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语作文(一)

一

正如E.Sapir所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底座。而汉语这个底座无疑是庞大的。从原始人简单发出的几个音节，到部落巫师诵读的咒语;从黄帝与蚩尤之间火光四贱的对话，到《汤誓》、《牧誓〉里商汤周武的激昂陈词;从〈诗经〉中的瑰丽辞藻，到李杜宋唐的传世诗篇;从孔子孟子的“仁政”“王道”，到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从〈尚书〉〈春秋〉的朴实记录，到司马迁光辉不朽的〈史记〉。汉语这个底座，随着民族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而日益壮大。终于有一天，我们能够站在世界世界上，自豪地宣布这时，却猛然发现，这句话竟已不再是汉语了。

二

“大学理科不学语文，学英语!”

一句话，不带任何特殊的修饰。然而其中传达的信息，去是令人震惊的。

惊讶、惊叹、震惊。

惊叹英语在高考中居然占有如此大的比例!

震惊国语在英语的冲击下，居然沦为可有可无的地步!

〈星际争霸〉几乎已经家喻户晓。其中人族的背景是：地球所有国家被取消，所有人统一使用英语。至此，在地球领土上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消失了。

这个编排既是设计者作为英语国家国民的自豪，也是对全球文化多样性受到英语文化冲击的思考。

中国人，更应思考。

三

汉语有着全世界最多的语言人口，从来都是。然而，对于汉语的悲观，从未这样强烈过。十几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可是，我们不但未能去争取汉语在世界上地位，反而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而盲目地追求其他。失落的，是精神的家园;动摇的，是民族的底座。

难以忘记。05年的国际华人物理学家大会在上海召开。然而会上一切交流、表述、演讲，都被要求使用英语。召开在中国，与会者皆为华人，何以具用英语说话?当被质问时，大会的组织者冠冕的答到：这是国际惯例。国际惯例?国际惯例就是中国人在中国说话不能用中国话?再说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中还有汉语，要惯例也应是中英混合啊!丁肇中和杨振宁平着自己在学术界顶尖的地位，坚持用了汉语。然而其他人还是选择了惯例――因为无名而不得已。

关于汉语作文(二)

汉字，是炎黄子孙的骄傲，是先人一代代智慧的结晶，是一种神奇的字体。

每个汉字都由横竖撇捺这些简简单单的笔画组成，却有着自己的情感。瞧瞧它们吧，你会感受到他们独特的性格。望见“朝阳”两字，你能感受到一丝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你，而望见“晚霞”，你会为那绚丽的色彩而迷醉;看见“崇敬”这个词，你又会感受到一股神圣的力量。

“喜”字使人笑逐颜开，“哀”字一望而皱眉;“哈”字使人脸上浮现出笑容，“呜”字一见就仿佛听见哭泣声;“芬芳”好像散发出花的香味，“无忧无虑”一词出现后，你就如小鸟般快乐，看见“愁眉苦脸”这个词，就会想到一张哭丧的脸……

当你用笔写出一个个生动的汉字时，一定会感叹汉字的奇妙。 它就如一位技术精湛的魔术师，时而轻如鸿毛，时而重如泰山，时而飘若游丝，时而娇若惊鸿。每一个字都是一幅幅流光溢彩的`画页，也是一个跳跃欢快音符的乐章。 它们还有悠长的历史：从甲骨文到金文、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最后到我们现在的楷书，你说有哪一样不值得我们去感叹的呢?

汉字，它们像一个个充满灵气的小精灵，在纸上跳着欢快的舞蹈，姿态是那么的优美，那么的迷人，我每次都会陶醉在这美好的境界之中。别看每个字都是那么平凡，那么普通，其实它们都深藏不露，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思想。每个汉字都有它的来历、字义……若是碰上什么烦恼，坐下来听一段优美的散文，脑海里似乎跳动着一个个汉字精灵，不停地上下飞舞，在四周萦绕，等他们彻底小诗时烦恼顿释，如释重负。

每个汉字都经历了一段不可猜测的道路，才能流传到现在。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作，是中国民族的光辉荣誉。汉字使我们中国的文化更上一层楼。

当我听到“汉字”这个词时，不禁肃然起敬。汉字!我真想对你说：“我爱你!”

