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总复习资料
中国文学由五四文学革命起进入1917-1949年的30年迅速发展期
一、1917-1927年以五四为代表的20年代文学

二、1928-1937年左翼革命文学、人文主义文学并存的30年代文学

三、1937-1949年以全民族的抗战文学开端以及继承、发展的多地域、多元化、大众化的40年代文学

填空：
1、 严复翻译的几部西书将西方19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到中国来，《天演论》（赫胥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把进化论思想带进中国。
2、 1902年——1917年，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就创办过27种（含报纸一种）
3、 “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观念都是由梁启超提出的。
4、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5、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6、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7、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的代表有陈独秀
8、 1905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9、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了春柳社
10、 最早提出“言文合一”主张的是黄遵宪
11、 从文学出发论白话的还是梁启超，他在《小说丛话》中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
12、 真正体现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的，是王国维
13、 《宋元戏曲考》推许元杂居为“一代之绝作”，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
14、 在文学史上对现代化具有实际意义的是政论散文和小说（含翻译）
15、 1909年成立的南社是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诗歌社团，以反清为主要特色，主要人物中的高旭、马君武原来就与梁启超等同是“诗界革命”中人。
16、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
17、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民主革命家、学者。章太炎国学造诣精深，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其文章的突出主题是鼓吹排满、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
18、 1906-1910年清末小说的高峰期，1907年则是翻译小说的高峰，与创作的繁荣持同步发展水平。

19、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文学家、翻译家。他一生译欧美的小说180多种，1200万字，译作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20、 民处言情小说的代表作是徐枕亚的《玉梨魂》。
21、 鸳鸯蝴蝶派作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被誉为“五虎将”的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
22、 他们的“四大说部”《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
23、 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全面步入文学现代化历程。
24、 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25、 《青年杂志》于1915年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
26、 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提出文学改良的第一人，并从“八事”入手，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接近，要求以白话文文学为“正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篇宣言。
27、 1917年2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
28、 文学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1985年5月，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29、 在各文艺团体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30、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在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五四新文学时代的伟大开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
31、 叶绍钧（1894-1988），名圣陶，江苏苏州人。192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作为新文学初期少见的长篇创作（也是他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具有拓荒的价值。
32、 许地山（1893-1941），笔名落华生，以其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为代表，特点是异域色彩与其小说中的宗教氛围及在情节上几乎都贯穿着一条爱情的线索。
33、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今属福州市）人。爱、童心、自然是她的“爱的哲学”之鼎的三足。《超人》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是冰心宣扬“万全之爱”、讴歌伟大的母爱的代表性作品。处女作《两个家庭》。
34、 郁达夫（1896-1945），名文，浙江富阳人，是创造社的发起人和最重要的小说家。从1920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写作小说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到1922年回国，这期间除《银灰色的死》以外，郁达夫还写了《沉沦》、《南迁》，这三篇小说于1921年10月结集为《沉沦》，这是郁达夫自己第一部，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35、 胡适（1891-1962）有诗集《尝试集》，它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部白话新诗别集。
36、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标志着第二个十年中的各种成分的文艺运动（无产阶级文艺、民主主义文艺、自由主义文艺乃至国民民族主义文学进行着大联合）汇和，形成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作家们的积极响应，是抗战期间成立唯一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
37、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品，特别是它的第一部《家》，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38、 徐志摩（1897-1931），原名徐章垿，浙江海宁人。他的四本诗集：《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猛虎集》（1931）、和《云游集》（1932）。P86

