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的原文涵义是个中性的单字，固然民粹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本质的恶，否则极可能会误解民粹的意涵。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因此宁愿要人民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这套制度，所以民粹主要的特质就是对政府的怨怼。
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对于这些民粹主义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特点仍未有确切的定论。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但是，我们可以有效地区分出使用这一术语的四种主要含义。
第一，民粹主义是指19世纪最后20年期间向北美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的激进运动。它主要表达了美国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农场主（他们并不是农民）的要求，反映了他们对经济权力特别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集中以及大的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集中的怀疑。他们还关心财政政策特别是货币改革的问题，要求有铸造银币的自由以防止农产品价格下跌。
第二，是俄国的民粹主义，它是这里所要谈的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它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密切相关。文图利在一本权威性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⑥）中，把冠以民粹主义标题的运动都包括了进去，其范围比后来的权威著作（见“参考书目”⑦）所要列入的要广泛。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受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启发，其策略则来自拉甫罗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思想。这些首先充分反映在“到民间去”的运动中，后来又反映在19世纪70年代的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中，据文图利看来，19世纪80年代的“民意党”运动的（精英统治论）恐怖主义则使它们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最近的一些权威（比如瓦利斯基）则认为，民意党是对民粹主义本质的否定。俄国民粹主义所以仍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一种广泛的思潮——一种内部就有区别，既对革命的个人和运动又是对非革命的个人和运动有影响的思潮。它的中心思想是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俄国可以而且应当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依靠农民公社和小商品生产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民主的社会；它反对大规模的生产组织。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曾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过很大的影响。《资本论》第1卷就是由民粹主义者尼古拉•丹尼尔逊译成俄文的，而且民粹派知识分子都认真学习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与马克思本人不同，民粹主义者只把马克思的著作解释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异化后果的毁灭性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社会进程。俄国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因为那里存在着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潜在基础的农民公社（参看俄国公社条目）。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立即驳回这一观点，他给维•查苏利奇关于这一问题的复信（1881年3月8 日）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马克思承认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那么俄国公社便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列宁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把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是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因为这些人的地位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损害，但他们又想消灭封建社会制度。列宁虽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归结为经济浪漫主义，归结为一种向后看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但却反对片面地谴责民粹主义，这些在他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辩论中都有所反映。列宁还区分了早期民粹派运动和作家的较激进、反封建和民主的意识的形态，和后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这样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右翼倾向，米海洛夫斯基是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列宁写道：“由此可见，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地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的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62页）。
第三，民粹主义一词是指拉美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中，民粹主义是弱小的本地资产阶级用以同各从属阶级结成反农业寡头联盟的政治战略，其条件是为促进工业化而不让这些从属阶级发挥独立的作用。这种做法从意识形态上说，是同以农业运动为基础、反对国家统治力量的民粹主义的思想意识相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拉美民粹主义的范例是瓦加斯及其后继者领导下的巴西的民粹主义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但应补充指出的是，这一术语在拉美的每一个国家和其它地方实际上一直用得相当随便并不那么严格，可用于国家权力的形形色色的结构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旨在动员下层社会集团支持的动听言辞和控制“边际集团”的操纵本领。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不过，它基本上还是靠这样一种政策来展开的，这种政策的基础是由一种巧妙的恩赐制度所巩固的领导人的个人感召力和对他个人的效忠。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道德的、感情的和反理智的，而其纲领也是非特定的。它认为社会区分为有权力的群众与反对群众的有势力的小集团。但是，阶级冲突的思想并不是民粹主义宣传的内容。它所颂扬的是作为群众保护者的领导人的作用。这样一种政治战略与其说是民粹主义还不如说是个人至上论，而按这种形式它就与法西斯主义有某些类似之处和联系了。
最后，我们也可以认为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但却是一个信奉类似于俄国民粹派的关于社会和民族发展观点的意识形态。奉行这种民族发展方式的（迄今）最突出也是最一贯的例子，便是坦桑尼亚，它追求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小规模发展战略，避免大规模的工业，至少在口头上鼓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由于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网络中，它发现很难完全摆脱资本规律的支配和无视这些规律而造成的不利后果。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该理念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控政治。

