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认为，哲学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谓“天人相与之际”(《汉书·董仲舒传》)。这个问题，汉朝人也简称为“天人之际”。这个问题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这确实是哲学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从先秦以来，就一直进行着争论，到荀况作了一次唯物主义的总结。荀况根据“明天人之分”的原则，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集中地驳斥了宗教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在荀况之后，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对这个问题却作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回答。从某种意义说，他又复活了古代的天人感应的迷信，同时也是对荀况的天论的一种否定。但是，董仲舒也不是简单地重复奴隶制时代的有神论的理论，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改造，并企图给以理论上的根据。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的哲学体系的核心。上面所讲的关于天的理论和阴阳五行的学说，都是为这种迷信服务的。

“天人同类”的观念是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论的一个理论基础。他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这是说，天和人是同类的，人有什么，天也就有什么；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人也可以说是天的副本，宇宙的缩影。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人副天数》)这是从人的身体的构造方面讲天人同类。他又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这是从人的情感意识方面讲天人同类。以上这些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主观比附。不过，这种比附，在他的体系中都有重要意义。在董仲舒看来，人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反过来也可以说，宇宙是人的放大，是一个“大人”。他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把人的各种属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属性，强加于自然界，倒转过来再把人说成是自然的摹本。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的拟人观的理论。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他宣传天人感应的迷信。

我们常说人与人有心灵感应，其实，现在的科学已经证明，人与万物都有感应，谁说的草木无情？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草木也有感情，只是迟钝点！

的确有约束力。
天人感应说的价值如下
（1）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大一统的国家，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董仲舒把阴阳家、五行家的一些学术观点与儒家的天命、天道相结合，以"天人感应"说确立"君权天授"、"君权神圣"观念，为封建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在哲学上和神学上做了有力论证。同时，将君臣之间、父子、夫妇的关系与"仁、义、礼、智、信"五德和天地、阴阳、五行联系起来，为"三纲五常"找到了存在的哲学和神学依据，使其具有神秘性、神圣性、可信性。
（2）对约束帝王权力、官僚专权，保障民生，缓解社会矛盾压力，保障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董仲舒所处的西汉时代，一方面皇权至上，无所约束、随意施加，另一方面统治阶级贵族、地方势力凭借特权，无限制掠夺兼并社会资源，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对此，董仲舒在政治儒学上一方面讲王权的主宰性，另一方面又以"灾变天谴"和"君权天制"论，对王权进行约束，用天人感应的论调把自己的见解神圣化，对错误的王权进行批评和进谏。董仲舒在政治儒学主张前提下提出的"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公办制、节约民力等措施，对官僚、贵族、侯王的封建特权起到约束作用，保障了社会底层平民利益，大大缓解了阶级矛盾，对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3）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思想提供了成功案例。
董仲舒的政治儒学一经使用便获得巨大成功，以"天人感应"来解释世间表象，以"三纲五常"来制定伦理道德，王道政治中包涵有很强的民主性、法制性。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整个社会的欢迎，一传将近两千年。这种天意的王道政治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政治文明，是符合人道（人事安排、社会规律）、天道（自然规律、宇宙现象）的政治智慧。延续二千年之久，保障和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帝王的权利、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成就。中国古人的智慧是睿智的，不然此等学说早就将之丢弃了。

不能说没有，但要看从何层面约束，简单说是以神约束人君，从心理上。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
神，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①。天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
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②。而人在自然界的
万物之中处于特殊地位，最为可贵。人与天是相合的，“天人一也”③。这种
“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
得十分精致。董仲舒认为，只有人的结构能与天地偶合：成人有骨366 节，
与一年的天数相副；大骨12 节，与一年之月数相副；体内有五脏，与五行相
副；外有四肢，与四季相副④，如此等等，总之，人确乎与天数相似而“合二
为一”。
董仲舒还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他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
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⑤其实天本无目的可言，在
自然界只存在因果关系，而并不存在目的关系，天有目的之说，是董仲舒强
加给自然界的。它便于统治者假借天的目的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董仲舒精心
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
制制度服务的。首先，他通过“天命”的桥梁服务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统治秩
序。他认为，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
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
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①。
董仲舒还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他认为天的意志是“贵阳
而贱阴”的，而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②，因此，天“任德不任刑”。他还
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
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
并进而将五行伦理化。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③董仲舒还把
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
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④从此而推
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⑤又说：
“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⑥这里
所说的三纲，即《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
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即矛盾的对
立双方是不转化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形而上学的。那末，如何解释皇位的更
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
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
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①。可见“谴告”之说是对
君权神授的一种变相解释。而“改制”之说则是保证新继位的君主执掌政权
的一种形式。即新即位的统治者表示接受天命之后，必须“徙居处、更称号、
改正朔、易服色”②。但是“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
尽如故”，即“三纲五常”等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他说：“王者有改制之名，
无易道之实。”③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改制”说的延伸。他认为夏朝是黑统，商朝
是白统，周朝是赤统。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循环不已。每次
朝代的更替都要按照“三统”说来“改正朔、易服色”。这样虽然不断在形
式上发生变化，但实质上，即社会性质、生产方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作用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
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
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他
提倡的“谴告”说，也是借神权对君权的限制。他还提出“限民名田”、“盐
铁皆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改良主张④，在当时是起了
进步作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与
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

秦国强调实力 ,奖励耕战 ,战胜六国 ,统—天下。秦始皇认为这是实力加强的结果 ,并非天命所赐予。因此 ,秦始皇不信天命 ,只相信自己的实力。但是 ,秦国很快就被人民起义所推翻 ,给人的印象是 ,秦不相信天命 ,所以很快灭亡。于是天命论又有了市场。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总结秦亡教训时认为他的天人感应论是理论形式 ,实质内容却是针对现实的。屈民而伸君 ,是为了巩固统一的政权 ;屈君而伸天 ,是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