39、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家骅，湖北浠水人，前期新月派的重要代表和新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1931年发表长诗《奇迹》，1920-1927年间《红烛》（1923）与《死水》（1928）。P90（“三美”P92-P3）
40、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1921年诗集《女神》的出版，不仅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41、 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也是该社最重要的剧作家。1920年完成处女作《梵峨璘与蔷薇》，第一个正式公演的剧本是一幕三场剧《灵光》
42、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是他1928年写完《灭亡》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43、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县人。原名沈岳焕。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边城》。
44、 臧克家（1905-？），是一位出自新月诗之门又兼收各派之长的诗人。用冷峻中带有热情的笔，写出中国农民的深远的苦痛和坚忍，仇恨与不平，为新诗反映农村生活开辟了天地，被称为“泥土诗人”。
45、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梦鸥，浙江杭州人。现代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成名作《雨巷》，被称为“雨巷诗人”。
46、 洪深（1894-1955），与欧阳予倩、田汉被称为“中国话剧的三个奠基人”。洪深的《农村三部曲》——《五圭桥》（1930）、三幕剧《香稻米》（1931）、四幕剧《青龙潭》（1932）
47、 曹禺（1910-1996），是一位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剧作家。《雷雨》、《日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成熟。
48、 1910年任天化在上海组织成立第一个职业剧团进化团，成员有汪优游、陈大悲等，剧
49、《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1985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它标志着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伟大开端。《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杰出创造，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

50、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拓者。“女神三部曲”—《棠棣之花》、《湘累》（1920）、《女神之再生》（1921）。
51、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初名櫆寿，号星杓。其散文历来就有浮躁凌厉和冲淡两种风格。
52、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又名之丁冰之，湖南临沣人。丁玲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早以明确强烈的女性意识写作的女作家，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
53、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又名之，原籍湖南湘西。
54、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蚀》是茅盾小说的处女作。由三个系列中篇所组成：《幻灭》、《动摇》、《追求》。整个作品是以大革命前后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为题材，深刻地揭示了革命营垒中林林总总的矛盾和在动荡斗争中阶级分化。作品表现“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
（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
（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
55、老舍（1899-1966），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原籍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处女作《她的失败》于1955年5月发表。《四世同堂》是他40年代小说的代表作，《微神》是他唯一的爱情小说。
名词解析：
1、 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的新派剧和上海春阳社等以话剧中渗透戏曲因素的表演称为“文明戏”。
2、 文明戏的特点是“言论老生”类角色往往脱离情节去评议政治，戏的分幕按传奇的传统，在换布景时常常演些幕外戏。
3、 文学研究会（成立最早，影响最大）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12人。宣称要“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在创造方法上，文学研究会强调写实主义反对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文学革命，体现其“为人生”的宗旨。
4、 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最初的成员是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寿畅、穆木天、张风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人。他们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等刊物。主要倾向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初期主张“文艺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造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文学活动以1925年五卅为界，后期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思想明显“左”倾，1929年2月创造社被当局查封。

5、 《语丝》周刊创办于1924年11月，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这种幽默泼辣的“语丝文体”而获“语丝派”的称号。鲁迅被称为语丝派主将，语丝社成员有：周作人、林语堂、章川岛、孙伏园等。
6、 莽原社、未名社是20年代中期成立于北京，得到鲁迅扶持的青年作家社团，办有《莽原》、《未名》
7、 1927年冬南国电影剧社改组，正式定名南国社，南国社是出自创造社的田汉领导创立的一个综合性艺术社团，以戏剧的成就与影响最大

8、1924年夏成立新月社，最初主要开展戏剧活动，主要成员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胡适、余上沅等。
9、 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他们倡导新格律诗，闻一多主张诗的“音乐美（音节韵律）、绘画美（辞藻）、建筑美（匀称整齐）”
10、《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杰出创造，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
11、《故事新编》共有8篇，写作时间从1922年起至1935年止，历时13年，其中《补天》、《奔月》、《铸剑》3篇写作于1922-1926年间，属于鲁迅前期的作品。而《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比较集中地写于1934-1935年，是鲁迅后期之作。认为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总集。
12、问题小说是充满各种矛盾的社会现实和写实派作家热心上下求索的创作心态碰撞的产物，也是五四启蒙精神和作家的人生思考相结合的产物，它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精神心理的需求。代表作家冰心、叶绍钧、许地山、庐隐、王统照等人。

