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诗词的三个境界是什么诗词的三个境界:境界一：分析探究，理解诗词的意象。意象是带有作者强烈思想感情的人物、事物、景物等，意境...
谁知道诗词的三个境界是什么
诗词的三个境界:
境界一：分析探究，理解诗词的意象。
意象是带有作者强烈思想感情的人物、事物、景物等，意境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和生动的客观事物相结合而产生的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读诗词时要通过分析意象的个性色彩，去了解诗人的所思所想。
境界二：联想想像，把握诗词的主题。
想象就是深度，没有一种精神机能比想象更能深化，更能深入对象，理解诗词时，要根据诗词的语言文字，运用形象思维，展开想象，把诗词的意境用画面创造在脑海里。
境界三：联系生活，内化诗词的情理。
要充分调动和深化自我的生活体验，联系实际生活，全身心地进入诗人所创设的形象情境中，体会诗歌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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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赏析是我国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占有一定的分量。在全国语文高考中，古诗词赏析连考了七年，难度越来越大，题型越来越完善，题量有逐年加大的趋势，成为高考备考的一个亮点。
无论从教材角度，从高考角度，还是从继承与创新文学遗产的角度上，培养与提高学生古诗词的鉴赏能力，成为每一个语文教师刻不容缓的任务。
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以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王国维以这句话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王国维用这句话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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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引第一重境界此三句诗来描述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一境界，与原意已不相关，只是借题发挥，但却别有新意。
王国维借第二重境界此二句诗来谈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第二境界，显然已超乎原诗相思怀人的情绪了。
王国维借第三重境界此三句诗来谈古今立业、治学的第三境界，已远非原诗的意境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重境界
［三］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立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若干
众里寻她千百度，慕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成功
叶嘉莹先生认为,有些小词可以给人以丰富的联想,是因为什么?
叶嘉莹先生认为,有些小词可以给人以丰富的联想,是因为什么?
A.词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
B.词以境界为最上
C.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
D.词之为体，要眇宜修
《人间词话》境界如何说新探？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文学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其中之境界说则是王国维文学美学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在王国维看来，以诗词为最高体现和代表的文学也有其本质之美，他将这种本质与理想之美名为“境界”。
“境界”既不是某种具体的情境和状态，也不是诗人和文学家在作品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境界”是先验的、自在的，是独立于具体作品以外的本源的存在。“境界”又是抽象的，它没有明确具体的内涵，却又包容着丰富的内蕴和意义。它可以在具体作品中获得直接的实现和体现，但这种实现和体现又并非就是“境界”本身，而只是“境界”的现象和表象，或者说，是“境界”在具体作品上面的“分有”。因此，体现在具体作品中的“境界”是相对的、有限的，是可以直接感知和把握的，而作为本质与本体的“境界”则是绝对的、无限的，是不可直接感知与把握的。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概念的基本含义，显然，它既同中国古典传统文学当中的“意境”概念没有直接的渊源，又不是一个实在的、具体的概念，而是王国维在融合中西方文学美学思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与独创的一个新的、特定的文学美学范畴，一个带有鲜明的哲学和形而上学色彩的抽象概念。上述观点在《人间词话》中的直接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起首第一句便明确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这段开宗明义的文字当中，王国维不仅明确指出了“境界”在诗词乃至整个文学当中的地位和意义，而且着重强调了“境界”作为衡量具体作品的最高标准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即只要有“境界”，则必然是好作品、好文学。那么，“境界”显然是一个具有本质和普遍意义，并且内含相当丰富的概念。
