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新旧党争
　　宋神宗时国家积弱，国库空虚，所以用王安石为相，实行改革，但是王安石的青苗法、保甲法等，立意虽好，执行不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因此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反对，要废新法，两派相争。
　　王安石刚愎自用，认为反对他的人都是「俗流」，是尧舜时的「四凶」，所有反对之言都是唱衰政府，这些大石头不铲除，国家怎么有希望？于是大肆整肃御史，控制言论，反对者被贴上标签，下狱的下狱，流放的流放，连苏东坡都不能幸免，因在诗中感叹时事而下狱。

　　晚唐的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也称“朋党之争”。
　　“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
　　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多科举出身，主张通过科举取士；李党多门荫出身，主张门荫入仕。二是如何对待藩镇。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两党在具体问题上各有是非，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排挤打击对方。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牛僧孺做宰相时，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四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而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不久忧郁而死。
　　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明朝党争
　　明末的东林党与三党（浙齐楚），以至发展到后来与阉党（魏忠贤）的纷争，也给明朝这个大骆驼压上了最后一棵稻草。
　　东林党是源于无锡的东林书院，其开创者为当时已罢官为民的顾宪成，另外二人为邹元标以及赵南星，其次外加高攀龙等人。东林党在把持朝政后秉承“非我族类必有异心”的原则打压三党导致了三党与阉党的最终结合，后来阉党（此时三党基本退出前台，阉党独大把持朝政）对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则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这场几十年间的战斗东林党人看似为国为民、大义凛然，其实与唐代的牛李党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北宋的党争有哪些特点？

自宋朝一代，党争一直是与变法维新扯不开的话题讨论，二者五行相生相克、相互之间联接。变法维新是党争的导火线，而党争也是变法维新中不一样势力互相交锋的肯定主要表现，宋朝的党争，经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维新”，终以徽宗皇帝钦定奸党名册，于端礼门口立起《元佑党籍碑》暂告一段落。这期间跌宕起伏，由最初士人间的政见矛盾逐渐进化为党同伐异，称之为造成北宋被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宋朝的党争虽然频频发生，却有着与其它时期不同类型的特性。参与的各派能量完全由官吏士人构成。在吸取过去时期兴衰成败的教训时，宋朝君王清醒地见到中国历史上的太监、宦官、列侯等集团等篡权给国家所带来的极大灾祸，因而自建国起，朝臣便制订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日后列入”祖宗家法”，为各代不违：

宋世典常无立,政务丛脞,一代之制殊不够言,然其过度先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主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得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重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题材、食货之制,繁杂无纪;后谓之者,并当取认为戒。

”外言不入于捆”,意思是说，”外面得话不要带入屋门坎里。””外面”指相关国政的事，而”家门坎里”可以理解为内宫内宫不可干涉朝廷，为此避免后宫、太监等势力成胁君权，这也是建国所制订的”祖宗家法”之一。

宋仁宗郭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

郭皇后生于一个豪贵世家，他是平卢军观察使郭崇的小孙女。郭氏大家族是代北豪强，郭皇后爷爷郭崇从五代时期的后唐官场人生做为将领，郭崇追随后汉刘知远开辟后汉一朝。又追随郭威开创后周，被封为使相，自此一直在北方防御力契丹和北汉，归属于后周的元老级大臣，在边境线有势力，是边防站不可或缺的将军。

宋太祖赵匡胤只能算是郭崇的小辈，因此宋太祖兵变称帝后，针对郭崇那样的老将也只能笼络。郭崇过世，宋太祖封号郭崇为太师，可以见得郭崇的声望。

但是在宋仁宗阶段，郭氏大家族早已没落了。往往刘太后选中郭氏做为宋仁宗的王后，便是看好郭氏家族的没落，因为这样的女人当上王后不会造成后族专权，同时还会针对刘太后俯首听命，一则能让刘太后操纵后宫，二则能让刘太后顺意的控制朝廷。