13、中国诗歌会由左联诗歌组发起组织的，成立于1932年9月，发起人有蒲风、穆木天、杨骚、森堡（任钧）等，在1933年2月创办机关刊物《新诗歌》，以注重诗歌的现实性、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为主旨，史称“新诗歌派”。影响较大的诗人有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王亚平，柳倩等，代表人-蒲风，诗歌刚健质朴，面临崩溃的动乱的农村和中国人民反帝的激烈情绪，是蒲风诗歌的两大主题。
14、七月诗派，是以文艺理论家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希望》等刊物为主要阵地而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抒情诗流派。主要代表人有鲁藜、绿原、阿垅、曾卓、芦甸、孙佃、化铁、方然和牛汉等。
15、九叶诗派，是在4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个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诗歌流派。

16、京派：指30年代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继续在北京活动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
17、海派：除沈从文当年特指的张资平、曾今可、章衣萍等海派商业文人外，在这里主要指20年代后期开始活跃于上海的新感觉派。

18、现代派指施蛰存受现代书局委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所刊诗歌的作风不尽相同，但其中相当多的诗特征突出而醒目，从艺术到思想都有若干共同倾向。

提示：
1、 五四后期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
2、 胡适由1919年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到1923年大力提倡“整理国故”，开始背离五四精神。
3、 鲁迅创造于五四时期的白话短篇小说曾分别收入1923年8月由新潮社出版的《呐喊》和1926年8月由被北新书局出版的《彷徨》两本小说集中。
4、 鲁迅从事过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数量最多的是他的杂文，彻底的反封建的精神是贯穿他杂文始终的灵魂。
5、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和散文集《朝花夕拾》均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精品。
6、 《狂人日记》中并用着两种创作方法：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
7、 鲁迅的小说在艺术上一方面大胆借鉴了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又融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长处，从而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鲁迅小说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
8、 问题小说是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它，求人解决的。
9、 1933年出版了王统照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山雨》
10、 鲁迅散文诗集是《野草》于1927年出版，标志着散文诗的成熟。
11、 异域色彩、宗教氛围、爱情线索的交织融合构成了许地山初期小说倾向于浪漫主义传奇的三个主要因素。实际上，隐伏在其下是作者深沉的身世之痛、家国之感和良苦用心。
12、 冰心的问题小说围绕着“爱的哲学”经历了发展变化的阶段，从追寻到宣扬，最后信疑参半，这是冰心小说独特的旋律。
13、 1923年1月冰心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繁星》，同年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散文集《超人》。

14、 1927年发表的《过去》与1928年发表的《迷羊》，形成了郁达夫创造路向的转折。他开创了现代抒情小说或称“自我小说”的新体式。
15、 《卖萝卜人》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现的无韵诗，《窗纸》、《无聊》是现代最早的散文诗。
16、 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在批判过程中倡导建立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戏剧当作改善人生的工具，二是提倡写实主义戏剧。
17、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上大量尝试散文诗创造的第一人。
18、 30年代的小说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出现。
19、 张恨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史上的集大成作家。