说“蚩尤”

田晓岫
一、蚩尤是农部落的名称
蚩尤见之正史，载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因其有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

历代史家为作注。首先想说清楚的问题是：蚩尤何许人也？

裴骃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又转达引《汉书音义》臣瓒引《孔子三朝记》云：“蚩尤，庶人之贪者”。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之后，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对“天子”“与庶人”两说提出质疑。先引太史公原文“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析其意，蚩尤非为天子，又引《管子·地数篇》所言“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说明蚩尤并非庶人。进而提出“蚩尤盖诸侯号也”之说。

然则，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优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引述这一夹杂神话的民俗传说，显然对“诸侯”“天子”“庶人”诸说都有否定之义。因为，仅是一幅遗像便足以使“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其威风远非一般诸侯可比，亦非庶人可及。然而，又有天遣玄女助黄帝而非助蚩尤之说，可见蚩尤亦与“天子”无缘。

诸学者之所以把“天子”“庶人”“诸侯”等概念硬往蚩尤身上套，明显是局限于周秦封建社会结构模式的认识框架，因而不能正确诠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蚩尤身份及这一概念的社会历史的内涵。

蚩尤所处的时代，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正值“神农氏世衰”之时。

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明农耕生产工具耒、耜的一个氏族。《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族硌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如《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这是对狩猎肉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追忆。又如《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又是对采储果实及螺蚌之肉为主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记忆。

耒耜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基础，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神农氏之世”的出现。神农氏功绩伟烈，被尊为“农皇”，又称“地皇”。《尚书大传·卷第四》说：“神农为农皇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指其功德之实质在发挥地力，亦称“地皇”。

在中华远古传说中，“皇”的意思有两层：一是有重大发明功大德美泽被天下者，“皇，君也，美也，大也”[1]，如燧人氏发明个钻木燧取火而被尊为“燧皇”[2]；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用于捕兽捞鱼，并制定婚姻嫁娶之礼，使人类本身的繁衍进入健康有序的轨道，因而被尊为“羲皇”[3]。二是指不存在公共权力的早期原始社会，“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4]，“烦一夫扰一妇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妇故为皇”[5]。其情景如《庄子·盗跖》所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到了神农氏晚期，由于农耕业逐渐成为主要生产方式，游荡觅食的原始群也渐次定居，逐步形成氏族社会，并发展为部落组织，出现拥有超出本部落影响力的部落联盟首领，这就是“帝”。《说文解字》释：“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谛”是指“审谛”，即举措详谨周密，合乎客观规律。《白虎通义》说，“德合天者称帝”[6]。“王天下之号”是指超越部落范围的号召力。“帝”的称号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从早期游群和氏族社会阶段向晚期部落社会阶段的转变。此时，神农氏也开始被称为“炎帝”。

“炎帝”之“炎”，其义有二：一是火光，焚烧。《说文解字》释：“炎，火光上也”。《玉篇》释：“炎，热也，焚也”。这与原始农业离不开“火耕”有关。所谓“火耕”，是指先砍倒烧光荒地上的杂草灌木，然后耕种点播的一种垦殖手段。二是指南方之神。《汉书·卷七十四》：“南方之神炎帝”，这是从黄河流域的地理视角而言，发祥于湖北厉山，崩葬于湖南茶陵的神农氏当属南方无疑。

从被尊为“农皇”的“神农氏之世”，到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世衰”之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

蚩尤活跃于历史舞台之时，即“神农氏世衰”的“炎帝”之时。当时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武力互相争斗，不再服从由于发明耒耜的功绩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神农氏的约束。“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最为暴”[7]。此所言“诸侯”，并非周秦社会制度下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贵族，而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各部落酋长。蚩尤是其中之一。

“蚩”是贬词。《说文解字》释为“虫也”。作冠词用，若今之詈辞“小爬虫”之类。《六书正伪》曰：“凡无知者，皆为蚩名之”。“尤”为部落名。尤又作由，意为农。杨慎《丹铅录》云：“由与农通”。《韩诗外传》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吕氏春秋·勿躬》例举“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诏期即《礼记·月令》所谓“王命布农事”之日期。由田即农田，亦农官之谓也。《钱谱》神农币文“农”作“由”。“尤”是依传闻所记部落名称，与“由”为同音异字。故“尤”部落即“由”部落，亦即农部落。贬之即谓“蚩尤”。中国古代对氏族及部落的名称与其酋长名称和氏族部落民名称常常不加区别地称呼，所以，“蚩尤”既为部落名，亦为该部浇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名。