你好，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的原文涵义是个中性的单字，固然民粹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本质的恶，否则极可能会误解民粹的意涵。民粹是一种人民不满现状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精英阶级所代表的统治团体，既腐化又堕落，因此宁愿要人民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这套制度，所以民粹主要的特质就是对政府的怨怼。
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对于这些民粹主义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特点仍未有确切的定论。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但是，我们可以有效地区分出使用这一术语的四种主要含义。
第一，民粹主义是指19世纪最后20年期间向北美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的激进运动。它主要表达了美国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农场主（他们并不是农民）的要求，反映了他们对经济权力特别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集中以及大的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集中的怀疑。他们还关心财政政策特别是货币改革的问题，要求有铸造银币的自由以防止农产品价格下跌。
第二，是俄国的民粹主义，它是这里所要谈的最重要的一种，因为它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密切相关。文图利在一本权威性的著作（见“参考书目”⑥）中，把冠以民粹主义标题的运动都包括了进去，其范围比后来的权威著作（见“参考书目”⑦）所要列入的要广泛。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受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启发，其策略则来自拉甫罗夫、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思想。这些首先充分反映在“到民间去”的运动中，后来又反映在19世纪70年代的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中，据文图利看来，19世纪80年代的“民意党”运动的（精英统治论）恐怖主义则使它们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普列汉诺夫和追随他的最近的一些权威（比如瓦利斯基）则认为，民意党是对民粹主义本质的否定。俄国民粹主义所以仍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一种广泛的思潮——一种内部就有区别，既对革命的个人和运动又是对非革命的个人和运动有影响的思潮。它的中心思想是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俄国可以而且应当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依靠农民公社和小商品生产的力量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民主的社会；它反对大规模的生产组织。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曾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过很大的影响。《资本论》第1卷就是由民粹主义者尼古拉•丹尼尔逊译成俄文的，而且民粹派知识分子都认真学习过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但是，与马克思本人不同，民粹主义者只把马克思的著作解释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异化后果的毁灭性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社会进程。俄国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因为那里存在着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潜在基础的农民公社（参看俄国公社条目）。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立即驳回这一观点，他给维•查苏利奇关于这一问题的复信（1881年3月8 日）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序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马克思承认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话，那么俄国公社便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列宁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把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是小生产者特别是农民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因为这些人的地位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损害，但他们又想消灭封建社会制度。列宁虽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归结为经济浪漫主义，归结为一种向后看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但却反对片面地谴责民粹主义，这些在他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辩论中都有所反映。列宁还区分了早期民粹派运动和作家的较激进、反封建和民主的意识的形态，和后期的像米海洛夫斯基这样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右翼倾向，米海洛夫斯基是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列宁写道：“由此可见，不加分析地把民粹派的全部纲领整个地推翻是根本不对的。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的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62页）。
第三，民粹主义一词是指拉美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中，民粹主义是弱小的本地资产阶级用以同各从属阶级结成反农业寡头联盟的政治战略，其条件是为促进工业化而不让这些从属阶级发挥独立的作用。这种做法从意识形态上说，是同以农业运动为基础、反对国家统治力量的民粹主义的思想意识相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拉美民粹主义的范例是瓦加斯及其后继者领导下的巴西的民粹主义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但应补充指出的是，这一术语在拉美的每一个国家和其它地方实际上一直用得相当随便并不那么严格，可用于国家权力的形形色色的结构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这个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它具有旨在动员下层社会集团支持的动听言辞和控制“边际集团”的操纵本领。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不过，它基本上还是靠这样一种政策来展开的，这种政策的基础是由一种巧妙的恩赐制度所巩固的领导人的个人感召力和对他个人的效忠。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道德的、感情的和反理智的，而其纲领也是非特定的。它认为社会区分为有权力的群众与反对群众的有势力的小集团。但是，阶级冲突的思想并不是民粹主义宣传的内容。它所颂扬的是作为群众保护者的领导人的作用。这样一种政治战略与其说是民粹主义还不如说是个人至上论，而按这种形式它就与法西斯主义有某些类似之处和联系了。
最后，我们也可以认为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但却是一个信奉类似于俄国民粹派的关于社会和民族发展观点的意识形态。奉行这种民族发展方式的（迄今）最突出也是最一贯的例子，便是坦桑尼亚，它追求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小规模发展战略，避免大规模的工业，至少在口头上鼓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然而，由于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网络中，它发现很难完全摆脱资本规律的支配和无视这些规律而造成的不利后果。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明确内涵的概念：1、民粹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2、民粹主义产生的条件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3、民粹主义的主体是某一社会群体依据自己的偏爱而形成的中心地区；4、民粹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反对代议制政治；5、民粹主义的特征包括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以及具有易变性。

