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贵州、广西以及他们临近的湖南、湖北、四川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在古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心对他们的控制力度各不相同，但大体偏弱。为了实行地方更好的自治，降低中央的管理成本，元代以后实行了土司制度。土司管辖各自民族，世袭罔替。虽然仍然归中央节制，但是在辖区内可以说是一方诸侯，生杀予夺、征纳赋税全凭自定。土司可以制定法令，中央不便过问也不想过问。还有一些地区，连土司都没有，就是当地的部族的领导人统管，称为土舍，一般受到周边有实力的土司管控。

无论是土司还是土舍，都是地方割据。明朝以后，中央尝试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置了相应的府、厅、州协同管理。同时轮流派遣流官前往治理，这就是改土归流。当时的改土归流还是1.0版本，很粗糙。尤其明朝越来越走下坡路，土司割据的本质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明朝土司对中央甚至发动过战争，屠杀汉民，骚扰汉人。土民和汉民之间并无多大的矛盾，矛盾完全是土司撺掇的。土司与地方政府也矛盾重重，强势一点的土司经常收一些逃跑的汉人罪犯，州县官还得花钱从土司手中买回来治罪。强势一点的地方官也经常恶意勒索当地土司，土司继承必须通过中央批准，流转手续必须经过当地地方官，这就成为了地方官敲诈他们的手段。送礼、诬告、勒索的事情在土司和地方官之间屡屡发生，中央很头疼，却也无可奈何。

土司之间，为了夺地盘、人口、牲畜也经常互相厮杀，世代为仇。如广西西隆州古隆地方土司与贵州一地方土司常年争夺歪柒、乌舍等地，雍正二年告到清朝政府，因为涉及两个省，政府也没办法调查清楚到底谁对谁错。这件事就被阴干了，到了雍正四年还没处理。土司内部继承权问题也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比如说雍正三年，大小金川土司争夺继承权，发生仇杀。多重矛盾积攒的弊端越来越严重，破坏地方经济文化，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社会进步。到了雍正时期，已经妨碍了一个蒸蒸蒸日上的统一帝国向上攀登的绊脚石，不解决实在不行了。

改土归流的途中，有不服跟朝廷干的。比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刀瀚等人，乌蒙土知府与镇雄土知府等都操刀跟鄂尔泰干。在四川军的配合下，费了九牛二虎终于取得胜利。也有主动投诚的，比如广西泗城土知府，手下人数非常多，但是鄂尔泰宣布改土归流政策，就立刻投诚。也有梧州、柳州等当地的土民欢迎清军的例子，为清军准备粮草，配合改土归流。

两湖地区改土归流比较顺利，毕竟离汉人聚集区很近，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很多。土司对汉人官僚制度也很熟悉，云贵改土归流实施之后，两湖的大土司基本上都自动投诚要求改土归流。云贵黔东苗岭山、清江流域的改土归流就比较坎坷。苗疆疆域大， 绵阳好几千里，那个时期“苗民凶顽”，鄂尔泰进兵平定抵抗的苗寨，设立了厅、县管理。然而当地土民反复叛乱，屡征不靖，朝廷也很无奈。到了1735年，终于发生了大叛乱。雍正调集了广西、湖南、湖北三个地方的军队，终于平定苗疆。到了乾隆时期，皇帝谨慎的推行少数民族政策，才逐渐稳定下来。

②对于始终抗拒改土、罪行深重的土司，从重治罪。比如说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处死以后，没收土地和财产。③土司的手下们或家属，回家乡也回不去了，但是也不方便留他们做官。雍正就把他们安置到各省，比如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河南陕西、广东等等，给他们非常优待的待遇。严令地方官照顾好这些人，少数因为安排不满逃走的土人，雍正也只是命令抓他们回来重新安置，并没有严苛的惩处他们。

