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有一个十分惊险刺激的童年。

三岁掉入枯井之中，被人从井里捞上来昏睡三天才苏醒。

五岁时跟随父亲到浙江括苍山 旅游 ，千丈高峰，万仞悬崖，徐阶一个不小心，从山崖坠下， 但却被断崖边的树枝挂住衣衫，这才侥幸免死。

这两件事发生之后，十里八乡，左邻右舍都开始对徐阶刮目相看，认为徐阶是个神人，能逢凶化吉，以后一定是能干大事儿的人。

果不其然，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长大后的徐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拿下了全国第三名的（探花）的好成绩，被被朝廷授予翰林编修。

翰林院，那可是大明政坛的风水宝地。

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如果不是在科举中取得优秀的考试成绩，亦或是被皇帝青睐，是很难直入翰林，被委任职务的。

而如果想要在大明政坛上混一混，爬一爬，当然首推内阁，可如果想要进入内阁，成为学士或首辅，则必须要有在翰林院供职的经历。

如此说来，徐阶同志其实是朝廷非常看重的一名预备干部。

我们知道，翰林院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十分枯燥的。

士子们寒窗苦读半生，好不容易考取了功名，被授予编修、编撰、侍读、侍讲等职，听起来十分高端大气上档次，但干的不外乎是编写图书，修缮史料的工作。

他们前半辈子为了科考而读书，后半辈子又为了工作而读书。

但谁的一生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呢？

大家读书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换个地方接着读书，而是希望可以通过读书考取功名，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徐阶有理想吗？

有。

但他并不着急实现。

在翰林院里上了没两天班，朝廷就放了徐阶一个大假。

放假的方式非常人性化，工资照常发放，满勤照样结算。

没办法，这是国家重点培养的人才，福利待遇必须到位。

放假回乡的日子里，徐阶的人生中发生了三件大事儿。

第一件，他结婚了，成为了一个丈夫。

第二件，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恪守孝道，丁忧三年。

第三件，回乡赋闲，他广交天下好友，而这帮好朋友中，有一个叫做聂豹的人。

而聂豹，正是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的徒弟。

如此说来，徐阶也算是王先生的徒孙了。

这件事微不足道，似乎并不值得一提，但请各位读者朋友们记住，这件在当时不值一晒的小事儿，将会彻底的影响徐阶的一生。

放完假的徐阶照常回到翰林院履职，如无意外，他在翰林供职几载，给自己打打底子，盘盘路，那么不久之后，他就能升职加薪，步入朝堂，当个御史或者侍郎之类，由此开启自己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但天不遂人愿，那些成就大事的人似乎总要经历很多波折。

时年，朝廷里权势最盛的人物是内阁大学士张孚敬。

嘉靖忙于修道炼丹，把自己关在宫里当宅男，所以国家大事基本就是听之任之，让内阁全权处理。

张孚敬曾经向皇帝建议，降低祭祀孔子的规模和标准，以节约宫内的开支。

嘉靖难得有时间，于是让大臣们一起参与讨论。

朝廷里的大臣们碍于张孚敬势大，不敢得罪于他，纷纷附和。

大家都很聪明，孔子是大贤不错，但毕竟已经死了。

谁会替一个死人说话呢？

徐阶会。

在群臣的附和声中，他第一个站了出来。

他坚决反对张孚敬的意见，并且跟他在朝堂上激烈的争吵了起来。

事后，张孚敬大怒，指着徐阶的鼻子质问：

好小子，你是想要背叛我吗？

没想到徐阶毫不畏惧，只是冷冷地说：

背叛的前提是依附，而我并没有依附于你，何来背叛呢？

张孚敬没话了。

他突然发现，这个人微言轻的翰林编修实在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这样的人，假日时日，发展壮大，必然会成为自己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张孚敬决定，趁着徐阶还不成气候，先把他撵走再说。

于是，我们的徐阶同志仕途惨遭滑铁卢，被张孚敬从京城贬出翰林院，分配到了延平府做推官。

延平，今福建南平。

今天的福建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但在明代，那里却是十分闭塞落后的蛮夷之地。

本来分的地方就不太好，所任官职“推官”，还是个位居七品的小官。

朋友们，从储备干部到乡野小吏。这落差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住的。

但徐阶并不是很在意。

他在南平任推官时，上午审理冤假错案，中午宣传法制知识，晚上捣毁非法集会，业绩非常出众。

人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对徐阶来说，他的百尺竿头，是从基层做起。

人活着，总要承受苦难和折磨，有些苦难小，有些折磨大，很多人因为受到了生活的残酷打击而从此一蹶不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触底反弹，而徐阶，正是这种人。

他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脚印，搞发展，拼业绩，历任黄州府同知，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

长期的基层工作大大开拓了徐阶的眼界，也让他了解了大明王朝底层的民间生态。

坊间奇闻异事， 社会 民众疾苦。

这是那些整天在京城里勾心斗角的官员们体会不到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徐阶成长了。

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莽撞冒失的徐阶，而是一个崭新的稳重老徐。

做到江西道按察副使这种级别，徐阶已经开始重新走入皇帝的视线。

嘉靖皇帝朱厚熜就算再昏庸，打眼一看，也能知道徐阶是个人才，于是果断把他从外地给弄了回来。

重回紫禁城，已经是物是人非。

当年趾高气昂的张孚敬已经不见，现在是属于另外一位权臣的时代，这位权臣的名字叫做严嵩。

严嵩，子惟中，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在大明朝堂上沉浮数载，最后在嘉靖一朝，受皇帝宠信，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