民粹主义，又译平民主义，
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
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

尼采主义:通俗意义上讲就是从极端中解放尼采
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的原文涵义是个中性的单字，固然民粹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没有必要把它看成本质的恶，否则极可能会误解民粹的意涵。

一、尼采主义
尼采主义一般指尼采的视角主义。尼采的视角主义是尼采颠倒了柏拉图主义之后，对世界做出的新解释。生命，作为本能和冲动的有机体，处于这种解释的中心位置。
一方面，视角主义针对的是柏拉图主义或传统形而上学对世界的解释，后者排除了人们观察和解释世界的视角条件，使理性与本能冲动相对抗；另一方面，视角主义也反对近代以主体为出发点的思想，这种主体哲学同样是理性对本能冲动的压制。尼采认为，理性主义将理性看作生命的本质，排除和压制本能冲动，这其实是一种道德视角上的虚伪和胆怯。
尼采主义是以人类生命为目的，以不贬损正当的科学理性为前提，对实证主义科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史上反科学主义的思潮。
尼采以自然主义、生物学、进化论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以前的思想家以及艺术家探讨过的人类价值观。

二、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又译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该理念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控政治。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民粹主义的言论集中在互联网。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新尼采主义:通俗意义上讲就是从极端中解放尼采.
乔治·巴塔耶并不是一位像黑格尔或者萨特那样的“常规”哲学家。他畏于概念，避开体制，对于语言深存疑虑。巴塔耶从不构想那些无法由自己生命支撑起来的概念。所以，我们不可能期望《论尼采》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疏解，毋宁说它是巴塔耶在尼采身上辨认自己并予以勾画的一种尝试。
尼采是对巴塔耶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1915年，巴塔耶把患有梅毒且双目失明的父亲留在德占区之后皈依天主教。后来使23岁的巴塔耶度过危机并转变为激烈的反宗教者的人，正是尼采。在“二战”之前全部几年时间里，巴塔耶成为试图为尼采洗刷国家社会主义污点的极少数人之一。在几期《阿塞法勒》中，他引证原文证明尼采是“所有德国人中最不爱国的，也是最不像德国人的德国人”，尼采是厌恶泛德主义反犹主义这种“可耻的种族言论”的自治的思想者。
把尼采从纳粹中解脱出来，也是巴塔耶为自己对暴力和迷狂的着迷而辩护的一种方式。他说，法西斯主义者盗用了这种“人性中最基本的向往”。1939年春，当人人都在祈祷和平之时，人们却发现巴塔耶在为“这平凡生活中所缺少的”战争，像屋顶坍塌或火山爆发一样“能够导致恐惧、引起恐怖和痛苦的”战争而欢呼。
可惜，战争的结果只是失望。在肺结核的折磨下，巴塔耶被迫暂离他图书馆馆员的职位，战争时期，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乡间度过的。德国占领时期是他一生当中最孤独、最落寞的时期。
巴塔耶发现，战争是无聊的。
然而，对巴塔耶来说，无聊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唯有苦恼——极度的苦恼——才能打破存在之边界，并还他生命以力量。巴塔耶就这样训练自己体验自身，有计划地幻想折磨和肢解，以此方式使自己沉入迷狂出神之中。内心深处的苦恼和“阴晦的炽热”组成的这些魔咒以编年方式爬满了他的战时作品。
矛盾的是，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又是巴塔耶一生当中最多产的一个时期。继《艾德沃妲夫人》这部神秘主义色情小说之后，他写成并出版了《内在体验》、《罪人》以及《论尼采》。这些作品都是由让人目眩的残章、警句、日常随感、摘录以及一些饱含激情的札记组成的。有一段时间，巴塔耶构想着要把这三部作品并入《非神学大全》这个雄心勃勃的鸿篇巨制之中，但这项计划终未完成。当他退尽战前的政治狂热之后，他逐渐把一切努力（一切行动）都视为“衰败”的征兆，是对“巅峰”的背离。他的思想只有通过转瞬即逝的即兴勃发才充满生机。因而不足为奇的是，与尼采的格言警句差不多，这些思想不可能合为一体。
巴塔耶写道：“除了（少数）偶然的例外，我在世间的同道就是尼采……”做尼采的同道绝非易事。鲜见有人接受这个挑战——或者说有资格这样做。“亲近伟大的思想是痛苦的，”尼采告诫说，“我在追寻和吸引那些我可以与之有思想交流而不致其死亡的同道。”
门徒们太过虚弱，乃至当临某种过度体验之时只能去死。巴塔耶随时准备着死，但却不会死于那种过度体验。死而复生才是巴塔耶所构想的“交往”的主旨所在。这是罪恶得以被分享的献祭牺牲的仪式；把外部暴力转入内里，摧毁存在的边界。为了实现交往的某种剧烈形式而牺牲论证，如果是尼采，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困难。但巴塔耶没那么幸运：“精神病人的出路只有一条而且必须让自己冒险。”巴塔耶自己“混乱的方法”则是审慎地与疯狂赌博，是“偶然意志”……
巴塔耶开篇便作惊人之语，他承认：“在我看来，正是对疯癫的恐惧促发了这样一种写作。”
《论尼采》：满篇未得满足的欲望？