二、蚩尤与炎帝、黄帝的关系
蚩尤与炎帝有族裔的关系。《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

炎帝与蚩尤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浇联盟。炎帝部落为神农氏族之直系后裔，仰成于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功绩之余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联盟之首，而称“炎帝”。炎帝与神农氏既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故《史记·封禅书》例举封禅大典时，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列先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记叙非常贴近，但未予指明其间的关系。《帝王世纪》说：“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已经注意到二者的亲缘关系。《汉书2古今人表》及《易·系辞》疏将为帝与神农氏合称呼为“炎帝神农氏”。

《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见蚩尤部浇崭露头角。

蚩尤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

《梦溪笔谈2卷三》记：“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氵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盐泽今名解池，素有“国宝”之誉，有硫酸钠、氯化钠、硫酸镁等盐，含钙、碘、钾、硼、锂、铯、锶等稀有元素。《太平寰宇记·卷四六》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天在县南一十八里”。故安邑县即今县，亦受辖于运城市。这里曾经是蚩尤部落的居地。得盐泽之富，蚩尤部落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如《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葛庐之山及雍狐之山具体所指无考。其地处当不会离今运城市太远。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属，不限于黄金。

与今山西运城市相邻的今河南三门峡市，也是农部落的聚居中心。数千年之后，这里仍有神农氏后裔。《史记·本周纪》载，周武王伐纣成功，“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裴骃《史记集解》注释：“《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首县弘农，治在今河南灵宝县。陕县今属三门峡市。《地理志》载弘农郡“有铁官，在[]池”[]池即今渑池县，亦属三门峡市。灵宝县有金矿，至今仍有重大开采价值。其它如银、铜、铁、锌、铝等矿藏资源储量也很丰富，该地区具有金属冶炼的必备条件。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处，即在灵宝县境内[8]，其相对历史年代在轩辕与蚩尤之战后。这一地区不仅矿藏丰富，而且土地肥饶，盛产五谷林果及紫胡、天麻、黄苓、丹参等中草药，宜于农耕部落居住。

由史籍所载观之，蚩尤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成为以炎帝为首的农耕部落联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部落。蚩尤与炎帝同为神农氏后裔，显赫者称炎帝，失败者称蚩尤。

关于蚩尤与黄帝之战，载籍所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蚩尤而巩固帝位，黄帝与蚩尤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三说是蚩尤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

第一种说法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国号。当时的“国”，实为部落。熊、罴、貔、貅、[]、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见于《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地冀指中原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当时把黄河入海处称为东河，河套向南流处称西河。《周礼·职方》记：“正北曰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属之；“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属之。上古冀州位于幽、并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传说蚩尤被杀之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

第三种说法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风伯雨师是农耕蚩尤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反映了风伯雨师与蚩尤部落之密切关系，因为农业部落生产的丰收部是与风调雨顺分不开的。

三说孰是，今已无考查之可能与必要。对于此类沪传千年后才被记入载籍的史前传说，史学家注视的焦点，是其中透出的史影；而民族学者关心的问题，则是该传说反映出的族体的类型、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衍变的过程。

蚩尤战败后的结果，一说是被黄帝擒杀，如前引述《史记》《逸周书》《山海经》所记；另一说是受到黄帝重用，如《龙鱼河图》所言：“黄帝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逮至秦汉，民间尚有以蚩尤为兵主行礼祠之俗。以致秦始皇东游及高祖刘邦起兵，皆从民俗礼祠蚩尤，见载于《史记·封禅书》及《史记·高祖本纪》。

《管子·五行》亦有黄帝重用蚩尤的记载：“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天道，故使为当时”。“当时”是中原黄帝部落联盟的一种公职名称，其地位与职能约与《周礼》中的“天官”相类，亦近似于后世各朝之宰相，是辅佐部落联盟首领（帝）管理各部落公共事务的部宰。此处所言之“天道”，是指天文历法岁时月令的经验知识。熟悉这些知识，是安排农业部落生产生活，管理好农业部落社会的关键。

