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兴城就住海边农家院吧，不贵，也挺好的，看日出、黑天在海边溜达也方便。买东西还是在南关买吧，东西多，也不是特别贵，海边东西相对来说有点贵，从火车站下车从出站口往南走（就是客运站附近）有绿色的公交，那是一路车，到南关下车（坐三轮车，你们那叫小蹦蹦。3——4元）到南街走走，那里什么都有卖的，去那跟他们讲价，也别不敢讲，这家不卖别人家还卖。然后坐一路车到终点（海滨浴场）那里有宾馆，要是手头宽裕就在那住，也有很多农家院的在那接生意。海边玩一天，然后去菊花岛。最后回去的时候在古城走走，前几天我看古城墙、钟鼓楼、文庙、将军府、城隍庙通票每人50。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杰出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①。
　　万历三十二年（ 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①。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①“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②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③。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①，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②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③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④，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①，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当作文忠,见明史本传﹞著作有《高阳集》。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末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忠贞的爱国者，民族英雄；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

在明与后金作战连遭败绩、边防形势危如累卵的情况下，他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亲临山海关督师，栉风沐雨，惨淡经营将近四年，力挽狂澜于既倒，招募组训了十几万辽军，选拔培养了如马世龙、袁崇焕等一批文武将领，恢复失地四百余里，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战争难民近百万，逼迫努尔哈赤后退七百里，营造了一条令后金望面生畏的关宁防线，为后来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奠定了基础，在关宁期间，他制定了以辽土养辽民、以辽民守辽土的基本方针和稳固防守，逐步前进、渐图恢复的基本战略，使明军逐步从守势转为攻势，从被动转为丰动。 他还创造性地将战车、舰船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海军，还组建了从海上登陆作战的两栖部队，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车战战术技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叩》。 由于魏忠贤专权，孙承宗被排挤去职。崇祯元年，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进入长城以内，京师告急，又是在危殆时刻，孙承宗蒙诏起用，起家陛见，议守京师，出镇通州，在袁崇焕被捕之后，独立承担了击退后金的责任。他调度援军、追还溃将，重镇山海，袭扰敌后，迫敌出塞。又运帱帷幄，从容指顾，收复四镇，再整关宁。却又遭权臣掣肘，告老回家。 崇祯十一年十月，多尔衮又一次率军侵犯畿南，进攻高阳。孙承宗以七十六岁高龄，率领全家及高阳民众奋起抵抗，城破被执，英勇不屈，骂贼自尽，子孙十七人奋战殉国，全家老小四十余人同时遇难，慷慨悲歌响彻燕赵，人格气节辉映中华。

通俗的看《明朝的那些事儿》，正史看《明史�6�1孙承宗传》

兴城海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我国唯一一个集山、海、岛、泉、城为一体的游览疗养胜地。这里有被誉为“第二北戴河”之称的美丽海滨，有巍峨壮美的首山，有海景壮阔的菊花岛，有颇具休闲度假气氛的温泉群，还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城。

下面向你介绍一下兴城的著名景点：

兴城古城
这座始建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的古城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明代古城，原名“宁远卫城”。明末蓟辽总督袁崇焕与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在此拼死作战，结果以据城坚守的明军获胜而告终，史称“宁远大捷”。如今的兴城火车站外，还有袁崇焕的塑像，以示这座历史名城的威严。兴城古城内四街十字相交，正中有古楼一座，登楼鸟瞰全城，古朴典雅的明代一条街、乾隆帝赋诗评价过的祖氏石坊尽收眼底。城设四门，东为春和门、南为延辉门，西为永宁门，北为威远门，门上皆筑门楼，四角各设角台，东南角台上有魁星楼一座。其中，西门是《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吉鸿昌》等多部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地点，值得一看。
交通：出兴城火车站向东步行10分钟或搭乘1路车一站路即到。
门票：5元
小贴士：游古城，一定要登上城墙走一圈（约需1.5小时），这样才能真正看清特色鲜明的古城风貌。

兴城海滨（兴海公园）
兴城海滨景区，当地人称“兴海公园”，以高大的菊花女神像为中心，两边各长700—800米，是一个典型的半月型海湾。这里滩缓沙细，海水洁净，畅达1.5公里的海滩上有3个海水浴场和各类嬉水游乐设施，可同时容纳30万人就浴，素有“第二北戴河”之称。
交通：火车站乘1路车，沿着笔直的兴海大道，半小时即到，票价1元。也可以打的，车资10元。
门票：6元