可以想见，巴塔耶对尼采广征博引——但并未像《备忘》（Memorandum）所做的那样使自己完全消失在他导师文本的背后，巴塔耶《备忘》一书也于1944年出版，是巴塔耶为了纪念尼采诞辰所编辑的尼采晚期作品合集。在《论尼采》里很难找到对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的引用，这个引人深思的疏漏表明，《论尼采》为自己设立了“提出并解决道德中私密之问题”的这一目标。
巴塔耶在这问题上有何发明？
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尼采探究了道德观念的起源，质疑了“在我们邪恶的欧洲文明中”所谓善恶观念的价值。显而易见，巴塔耶也是循着这条路子。在文章的一开始，他就正告读者，他准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揭示善与恶的对立。事实确实如此，但是这个“角度”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从尼采的角度吗？可尼采从来都不把道德视为私密的问题；他也不太相信人类内在世界，它是个温床，滋生着令人厌恶的疾病——良心谴责。尼采所关注的并非人的心灵，而是它可能对人的类整体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这种影响阻碍人的类达到他“力之能及的巅峰绝点”。尼采无论如何都不会像巴塔耶所做从“与存在或生存有关的”行动方面考察伦理问题，是吗？在《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文章中，尼采事先就把被称作“庶民”的“弱者”作为语言学上的一种谬误打发掉了。尼采还写道，“作为、行动、过程背后并没有一个‘存在’……行动就是一切”（《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十三节）。
是的。巴塔耶的角度完全不同，从内在体验角度出发，巴塔耶探讨了道德问题。可巴塔耶并不认为这彻底的视角转变是一种背叛。他说，尼采曾流露出“一种极端的、无条件的人类渴望，这种渴望……不以任何道德目标为转移，也与服侍上帝无关”，但他并没有一直使自己居留在这个巅峰之上。尼采尽管漠视一切政治利害，可也并未一贯地站在必然“抑制着我们作为整体的存在”的行动舞台之外。简言之，巴塔耶在尼采内部引申出其学说的种种后果从而补订了尼采的一些欠缺。
《备忘》同样也是献给“寻求这些后果”的读者的。巴塔耶有意地舍弃了尼采最为人熟知的那些论题（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以此表明，他认为尼采悲剧思想的“最高理路”是：对不可能的事物加以迷狂式的揭示，从而取消主客体之间的分离。因此巴塔耶写道，道德本来是通过设立一目标并制定路线把我们从一处引向另一处的。但及至尼采，道德不复如此。道德不再指向任何目标。这种认识把我们推向苦恼、狂喜、癫狂和无主状态，可它也构成了至高的道德体验，构成了“无意义的无待之自由和某种空洞洞的荣耀”。
巴塔耶宣称，无人敢于面对人类所有可能性的这种彻底的解放。
“除了我？（我在简化。）”
这就是《论尼采》所要说的：推出尼采学说的极端后果——精神之死，而实际上这是尼采本人也不可能宽恕的。“对这种心灵空洞的状态”，巴塔耶承认，“尼采既没做外在描述，也没进行分析，而我的命运则是，通过我自己的精神慢慢地勾画它的腐坏和毁败。我能逃避吗？我所是的一切注定如此……”
巴塔耶从未简化。他走得更远：不断地提高赌注直至不可能的高度。像黑格尔那样，他一直攀到了金字塔之巅，这样他就可以纵身一跃，跌至金字塔脚下，做一个猛烈的、突然的、因其毫无内容而更显迷人的动作。
做一个基督徒、一名革命者，甚至成为尼采主义者，对巴塔耶来说都还不够。他渴望做一名圣徒、一个叛逆者、一个神秘主义者。占据上帝的位置，从而获得最高的声望。因为上帝必定被当做牺牲而献祭，所以巴塔耶是“狂暴的基督徒”。