关于蚩尤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的记载，反映了黄帝与蚩尤关系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侧面。“蚩尤”本是农部落的他称，既是对部落酋长的他称，也是对部落全体成员的他称。蚩尤部落的第一任酋长称蚩尤，第二任酋长亦称蚩尤；第一代部落成员称蚩尤，第二代部落成员仍然被称为蚩尤。如同《大载礼记·五帝德》记“黄帝三百年”之类传言的实际内涵。把黄帝与蚩尤的战后关系放到原始部落战争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杀戮是不可避免的，斩尽杀绝又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是让战败的部落在服从的条件下保持原状生活下去。

三、蚩尤的遗裔
在蚩尤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后世所谓“城”）、坟冢、祀祠等遗迹的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蚩尤部落的活动地区，以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蚩尤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蚩尤泉在今涿鹿县。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

《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七》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城在县南一十八里……其城今摧毁”。故安邑县治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

关于蚩尤冢的记载，见于《皇览·墓冢记》：“蚩尤冢，在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三国时之东平寿张县治在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山阳钜野县治在今山东巨野县。

关于蚩尤祠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巡游，封泰山，禅梁父，礼祠齐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今山东东平县即其故治。又，《汉书·地理志》东郡寿良（张[9]）县条下记：“蚩尤祠在西北（涑）[10]上，有朐城”。汉东郡寿起兵之时，“祠黄帝蚩尤于沛庭”。秦时沛县，治在今江苏徐州市沛县。沛县东境隔微山湖与山东相望。

《逸周书·尝麦解》中，有“命蚩尤于宇少昊”之语。这里的“宇”释为“边”。于屋则檐边为宇，于国则四垂为宇。意思是说蚩尤部落曾被安排在少昊部落的边垂居住。当时少昊部落居地，以曲阜为中心。《左传2定四年》杜预注：“少昊墟，曲阜也，在鲁城内”。蚩尤在少昊之西垂。

《述异记·卷上》云：“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又云“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又载：“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载牛角而相[]。汉造角[]戏，盖其遗制也”。秦汉置太原郡，属并州，首县晋阳，治在今山西太原市。两汉时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依上列籍记述，关于蚩尤的遗迹、遗俗、传说，历数千年之久，逮至秦汉，仍然以浓烈的色彩保存于民间。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运城，东到山东东平，南至江苏沛县的广大地区，礼祠蚩尤之俗经久不衰。按“民不祀非族”的古俗，这些地区定有为数众多的蚩尤遗裔，才能具备形成和保持这种祭祀蚩尤民俗的社会条件。这些地区在两汉时期又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之地，无疑有相当多的蚩尤遗裔成为汉族成员。

蚩尤遗裔见于载籍者，有邹氏屠氏。王嘉《拾遗记》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其先以地命族，后分为邹氏屠氏”。邹姓屠姓今为汉族常姓。

“有北之乡”指北方寒冷不毛之地，见于《诗·小雅·巷伯》，也颖达疏：“北方太阴之气寒凉而无土毛，不生草木，寒冻不可居处”。说明曾经有一部份蚩尤遗裔被迁到北方。蒙古族学者陶克涛著《毡乡春秋——匈奴篇》，论蚩尤是匈奴在传说时代的称号，被黄帝北逐的荤粥当是蚩尤[11]（部落遗裔）。司马贞《史记索隐》释荤粥：“匈奴之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俨]狁，汉曰匈奴”，《周书·帝纪第一》：“太祖文皇帝守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指出：“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

古有仇犹国，公元前457年被晋国智伯所灭。《史记·樗里子传》记：“智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今山西盂县东北有仇犹国遗址。仇犹与蚩尤音近，其国或为蚩尤遗裔所建。

蚩尤部落遗裔之向南迁者，不见经传，但存口碑。黔东南苗族史诗《枫木歌》，说苗族始祖姜央（炎）是从枫树树心中生出来的。苗族学者联系《山海经·大荒南经》记：“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论证苗族为蚩尤之裔[12]。《苗族简史》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从枫木中生出苗族始祖之传说，实涵蚩尤再世之象征意义。