二、“境界”是《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所讨论和涉及的核心概念，又是王国维首创的一个特定概念，但是对这个概念本身的确切含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却始终未置一词。这或许不应归于疏漏或其他原因，而很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情形：即作为诗词乃至文学的最高本质与理想之美的“境界”，其内含本身就是抽象的、无限的，是无从把握和不可言说的，因此也就只可意会而无以言传了。
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两次涉及对境界说的自我评价，第一次是在《人间词话》的第九则中：“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第二次是在《人间词话》删稿第十三则中：“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二者随之矣。”在这两段文字中，王国维将传统文论当中的“兴趣”、“神韵”和“气质”三个概念与“境界”相比较对照，可见是把它们作为同一性质或范畴的概念来看待的。“兴趣”、“神韵”、“气质”等对于文学来说，无疑都是一些内涵抽象的概念，那么“境界”必然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仅如此，“境界”还是一个比上述诸概念更抽象、更本质，含义更丰富、更广大的概念，因为前三者不仅都已经包含在“境界”当中，并且同“境界”相比，它们都只不过是“面目”和“末”，唯有“境界”才是真正的“本”。由此可见，“境界”确是一个非比一般、不同寻常的特殊概念，而王国维对于首创这一前无古人的新概念的自许与得意就不难理解了。
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提出“境界”概念之后，接着又建立起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概念和范畴，其中包括：“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大境”与“小境”，以及后来在评论具体作家作品时涉及到的其他一些概念和范畴，如“隔”与“不隔”、“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涉及词以至整个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情感到艺术表现等各个方面，无疑是理解和把握境界说及其概念的又一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境界”作为词乃至文学的最高本质与理想之美，它本身虽然是抽象的、绝对的存在，是不可直观不可把握的，但它却可以在具体作品中获得直接的实现与体现，呈现为种种不同的、具体的“境界”现象，即表现为特定的“神韵”、“气质”、意境、情境、格调等等，构成具体的美词和美句。而这些现象则是具体的、直观的，是可把握和可言说的，是可以在具体作品中加以创造并达到的。王国维在提出“境界”概念之后建立起来一系列范畴，正是对这些不同的“境界”现象的梳理和归类，解说和界定。然后借此窥斑见豹，体象会神，从而揭示出“境界”的内蕴与真髓。（刘自匪）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转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在甲骨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等诸多学科的研究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门户，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所涉猎的各个方面均有极深造诣和独到创见，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王国维21岁时，离开家乡海宁，来到上海谋生，在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报馆担任书记、校对。半年之后，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家报纸被迫改刊。于是他离开报馆，来到罗振玉主办的上海东文学社，边工作边学习。罗振玉擅长考古，具有丰富的金石文字知识，家里藏有丰富的甲骨、金石等器物，在治学上也有一套办法。王国维的刻苦好学很快得到罗振玉的赏识，1901年秋，罗振玉推荐他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回国后，王国维先后在江苏南通和苏州师范学堂教书，不久，罗振玉推荐他当了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在辛亥革命浪潮袭来之际，他追随罗振玉流亡到了日本，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的研究。
1923年，革命浪潮在全国日益高涨，王国维却以清朝遗老自居，在罗振玉的引荐下，出任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当先生。这时清华大学设立研究院，拟请王国维当院长，他以“时变方亟”婉言谢绝。后来，溥仪亲自劝他就任，他才接受聘请，作了教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教书期间，以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但他本人却始终置身于内心和时代潮流的极端矛盾之中。
