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背景和原因：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国内20多位顶尖

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

之前，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内容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严格推行。其间略有微调，如放开“双独二胎”(夫妻双方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及部分省份农村地区实施的“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等。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资料表明，2021年之前，独生子女政策覆盖率大概占到全国内地总人口的35.4%；“一孩半” 政策覆盖53.6%的人口；“二孩政策”覆盖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也可生育两个孩子)；三孩及以上的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

扩展资料：

二胎政策放开作用

全面放开二胎有必要且宜早不宜迟。在人口红利出现拐点、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依照现有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将弊大于利，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调整人口政策，即全面放开二胎。

由于目前仍处于人口结构变化初期，若要调整生育政策，目前是较为适宜的时间点，因为如果政策调整时间推后，第三次“婴儿潮”（1981-1990）中最年轻妇女也将逐渐迈向30周岁，随着年龄增加，妇女生育意愿将减小，即使全面放开二胎，二孩生育率恐难以得到较大提升，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目前，社会对于全面放开二胎预期高涨，在“十三五”前期研究课题中就包括了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我们预计本次“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是大概率事件，并且有望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放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二胎政策

　　国家开放二胎政策的五大原因：

　　一、单独两孩实践遇冷，生育率低到危险。

　　1、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21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

　　2、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没有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没了人口红利，在竞争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

　　“人口红利” 简单通俗地理解为：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二、“银发危机”。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21年13.3%提高到2021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出来。

　　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

　　三、“刘易斯拐点”隐忧。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目前农村问题频发。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农村人口结构已逐步凸显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乏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2021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开始民工荒，从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内地，此后再没有停止过，工资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涨，也没有再停止过，而且是低端劳动者工资上涨。所以2004年肯定是一个起点。如果说区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开始，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不是减慢了，而是一路负增长下去了，所以让我说一个区间，就是从2004年到2021年，这个区间总共才6年，但是这个区间在日本走了30年，在韩国走了40年，中国还是很快的。

　　四、“失独”社会之殇。

　　近些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21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而老人“失独”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殇。

　　五、男女比例失衡。

　　我们将1950到2021的64年时间划分为4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男女出生比例都与背后的经济社会和政策因素变化相符。

　　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强化，这分别体现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农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节节升高，从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中国实施“二胎”政策的原因：

“二胎”使我国人口结构更趋健康完善；

“二胎”政策是调整人口结构的重要手段之一；

开放“二胎”生育率不会大起大落；

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低生育思维定式已在处于生育期的新生代家庭中悄然形成；

中国人口总量峰值应控制在15亿人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5到1.6之间。国际公认的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2.1；

“二胎”启动实施释放一部分生育势能，是中国完善生育政策的表现；

“‘二胎’政策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谨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