严嵩是个什么样的人，想必就不用我说多了。

重回紫禁城的徐阶一开始并不愿意依附严嵩。

从徐阶过往的事迹看来，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徐阶骨子里是一个十分骄傲的人。

无论是当年对张孚敬的不屑，还是多年基层工作的隐忍，他都不是一个会轻易跟别人低头的人。

而严嵩擅权祸国，堪称巨奸，徐阶当然不屑跟他同流合污。

他时常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严嵩的不满，并且对严嵩的招揽也断然拒绝。

这回算是把严嵩惹恼了。

兄弟，我纵横朝堂数十载，皇帝都让我糊弄的老老实实的，你不过是个新晋的礼部尚书，你跟我牛什么？

于是，我们的严嵩同志充分发挥了自己奸佞狡猾的一面，每天只要一有时间，就跑到皇帝面前打小报告，今天说徐阶徇私枉法，明天说徐阶贪污腐败，后天说徐阶能力一般，不堪大用。

一来二去，皇帝对徐阶开始渐渐疏远。

没办法，架不住严嵩天天说，实在是洗脑。

而此时的徐阶，也在突然之间明白了一个道理。

当年自己骄傲不屈的性格已经让自己付出了十多年被下放乡野的惨痛代价，而此时的严嵩，又何尝不是当年的张孚敬呢？

情况一目了然，自己在皇帝心里的分量远不如严嵩，如果自己还是硬要和严嵩对抗下去，搞不好还会重蹈覆辙，再被贬的远远的。

于是，徐阶开始转变思路。

他主动找到严嵩，表示大哥我错了，我为我之前的行为道歉，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混，我做你的靠谱小弟。

严嵩很开心，他认为自己在皇帝面前对徐阶的施压已经奏效，他在朝廷上又收服了一名十分得力的干将。

事实的确如此。徐阶的确成了严嵩的好帮手。

严嵩说一，徐阶绝不说二，严嵩往东，徐阶绝不往西。

严嵩贪污，徐阶帮着算账，严嵩腐败，徐阶负责放风。

他开始和严嵩打得热火朝天，俨然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为了和严嵩拉近关系，他甚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严嵩的孙子。

拉关系拉到这份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严嵩原本生性多疑，很难相信别人，但面对徐阶这样火热的攻势，严嵩实在是顶不住了。

现在，徐阶已经彻底的获得了严嵩的信任，他开始将自己的攻势转向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嘉靖皇帝朱厚熜。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跟大臣们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

文官集团是大明政治体质的一大特点，上到三卿六部御史台，下到大理寺都察院，皇帝如果做的比较好，比较守规矩，可能这帮文官们还比较老实，但如果皇帝喜好玩乐，亦或是爱搞一些和传统价值观相背离的东西，就会招致文臣群起而攻之。

譬如我们的嘉靖皇帝，就每天都水深火热的生活在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中。

有批评皇帝不上朝的，有批评皇帝没作为的，还有批评皇帝过分迷信宗教的，皇帝这一天别的不说，光是听大臣们骂自己，就得听两个小时。

文官集团们的厉害，一句两句话是说不明白的。

乃至于崇祯皇帝自杀殉国的时候，甚至发出过“文臣皆可杀”的感叹。

正当皇帝被大臣们骚扰的不厌其烦的时候，徐阶站了出来。

他倒也没有在皇帝面前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他只是选择了无条件的站在了皇帝的这一边。

皇帝不上朝，徐阶认为挺好的，清心寡欲，不醉心于权力才是帝圈清流。

皇帝爱搞什么修仙论道，徐阶举双手表示支持，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管得着吗？

是的，曾经那个刚正不阿的徐阶现在居然也开始谄媚了。

在徐阶的眼里，皇帝说什么都是好的，皇帝做什么都是对的。

哪位大臣要敢批评皇帝，我徐阶第一个跟你拼命。

这一招十分管用，嘉靖皇帝一看徐阶如此支持自己，立刻开始重用徐阶。

但这对徐阶来说，还远远不够。

以他现在的情况，顶多算是和严嵩平起平坐，想要彻底击败严嵩，他还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紫禁城里突如其来的一把大火，烧毁了皇帝的寝宫，皇帝表示既然旧房子烧了，我也不打算修缮了，直接给我盖个新的吧。

皇帝盖房子不比普通百姓，普通百姓有纹银十两，就能盖一间茅草屋，有纹银五十两，就能盖一间亮堂的大瓦房。

而皇帝想盖房子，动辄就是琼楼玉宇，再不济也是几进几出的大院子，没个千八百万两是下不来。

所以就算皇帝想盖，他也得把大臣找来，先商量一下。

皇帝找大臣，无非就是自己十分信任的两位，一来严嵩，二来徐阶。

严嵩本来也是个很能谄媚的主，向来是皇帝说什么，他只管点头照办。

但在盖房子的问题上，严嵩却一反常态，率先表示了反对。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奸佞如严嵩这样的臣子，也知道皇帝闲着没事盖房子是一件十分劳民伤财的举动，会对大明财政造成不小的负担。

而当皇帝将同样的问题抛向徐阶时，徐阶却双手表示赞同。

盖房子？

盖啊，必须盖啊！

皇帝怎么开心怎么来！

不仅要盖，我还要帮着您一起盖呢！

两个人不同的回答，让彼此的命运开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皇帝开始冷落严嵩，对徐阶却越来越亲近。