“自由民粹主义”与“合法民粹主义”

对民意党以后的民粹主义的研究一直比较含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理论界把“合法民粹主义”与“自由民粹主义”（又称自由主义民粹派或民粹派自由主义者）完全搅在一起。但是当年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批判的民粹主义并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民粹派，而是当时学界所称的“合法民粹派”。这些“合法民粹派”仍然是民粹主义者，但他们不“革命”了，即放弃了民意党时期那种激进地主张用武力推翻沙皇的革命观点，而认为通过合法途径、乃至与沙皇合作的途径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合法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丹尼尔逊、沃龙佐夫、米哈伊洛夫斯基等。

他们被说成是“自由民粹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俄国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通常都是反对革命的，主张用渐进、和平的方式推动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改革和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改革。尤其是在农奴制改革以后，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以齐切林为首的“自由派”敦促沙皇政府以主动改革来化解与民间的矛盾，他告诫政府：“压迫越强，实行另一种制度的愿望就越活跃。防止革命的办法只能是满足正义的自由要求，及时的改革将消除政变”。而民粹派在放弃了“积极革命行动”主张以后，在采用和平方式乃至与政府合作这一点上，似乎就与当时的自由主义难分伯仲、“民粹派同自由派合为一体了”。但是我们知道，所谓“主义”是要建立一个什么社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叫“自由主义”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主张以合法和渐进斗争方式，而是在于他们的这些活动要达到的目的、或者说他们的政治经济纲领是要实现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即当时人们所说的英国式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简单地说，凡是不喜欢并且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都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丹尼尔逊、沃龙佐夫、克里文科等人与旧民粹主义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从力图证明俄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到被迫承认资本主义已不可抵挡地渗入俄国，但是他们从心底里厌恶和恐惧资本主义，大量撰文谈论的是资本主义对俄国的危害，谈论的是如何阻挡资本主义，谈论资本主义是如何没有根基没有前途。一句话，他们在仍然坚持传统的民粹派的“公社原则”这一点上与革命民粹派并没有什么两样。

至于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两者则是不同的。1870—80年代“积极行动者”提出用暴力推翻沙皇政府，在他们看来沙皇已从抑强扶弱的“人民之父”变成了个人主义的“人民之敌”，摧毁了沙皇政权，传统、纯朴的村社自治就可以长治久安。而沃龙佐夫这类改良主义者则认为，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民粹派的理想。在他们看来，通过感化、规劝、晓以大义、体制内的配合运作，沙皇还是可以回到传统的。的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沙皇处在“维护传统”和“追求西化”的摇摆当中，这就使得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倾向的人们都可能寄希望于他。以前民粹派认为可以发动革命的时候，宁可把沙皇当作资本主义的罪魁来推翻，但是在民意党失败以后，一部分人觉得“革命”已不可能，而这时又看到沙皇还有许多维护传统的动作，于是乎改弦易辙纷纷回到“合法”的尺度内来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这些放弃“革命”但仍坚持民粹主义目标的人就是所谓合法民粹派。