简答题：
（1） 五四文学的基本特征：
一、理性精神的张扬（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在于启蒙）
二、感伤的精神标记
三、个性化的追求（五四是中国文学史上“个人”表现最突出的时期）
四、 创造方法的多样化探索
（2）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点：
1、 善于抓取类型，画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使议论和形象相结合
2、 善于运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展开逻辑严密的论证
3、 善于运用联想，将不同时空发生的现象联系起来分析，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底蕴和深邃内涵
4、 篇章短小精悍，笔墨凝练犀利，锐利如匕首投枪
（3） 郁达夫《沉沦》、》《出奔》、《迟桂花》的浪漫派抒情小说有何特点？
1、 自我的抒情。他的小说大多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在相当的作品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作者个人出身、经历、个性、气质、教养、人际交游、审美趣味。从初期的作品《沉沦》到《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直至《过去》、《迟桂花》没有一个不带有作者本人的身影和精神气质。而且第一人称主观叙事的角度尤为郁达夫所喜用，（在他全部50多篇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就有40来篇。）
2、 感伤的抒情。他认为：“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并且把“情调”二字视为衡量小说优劣高下的主要标准。
3、 结构的散文化。其小说既以抒情为中轴而轻视情节的结构，也就必然造就其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如《沉沦》虽无贯穿前后的情节线索，而主人公“他”的孤独感、苦闷感及感伤情调却一以贯之，形成作品内在的一种凝聚力量。因此它被视为郁达夫的代表作。
4、 流丽、清新的文笔。他的用笔与其主观色彩、抒情倾向相契合，饱孕感情，富有色彩与节奏，一如春水行云，流动感强，很少使用静观的笔触叙事、抒情、写景。如异国的苍天皎日（《沉沦》），古都的芦荡残照（《小春天气》）等，都显出“清、细、真”的特色。
（4） 新文学始于文学革命，于20年代呈现繁荣景象，而新文学运动中，造成了现代散文的繁荣，也决定了现代散文的主要特点。
第一， 五四运动对于“人”的观念的发现，影响于散文，便是表现个性，革新了散文的内容。
第二， 扩大了表现生活的范围。
第三， 文体多样，表现自由，不拘一格。
第四， 承受了世界文学的广泛影响，英国的小品，蒙田的随笔，尼采的箴言警句，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泰戈尔、厨川百村在20年代对我国散文的文体、风格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过影响。
第五， 新文学运动初期和20年代的散文，都表现着散文作家们的深厚的学养，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5） 新的人文主义文学观的四个特征：
1、 根本是受外国的影响
2、 推崇情感轻视理性
3、 所采取的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
4、 主张皈依自然并侧重独创

论述题：
（1）阿Q是一个什么的人物形象，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其意义是什么？
阿Q的人物形象：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杰出创造，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而阿Q是被认为是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

（2）对郭沫若诗集《女神》的论述。（P97——103）
第一部成熟的诗集，“五四”精神的代表，冲破樊篱，呼唤自由，泛神论

（3）对《子夜》的理解P172-177（吴荪甫）
（4）对《骆驼祥子》的理解P184——189
艺术成就——人物形象——祥子、虎妞
（5）巴金代表作《家》的人物形象：高觉新、觉慧P197
（6）老舍的创作道路
（7）沈从文的创作特点《边城》P210——212
（8）戴望舒诗歌创作的特点P216——219
（9）曹戏剧的意义与贡献P242
（10）曹禺《雷雨》周朴园直接引起了2个家庭的30年的矛盾冲突
人物形象：（周朴园、繁猗）重点、周萍、鲁妈

第一个十年的社团：
文学研究会P23 ；创造社P24 ； 新月社P80 ；

第二个：
左联成立P132；中国诗歌会P213 ； 新感觉派P158 ；现代派P215 ；东北作家群派P203

第三个：
文协P255 ；七月诗派 P293；九叶诗派 P300

三十年代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有：
茅盾的《蚀》（包括《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子夜晚》
巴金《灭亡》、《爱情三部曲》（包括《雾》、《雨》、《电》三个中篇）、《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雪》、《新生》、《砂丁》
老舍的《猫城记》、《骆驼祥子》、《离婚》
叶绍钧《倪焕之》
王统照《山雨》
鲁彦的《愤怒的乡村》
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
柔石的《二月》
丁玲的《韦护》
沈从文的啊《边诚》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萧红的《生死场》
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

有影响的三部曲作品
茅盾的《蚀》三部曲、《农村三部曲》（包括《春蚕》、《秋收》、《残冬》三部短篇）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长篇）、《爱情三部曲》
李劼人的“大波”系列（包括《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长篇）等

涉及诗歌音律，这里不仅需要押韵，还需要语气.格调.及朗诵需求。不信楼主可以自己念几遍试试。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死了八百多万

九为极数，最多的人

《男儿行》是从山东大学仇圣先生的《血洗小日本》一书中摘录的，仇圣先生说这是他一个朋友所写，他也非常欣赏他的这位朋友。确实，热血青年是应得到所有人尊敬的。仇圣，1995～1996年写于山东大学。《血洗小日本》