《尚书·周书·吕刑》将蚩尤与苗民相提并论：“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说“作乱”是从蚩尤开始的，延及平民，无不以各种方式取人财物：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以鸱张跋扈为义；作乱在外曰奸，作乱在内曰宄，强取曰夺，窃取曰攘，诈取曰矫，固取为虔。“灵”意为善，即不以善教化，而是制作刑法。指斥苗民沿袭了蚩尤之习性。时至今日，布依族仍称苗族为“布由”。布依族“布”意为“人”或“族”。在祠法上是限制成分在中心成分之后，“布由”意为“由族”亦可记为“尤族”。与蚩尤部落的他称一致。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茶乡即今湖南茶陵县，在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西侧。古三苗居地亦曾及于湘赣间。据《史记·吴起列传》记：“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洞庭即今日洞庭湖，彭蠡即今鄱阳湖。因此，三苗极可能是从神农氏之裔，或即蚩尤（农部落）之遗裔发展而来的游耕农部落群。苗族普遍存在长时间远距离迁徙的传说历史。这是与其较长时间地保持游耕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当然，也有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还应当注意到，如同汉族是多元形成的一样，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古老的族群，苗族原初的族源即呈现出多元性。苗族古称“苗民”或“三苗”。除了上述炎帝神农氏和蚩尤（农部落）与“苗民”、“三苗”有直接的族源关系而外，黄帝之裔缙云氏、颛顼之裔驩头也都分别是三苗、苗民的主要族源之一。

“三苗”之始见载籍，有《尚书·虞书》：“窜三苗于三危”。孔颖达疏：“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此所谓“国名”，实为部落名称。“缙云氏”是黄帝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后发展为部落名称。《史记正义》案：“黄帝有熊国君，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直接指缙云氏为黄帝。《史记集解》说黄帝“亦号轩辕氏”。杜预注《左传·文十八年》：“缙云，黄帝时官名”。此所谓“官名”，实指黄帝部落的分职名称。《左传·昭十七年》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名”。即以云作为本部落以氏族为单位的军事编制（云师）的名称和该氏族所担任的部落公职名称（云名）。

《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表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列出春夏秋冬的官名，如《周礼》，春官宗伯管祭祀礼乐，夏官司马管行政军事，秋官司寇管刑法禁令，冬官司空管工程建设。这种以云为公职名称是早期黄帝部落内部由各氏族分别担任的部落公职，至于黄帝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之后，由各部落分别担任的部落联盟公职名称，如《管子·五行》所记，则称为“当时”（天官）、“禀者”（地官）、“土师”（春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李”（冬官）。今浙江省有缙云县，其县有缙云山，相传为黄帝游仙之处。

《广韵》释“窜”为“放也”，即流放之意。“三危”，孔安国传曰：“西裔之山”，裔指边远之地。《山海经·西山经》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敦煌郡”。汉置敦煌郡，治在今甘肃敦煌市。敦煌市东北有三危山，今置三危镇。《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戎”本意指山间谷地，用以指人群，意即居于山间谷地之人，今之所谓“山地民”是也。“西戎”即西方山地民。今日黔西北苗族流传的古史传说，言其祖先原住积石山以西，从日没方向移到积石山，经过若干代的长途迁徙，渡过黄河，到了长江中游一带，最后进入西南地区。[13]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敦璞注：三苗之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驩头又作驩兜，见《尚书·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又作驩兜，见《史记·五帝本纪》：“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市西南，此地属武陵山区，行政建置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简史》说，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与驩兜有亲缘关系。石姓有大小之分，大石姓在苗语中被称为“驩兜”，[14]泸溪、花垣有驩兜墓、驩庙。

结语
综合汉文古籍记载，蚩尤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活跃在今河北山西及山东西部的一个农耕部落名称，即该农耕部落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同名称。蚩尤部落为神农氏氏族后裔，属炎帝部落联盟。传说蚩尤部落善长于金属冶炼和制造兵器。蚩尤部落与黄帝部落争战失败，其遗裔大部份留居中原。据《管子》所记，蚩尤部落加入了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并在其中担任了重要公职。《拾遗记》载，邹氏、屠氏为其遗裔中可查之姓氏。

蚩尤部落中一部份迁到北方，与荤粥（匈奴之别名）有族源关系。

蚩尤部落中的南迁者，与苗民、三苗有族源关系。三苗来源呈多元性，除蚩尤遗裔之名，尚有黄帝缙云氏之后，颛顼氏之后[]头等。

从关于蚩尤和三苗传说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中华大地上，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由汇聚、争战、融合、迁徙待环节所构成的大规模的搅拌运动。这种搅拌运动造成了中华各族在起源形成阶段就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状况。