菊花岛
在兴城被称为“海上仙山”，据说是古代除暴安良的女神枣菊花仙子的化身。由于它是渤海湾最大的岛屿，又离兴城海滨那么近，所以来兴城的人很少有不去菊花岛的。平心而论，岛上目前尚待开发，还略显荒芜，风景也很一般，很多人玩后觉得不尽兴。但从坐船到深海观景和购买海鲜的角度来看，去一次也不嫌多。
菊花岛面积很大，岛上又都是土路，徒步旅游会很困难。花上10元钱，中巴车即可带您绕岛一周，游览唐王洞、九顶石、大悲阁遗址等古迹，虽然这几处景点意思都不大，但沿途的海景还算壮观。当然，不跟车，自己找一个地方垂钓、拾贝、捉蟹，倍觉乐趣横生。
交通：从兴海公园北侧的游船码头上船，40分钟即到。淡季每天至少有一班船，旺季则有5-6艘游轮频繁往返。
门票：40元（含往返船票）

九门口长城

兴城温泉
位于市政府东边的兴海大道上，古称汤泉，距今已有1300年历史。此泉水无色无臭、清澈透明，水温70摄氏度左右。水中含有丰富微量元素，可治疗多种疾病。
交通：从火车站、古城到星海公园的1路车路过，在此有站

孙承宗，孙承宗　　 明少师文华殿大学士高阳孙文忠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明光宗常洛、熹宗由校的老师，京城的保卫者，忠贞的爱国者。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①。
　　万历三十二年（ 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①。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①“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②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③。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①，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②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③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④，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绕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①，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当作文忠,见明史本传﹞著作有《高阳集》。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袁崇焕是明朝的忠臣明朝最后一个朝代的人，关于他的记载大多是流传于民间的野史，在正史中的记载又大多数以清朝的记载为主，毕竟他死了之后不久就到清朝的天下了，关于明代的正史记载中，应该算《明二十四史》算是记载比较详细的了，但是其中也主要记载他以前的功绩，关于宁远战争记载的不是很多，但是在记载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是，就是袁崇焕并没有叛变，他是明朝的功臣，后来被清陷害，中了反间计才被招回去杀死的。就是清朝的史书记载，在康熙以后的史书中，也已经为袁崇焕平反，尊为忠诚的典范，在康熙去南京明陵祭奠时，祭文中也提及到了袁崇焕的忠贞，所以不论从清，还是明的历史中都可以肯定袁崇焕没有叛变这一点

杨涟、左光斗、袁崇焕、祖大寿、秦良玉等在国内抗战的大家都知道,我就不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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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说一下学术系统的,虽然在武力上没有成功,不过
在文化上没有低头,所以没有真正的亡国,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反清复明

如:
王船山，顾炎武兄弟、李二曲、黄宗羲、朱舜水等

其中朱舜水还去日本借兵，不过每成功，结果带动了日本的儒学..........

1.先说几个奇闻轶事,第2条再介绍简介
aa年羹尧的老师: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这里是说教育方法的原则。所谓"愤"，就是激愤的心情。对于不知道的事，非知道不可，也是激愤心理的一种。如有一件事，对学生说，你不行，而他听了这句话，就非行不可，这是刺激他，把他激愤起来。"启"就是发，在启发之前，先使他发愤，然后再进一步启发他。这种教育方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相传清代名将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子弟，幼时非常顽劣，他父亲前后为他请了好几个老师， 都被他打跑了。后来没有人敢去应聘教他，最后有一个老师是隐士--有说是顾亭林的兄弟，顾亭林虽然一生不做清朝的官，从事反清的地下活动，但为了同胞的福祉，还是叫别人出来做些事--自愿任教。年羹尧的父亲说明自己儿子的顽劣，老先生说没关系，唯一的条件是一个较大的花园，不要设门，而且围墙要加高。就这样开始教了，年羹尧最初想将这位老师打跑，不料老先生武功很高，打又打他不着，却什么也不教他，到了晚上，老先生运用他高强的轻功，一跃出了围墙，在外逍遥半天，又飘然跳了回来，年羹尧对这位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先生有时候吹笛子， 吹笛是可以养气的，年羹尧听了要求学吹，于是利用吹笛来使他养气，这才开始慢慢教他。后来老先生因为有自己的私事，一定要离开，临走时说，很可惜，这孩子的品质还没有完全变过来。虽然如此，年羹尧已经够得上是文武双全了，所以后来成了平藏的名将。而他以后对自己孩子的老师，非常尊敬，同时选择老师也很严格，有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就是他写了贴在家里的。这个故事，可说明孔子所说教学的原则，必先刺激他的思想，使他发愤，非要有坚强的求知心，才能启发出他本有的智慧来。

