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的作者是王实味，王石未知，咱稳野百野百合花是一个咱问他的作者是王实味

从戚元靖帮我学英语谈起
牛旭光
耐心帮我学英语
1942年6月，我考入延大中学部。
学校那时在延安城北依山傍水的王家坪附近，半山上到处都是窑洞。我来报考时，
中学部主任林迪生问我学过什么，随即出了一个作文题和几道数学题，让我坐在他的窑
洞里那张小书桌前笔答。经过考式，我被编入一年级乙班学习。后半年升为二年级乙班。
班主任刘一民是教生物的，他见我年纪比较大，又在前方工作过，就让我当班长。我中
途入学，英语已讲到开明①课本第32课。因为没有课本，英语教员王刚便把开明英语课
本改印成油印讲义发给大家。我也领到一份。
第一堂英语课是朗读“TodayisSunday”，可是我连ABC也不认识。正发愁跟不上的
时候，一个14岁的小同学挺身而出，说：“我来教你！”这就是与我同寝室的戚元靖。
①开明：上海开明书店。
戚元靖是湖北人，从小在保小学习，普遍话说得很流利。
中学部宿舍住得很挤，每个窑洞都是两层床铺，既是寝室又是自习室。窗边一张书
桌，谁都可以使用。每人一个小木凳，上课时带到教室里坐。教室是一个比较大的窑洞，
窑掌是黑板和讲桌，旁边通向防空洞。每天早晨天麻麻亮，戚元靖就约我到教室里读英
语。窑洞内光线暗淡，我们就站在窗前朗读。他先教我念26个字母，我因为晋西北口音
很重，发音不准。他耐心地反复纠正我的发音，直到把每个字母念准确。为了便于记忆，
他同时教我拼音，领着我朗读课文。班里学习英语的气氛很浓，每天早晨，大家都到山
上朗读英语。傍晚，我和戚元靖到延河边漫步时，他也抓紧时间教我。这样苦学苦练了
两三个月，我的英语终于考了60分。我很感激他。