但是郭氏这人比较像一个千金大小姐，一方面是郭氏生于郭氏大家族，娇惯。另一方面是刘太后选中郭氏为太后，郭氏也获得了刘太后的大力支持，因此郭氏在后宫的脾气非常大。

1宋朝的党争虽然频频发生，却有着与其它时期不同类型的特性。参与的各派能量完全由官吏士人构成。在吸取过去时期兴衰成败的教训时，宋朝君王清醒地见到中国历史上的太监、宦官、列侯等集团等篡权给国家所带来的极大灾祸，因而自建国起，朝臣便制订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日后列入”祖宗家法”，为各代不违
2郭皇后生于一个豪贵世家，他是平卢军观察使郭崇的小孙女。郭氏大家族是代北豪强，郭皇后爷爷郭崇从五代时期的后唐官场人生做为将领，郭崇追随后汉刘知远开辟后汉一朝。又追随郭威开创后周，被封为使相，自此一直在北方防御力契丹和北汉，归属于后周的元老级大臣，在边境线有势力，是边防站不可或缺的将军。

党争的主要力量由士大夫组成宋朝自建立之初，就一直是秉持着文人治国的策略。郭皇后对自己，和对环境的认识是不够的，以为一朝身居高位，便能永远身居高位。平时她不注意修身养性，加上心态失衡，导致行为乖张，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党争是有着比较多的人物的，而且个个都是对立面，非常的残忍，激烈，多向性。皇后其实比较仁慈，面对犯人也会手下留情。

北宋的党争频繁多发，而且还难以让皇帝控制，一些女性也参与其中，时间维系的比较长，比较分裂，皇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一点都不妒忌齐他的妃子。

要了解党争，首先要明白何谓“朋党”。“朋”字，《说文解字》谓之古文的“凤”字，曰
“象形，凤飞，群鸟相从以万数。”“党”字，本为古代地方组织，《周礼》云“地官大司徒”掌管地方行政，管辖一“党”。时一“党”约为“五族”，有“五百
家”。盖此五百家大抵为亲族姻亲，遇事互相协助、故“党”又有“亲党”和“党助”之意。所以，“朋党”之本意：有一批人追随一位或少数领袖，形成组织，并
互相协助。他们或有“共同理想”，或有“共同利益。

接下来我将试论东汉、唐、北宋、明四朝的党争，历代党争，以上述四朝之党争为最。

东汉党争：
代表作是“党锢之祸”。其具体过程，此处不再表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上网去查。
东汉王X朝建立后，对于宦X官与外戚，最X高X统X治X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于宦X官，废罢中书宦X官；于外戚，则令"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后汉书·明帝纪》）。

这些措施的实行，为稳固东汉王朝的政治起了重大作用。东汉宦X官集团的崛起是从汉和帝开始的。此后的东汉王朝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位的帝王年幼，皇
后临朝，垂帘，自然多引用其兄弟之属，称为外戚；而当帝王年长之后，女主为守权，则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信得过的外戚。幼主生于深宫，长于深宫，"内外臣
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X宦而已(《后汉书·宦者传序》)"。因此，幼帝欲亲X政，不得不依靠伴随自己长大的宦X官。以帝王为中心的宦X官X集X团
就开始了与外X戚X集X团争夺朝政大权的抗争。宦X官X集X团与外X戚X集X团的权力之争，便成为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而宦X官与外X戚
之间的起伏消长，也成为东汉中后期最显著的政治特征。

除了宦X官与外X戚两大政治集团之外，东汉还有一个以朝X廷X大X臣为主所组成的士人官X僚集团，史称"钩X党"。其目标即为反抗和抵制宦X官擅政与外戚
专权。当然，这三个政X治X集X团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士大夫或投靠宦X官集团，或依赖外戚集团，如此现象当时并不罕见。以李膺为核心的"钩党"，其
目标主要指向东汉的宦X官集团。东汉的士人官X僚集团虽然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擅政的宦X官集团，但其力量终不能与宦官为敌，故而终致"党锢之祸"。桓帝
时，李膺等二百余名钩党人员先后下狱，后"皆赦归故里，禁锢终身"(《后汉书·党锢列传》)。东汉王朝便在宦官与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不断冲突中走向灭
X亡。
实质：是皇权，外戚，士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唐代党争：
代表作：“牛李党争”

唐代的党争(此指唐中叶以后的牛李党争)没有受到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直接干预，然牛李两党之交攻，也曾借助于宦X官势力。如大和三年，"时裴度荐李
德裕，将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沮，复出镇。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是德裕之党皆逐之“（《旧唐书》）。因此，它更多的是士人
官僚集团内部的交争。