原因很简单，皇帝喜欢谄媚的大臣，以前严嵩谄媚，但现在徐阶比他更谄媚。

此时，徐阶已经彻底取代了严嵩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他即将要做的，就是在接下来的政治角逐中彻底击败他。

至于如何角逐，倒没什么可说的了。

如果作者本人愿意，我大可以用小说的技法把徐阶之后如何在朝堂上收拾严嵩编写的像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那样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但那毕竟是电视剧，是戏说，而 历史 讲的就是一个严谨求实。

现在的徐阶已然不是当年那个被张孚敬发配边疆的小年轻，也不是跟在严嵩身边那个唯唯诺诺的小跟班，更不是在皇帝面前阿谀奉承，一心谄媚的佞臣。

他现在已经无需再依靠任何人，因为他已经做强做大，权力日盛，如果皇帝不发话，那么他徐阶就是大明王朝的头号话事人。

所以，他很快赶走了严嵩，毫不留情地赶走了严嵩。

时机未到时，想要击败权势滔天的严嵩，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而现在时机已到，击败严嵩，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

我们的严嵩同志混迹朝堂十几载，风里来雨里去，离开紫禁城的那天满脸震惊，他实在不相信，把自己扳倒的人，居然是他最信任的朋友，徐阶。

光明终于驱散了黑暗。

现在，让我们来回首徐阶的一生。

年轻时，他曾经是个壮怀激烈，性情耿直的年轻人，因为自己的性情和冒失顶撞了上司，从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年时，他曾经屈身事贼，为了击败政治上的对手，他甘愿放弃自己一直坚持的道德标杆，沦为罪恶的爪牙，甘为权臣的鹰犬。

而现在，他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皇帝听话了，严嵩下台了，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一任的内阁首辅。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

徐阶正式出任宰辅，天下太平，环宇廓清，四海终得安定。

本篇文章虽然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但徐阶的人生传奇，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他曾投身黑暗，但却战胜了黑暗。

他用他顽强不屈的意志和绝妙的政治智慧上演了一场活色生香的无间道。

但徐阶不知道，自己多年来在大明王朝的厮杀拼搏只是小儿科，自此，他即将迎来更为激烈的乱战。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明，永无宁日，

（1）设立时间不同：
国子监----------是中国隋代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同时作为当时国家教育的主管机构，隶属礼部。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初时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

（2）功能不同：
国子监具有一定程度的监国功能，可以弹劾官员和国政，尽管这功能自宋朝以后已不甚明显，而国子监自创建以来最明显的三个功能则是：
(1)协助国家举行科举考核；
(2)负责对国家最优秀学子的教育工作；
(3)规管士子的德行、操守。
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 ，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
拓展资料：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又称“太学”“国学”。
古代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国子监不仅接纳全国各族学生，还接待外国留学生，为培养国内各民族人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子学或国子监，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国子学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但同时，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国子监”出现后，“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
明国子监学习《四书》《五经》，兼习《性理大全》以及律令、书数等，此外，国子监对教职员的职务、待遇及对监生的管理、待遇等方面，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国子监之“监”不读兼
“监”作监察、监视、监狱解时读平声jiān（兼），用作官名、官署名时读去声jiàn（荐）。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监，上监去声，下监平声。”古书文字都是竖排的。“上监”即前面的“监”字，“下监”即后面的“监”字。左大监、右大监都是官名。张守节的意思是，官名之“监”读去声，监察之“监”读平声。魏、晋至隋、唐殿中省主官殿中监，南北朝末期以后秘书省主官秘书监，其“监”字都读荐。
“监”也是官署名，如中书监、钦天监、牧马监等。国子监既是官署，又兼有国子学性质。
在我国、国子学、国子监历史悠久。西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二者同设。北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这是国子学由高等学府变成教育管理机关的标志。隋文帝时以国子寺总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更加突出了国子寺的教育管理功能。隋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宋也以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明、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设学部，国子监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初时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宋朝后成为正式官职，并与科举接轨。明以后被内阁等代替，成为养才储望之所，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地位清贵，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
无论政治地位高低，在各朝各代，翰林学士始终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唐朝的李白、杜甫、张九龄、白居易，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传承，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
然而，成为翰林学士的辉煌前景也使得大量知识分子投身科举，造成了人才浪费。社会重文士轻技工，拖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翰林制度也使得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处于皇帝的监管之下，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起了压抑作用，有利于皇帝进行专制统治。

1、通俗的说，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出来的都是准公务员。 翰林院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可参政议政，出来的都是部长副部长2、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3、翰林院是官署名。唐代初置，本为各种文艺技术内廷供奉之处，宋代犹以翰林院勾当官总领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以至御厨茶酒亦有翰林之称。至于*翰林学士供职之所，在唐为 学士院，至宋始称翰林学士院。辽于南面官中置翰林院。元代称翰林兼国史院。明代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并归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清代沿明制设翰林院，掌编修国史，纪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所属职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翰林。4、随开皇初年，决定国子寺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开皇十三年(593) 国子寺不再隶属太常，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复名国子学。大业三年(607)改称国子监，监内设祭酒一人，专门管理教育事业，属下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如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各官学的博士、助教、生员皆有定额。据《隋书·百官志下》记载：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 ：“国子一百四十人……”。国子学与太学并立，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5、翰林，即文翰之林，武德时，高祖设立由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翰林院，除文学之士外，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选，以待诏于院，史称“翰林初置，杂流并处”。玄宗时，遴选擅长文词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翰林院因此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待诏。此前，起草诏制本是丞相府属官“中书舍人”之专职，而玄宗以其草诏难以保密且难应急需，从而挑选擅长文学之亲信官员充待诏，以备草拟急诏，兼有撰写诗文、以颂太平之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另建翰林学士院，将文学之士从杂流中分出，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品秩，以原品入值。从此，“职清地禁，杂流不入”。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初置时，并无员额，后依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宪宗时，择其中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以统领诸学士。“安史之乱”后，战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发重要，不但在草诏方面分割中书舍人之权，且在得参谋议论方面分割宰相之权。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随着时光推移，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工日趋明确。学士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内制；而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称外制。二者并称两制，而内制重于外制。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充皇帝顾问，宰相多从翰林学士中遴选。北宋前期，翰林学士亦无品秩。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职，正三品，不任他职，专司内制，例加知制诰衔。此外，宋因唐制，另设专掌方术伎艺供奉之事的翰林院。