1927年6月24日，王国维雇好洋车来到颐和园。他购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将尽，便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一代国学大师已经气绝身死。王国维的自沉昆明湖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战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其时，他年仅50岁。
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但很多人都同意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认为他并非身殉清王朝，而是“殉一国之文化”，无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凋零乃至断裂，于是举身赴水。不过，无论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如何，他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他是真正苦读的大学者，不少经他手校手批的古籍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在每一本的眉端、行间、卷首、卷尾都留下了眉批、夹注、校语、跋语，丹黄灿然。在日本的时候，夫人要跟他商量点事情，王国维拿着书本只当听不见。年轻时，他最不喜欢读《十三经注疏》，但为了搞简牍学、经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却下定决心通读。他为罗振玉收藏的大批书籍、甲骨片、金文拓片、碑刻拓片、封泥等一一整理编次、考证。有时一天下来，只能弄十几个铭文，十几张纸，非常艰苦，而他却乐在其中。“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这是对王国维先生当之无愧的评价。
王国维先生撰写的《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戏曲史》），第一次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他对戏曲的艺术价值的认识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和西方戏剧理论也有明显的关联。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前面大部分是影印版的王国维先生讲义手稿，后面附有一部分学生的听课笔记，对中国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名学者叶嘉莹所著《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叶嘉莹先生的学术文章，文字优美，不仅是优秀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令人不忍释手的美文。
叶嘉莹先生为什么号迦陵
下面是叶先生的自述，一看便知：
……………………次年始从清河顾羡季先生受读唐宋诗，继又旁听其词选诸课。羡季先生原毕业于北京大学之英文系，然幼承家学，对古典诗歌有深厚之素养，而尤长于词曲。讲课时出入于古今中外之名著与理论之间，旁征博引，意兴风发，论说入微，喻想丰富，予我启迪昭示极多。嘉莹每以习作之诗、词、曲呈先生批阅，先生辄对之奖勉备至。一日，拟取嘉莹习作之小令数阂交报刊发表，因问嘉莹亦有笔名或别号否？而嘉莹性情简率，素无别号。适方读佛书，见《楞严经》中鸟名迦陵者，云其仙音通十方界，而“迦陵”与“嘉莹”之音，颇为相近，因取为笔名焉，是为第一次词作之发表。其后继有作品发表，无论为创作或论著，遂一直沿用此别号迄今，与清代词人陈维崧之号“迦陵”者，固不相涉也。
查查百度，“迦陵频伽”是印度古梵文的音译，意思为妙声鸟或美音鸟，是佛国世界里的一种神鸟。《正法念经》中说：“山谷旷野，其中多有迦陵频伽，出妙音声，，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歌神）等无能及者，唯除如来（佛）言声。”
叶先生读诗词之音确如此鸟。
虽然叶嘉莹如今著作等身，但是艰苦的时候她不仅没有书房，甚至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她说她并没有想要成为诗人或者学者，曾经也没有想过要担负起传承的责任，只是因为自己对古典诗词真的有感情，真的有兴趣。于是她可以“忍困不眠，忍饥不食”，不是为
1943年，叶嘉莹与同学在顾随先生家中
了什么名利，也不是为了成就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当陶渊明、杜甫可以在你的感受之中复活的时候，诗歌自然会唤起你一种活泼开放的精神，诗歌的生命与你的生命融为一体，那是至美至善的无尽的愉悦。
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有一种内在的提升作用，当诗词的生命渗入到一个人的血液之中，与她的精神融合，那么诗词就会成为支撑其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强毅的担荷的精神，一种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坚毅的精神。
在苦难横空而来的时候，她默默读诵着王国维先生的词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自己的身世就如同这漂泊的柳絮，还没有开放就坠落了。虽然身世飘蓬，但是无论飘到哪里，她总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成长。
她不仅要从诗中获得慰藉，更是要从诗中汲取力量。
“苦难的打击可以是一种催伤，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锻炼。”不是说要看破红尘，但有时候我们确实要看破一些纷纷扰扰，获得更大的精神的自由，代价是不得不承受一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而且在苦痛中要支持着不能够倒下去。