（1）梁启超：忧国、救国；日本游客：骄傲、自大（自豪）。（4分）
原因：
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3分）
日本：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强国。（3分）
影响：
中国：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救亡图存：激励有识人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2分）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蔓延，走上侵略扩张道路。（2分）
（2）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忽视了各民族自身的发展。（4分）
危害：出现民族不满，进而导致民族分离运动。（2分）

　　《伤口》

　　作者：公刘

　　我是中国的伤口，
　　我认得那把匕首；
　　添着伤口的是人。
　　制造伤口的是兽！

　　我还没有愈合呢，
　　碰一碰就鲜血直流；
　　这是中国的血啊，
　　不是你们的酒！

　　赏析：
　　作为捍卫中国的荣誉和尊严的武器，公刘的《伤口》，句句是子弹，射向那些伤口的制造者；节节如匕首，刺伤了伤口的制造者。读这首诗，一股浓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就会立刻涌上心头。
　　诗人采用比拟的手法，第一节诗人表达了对伤口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由于“我是中国的伤口/我认得那把匕首”，因此诗人愤怒的写到“添着伤口的是人/制造伤口的是兽”。第二节诗人用自己的痛来感受祖国的痛，于是诗人写到“我还没有愈合呢/碰一碰就鲜血直流”。同时，这也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呐喊，是为捍卫祖国发出的冲锋的号角，所以诗人高声训到“这是中国的血啊/不是你们的酒”，决不允许任何人去肆意践踏。
　　诗人写这首诗时，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现在读来仍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过去有人给我们制造了伤口，我们痛过；现在和将来，我们的身边仍有或者可能还有伤口的制造者，也可能给我们造成伤痛。因此，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这也充分体现了诗人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也体现了诗人革命的、大无畏的民族主义精神。
　　这首诗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还有很多，这也使我联想到了鲁讯先生为什么要弃医从文等等。当然，象这样的诗歌和文学作品还有很多，都是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思念》作者：舒婷
　　一幅色彩缤纷但缺乏线条的挂图
　　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
　　一具独弦琴，拨动檐雨的念珠
　　一双达不到彼岸的桨橹

　　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
　　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
　　也许藏有一个重洋
　　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

　　呵，在心的远景里
　　在灵魂的深处

　　赏析：
　　“思念”本就是一个极其美好的词。古往今来，无数的骚人墨客都曾写下流芳千古的华章丽句。“衣袋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晏几道）、“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李煜）、“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扬花点点，是离人泪”（苏轼）、如哀似诉、凄婉低徊的诗句穿越了时空的局限，千百年来在无数的读者中引起共鸣。
　　在当代女诗人的笔下，“思念”依旧以其纯美真率让多少人伤怀落泪。

　　诗的第一节，便以独特的构思和形式展现此诗与众的不同。“一幅色彩缤纷但缺乏线条的挂图 ”——能感其美却无法触其形；“一题清纯然而无解的代数 ”——能晓其情却无法觅其果。如此无奈和悲哀不正是如烟似梦的思念所在吗？琴弦孤身只影，琴声破碎欲绝，希望与失望在若断若续“檐雨的念珠”中闪现。有桨却无法致岸，有情却无法会面，不正如“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及“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痛楚吗？缠绵悱恻的相思愁苦满溢诗里行间，令人不忍触摸。

　　“蓓蕾一般默默地等待 ”，“默默”一词使“蓓蕾”这个意象更加形象突出，等待的热切和希望的深切之情溢于纸上；“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遥遥”更突出了等待的悲哀和思念的痛苦。