改土归流十几年，皇帝派出最能够吃苦、清廉的官员到云贵、两湖、四川等西南地区担任流官，基本上没出什么问题，土民和汉民融合的越来越好，雍正可以说是为了中华民族大一统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日后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中，雍正也合理设置了税赋，极力推行轻税赋的政策。提高少数民族生产积极性，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比如说四川彝【yí 】 族，改土归流前，本来山里土地就少，好土地都归了土司所有。彝族过得日子非常悲惨，史书记载：形同野兽！清政府派兵深入彝族居住区，建立府州，派驻流官，彻底改善彝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没收大量的土司土地，分给农民，大力发展水利，开发交通，推广文化教育事业。改土归流前，少数民族没有读书机会，科考更是不现实。土司更是希望他们的子民永远不要学习，世世代代给他们当牛做马。为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些乡村，清政府在当地开设了很多学校，皇帝特批专属的科举名额，不仅让当地的儿童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更有出人头地的希望。

改土归流算是雍正一朝实行非常成功的一次改革，历时长，涉及面广，影响力非常大，甚至说它的影响持续到今天都不为过。当然，改革总会牺牲和流血，改革中掺杂了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杀戮，可以理解，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但它的历史成功，毋庸置疑！

《新唐书》中提到：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初政府会安排一些偏远地区设立酋长的职位，这个职位受到了政府的肯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安抚当地的集权问题。

然后将地方权力收拢于中央，所以从这样的初衷来看，酋长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而文中所提到的酋长，后来也就演变出土司文化。我国最后一位云南土司的名字叫做方御龙，祖上也是无尽辉煌。

1955年，云南响应国家号召发动了土地运动，从此之后土司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作为我国云南最后一任土司，方御龙为了生计问题，只能在朋友介绍之下去了缅甸。后期的生活也比较平淡，做过和尚也当过小摊贩。

直到1983年方御龙这才从缅甸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到老家之后的方御龙发现祖国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好，而回顾曾经吐司带给云南百姓的过往，又不得不唏嘘。方御龙祖上在云南芒市的土司时代，总共从诞生到结束经历了500多年的时间，期间跨越了明朝，清朝，以及民国时期，一共诞生了28位土司。

方御龙的祖先中有一位叫做方定正的男子，是芒市的第1任土司，被朝廷官方授职，当上了吐司。后来家族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不仅在最开始时受到了朝廷政府的肯定，而且随着势力不断壮大，当地百姓也更是对这一吐司家族瞻仰万分。

然而芒市吐司后期又变了味道，不断加大对云南百姓收税的程度，而且还慢慢的危及到了中央集权制度的稳定性。不论是中国哪一朝代，很少在我国西南角确定中央集权制度。

云南刚好又加上自己身处边境位置，所以到了后期时，芒市吐司就利用这一优势想要脱离朝廷的把控，在云南边界建造属于自己的军事实力，除此之外还不断的发展自己家族经济。综合看下来，就像是一个土皇帝的形象一样，而这个土司家族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从明朝诞生到清兵入关，然后慢慢地退出历史舞台。

再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1949年新中国政权拉开序幕，这一路看下来，芒市的吐司文化似乎经久不衰。1951年，芒市土司最后还是在土地运动中被废除。这不仅仅只是时代的发展需要淘汰落后的文化，更是国家为了稳定保护百姓们的利益，不得说不得不作出的决策。

如下：

第一大土司：沙马宣抚司，原住牧昭觉县古里拉达区日哈乡，后绝嗣，由贵州亲族安岗之子上门承袭，彝族称为“阿正涅哈日”，后搬迁至雷波县瓦岗区米谷乡，汉姓安，彝族依然称“沙马兹莫”。

第二大土司：邛部宣抚司，住牧甘洛县岩润地区，汉姓岭，彝族称“使子兹莫”，后绝嗣，由旁系承袭官职，彝族称“尼定兹莫”。

第三大土司：阿都长官司，原住牧布拖县特木里乡，汉姓都，民国初绝嗣，由沙马宣抚司呷朵支上门承袭，彝族称“阿都兹莫”。

第四大土司：雷波千万贯长官司，原住牧美姑县九口乡，后住牧雷波县海湾乡，汉姓杨，彝族称“阿卓兹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