（1）设立时间不同：
国子监----------是中国隋代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同时作为当时国家教育的主管机构，隶属礼部。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初时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

（2）功能不同：
国子监具有一定程度的监国功能，可以弹劾官员和国政，尽管这功能自宋朝以后已不甚明显，而国子监自创建以来最明显的三个功能则是：
(1)协助国家举行科举考核；
(2)负责对国家最优秀学子的教育工作；
(3)规管士子的德行、操守。
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 ，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

（3）历史演变不同
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国的最高学府，在先秦以前，周代称辟雍，虞舜时称上庠，五帝时称成均，汉以后称太学。隋朝以后称国子监，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国子监撤销。
翰林院，宋朝后成为正式官职，并与科举接轨。明以后被内阁等代替，成为养才储望之所，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地位清贵，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

国子监

在我国、国子学、国子监历史悠久。西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二者同设。北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这是国子学由高等学府变成教育管理机关的标志。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教育管理机关和高等学府。

职务
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
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
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
△国子学
博士五人，正五品上。掌教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为生者。
助教五人，从六品上。掌佐博士分经教授。
直讲四人，掌佐博士、助教以经术讲授。
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论语》、《孝经》、《尔雅》不立学官，附中经而已。
△太学
博士六人，正六品上；助教六人，从七品上。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五分其经以为业，每经百人。有学生七十人，典学四人，掌固六人，东都学生十五人。
△广文馆
博士四人，助教二人。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有学生六十人，东都十人。天宝九载，置广文馆，有知进士助教，后罢知进士之名。
△四门馆
博士六人，正七品上；助教六人，从八品上；直讲四人。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为生及庶人子为俊士生者。有学生三百人，典学四人，掌固六人；东都学生五十人。
△律学
博士三人，从八品下；助教一人，从九品下。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律令为颛业，兼习格式法例。隋，律学隶大理寺，博士八人。武德初，隶国子监，寻废；贞观六年复置，显庆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大理寺；龙朔二年复置。有学生二十人，典学二人。元和初，东都置学生五人。
△书学
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兼习余书。武德初，废书学，贞观二年复置，显庆三年又废，以博士以下隶秘书省，龙朔二年复。有学生十人，典学二人，东都学生三人。
△算学
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生者

国子监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翰林院（Imperial Academy或Hanlinyuan ）。尽管其地位在不同朝代有所波动，但性质却无大变化，直至伴随着传统时代的结束而寿终正寝。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
翰林院自出现便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考试以选拔官员，以制度的形式保障并促进社会成员规范化地垂直流动。此制尽管有其种种欠缺与不足，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却不失为一项较为公正的选材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用人制度上的血缘、地缘局限，确立了以文化为本位的标准，成为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金本位并行的另一标准。科举制度给无数栖身社会下层的民间士子带来了出头的希望，为其扶摇直上提供了可靠的阶梯。诸多寒士终日苦读，以期博得金榜题名。历代王朝统治者则藉此网罗到大批知识精英，既提高了统治效能，巩固了统治，也消弭了民间可能孕育的躁动与不满，在延长王朝寿命，缓解统治危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翰林院的职责是：

（一）充经筵日讲：每年秋天举行经筵典礼，先由翰林院开列直讲官满、汉各8人（满讲官由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充任；汉讲官以翰林出身之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詹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充任），奏请皇帝钦派四人值讲。
（二）掌进士“朝考”之事：清代科举制度，每科于“殿试传胪”后，礼部以新进士名册送翰林院，由掌院学士奏请“御试”于保和殿。
（三）论撰文史：其所撰有祝文、册宝文（册立、册封后妃）、册诰文（册封王公）、碑文、谕祭文等。此外，纂修实录、圣训、本纪、玉牒及其他书史，或由翰林院承办，或由翰林院派编修、检讨参与纂修。而对书史的编辑校勘，则是翰林院官的主要职务。
（四）稽查史书、录书：六科根据红本辑录的史书（送内阁），录书（存科），为防止“玩忽潦草”，每年派翰林官两人专司稽查。
（五）稽查官学功课：宗人府的宗学、觉罗学，内务府的咸安宫官学及八旗的官学，都派翰林官稽查教习功课。
（六）稽查理藩院档案：理藩院的档案关系重大，须随时整理，例由翰林院派翰林官稽查，以重其事。
（七）入值侍班：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谕，翰林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值宿，以备顾问，并在景云门内建造值房，翰林官分班入值。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定翰林官在尚书房侍值。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又定于圆明园值班。
（八）扈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皇帝巡幸京城内外及王府等处，翰林院例应派员随从。
（九）每遇直省文武乡试、会试、殿试时充主考官、读卷官；顺天乡试，掌院学士充正、副主考、侍读、侍讲以下担任考官。各省乡试，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会试，掌院学士充任正副考官，侍读、侍讲学士以下充同考官。武科会试，侍读、侍讲学士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
（十）考选、教习庶吉士：开列教习庶吉士职名，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中选择学问优异者担任小教习。
翰林院内部组织有典簿厅与待诏厅。
典簿厅掌奏章、文移及吏员、差役的管理事务，并保管图书。额设典簿满、汉各1人，孔目满、汉各1人，笔帖式若干人（满40人，汉军4人，分在两厅办事）。
待诏厅：掌缮写、校勘之事，额设满、汉待诏各2人，笔帖式若干人。满待诏掌校时，翻译章奏、文史；汉待诏掌校对，缮写所撰之史。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
职务设置：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
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
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