但是，这个时期的民粹派中也有一种相反的倾向，那就是不放弃民粹派传统的革命手段，更不与当局合作，但“革命”目的与基本纲领却已经与时俱进，发生了自由主义性质的演变，即由主张通过革命维护农村公社和“人民专制”，变成通过革命来实现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些人因其不放弃革命，自然不属于合法民粹派，但他们正是后来民粹派中向自由主义、尤其是激进自由主义方向靠拢的典型，其代表就是继民意党之后的革命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尤其是该党中的所谓右翼。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曾经以赞赏的口吻论述过这些革命民粹派的“自由转向”，列宁的根据是：

第一，这些民粹派一反传统民粹主义仇恨资本主义的情绪，承认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俄国不是堕落而是进步，但又羞羞答答地用“资本主义的消极面”来掩饰这一转变并贬低资本主义的进步性。

第二，他们已经放弃了“反对政治自由（说它只能导致资产阶级掌权）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承认政治自由需要争取，即承认它有利于人民，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又不承认资产阶级在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作用，反而给它扣上专制拥护者的帽子。

第三，划分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但划分得不够清楚，尤其是最低纲领还没有“低”到纯粹资本主义的程度，由于仇视资本主义的“民粹派残余”作祟，还保留了企图以“集体主义”压制资本主义的成分。

显然，列宁所讲的这些“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民粹主义“自由化”的表现。至少，承认资本主义进步、热心争取政治自由、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最低纲领”而奋斗的社会革命党人要比一味仇视资本主义、热心反自由的“人民专制”、为恢复“公社世界”而奋斗的旧民粹主义更接近“自由主义”，也比虽然不再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出现的事实，但全力抨击资本主义使俄国陷入恶性循环的“合法民粹主义”更接近自由主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列宁所指出的“进步”不够之处，似乎也正是这种接近不够之处。然而，那时的列宁并没有从这些变化中看到民粹派的堕落，反而称之为“进步”，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趋势。列宁甚至认为“关于这个中间派转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问题，现在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可见，以往的观点把“合法民粹主义”与“自由民粹主义”这两者完全混淆在一起是不对的，“革命”与“合法”是手段问题，“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是方向问题。前述的社会革命党中的确有一些人一方面坚持革命，不与当局合作，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仍然是“革命民粹派”，但另一方面看到原来的纲领有很多空想的成分，是不能实现的，于是就有了向自由主义的转向，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倒比沃龙佐夫们更像是“自由主义民粹派”。而沃龙佐夫们所要达到的理想模式以及与政府合作的目的，至少在初期是完全与之相反的，因此西方学术界更多地把他们称之为相对于“革命民粹主义”而言的“合法民粹主义”，正如把司徒鲁威等人称之为相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合法马克思主义”。

换言之，虽然民粹主义本身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但民粹派分子有可能既坚持“革命”又转向自由主义，正如有可能既坚持“革命”又转向马克思主义（如普列汉诺夫等人）那样。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既“革命”又“合法”。所以，把“革命民粹派”与“合法民粹派”分成完全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革命民粹派”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分为两段。后来的思想发展史表明，俄国后期自由主义者渊源于“合法民粹派”的固然也有，但更多地是出身于“合法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比“合法民粹主义”更接近于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的思想论战中，正是这些当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自由主义方面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联手一起批判民粹主义，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我们这叫“分开走，一起打”！

显然，从当时这些不论革命的还是“合法”的民粹主义的著述看，合法民粹主义者的纲领与主要主张不能说是自由主义的，因为他们与沙皇政府合作的基础并不是沙皇的改革倾向，而恰恰是沙皇政府的传统与保守倾向。他们呼吁沙皇政府在政治上维持传统的农村公社制度，抵制市场经济的侵蚀，在政治上实行类似于俾斯麦式的“开明专制”，抵制所谓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和“抽象自由”。这些说法当然受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共同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