我们崇敬鲁迅先生
戚元靖不仅教我英语，而且还介绍我阅读文艺著作，特别是看鲁迅先生的著作。我
们班的同学大都是从保小升上来的，很多同学从小酷爱文学。戚元靖，还有肖晨、续磊、
刘朝兰、刘萍等，常常是读起书来手不释卷。这年冬天，教员们每天下午参加整风学习，
下午不上课，同学们便三五成群地到延大图书馆借书。大家最喜欢看鲁迅、郭沫若、茅
盾等左翼作家和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文学作品。那时在新华书店能够买到苏联小说《铁流》、
《毁灭》、《新时代的曙光》和高尔基的著作。戚元靖对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
传》等作品，常逐句逐段地欣赏，喜欢分析推敲文中的含义。由于他的推荐，引起我对
鲁迅先生著作的爱好和对鲁迅先生的崇敬。
我们常常在一起边读边交谈。有一次读《狂人日记》，戚元靖说，鲁迅先生不是写
一般的狂人，而是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束缚的控诉。他的理解很深。他不仅仅注意文
学欣赏，而且通过对文章的分析，来看文中表现的革命思想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他对鲁
迅先生的文章总是赞不绝口，谈得津津有味。
1942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6周年的日子，戚元靖告诉我延安各界要举行纪念会。
本来中学生是不参加的，但我和戚元靖都爱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崇敬先生，就很想去参
加纪念会。我们以为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延大到中央党校只隔一条延河，我们就涉水
而过。可是到党校时，才知道会场改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我们急急忙忙步行五六里路
到了杨家岭，步入会场，大会已开始了，礼堂里人已满座。我俩就挤坐在最后一排长凳
上。大会主席是著名作家丁玲同志，她是我们同学蒋祖林的母亲。当主席宣布自由讲演
时，一个高个子30多岁的人走上讲台，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他讲，他从
东北到上海，写东北人民抗日的故事。鲁迅为他写的《八月的乡村》写过序，他在上海
旁听过鲁迅的课，并亲聆过先生教诲。他说，鲁迅精神有十二条，他就是继承和发扬了
鲁迅先生这十二条精神的。他对有人说他不配做鲁迅的学生很不满，还对中央研究院副
院长范文澜同志给他的行政警告提出抗议。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争论，很多人站了起来。
从发言中听出他对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不满。天黑时，我和戚元靖离
开会场返回学校。途中，戚元靖告诉我，前半年延安机关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说王实味提出太阳里有黑点，延安也有阴暗面，他就是要揭露阴暗面的。他的《野百合
花》受到重庆国民党特务报刊的赏识，借此攻击边区。我从那时就觉得戚元靖是非清楚，
爱憎分明，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四十年后再相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荏苒间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在延安的日日夜夜，怀
念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尤其是给我帮助最大的戚元靖同学，很想见到他们这个愿望终于
实现了。1985年国庆节上午，北京的天格外晴朗。我们部分当年延安中学的同学应邀到
社会科学院宿舍江明家中聚会，参加聚会的有戚元靖、黄毅诚、彭士禄、李伦、邵文炳、
江明、于立修、蔡孟芬、续磊、刘朝兰、许文琴、马继元和韩陆夫妇等。大家欢聚一堂，
畅谈今昔，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心情万分激动。李伦（即李润修）是李克农的儿子，当
时的总后交通部长，他带来许多与延安有关的彩色照片给大家欣赏。续磊和刘朝兰走进
来时，喘呼呼地说：“我爬上楼来，心激动得要跳出来啦！我们走到一起，好像回到四
十年前，感到年轻了！”他们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大家边谈边回忆四十年前在延安的
日日夜夜。坐在我旁边的彭士禄是彭湃烈士的儿子，我问他我国第一艘核潜水艇是否他
搞的时，他谦逊地说：“我只起了个螺丝钉的作用。”其实，听说美国报纸称他是中国
核潜艇之父呢。饮酒时，彭士禄举起酒杯说：“我们不论官大官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为永远不当官老爷干杯！”这时，我想起延安时期，戚元靖曾告
诉我，彭士禄从保小毕业以后就主动申请到中央医院当护士，给病人端水倒尿盆。工作
两年多，中央组织部要他再入校深造，他才回到延安中学我们班的。这时，戚元靖对彭
士禄取笑说：“你当了官不让别人当官，是不是？”大家都笑了。彭士禄说：“别看你
官大，我也不求你！”接着又对黄毅诚说：“你们计委有权，我也不求你！”戚元靖说：
“私事不求，公事要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充满热烈欢乐的气氛。
我们这些同学在艰苦条件下结成的友谊，真挚诚恳，永远常青。
1991年2月1日

心灵上的野百合
心田上的百合花

林清玄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惟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立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

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它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它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脑长瘤了。”公开场合，它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生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在野草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再也不敢嘲笑它了。

(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
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

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净温柔的一角。

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

“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6341201 王实味 的《野百合花》原文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07/86/46/1_1.html 王实味:《野百合花》招来的杀身之祸

尼玛，有本事自己写去，别人给你写了你也不是ctrl c,ctrl v么，

前 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1942年2月26日
一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魔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不也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 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12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
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
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
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
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
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
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
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
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
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
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3月17日

王实味活到文哥，肯定是造反派，所以，王实味，咋的了？王实味不仅仅是一篇文章的事，他在北大时就被开除出党，后来又入的，他在北大时和托派分子都是好朋友，很多因素集结在一起。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时家境已败落。王实味少年时期由父亲给予了较好的国学发蒙，并且接受进步教师的新式教育。他与同学徐智雨戚宇凡都成为中共党员，后二人是潢川党组织的创建者。
　　王实味十七岁时（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 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刘莹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地千古奇冤。197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1990年12月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子已经五十五岁，泪流满面。
　　同时有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