翰林院是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自出现便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考试以选拔官员，以制度的形式保障并促进社会成员规范化地垂直流动。
翰林院的职责是：
（一）充经筵日讲：每年秋天举行经筵典礼，先由翰林院开列直讲官满、汉各8人（满讲官由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充任；汉讲官以翰林出身之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詹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充任），奏请皇帝钦派四人值讲。
（二）掌进士“朝考”之事：清代科举制度，每科于“殿试传胪”后，礼部以新进士名册送翰林院，由掌院学士奏请“御试”于保和殿。
（三）论撰文史：其所撰有祝文、册宝文（册立、册封后妃）、册诰文（册封王公）、碑文、谕祭文等。此外，纂修实录、圣训、本纪、玉牒及其他书史，或由翰林院承办，或由翰林院派编修、检讨参与纂修。而对书史的编辑校勘，则是翰林院官的主要职务。
（四）稽查史书、录书：六科根据红本辑录的史书（送内阁），录书（存科），为防止“玩忽潦草”，每年派翰林官两人专司稽查。
（五）稽查官学功课：宗人府的宗学、觉罗学，内务府的咸安宫官学及八旗的官学，都派翰林官稽查教习功课。
（六）稽查理藩院档案：理藩院的档案关系重大，须随时整理，例由翰林院派翰林官稽查，以重其事。
（七）入值侍班：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谕，翰林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值宿，以备顾问，并在景云门内建造值房，翰林官分班入值。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定翰林官在尚书房侍值。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又定于圆明园值班。
（八）扈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皇帝巡幸京城内外及王府等处，翰林院例应派员随从。
（九）每遇直省文武乡试、会试、殿试时充主考官、读卷官；顺天乡试，掌院学士充正、副主考、侍读、侍讲以下担任考官。各省乡试，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会试，掌院学士充任正副考官，侍读、侍讲学士以下充同考官。武科会试，侍读、侍讲学士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
（十）考选、教习庶吉士：开列教习庶吉士职名，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中选择学问优异者担任小教习。
翰林院内部组织有典簿厅与待诏厅。
典簿厅掌奏章、文移及吏员、差役的管理事务，并保管图书。额设典簿满、汉各1人，孔目满、汉各1人，笔帖式若干人（满40人，汉军4人，分在两厅办事）。
待诏厅：掌缮写、校勘之事，额设满、汉待诏各2人，笔帖式若干人。满待诏掌校时，翻译章奏、文史；汉待诏掌校对，缮写所撰之史。

“乾隆十九年,纪晓岚高中殿试二甲第四名,入选了翰林院庶吉士,这个官职职责是给皇帝写写诏书、讲讲经史古籍等,相当于现代的主席秘书处的一位文秘。

就是给皇帝写诏书，讲经史古籍等，就相当于现在的主席秘书，地位可是很高的。

这是一种比较一般的官职，因为相当于是现在的公务员，工作比较轻松，但是俸禄也是比较低的。

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翰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文学家扬雄的《长杨赋》。而以其名官，则始于唐代。

翰林院的职责是：
（一）充经筵日讲：每年秋天举行经筵典礼，先由翰林院开列直讲官满、汉各8人（满讲官由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充任；汉讲官以翰林出身之大学士、尚书、侍郎、内阁学士、詹事、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充任），奏请皇帝钦派四人值讲。 （二）掌进士“朝考”之事：清代科举制度，每科于“殿试传胪”后，礼部以新进士名册送翰林院，由掌院学士奏请“御试”于保和殿。 （三）论撰文史：其所撰有祝文、册宝文（册立、册封后妃）、册诰文（册封王公）、碑文、谕祭文等。此外，纂修实录、圣训、本纪、玉牒及其他书史，或由翰林院承办，或由翰林院派编修、检讨参与纂修。而对书史的编辑校勘，则是翰林院官的主要职务。 （四）稽查史书、录书：六科根据红本辑录的史书（送内阁），录书（存科），为防止“玩忽潦草”，每年派翰林官两人专司稽查。 （五）稽查官学功课：宗人府的宗学、觉罗学，内务府的咸安宫官学及八旗的官学，都派翰林官稽查教习功课。 （六）稽查理藩院档案：理藩院的档案关系重大，须随时整理，例由翰林院派翰林官稽查，以重其事。 （七）入值侍班：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谕，翰林各官，原系文学侍从之臣，分班值宿，以备顾问，并在景云门内建造值房，翰林官分班入值。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定翰林官在尚书房侍值。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又定于圆明园值班。 （八）扈从：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定皇帝巡幸京城内外及王府等处，翰林院例应派员随从。 （九）每遇直省文武乡试、会试、殿试时充主考官、读卷官；顺天乡试，掌院学士充正、副主考、侍读、侍讲以下担任考官。各省乡试，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会试，掌院学士充任正副考官，侍读、侍讲学士以下充同考官。武科会试，侍读、侍讲学士都可以充任正副考官。 （十）考选、教习庶吉士：开列教习庶吉士职名，从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中选择学问优异者担任小教习。 翰林院内部组织有典簿厅与待诏厅。 典簿厅掌奏章、文移及吏员、差役的管理事务，并保管图书。额设典簿满、汉各1人，孔目满、汉各1人，笔帖式若干人（满40人，汉军4人，分在两厅办事）。 待诏厅：掌缮写、校勘之事，额设满、汉待诏各2人，笔帖式若干人。满待诏掌校时，翻译章奏、文史；汉待诏掌校对，缮写所撰之史。