　　两个意象把人们思念的心定个在这暖和而温暖的画面里。而心的深处，是海洋。泪如海，思念如海，期待如海。最终翻腾不息的海语，溢满了两汪深湖，两颗晶莹剔透的泪珠，映现了世间一切的真情。思念的真切，在此从内到外，由浅及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相思不是简单之物，诗人表现也从多角度多侧面出发，用形象帮助思维说话。四个意象虽无逻辑关联，但每一意象的本质都能让人联想起意味相似的相思。此时，诗作的思维是跳跃的、抽象的，找不到明显的逻辑痕迹，但给人情感感受空间是立体的，回味是深远的。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送别》是近代佛学大师弘一（1880—1942）的代表作品之一。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叔同，天津人。曾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出家。这首诗采用的是古词牌的格式，语言清新质朴，表达了离别时的感伤。上阕描述了送别地点的景象：长亭、古道、芳草，时间是傍晚，夕阳西下，阵阵笛声在晚风中飘扬。这本来是一片和谐优美的景象，但因为面临分别，而变得分外惨淡。下阕是作者感念近年来的境遇：因为时代和生活各种原因，知交大多零落，身处天涯海角，不知在有生之年还能否再见，想起这些，送别之酒就更加令人断肠。
　　这是弘一法师未出家前所作，谱曲后一度作为《毕业歌》广泛流传，曲调极为优美。看过电影《城南旧事》的观众都被其深深感动。

　　《囚歌》作者:叶挺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赏析：
　　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呵，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徐志摩：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二、“民族化”及其历史

周作人在写于1919年9月1日的《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中借用英国文论家Frank Kidsond的说法，对“民歌”如是界说：“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注意到了“民族文学”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反对“用鉴赏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认为民歌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它只赞成把民歌当作“一点供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的民俗学材料。此后他在一系列文章如《民众的诗歌》〔10〕中，极力批评“民歌”的内容、形式。到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依然对“民众的文学（民歌）”持批评态度，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观点有了比较大的改变，他说：“本会收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周作人心中隐约有了在民歌基础上建立“民族文学”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观点是不明确的。前述《中国民歌的价值》一文实际上是在1923年1月21日的《歌谣》周刊第6号发表的，虽然写于1919年却在1923年首发，且与此前刚刚发表的《〈歌谣〉周刊发刊词》观点有出入，首发的时候却又不修改，可见周作人在这方面其意识还是模糊的。但是，他在为《希腊小岛集》写的序言（后收入《永日集》）中这样说：“中国现在的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接受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了西方化的艺术要在中国扎根，开出国民文学的花朵来，必须要和民俗学研究结合，和中国土壤结合。上述周作人的看法可以作为五四时代西化论者对文学西化观的补充、反思，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粗浅思考。从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五四西化派对文学民族化的探索有两条路。一是从民间歌谣中借鉴形式，这方面刘大白、刘半农有极好的尝试，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民间歌谣学习语言形式以形成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新体式上，他们的诗“大多有强烈的地方趣味”，和后来的郭沫若完全不同，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完全是西化的。二是精神返乡，从对乡土生活的反思中获得精神空间，这方面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派，他们是用西方化的小说模式写充满着中国乡土气息的生活，不过当时这派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而不是借鉴民间精神中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化振兴所吸收的质素上。这派对中国民间的狂欢精神、生存意志力基本是盲视的，例如对阿Q精神的认识，阿Q作为一个下等的，生计都成问题的人，他坚韧地活着，还有点儿撒欢的味道，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呢？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大多觉得像阿Q这样的人身上只有劣根性，他们还没有占得人的位置，根本就不配做一个人。他们没有想过阿Q虽然是个下人，或者极端点儿说，完全不像个人，但是他也有权活着，从生存的角度讲，活着是重要的，然后才是尽量争取活得好一点儿。由此，阿Q对生活的态度不见得比启蒙主义者对生活的态度差到那里去。阿Q身上有一种中国民间特有的笑谑、撒欢的精神，他活着不是为了验证历史功过是非，也不是为了建功立业，而是争取活下去，在可能的时候把每一个黯淡的日子过得像节日一样，有的时候浪一点儿，比如找吴妈讨点儿没趣，有的时候狂一点，比如找赵太爷攀个亲什么的，有的时候酸一点儿，比如革命，有的时候烈一点儿，比如绑缚刑场的路上，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时候他当然是害怕的，但是他立即就掩饰了那害怕，唱起了大戏，这就近乎烈了。我们暂且不管他为什么死，死得是否值得，就冲他这种面对死亡的勇气（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也是可以钦佩一番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笑谑精神，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生活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撒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种精神一直在中国民间滋长着，它在中国民间人物的身上一代一代地保留着，它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种民间笑谑和撒欢主义的力量，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讯也没有看到这种笑谑和撒欢的生存形态中渗透出来的反抗、追求、渴望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一派，在小说内容上是本土化的，具有民族性，但是在精神气质上是西化（启蒙化）的，没有领略中华民族这种民间精神资源。

