诗歌形式出现创造了条件,为五、七言诗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贯通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