其实，这唐代党争的实质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所进行的交锋。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且丝毫不可动摇。入唐，门阀士族虽日渐衰落，在
唐初依然有相当的力量。唐太宗的《氏族志》，武则天的《姓氏志》，即为抬高庶族地位和贬低士族威望而作。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自唐宪宗以后，经过前后四十余
年的角逐，终于以代表门荫势力的李德裕失败而告终。陈寅恪先生谓："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
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
此后历代王朝的士大夫官僚集团，均由寒门庶族组成。而进士考试制度的推行与延续，即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实质：寒门和士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宋党争：
代表作：“新旧党争”
北宋新旧党争最为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庶族士人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东汉、唐、明的党争划清了界线。
北宋新旧党争乃北宋士人官僚集团的内部之争，已如前述。而由此所引发的便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第二个特征，即北宋士人官僚集团乃处于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这也是北宋新旧党争显而易见者。

北宋新旧党争不仅纯为士大夫之党争，而且还有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的特征。在这二者的背后，却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因素，即地域的因素。换言之，北宋纯士人官
僚阶层的党派交争，不啻因其政见不同而然，若以地域析之，则知其与南人、北人之观念紧密相联；北宋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分化和组合，亦不仅仅因其政见各不相
同，它仍然染上了浓郁的地域色彩。惟其如此，便形成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地域特性。
总结：北宋新旧党争纯属北宋庶族士人官僚集团本身的政见之争，自熙宁迄崇宁，它一直处于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而其分化与组合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性。

明党争：
代表作：“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

明代党争亦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限制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然制此法者，首坏此法也。明太祖朱元璋为独揽朝
政大权，废除了宰相一职，使明代的政权结构与前代迥然相异。罢废宰相后的历朝帝王，已将自己和朝廷大臣隔离开来，二者之间的联系与传递不是由宰相承担，而
是由宦官出入殿廷，传播国命。宦官势力的膨胀及其干预政治的能力遂得以滋长。而作为统X治利益链中重要一环的文官，自然会反抗。东林党争尤为激烈。

　以魏忠贤为代表的熹宗朝宦官集团不仅大兴东林党狱，而且肆意编造东林党籍。宦官顾秉谦受魏忠贤指使而编定《缙绅便览》，罗列东林党人名单；宦官卢承钦也
编制了《东林党人榜》，上列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而在榜之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明熹宗实录》)。其做法与北宋之奸党碑如出一
辄，不同之处在于，北宋奸党碑出自文人之手，而"东林党人榜"则由宦官所制。前者为士林中人的政见不同而引起的党争，后者则为宦X官集团与士人官X僚集团
之间的抗争。
实质：君权与臣权的冲突。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本文要说的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明代党争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英宗朝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比如英宗朝王振、宪宗朝宦官汪直、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双方从争国本开始，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持不下。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由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便布各地的特务网络，说了魏忠贤坏话，很容易就招致杀身之祸。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
阉党的行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痛恨。杨涟上书陈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但是反而被罢官，从此，魏忠贤就对东林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5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 “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他们没有赶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的丧失警惕，提出了一个“笼络群奄”的错误政策，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显然是没有用处的。面对着日益强大的阉党，他们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阉党步步进逼的时候，一味息事宁人，妥协退让。所以很快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成为千古冤案。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从表面上来看，明朝的统治者消灭了一群不安分子，保证了当权者的权位，是统治者的胜利，但是这对王朝而言与其说是凯歌不如说是挽歌，像东林党人这样不惜一己安危，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最后却被他们所信任和效忠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靠屠杀忠臣以维持一时的所谓“稳定”时，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万历皇帝（包括之前之后的一些皇帝）利用宦官掌握政权，打击奉法的士大夫，一些有识之士纵有忧国忧民之心，也束手无策。明朝皇帝可以说是自毁长城，难怪清人断言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东林党人并没有因为一时受当权者的打击而被历史所掩盖。尽管东林党人自身带有很多局限性，并不是完美的，甚至是有很多缺陷的，但是近代以来，东林书院一直被广大人民所爱护，并在官方和民间多种力量的支持下多次修缮，成为爱国人民，尤其爱国知识分子的瞻仰凭吊之地。1994年以后，东林书院被无锡市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分别公布为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东林书院中挂着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把勤奋学习、钻研学问与关心政治、热爱祖国之情结合起来，表明了东林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胸怀。人们参观见到这副名联，就会自然联想到东林学者提倡的关心国事、廉洁奉公、关心民生的优秀学风以及抗击权贵、革新时弊的不屈的斗争精神。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

东林党就是一群吃了饭没事干的秀才聚在一起的社团，明亡有一部分是亡在党争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