总的说来，五四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观念是由西化派占据着的，但是，西化派也不是说对文学民族化问题完全没有思考，西化派占据主流时也不是没有民族化派在活动。如学衡派，学衡派主张在“昌明国粹”的基础上“融化新知”，1922年在一篇文章中梅光迪认为“国人倡言改革。已数十年。始则以西欧之越我。仅在工商制造也。继则慕其政治法制。今日兼及其教育哲理文学美术矣。其输进欧化之速。似有足惊人者。然细考实际。则功效与速度适成反比例。〔11〕”梅光迪并不是完全排斥向西欧学习，他所排斥的是他自称的一种“伪欧化”的病态现象，他认为，这种伪欧化（此一提法和上文提到的20世纪末理论界关于“伪现代派”的提法似有偶合，但立场、诉求刚好相反），一是重模仿而轻创造，“实则模仿西人与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为奴隶则一也。况彼等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国人之模仿古人者，时多得其神髓乎。”二是提倡欧化者对欧洲文化实并不了解，而是样样拿来，最终失掉了创造的根本――中国文化，拿来的又是人家的残渣。这是民粹主义的一派，认为外国的不如中国的好，建设中国的文学就要走中国古已有之的道路。文学创作方面持类似民粹观点的作家较少，但是走从古诗文转化的路子的作家不少，如沈尹默，他的成功甚至是周作人也不能不承认的，当然周作人在本质上对沈尹默作的还是“西化论的解释”：“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他的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新诗，它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氛略有差异的缘故。〔12〕”胡适在《谈新诗》〔13〕中论述的一些新诗人，多也是走古诗文转化的路子：“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和周作人一样肯定了沈尹默等的这种尝试，认为沈尹默在作品在语言和音节上都获得了中国旧体诗词的功效，作出了新诗中“最完全的诗”〔14〕。所以大致可以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初期是走在“一半词一半曲”的路子上，只有在日本的郭沫若新出，以及从欧洲游学回来的徐志摩崭露头角〔15〕，这种局面才改观了，直至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崛起，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崛起后，中国诗歌的西化才算有了自己的代表人和代表团体。

我们知道胡适和周作人在本质上是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新诗整体上必须西方化，但是在西方化的总主张下，他们在策略上又非常明智，他们都认可了新诗诞生之初以民族根基为基础的探索道路。周作人在给刘大白的《旧梦》写的序中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能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在文学上提出民族主义口号的是1930年之后聚集在《前锋》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1930年他们发表了《民族主义运动宣言》〔16〕，认为中国文艺正面临危机，一是“残余的封建思想”还在无形地支配一切，二是左翼文艺把艺术当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将艺术呈献给了“‘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他们认为上述危机是由于新文艺发展“进程中缺乏中心意识”的缘故，为了构建“中心意识”，就要从民族意识出发，建立民族艺术，“文学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句话说，艺术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族文艺的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反过来“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因此“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这派的民族化思路有它的合理性。一、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弥漫着西化风，小说、诗歌、戏剧这些文学样式都直接取自西方，甚至语言也欧化了，出现了另一种欧化体的语言，虽是白话，但却脱离是时的口语，造成新文学发展的障碍，二、国民革命之后，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形成，又列强环伺，特别是东邻日本的崛起更是让中国人感到威胁，在文化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的要求，进而反映到文学上来。这一派的观点非常极端，只认为文艺是民族的，而不认为文艺是世界的，而且把左翼文艺同封建文艺并列加以反对，错估了左翼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学理上又没有区分文学民族化和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界限。