唐
武德时，高祖设立由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翰林院，除文学之士外，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选，以待诏于院，史称“翰林初置，杂流并处”。玄宗时，遴选擅长文词之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翰林院因此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待诏。此前，起草诏制本是丞相府属官“中书舍人”之专职，而玄宗以其草诏难以保密且难应急需，从而挑选擅长文学之亲信官员充待诏，以备草拟急诏，兼有撰写诗文、以颂太平之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另建翰林学士院，将文学之士从杂流中分出，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品秩，以原品入值。从此，“职清地禁，杂流不入”。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皆曾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初置时，并无员额，后依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宪宗时，择其中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以统领诸学士。“安史之乱”后，战事频繁，翰林学士地位愈发重要，不但在草诏方面分割中书舍人之权，且在得参谋议论方面分割宰相之权。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随着时光推移，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工日趋明确。学士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内制；而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称外制。二者并称两制，而内制重于外制。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 ，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后晋天福五年（940）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宋
翰林办公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充皇帝顾问，宰相多从翰林学士中遴选。北宋前期，翰林学士亦无品秩。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职，正三品，不任他职，专司内制，例加知制诰衔。此外，宋因唐制，另设专掌方术伎艺供奉之事的翰林院。此做法也影响到其他少数民族政权。 西夏、辽、金、元 西夏国曾设有翰林学士院，官员有学士等；辽朝南面官中有翰林院，掌汉文文书及刑狱诸事，长官为翰林学士及翰林学士承旨等；金朝置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等，掌草诏等事；元朝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员与金代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
明代是翰林院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期。将前代之翰林学士院正式定名为翰林院，而与杂流诸如方术伎艺等供奉之事脱离干系。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皇帝顾问，主官为翰林学士，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另有作为翰林官预备资格的庶吉士。明代将翰林院定为五品衙门，翰林官品秩甚低，却被视为清贵之选。翰林若得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
清
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之长，其他翰林官设置多因命制。而自康熙时起，掌院学士历由殿阁大学士兼领，地位更加突出。按清制，翰林官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而与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有较多接近机会，多蒙优待厚遇。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均由翰林官主持，形成座师制度，文脉与人脉相互交织，使翰林影响延伸至各个领域。翰林在知识界享有崇高声望，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翰林院制度不始于清代而以清代为最完备，资料最为丰富，机构最为庞大，品秩最为突兀，规模最为壮观，是集历代大成的产物。
翰林与科举制度
翰林院自出现便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考试以选拔官员，以制度的形式保障并促进社会成员规范化地垂直流动。此制尽管有其种种欠缺与不足，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却不失为一项较为公正的选材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用人制度上的血缘、地缘局限，确立了以文化为本位的标准，成为与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金本位并行的另一标准。科举制度给无数栖身社会下层的民间士子带来了出头的希望，为其扶摇直上提供了可靠的阶梯。诸多寒士终日苦读，以期博得金榜题名。历代王朝统治者则藉此网罗到大批知识精英，既提高了统治效能，巩固了统治，也消弭了民间可能孕育的躁动与不满，在延长王朝寿命，缓解统治危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科举制的发展过程中，翰林院逐渐成为文化层次最高的官僚机构。自唐代创翰林学士草诏并应奉文字之责后，靠科举而晋身者的比例逐渐增加。宋代，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接轨。至明代，翰林院成为外朝官署，并规定一甲进士三人直接入翰林之制，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还创立庶吉士制度。所谓庶吉士，就是在新科进士中再行选拔，以《尚书·立政》篇中所云“庶常吉士”之简称名之，在院学习三年后再试，合格者留院，称留馆，余者外委为他官。但因曾就学于翰林院，世人对不能留馆之庶吉士也以翰林视之。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而自明太祖废丞相之后，成祖设内阁，置大学士，与丞相相类。大学士均出自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院成为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涵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 清代科举，沿袭一甲进士直入翰林之成法，二三甲进士则通过考选庶吉士才得入翰林，称为朝考。