中华文化传统中胸怀理想的文人，在精神上往往也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士人。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济天下。如果眼见着一种宝贵的文化传统日渐消亡，作为一个深知其价值和意义的人，难免会有一种难言之痛。叶嘉莹心怀这痛苦，担万任于双肩，脚踏实地地做着传承与开拓的工作。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叶嘉莹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与王国维是分不开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个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
还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同学抄了几首王国维先生的《蝶恋花》给叶嘉莹看。“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这样凄美的句子立刻使她产生了共鸣，方知《人间词话》的作者，原来还有这样缠绵哀感的小令。她一下子爱上了王国维的词，便到图书馆借阅他的全集。不料一看之后，又失望又讶异：失望的是，王国维遗留的词作并不甚多，仅百余首，其余大抵是些她还不甚明了的枯燥的考证著作；而更可讶异的是，王国维竟然以51岁的盛年，自沉昆明湖而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坚决地抛弃了自己从前一切的兴趣和爱好？又是怎样的痛苦，让他毫不顾惜地结束了自己正当盛年的生命？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叶嘉莹的脑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嘉莹离开哈佛以前，曾经拟定了一个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计划，之后屡遭变故，几经耽搁，才于1970年重返哈佛，将计划完成。而多年前困扰她的疑问，也慢慢彰显了答案。
王国维在民国初年留下遗书，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理由，决然自沉。叶嘉莹研究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王国维需要的是一个纯然客观的研究环境，然而在旧中国那样的乱世中，要想避免政治背景的沾染而保持自己一份超然的立场，就他曾经入值溥仪“南书房”的身份而言，几乎是既不可能为人理解也不可能被人接受的。但由于王国维既有一种悲观性格而不能作积极进取的行动，又怀有过于崇高的理想而无法随波逐流，在政党倾轧、军阀混战的乱世，他唯恐陷入被迫辱的绝境，才决意一死，以殉他理想中的最后一点清白。
叶嘉莹自述其早年颇有“独善其身”的性情，除读书外，鲜有交际，对外界生活所知甚少，对政治更是绝口不谈。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堂兄曾以四句戏言相赠：“黜陟不知，
1981年叶嘉莹与缪钺、金启华合影
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这种“清者”的自持，与王国维不无相似之处。因此在最初的著述之中，叶嘉莹充满了对王国维“清者”之持守的景仰之情。
然而正是因为对王国维的研究，叶嘉莹开始阅读中国近代史的相关书籍，对有关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和蜕变过程的记述，也都有了阅读的兴趣。涉猎既宽，也就逐渐认识到从前惟知“独善其身”，以“清者”自命的想法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看，乃是一种狭隘的弱者的道德观。于是1974年春，叶嘉莹便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书中，又增加了一篇《余论》，对王国维的评价，也就从一味的倾慕赏爱，而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的反思成分。
此后，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她都会留心报刊上有关大陆的消息，对祖国发生的一切，不再是远之惟恐不及，而是参与之有所不足。
采访叶嘉莹的日子，正是“天高日晶、木叶尽脱”的时节，这是曾给过王国维先生以灵光的季节。而叶嘉莹以83岁高龄，尤叹息虽则混沌乱世未曾给静安先生一个良好的环境，但静安先生以极高的天赋而在学术事业的盛年自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损失。所谓“时代既有负于静安先生，静安先生亦有负于所生之时代”是也。叶嘉莹认为，即使大道之理想不能实现，但关怀的仁心不可丧失，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力，方能不负年华性命、时代与家国。
叶嘉莹提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内镇日研读静安先生的那个暑期，有时在夜晚她从两侧列满书架的黑暗的长长的甬道中走过，竟会感到静安先生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年轻时对静安先生之早逝，她曾有过“不得亲聆教诲”的悲慨，而廿载之后，静安先生终于以遗留于历史尘埃间全部之生命，给她以极大的启迪。
为弘扬传统文化，她拿出退休金设奖学金 “我是出生在北京的，我是少数民族，不是汉族，是蒙古裔的满族，是满族叶赫纳拉。”
叶嘉莹家在北平的院落是她做过“佐领”的曾祖父买下的，是道光年间的一所大四合院。已故著名学者邓云乡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特意描述了这个浸润着中华古老文化氛围的大四合院，他说:“这是一所标准的大四合院，……格局很好，十分有规模。”因为邓老先生的母亲常常生病，而叶嘉莹的伯父是中医，所以有机会走进这所院落。