--------------------------------------------------------------------------------

[1] 《白虎通义·卷一》。

[2] 《尚书大传·卷四》。

[3] 《尚书大传·卷四》。

[4] 《风俗通义》。

[5] 《白虎通义》。

[6] 《白虎通义》。

[7] 《史记·五帝本纪》。

[8] 《中国市县大辞典》第6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9] 寿良县即寿张县，东汉光武帝时避其叔父赵王良讳所改。

[10] 颜师古注：“（涑）亦济水字也。”

[11] 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12] 龙伯亚待主篇：《苗族简史》第3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出版。

[13] 杨汉先《贵州省威宁县苗族古名传说》，载《贵州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

[14] 同12一样。

（本文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黄帝、炎帝的部落联盟叫华夏联盟，
打败了蚩尤和其他的周边的部落联盟。
所以成为中华正统的祖先。
至于两个说法，上古的东西，没有文字记载，很多都难以考证的啊。

是第二个。炎帝引狼入室，请来黄帝打败蚩尤又打败了自己

你好!我是一名初一的中学生,虽然上两位都说是第二个,但在我的历史书上,写着黄帝帮炎帝用"指南车"来击败蚩尤,难道国家规定的教科书也会错?

我也觉得是第二个

第二个对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1）北方方言（即官话）

北方方言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分布在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广德县—郎溪县—宣城市—芜湖县北—繁昌县—南陵县东—铜陵县—铜陵市东—青阳县东南—石台县北—彭泽县—湖口县南—九江市南—瑞昌市—长江—黄石市—武汉市南—长江—临湘县—常德市—沅江—怀化市—靖州县—通道县—永州—郴州—桂林东—贺州—柳州南—河池南—百色）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官话一般分为六大区，即北方官话、秦晋方言、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北方官话内部又分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内蒙古宁城县；北京官话分布在北京、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官话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部、内蒙古东北部。

西周分封燕国之前，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东胡语支。后来由于黄帝的进入、黄帝之后分封于蓟（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特别是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逐渐强大，东胡大部分被驱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族、蒙古语组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中色彩则逐渐淡化。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四百三十年，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官话的源头。明朝收复北京后，移民一百三十多万各地的汉族人到残破的北京，由于当时汉族人来源不一，汉族移民们都使用已占少数地位的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官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后，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汉语标准音地位。“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官话又扩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塔城地区的托里、布克赛尔，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湖县。

战国以后，就有大量燕国华夏人移民东北，燕人卫满就是带着东北的华夏移民入主朝鲜建国的。永嘉乱后，北京汉民大量移居东北，但到了唐末全被异族同化了。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人掳掠大量的北京人入关，这些东北汉人说的北京官话奠定了东北官话发展的基础，1122年金兵占领北京，把北京城里人全部掳掠到东北，这些北京人与辽代先期到来的北京人一起，使得东北官话开始形成。由于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同处一国，联系密切，而与中原汉语沟通不多，所以东北官话基本上也就等同于北京官话。清军占领明朝的东北领土后，开始说汉语东北官话，1644年满族人和汉八旗人又带着这种方言来到东北人的老家———北京。1620年东北汉族300万人，由于跟随清军入关，清初东北汉族只剩下15万人了，但到咸丰年间又自然增殖到200多万人，都居住在辽宁中北部。咸丰以后，允许汉人入关，山东半岛人跨渤海，一部分定居无人居住的辽东半岛，形成胶辽官话的新分布，一部分向北继续迁移，居住在吉林—黑龙江东部；操冀鲁官话的河北人出山海关，定居于吉林—黑龙江西部。定居吉林—黑龙江的山东人河北人原操与东北官话很接近的北方官话，移民时又都要经过说东北官话的辽宁中北部，加上清政府派遣的官员说北京官话，吉林黑龙江的满族也说东北官话，所以早已在东北扎根的东北官话就成了吉林黑龙江这些山东河北移民的通用语。