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合格者由皇帝亲笔勾定，称“钦点翰林”。为了防止冒滥现象，还在会试与殿试间增设复试，复试合格者方准参加殿试。另外，对已经跻身翰林者，创立大考制度加以监督和激励。制度之严格、措施之细密可知一斑。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清廷仿宋朝故事，实行制科征士，大批汉族士人被罗致入彀，直接进入翰林院，以成士林佳话，影响并吸引知识分子，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前人阐述明清科举制度，多囿于成说，只谈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结构，以考中进士为科举制度的终结；而考察教育制度者，则从府、州、县学直至国子监，以及清代出现的八旗官学、宗学、觉罗学，就以为概括了所有的教育机构。两者于不经意间，都把翰林院制度中的庶吉士培养制度摒弃于视野之外。其实，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进士馆选而庶常，庶常而留馆，加之清朝特创的翰林大考、考差，无不是科举制度的延伸和发展，悄然又于三级结构之上又多出一个层次——翰林。所以笔者依此提出了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并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与采纳。了解翰林院制度和翰林群体，不仅可以加深对历史上科举考试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全面了解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和体系也具有启迪意义。 由于长期施行科举制度，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不少学术世家。而翰林院制度的完善，使学术世家无论从层次还是规模，都比以前任何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出现了大量“翰林世家”。清代最盛之翰林世家乃六世翰林之安徽桐城张氏。自康熙朝张英始，至来孙聪贤，共6代12人得入翰林，且代无间断，诚为空前绝后之盛事。从时间方面考察，以张英得馆选之康熙六年（1667年）始，至聪贤得馆选之嘉庆十年（1805年）止，该家族绵延于翰林近140年，足见其家风崇文重教之盛。此外，五世、四世、三世、两世翰林之家更多，成为士林一道特殊风景。
翰林与民族交融
自秦汉以来，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诸多民族交汇频繁，少数民族其兴也勃，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其统治之下。北魏鲜卑拓拔、辽代契丹、金代女真等民族都曾凭借其强大武力入主中原，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而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则更是建立起统治中国全境的中央政权。其中，清朝统治时间最为长久，约二百七十年。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各项制度上不能不带有深深的自身烙印。就翰林院制度而言，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曾首创殿试一甲头名即状元例授翰林院应奉的制度，使翰林与科举不可分割；元代创立蒙古翰林院，使将本民族士人安置其中；而就清代翰林而论，除汉族出身者外，不乏满、蒙翰林跻身其间，还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士子得选，遂使翰林院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所。翰林院为此专门制订一系列相关制度，颇具独创性。 《易经·益卦·彖》有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清代满族统治者因有翰林培育，汉学功底精深，深谙损益之道。为不伤汉族士人自尊，特定“满不点元”之策，即满族士子例不点状元，颇合“损上益下，民悦无疆”之理；而为提高本族总体文化水准以适应统治需要，自皇帝、皇子至普通旗人，皆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使一个文化层次原本较低、与汉文化体系差异巨大的关外民族，在数十年内便完成了知识主体的根本转换，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上书房的建立，乃专为皇子读书而设。因有培养未来皇帝之责，特延请翰林官为师傅。在皇室表率下，满蒙贵族及官员乃至平民纷纷移樽就教，文风大盛，重师重教成为时尚，对提高满蒙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颇合“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之旨。有清一代，满蒙文人辈出，名士如云，正是“名师出高徒”的结果。 另外，清代尚有皇帝特准而入翰林一途，无需科考，称为特选馆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满蒙士人汉学水准的提高，除有相当一部分满蒙士人以馆选方式进入翰林院成为正式翰林官之外，还创造了外班翰林之法，即拣选科甲出身（进士、举人）之满蒙官员进入翰林院，以保翰林清望。而当时朝野将举人出身的满蒙翰林戏称为“斗字翰林”。“斗字”者，识字少之谓也。以翰林之人材翘楚者而被冠以“斗字”，其褒贬之意显而易见。随着满蒙翰林群体的不断壮大，总数达600人之多。其对满族蒙古族整体文化修养的提高方面起到过强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文官、武将行列中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其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宗教等诸多领域。 在此过程中，满蒙科举世家也应运而生，甚至出现了四世翰林之家，即满洲正白旗索绰络氏家族。该家族翰林之盛，始于德保。乾隆二年（1737年），德保以三甲进士获馆选，后留馆任检讨。其后又有其子英和，其孙奎照、奎耀，曾孙锡祉入选翰林，四世五人跻身翰林，为满洲科举第一家。当奎照点翰林时，德保家族得入玉堂已累三世。朝野一致称道，认为乃满洲之清望。乾隆之子、著名书法大家成亲王永瑆乘兴挥毫，命人制成“祖孙父子兄弟翰林”一匾以赠，世人荣之。至锡祉入翰苑，更为一时佳话。上所好，下必甚焉。长此以往，满蒙两大民族形成了浓厚的敦儒崇学的社会风气，势在必然。 满族以马背民族起家，讲求“文武并用”，翰林院不仅是培养高级文官的摇篮，且有不少将军悍将亦翰林出身。满蒙翰林中，多有持帅印、掌军旅之机会，如雍正朝的年羹尧、嘉庆朝的那彦成等，便是典型代表。此辈亦文亦武，大有儒将风采。 由于清代翰林群体居于科举金字塔型人才排列的顶端层次，而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不仅得以入值南书房而草拟诏书，参与机要；且入值上书房训导皇子，皇子一朝继位，翰林便成帝师。诸如康熙朝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法海、徐元梦，雍正朝张廷玉、朱轼、嵇曾筠，乾隆朝蔡新、那彦成，嘉庆朝汪廷珍、徐颋，道光朝杜受田，咸丰朝及同治朝李鸿藻、光绪朝翁同龢等，无一不是名重一时的博学硕彦。他们以人品与学识砥砺并哺育新一代统治者，与之相互影响，为提高其综合素质发挥过重要作用。