“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我一闭眼仍可浮现在我眼前”。只是去过几次，年岁很小，跟着母亲去看病的邓先生，居然在经过了50多年以后一闭眼这院子的气氛就在他的眼前，可见这种“特殊的京华风俗的感受”会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诗意浓厚的环境积聚着古老文化的底蕴。邓云乡先生是这样描述的:“素洁的没有闲尘的明亮的窗户和窗外的日落，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人的意境向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吧。”
多年海外漂泊，叶嘉莹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爱她察院胡同的旧家，爱她曾经就读的辅仁大学，爱她的故乡北京，爱自己魂牵梦萦的故国。
叶嘉莹这样说:“无论是在台北，还是在北美，我都开了讲杜甫诗的专门课程。我写过一本书，《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因为我对于杜甫的《秋兴》有特别的感情，有特别的感受。‘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每当我在海外讲的时候，真是常常不知不觉就会热泪盈眶。我自己也写过一首诗，有两句，‘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讲我对故乡的相思。”
叶嘉莹一世多艰，身经多重忧患，却能够把个人小我投入到更为广阔高远的人生境界，在承受之下完成自己。她毅然担荷起中华古典文化传承的使命，传达着诗歌中那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生命的力量。
“我从1945年大学毕业开始教书，教了60多年，没有一年休息不教书。教书是我最大的快乐。任何一种学术文化得以延于久远，都正赖其有继承和发扬的传人，教学就正是这样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的工作。我的心愿就是能够教几个好学生。”
她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在北平教三所中学，在台湾连中学带大学执教20年，于1969年定居加拿大，次年得到了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约，早已是桃李满天下。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她马上给大陆的教育部写信，申请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回国教书。得到批准之后，1979年她第一次回国讲学，写下“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诗经》、《离骚》，李白、杜甫，中国诗歌一脉相传，伟大的诗人担
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
荷着人类的苦难。已故著名学者缪钺先生称她是“怀京华北斗之心，尽书生报国之力。”她这样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回到国内来教书，既有她的故园之思和报国情怀，也有她对于中华古典文化的热爱和对于传承的一份担当。
996年她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拿出自己10万美元的退休金设立“叶氏驮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
没有柳永，就没有后来的苏东坡，叶嘉莹先生为什么这样说？
中国诗歌词曲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着的重要意义，他给人们有着很好的一种抒情方式，也很好地记载了当时候国家人们繁荣景象和表达诗人人生遭遇，还有人生境界的一种重要方式。解读一首诗歌就能明白，其中诗人当时候的一种心情状况，也能靠侧面的读出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词曲的作用也是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发展前景如何，叶嘉莹先生会这么说的缘由，肯定是他知道柳永对宋词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我们要明白，在赵匡胤经历刚刚的北宋的时候文学发展，基本上都是模仿于当时的唐朝。国家内部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朝代的一套文学系统。而这个时候作为一些文官，它们肯定想要突破，想要改变，但许多创造的词曲，基本上和当时候的唐朝诗歌有着模棱两可的样式。所以说从上至下要求，所有朝代有文人们，他们要创造属于自己朝代的词曲。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柳永所创造的此举被之后的一些人广泛传播。
叶嘉莹他能够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因为他知道在当时候北宋刚刚建立的时候，许多此举他们都是没有进行一个严格管控的。没有一个很好的模板，让许多词人如何去考量和研究统治者们想要的那种词曲。所以说在当时候许多人都在摸索持续的探究，而柳永他就是开创了词曲持续奠定的重要的开山之人，也可以说是有了柳永之后才有苏东坡的一系列词曲。
还有最后一个缘由，柳永所开创的词曲，把人生还有高山之景全部给融入到里面。而之后苏东坡的许多词曲也是采用相同类似的手法，一半写着美景，另外一半写着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样的一种手法也能够很好的显示出借景抒情的这种手法，也奠定了苏东坡在宋词上面的地位。也可以说，苏东坡是借着柳永的手才能够成为宋代第一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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