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派”之前的西方化与民族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问题上，那么此后的争论则是依附在“文学如何为更广大的大众接受，从而为抗战、解放战争、为解放以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命题里面的。这个问题的发生先是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论争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文学要面向大众宣传抗日，这就产生了“文学形式如何面向大众、鼓动大众”的问题。最早提出“民族形式”口号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可能是受到苏联文艺的影响〔17〕。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

一、简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它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诗﹑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及结构组成上﹐都有新的创造﹐具有现代化的特点﹐从而与世界文学潮流相一致﹐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二、发展历史：
1，首先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穷则思变的结果
①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大门从此被打开→军事革命，实业革命（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失败，1906中日甲午战争致远舰长邓世昌战死北洋水师总督丁汝昌自杀）→政治革命（戊戌政变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辛亥革命大权被迫移交袁世凯）→文化革命（深感国民素质的低劣，教育救国；深感国民思想意识上的麻木，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首先是为救亡图存服务的。
2，其次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①古典文学已近尾声。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心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固有的古典文学模式已再也不能满足人们思想情感表达的需要。
a，语言障碍，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30年代，鲁迅还指出，要普及文化，非废除汉字不可（《门外文谈》）。
b，体式陈旧，诗词文，严格的规范使现代人望而却步。
c，文风不健康，师古，拟古。形式主义。脱离实际人生，成了无病呻吟的玩意儿。
②近代文学实则先声。近代以来，与政治思想革命相适应，文学界也相应掀起革命浪潮。
a,"小说界革命"。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为代表。戊戌政变失败以后，梁启超转重于思想文化启蒙工作。以西方为借鉴，特别注重小说的宣传启蒙作用。贡献：一是借此抬高了小说的地位，二是开了近现代启蒙文学的源头。
b,"诗界革命"。最先提出还是梁启超，但最有代表性是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梅县区人）。黄遵宪长期做国外大使，思想很开化。他看到中国古典诗歌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提倡诗界革命。著名观点是："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杂感》）认为"诗无古今",而不必模仿古人，只要能将"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笔之于诗",我诗自有存在的价值。而且不必避俗字俗语，要求言意合一，明白畅晓，通俗易懂。还是与启蒙有关。代表作《人境庐诗草》，1911年刊行于日本，"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对胡适的影响。
c,"文界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反对"传世之文",提倡"觉世之文"。还是与启蒙有关。日本流亡期间，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创建一种笔端常带感情，不拘一格，汪洋恣肆的新政论文体，梁自称"新文体"。
d，戏剧界革命。柳亚子等创办近代第一个戏剧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的春柳社及其文明新戏。《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林纾翻译）先在日本演出，后回国内如上海，天津等地演出。促使国内风气的转变。旧剧改编。对五四的影响。
e，白话运动。1898年裘廷梁《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揭开序幕。从救国救民的高度认识文字革新的意义。1911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39个。1916年教育部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同年8月，北京成立中国国语研究会。1918年教育部正式审布注音字母，同时设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重新颁布注音字母次序。接着，国音字母出版。白话国语运动无形中推动了白话文学运动。
3，外国文学，文化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没有外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最早派向英国的海军留学生，但他没有成为海军将领，却成了中国最早的思想界的翻译家（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成《天演论》等）。也翻译过西洋文学作品。
三、主要代表和作品：
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歌；沈从文的《边城》、《柏子》；巴金的《家、春、秋》、《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曹禺的《原野》、《雷雨》；赵树理的小说；艾青、穆旦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等。
四、文化背景：
（一）文学成为重大社会事件的构成部分，文学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政党、政治意识。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往往以文学作为发端和具体表现。
（二）社会意识对文学审美意识具有重要影响，文学主体性弱化，文学有社会革命附属物倾向。
（三）社会政治事件往往成为文学创作的题材源，引发文学创作和理论论争。

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概念啊！

有西方现代派 没听说过中国现代派
中国当代的文艺创造采用的方法都是源于西方并没有独创的东西。

如果你说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话，是指5。4到建国这个时间段的文学

朦胧派诗人有 顾成，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