翰林与文化专制
数千年来，中国历代中央政权一向强大，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是频繁的自然灾害，辽阔的国土，恶劣的周边环境；一方面是一盘散沙般的农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和众多的人口。为应对上述问题，早在秦代，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汉代，又以“独尊儒术”的方式完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二者相互依存，最高统治者与知识界建立起共生关系，正式确立了法统（政权体系）、道统（文化体系）二元格局。皇帝据法统而南面称尊，君临华夏；士人倚道统而安身立命，承传文明。皇帝可操利刃而生死、荣辱士人；士人可搦秃笔而臧否、褒贬君主。皇帝授士人以官爵，士人扶君主以智力。对士人之需求与对历史之敬畏的双重因素使得君主不敢过于骄纵，为所欲为；而士人亦可售才学于朝廷，待价而沽。人主或为寻求智力支持而礼贤下士，如刘备之三请诸葛；或为不留千载骂名而强压怒火，如曹操之不斩弥衡。士人或为保持自然天性而辞官高蹈，如陶潜之采菊东篱；或因注重享受生命而放浪形骸，如杜牧之江南落拓，由汉至唐，士人之地位虽有沉浮，但基本稳定，中华文化于稳定中走向昌盛。这一时期，作为皇帝首席助手和百僚之长，丞相的选取标准一直以才学为主流，地位尊崇而相对稳定，也是士人尊严与权益的重要依托。 就在这一时期，科举制度与翰林院制度应运而生。其初始目的，就是最高统治者借其获得知识翘楚所提供的智力支持，而其发展脉络则显示出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一直在探索实现二者结盟的最佳途径。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后二者的关系却一直向着法统日隆而道统日损的方向发展。士人逐步将所有权力与尊严奉献给最高统治者，而作为知识界的幸运儿的翰林群体和功名获得者以牺牲自身尊严的方式换得剥夺其他人尊严的权力，如法炮制，逐层效仿，使得社会底层成员几乎丧失了一切尊严和权力，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君臣关系从汉唐之坐而论道，经宋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明清之跪而请旨，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中华文化体系中的民主精华被不断荡涤，迫使亿万苍生不得不匍匐于专制强权的脚下。在此过程中，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 明代，以废除丞相制度为标志，皇权更加恶性膨胀，继而以翰林为主要选择的对象的大学士制度开始出现。与丞相相较，大学士无论是权力还是地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士人地位也随之沉沦。时至清代，满族以关外牧猎民族入主中原，奴隶社会的野蛮性与政治体制的原始性，造成了二百余年间凄风苦雨，星月无光。为适应执政需求，清代摸索出一系列提高最高统治者个人素质的有效方法，由翰林培养出的清代诸帝大多聪明天纵，精力过人。他们立于权力之颠，控制着庞大的统治网络的弛张，顾盼自雄，不可一世。一方面利用科举和翰林院制度，给无数士人以诱人的天梯，定期制造出些许幸运个体，以粉饰太平，引导天下士子皓首穷经，在科场拼杀至死；另一方面又张牙舞爪，对一切他们认为的不稳定的文化因素予以围剿、荡涤，直至大开杀戒。康熙时，满洲翰林朱天保，雍正时，汉族翰林、榜眼戴名世，皆因文字狱而成刀下之鬼。有清一代，共罗织文字狱160余起，终于使知识界形成了万马齐喑，上下失语的可悲局面。探究清帝心灵深处，文化上以低制高带来的自卑感与人数上以少制多带来的恐惧感交织一处，致使他们终日惶惶，变态过敏。他们倚重满蒙翰林尤其是奴性十足的满洲翰林，视为心腹，并通过他们带动、改造汉族翰林，使之最终几乎不知气节为何物，死心塌地甘当帝王之鹰犬。其所作所为，不仅使明代时士大夫尚存留着的东林党之气节至清代已无从寻觅，乃至对近现代乃至当代不少知识分子的政治软骨症与气节缺失症的形成，亦负有不容推委的责任。
[编辑本段]翰林院的影响
整个清代，约有6000人得入翰林。这样一个高层次的庞大知识群体，对社会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清代，靠将无限专制的政权组织模式维持统治的模式的潜力已发掘殆尽，所谓“康乾盛世”无疑是中国传统文明模式的回光返照，无不可再现的辉煌。与此同时，一种崭新的文明模式在西方崛起，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西方文明扣击国门之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自此，西风东渐，事变日亟。翰林群体也必然出现分化。虽其中大部分理所当然地成为保守官僚，但仍有不少人以天下为使命，以自强、求变为取向，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中坚作用。从林则徐到曾国藩，从李鸿章到张之洞，在救亡图存的行列中，到处都活跃着翰林的身影。 辛亥鼎革，清朝祚终。翰林院也与之偕亡，但翰林群体仍在。民国初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仍不难觅得翰林踪迹。譬如，学界翘楚有教育总长蔡元培，政界首领有北洋总统徐世昌，商界巨擘有民族实业家张謇，军界名将有湖南督军谭延闿，外交领域有外交总长颜惠庆等。 由于学术世家的形成，翰林后裔的文化优势也不容低估。民国时期，活跃于文化界的精英中，不乏翰林传人。如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后人，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翰林吕凤岐之女，女子教育前驱吕碧城，翰林张佩伦之女孙，著名作家张爱玲，庶吉士周福清之孙，著名作家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等。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翰林后裔仍不乏各界翘楚。如末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国学大师商承祚，学术巨擘俞曲园曾孙、红学大师俞平伯，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孙、社会史大家瞿同祖，嘉庆状元赵文楷后人，佛学大师赵朴初，宗室翰林毓隆之孙、国学大师兼书法大家启功，溥仪帝师陈宝琛侄孙、经济学泰斗陈岱孙等，体现出翰林世家明显的文化优势。 综上所述，翰林院与翰林的辉煌已成往事，但却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盘点、评估这笔财富，使其惠及当世并启迪后人，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不容推卸的使命。

唐朝 人才的培育机构 可以说是准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