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宠统地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把在职公务员的待遇与退休公务员的待遇区分开来。笔者既不认同“高薪养廉”，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也不赞成待遇太低。

　　在职公务员，岗位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事务繁杂，必须拥有高等学历和与其岗位相胜任的专业知识、能力等综合素质，前期教育投入大。待遇高一些无可厚非，人们也容易理解。当然，这与“官员可不可以谋富贵？”作者的“有节制的富贵”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

　　虽说公务员因待遇达不到心理预期，抑或受不了严格职业操守自律约束辞职下海，“见异思迁”，另谋高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现在，人才能进能出，自由流动，尚属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地球少了谁照样转。

　　但如果因不适当强调社会“公平”，让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与“蓝领”一样，挫伤公务员的积极性和荣誉感，那么，这种“公平”则显牵强附会，不仅不应该，而且不合理。不利于打造高效廉结稳定的公务员队伍。

　　有些人总喜欢拿改革开放前，干部与企业职工工资作纵向比较，其实并不恰当，那时社会经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工资收入差别普遍不大，可现在很多企业的管理人员年薪都在10万至10几万之间，如果让公务员的收入仍与企业职工水平相当，那么肯定缺少说服力。

　　虽然公务员的清廉防腐主要依靠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但一定的物质待遇，也是必不可少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我们应抱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过份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这与要求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不矛盾。

　　公务员也有“七情六欲”，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人人有自已的利益诉求，公务员也有追求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只不过这种优厚待遇，应该建立在国力相适应、纳税人所能承受、百姓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不能超过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地大幅度提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种“清贫”的待遇，既不能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相对稳定和清正廉洁，也不能吸引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参于国家的科学决策和管理。其实，确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公务员不是什么人都能胜任，也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一个岗位换一个人，一切又要从“零”开始，势必影响效率，给政府工作带来不便。

　　不过，公务员退休以后不创造价值，原有的学历、职称、经验，不再发挥作用，退休金只与个人所缴养老金年限与多少挂勾，而与职业、学历、职称、职务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就应该与企退员工相差无几，或有差别，但不悬殊。如果再维持享受高福利、高工资，那么就是“特权”，显然，就没有什么道理了。

　　那么怎么体现公平呢？笔者认为不是有个国际上通行的养老金替代率吗？假如目前企退员工养老金替代率为50％，那么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也应为50％，而应摒弃90％以上的特权。但由于公务员在职工资基数高，结果，并不吃多少亏，还是比企退员工高得多。

　　“有学者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公务员退休金标准一般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德国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最高也不过72%，美国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低于60%，日本只有50%，而中国公务员养老金替代率却在90%左右，到达一定级别的官员占用绝大部分资源，终身有靠。相比而言，我国职工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05年的57.7%，2019年下降到50.3%，现在更是下降到45%左右。”（源自叶檀凤凰博报）

　　百姓为什么对养老金双轨制如此反感？实际上是对某些公务员特权的“深恶痛绝”，并不是对公务员在职优厚待遇的抵触情绪的发泄。有些公务员将这现象归结于什么“仇富、仇官”心理，是片面、不理性和不恰当的，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习近平主席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将推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废除特权，坚定不移地反“四风”, 提升到倡导社会公平正义，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高度认识，化坚冰，动真格，顺民意，得民心，颁布了一系列反腐倡廉，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举措，受到十三亿人民的衷心拥戴和额首相庆，某些既得利益者心里不爽，不奇怪，“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希望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作者：马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