夏朝时期，今华北平原西部为华夏族、东部为诸多华夏化很深的东夷。商朝时期，商完全华夏化，诸多东夷华夏化程度也加深。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方言—鲁方言（周族方言与东夷语言的融合），华北平原西部的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言（黄帝语言），但这些方言的差异就如同福州话—闽南话、赣语—客语之间的差别一样大。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雅言）和秦晋方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华北内部人口流动频繁，齐鲁方言、赵方言、燕东南方言也越来越混化。北宋定都开封，汴洛音独得天下之正。此时的齐鲁、赵、燕东南都正好处于京都边缘地区，共同的地理形势和经济状况为华北平原的方言提供了融合的机会，冀鲁官话形成。至于北京官话独立于冀鲁官话，那完全是北京一直是东胡汉族杂居，并受辽金两代长期首都性统治有关。元明时期，冀鲁人向天津、北京市平谷县、唐山、秦皇岛移民，扩大了冀鲁官话分布面积。

西周初期，山东半岛存在没有丝毫华夏化的东夷，语言是通古斯与百越语言的融合，跟现在的韩语相象，而与当时的汉语齐方言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后来齐国并吞了山东半岛，但齐国华夏族百姓跟这些东夷仍没有机会进行交流。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山东半岛开始与齐人之间进行相当规模的流动，于是东夷人开始处于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汉化，胶辽官话形成。胶辽官话与冀鲁官话的分界线是：莱州湾—潍坊西—临朐西北—沂源东—沂水南—五莲南—日照东北。与东北官话的分界线是：桓仁北—宽甸西—凤城南—岫岩北—海城南—大洼南。

秦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省、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张家口西北、河南省新乡安阳以西。秦晋方言分布区交通闭塞，十里不同音，对古音的保留相对顽固一些，比如保留了入声。由于该方言区历史上一直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秦晋方言里也留下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痕迹。战国时期，该方言占领了今河南省黄河以北西部地区，1722年该方言又占领了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兰银官话细分为8片：银川市，石嘴山市—平罗—陶乐—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市—中宁—同心—中卫，宁夏盐池县，兰州市—榆中—民勤，永登—皋兰，古浪—天祝，河西走廊（除敦煌和景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尔塔拉州—阿勒泰市与青河县—塔城（除托里、布克赛尔）—哈密。

中原官话分布在远古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苏州市吴江县菀坪镇、宣城市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于中原官话孤岛。 中原官话又细分为河南方言、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南疆方言。

河南方言包括河南省九十八个市县、河北省南部二个市县、山东省西南部三十一个市县、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二十八个市县、安徽省淮河以北二十二个县市和淮河以南的凤阳县—蚌埠市—霍邱县—金寨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

①黄帝打败炎帝，二者联合击败了东夷，华北平原西部、汾河渭河平原的炎黄后裔逐渐融合成华夏族，夏、蓟就是华夏族的两个分支。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山西省南部），其语言乃炎黄融合的原始华夏语；蓟统治北京，其语言乃黄帝的原始华夏语。

②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流行于中原东部（今鲁西南—冀南—豫北—皖北—徐州），商朝统治中原几百年后，逐渐与中原的夏族语言融化成今日中原官话的雏形——华夏语。

③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孔子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语的传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汉代雅言演化为“通语、凡语”，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魏晋南北朝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通语”从中原传向北方和江左一带。《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令“断胡语”，用正音（洛阳话）”的记载。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的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

④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的正音和正语。唐朝时，洛阳话仍然被看作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如孔颖达对经学的传述和注疏，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等，促进了汉民族书面形式的共同语的广泛流传。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语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的《切韵》的规范。北宋都汴梁（今开封），洛阳话和汴京话十分接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当时洛阳话仍处于标准音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中原之音基本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今日北方官话之所以与河南方言大同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而形成的。

⑤金人迁都北京后，河南方言的影响扩大到金人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元朝时出现了中原之音（河南方言）广泛传播的“四海同音”的局面。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以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编写的。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从明初的《洪武正韵》到清中叶以前，教授标准音的学者都是以中原雅音为依据的。与此同时，元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元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等）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元末明初的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就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清政府曾发布过政令要求各级官员和“举人、生员、贡监、童生皆学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是在清中叶以后。清朝学者陈冲庆说：“国朝建都于燕，天下语音首尚京音”。于是乎，汉民族共同语经发展演变，在标准音方面实现了从中原雅音到北京语音的转变，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关中方言东府话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商洛市下属商县—洛南—丹凤—山阳、陕北的宜川—黄龙—洛川—宜君—黄陵—富县、甘肃宁县；关中方言西府话包括宝鸡市。关中方言区乃炎帝故地，母系为炎帝属的周族语言即是炎帝语言，炎帝语言与炎黄融合的夏语近似，又由于地理相近，沟通频繁，所以关中方言与河南方言同属中原官话。

