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谱牒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谱牒，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谱牒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谱牒，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1、唐初谱牒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谱牒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谱牒。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谱牒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谱牒了。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谱牒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2、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谱牒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谱牒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3、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着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着《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㟙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谱牒。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那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皇权描述得淋漓尽致。但是你可能不会相信，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阶层甚至可以和皇权相抗衡，它就是士族门阀。

科举制度成熟之前，寒门无贵子，古代的大小官员几乎都被士族门阀垄断。大家族占据了大量土地，垄断了重要知识，再通过家族之间的互相联姻，最终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个足以对抗皇权的门阀贵族阶层。

士族门阀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士阶层，两汉时逐渐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唐朝时走向消亡。虽然士族门阀消亡于唐朝，但是在唐朝时期，却存在着几个令唐太宗李世民也嫉妒的超级豪门。

唐初的几大家族在当时被合称为“五姓七望”、“五姓七家”。五姓是指崔、卢、李、郑、王，七望是指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当时天下有俗谚说“言贵姓者莫如崔卢李郑王”，这五姓之中，崔姓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高门，北方豪族之首”，初期甚至超过了唐朝的国姓，足见士族阶层在当时的影响。

唐朝皇室自称源自陇西李氏，但受到社会的怀疑，而且有胡化之风，因此地位不及崔、卢。李世民登基不久，命人修订《氏族志》，结果官员依然按照习惯把崔氏列为第一，排在了皇族李氏之前。李世民看后勃然大怒，说：“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靠以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唐太宗李世民对崔氏的影响力既嫉妒又畏惧，更不能容忍其凌驾于皇权之上。为了加强皇权、打击士族，他命人重新修订《氏族志》，将皇室李姓列为第一，皇戚族长孙氏列第二，将民间声望最高的崔姓及其他山东士族降为第三。

李世民之后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都对士族阶层进行了打压，但是即便如此，朝中为官为相者依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崔、卢、郑、王等传统士族。这些士族在婚姻上更是矜高，对皇族李姓都不愿意与其联姻。

晚唐时期，唐文宗曾为太子向荥阳郑氏的郑覃家求婚。按理说与皇帝结亲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宰相郑覃却十分不乐意，因为他想把孙女嫁给”门当户对“的崔某，而崔某在当时只是一个九品芝麻官。唐文宗听说后又气又无奈，感叹道：”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这种门阀观念在唐朝并不是个例，房玄龄、魏徵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盛唐宰相薛元超也感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这些都足见士族门阀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士族门阀内部的腐败，再加上皇权的不断打压，士族逐渐走向衰落。唐朝末年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严重破坏了士族门阀的土地根基。而唐朝中后期印刷术的普遍应用，加快了知识的传播，摧毁了士族垄断的知识壁垒。经过这双重的打击，士族制度最终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