秦陇方言包括陕北的延安、甘泉、富县、定边，陕南的略阳、勉县、南郑、汉中市、城固、洋县、西乡、汉阴、安康市、平利、旬阳、镇安，陇东的庆阳、合水、正宁、华池、环县、镇原、平凉、泾川、华亭、崇信、灵台，渭河以南的陇西、漳县、武山、甘谷、礼县、西和、岷县、宕昌、舟曲、武都、成县、徽县、康县、两当、文县（除碧口镇）、临潭、卓尼，敦煌、河西走廊东端的景泰，青海省的西宁市、湟中、湟源、门源、互助、贵德、化隆、平安，宁夏省固原市、彭阳、隆德。

陇中方言包括青海省大通、乐都、民和、循化、同仁，宁夏省海原、西吉、泾源，甘肃省永靖、临夏、和政、广河、康乐、临洮、渭源、定西、会宁、通渭、静宁、庄浪、秦安、张家川、清水、天水市。历史上长期受氐羌影响，与关中方言有了不同的特点。

南疆方言包括库尔勒、阿克苏、克孜勒苏州、喀什、和田、吐鲁番、伊犁州。

西南官话包括十一片：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西部十九县市、湖南省西北部、陕西省南部的留坝—佛坪—宁陕—镇坪—岚皋—紫阳—石泉—镇巴—宁强、甘肃省文县碧口镇；泸州市—宜宾市—乐山市—西昌市、贵州省铜梓—仁怀—沿河—印江、云南省大关—绥江—水富，内江市—自贡市—仁寿县—富顺县，雅安市—石棉县，云南省西北部下关—剑川—宾川—洱源—云龙—丽江市；云南西部的大理—保山—潞西；云南省东中部的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楚雄—个旧—开远、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四川省宁南县；贵州省北部以遵义—六盘水—毕节为中心的二十七县市、云南省威信—彝良—镇雄、重庆市秀山县、湖南省芷江—怀化—凤凰—新晃—吉首；贵州省东南部镇远—岑巩—黎平—锦屏—台江、湖南省靖州—通道；贵州省南部凯里—都匀—贵定县；湖北省北部的襄樊—十堰—丹江口—老河口—随州；武汉、湖南省临湘县；湖南省南部永州、郴州；广西省以柳州—桂林—百色—河池为中心的五十六个县市；海南省昌江县—东方市—儋州市—三亚市的部分地区所讲的军话。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在广水县—安陆县—应城县—黄陂—黄冈市—鄂州市—蕲春县一线以西以南。

商周秦汉时期，洞庭湖还属于原始汉语与藏缅语、苗瑶语、融合而形成的楚语，永嘉乱后，迁入湖北的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有六万，出现了西南官话的最初雏形。安史之乱后，十倍于土著的北方移民入洞庭湖北部，冲击、涵化并最终取代了当地的楚语，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江淮官话分布在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福建南平城关、长乐县洋屿村属于江淮官话孤岛。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方言分界线如下：连云港临洪河口—东海县浦南镇—东海黄川—东海白塔埠—东海平明—东海房山—东海安峰—新沂黑埠—沭阳阴平（潼阳）—沭阳颜集镇方圩村—沭阳悦来—宿迁关庙—宿迁丁嘴—泗阳仓集—泗阳屠园—泗洪曹庙—泗洪金锁—泗洪重岗—泗洪上塘—泗洪峰山南—淮河—凤阳县南—蚌埠市西南—淮河—霍邱县东—金寨县南。

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基础语言的.古代文字还不是很多,所以一个字包括很多意思,这就是文言文;所以古代不讲普通话,而是按各地的方言

普通话和方言都是相对而言。古代的普通话就是官话了，基本上就是指京城的方言。
皇帝上朝的时候肯定讲的是官话，也就是普通话。否则来自五湖四海的官员将领，根本无法沟通。但平时说的就是那个顺口说哪个了。

当然是 方言 那个时候没有 普通话 普通话是 20世纪的事情

方言，绝对是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