bb且看一下朱舜水的"敬"字退死神

...普通的人，到了急难的时候，就去求神、拜佛、向上帝祷告。所谓："垂老投僧，临时抱佛。"这就说人平日自以为很伟大，但一遇到大困难，或极度危险，就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无助，完全丧失自信心--"天呀！神呀！你要救我呀！"倘使这时仍能保持一分自信心，就需要高度的修养。这里我们说到历史上一个人，大家都知道的朱舜水，明亡以后，他流亡到日本去，本想向日本求救兵企图复国的。船航行太平洋中，遇到大台风，全船的人都喊救命，朱舜水端坐船中不动。据说当时船上的人都看到海上有两盏红灯，对着船来。古代的迷信，说这是海神来接的讯号，全船的人都将会死亡，所有的船员都跪下了。朱舜水就问："真有这回事吗？有没有其他挽救的办法？"船员说除非是有道的人跪下来求，或者还有希望。朱舜水说，他们拿纸笔来，我烧一张符下去，大概就可以退掉。朱舜水是道地的儒家，哪里会画符搞道家的东西，这不奇怪吗？结果他在纸上写了一个"敬"字。烧了以后，台风停了，船也稳了，风气浪静就到了日本。你说朱舜水这一套有本事吧！简直比诸葛亮更厉害，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岂不应该带兵打仗，将明朝复国了？这件事绝对有，但若深入研究，那就成为另外一门学问了。现在的科学叫做精神学，又叫灵魂学。精神与灵魂的解析，人的精神力量与宇宙是否相通，这是另一个问题。

2.
附录:三十六家清儒名著简介
(http://www.guoxuebbs.com/dispbbs.asp?boardid=33&id=3030)

陈确(1604-1677)

生平及著述：陈确，字乾初，初名道永，字非玄，浙江海宁人。生於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甲辰，卒於清康熙十六年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得年七十四岁。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始受学於刘宗周，平生不喜理学言论，多才多艺，研治《礼》，能变通古礼，论学反驳宋儒，严儒释之辨，晚年废病在家，不出门者十五年，所著有《大学辨》、《葬书》、《女训》、《蕺山先生语录》、《乾初道人诗集》、《辰夏杂言》。同乡吴骞访得陈确著作残本三册，陈确六世孙陈锦则藏有七册，族玄孙陈敬璋集合二本，以及另外所得数册，於嘉庆三年(1798)编成《陈乾初先生遗集》四十九卷，上距陈确之卒凡一百二十二年。北京中华书局於1979年出版《陈确集》上下册。

黄宗羲(1610-1695)

生平及著述：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晚年自称梨洲老人，浙江余姚人，生於明万历三十八年，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得年八十六岁。幼年从父亲黄尊素读书，尊素下厂狱，遗命宗羲师事刘宗周，於是随宗周在浙东讲学，论儒释之辨，后以政治世家参与对抗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南明覆亡后，参与抗清运动。天下大定后，归返浙东，潜心学术，一方面继续阐发乃师刘宗周的诚意慎独之学，一方面探研经史，於康熙五年（1666）恢复证人讲会，引起了浙东一带讲论经学史学的风气。晚年用力於《明儒学案》及《宋儒学案》、《元儒学案》。后二书未成而宗羲辞世。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南雷集》（包括《文案》、《文定》、《文约》三书）、《明夷待访录》、《汰存录》等著作。

附：钱谦益(1582-1664)

生平及著述：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后自称牧翁，又自称蒙叟、绛云老人、敬他老人，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人。生於明神宗万历十年壬午，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南明福王时期官礼部尚书。入清后官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任职仅六月，以病告归。卒於清康熙三年甲辰，得年八十三岁。著有《初学集》、《有学集》。

顾炎武(1613-1682)

生平及著述：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复以避仇自署蒋山佣，学者尊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於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得年七十岁。三十三岁时（1645），清兵渡江南下，昆山城破，母王氏殉节，遗命炎武「无仕异代」。后炎武受到一家仆与仇家的迫害，辗转流徙，顺治十一年，将家仆溺杀，以杀人罪下狱，赖友人救助减刑免死。其后仍受到仇家追杀，於顺治十二年赴北游历，来往於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先后六谒明陵。康熙十六年，受荐博学鸿词科，以死力辞。晚岁居陕西省华阴县，全祖望为撰〈神道表〉称：「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可见其认真严谨。著有《亭林文集》、《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等，於乾嘉考证学有典范性之意义。

附：阎若璩(1636-1704)

生平及著述：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祖籍山西太原，后南迁山阳。生於明崇祯九年十月十四日，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得年六十九岁。若璩口吃，「天质奇钝」，但坚卓读书，努力不懈。十六岁入府学，二十岁前后，将十三经次第读完，康熙元年冬初至京，受龚鼎孳推重，声誉渐著。此后十余年间屡试屡败，但他藉著居京师的方便，广交名士，见闻大进，博极群书，每每令旁人惊骇不已。十七年（1678）受荐至京应博学鸿儒科，以恃才傲物，讥弹时人，於翌年落第。二十一年（1682）赴福建，二十二年受徐乾学延聘，再赴京师。在京期间，与当时学者交往，推扩治学领域，旁及於地理、历算之学，尤其与毛奇龄为《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有过极激烈的争辩。毕生著述凡九种，著名者《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又有《潜丘札记》刊行於世。

方以智（1611-1671）

生平及著述：方以智，字密之，又号浮山愚者，又有鹿起、行远、五老、墨历、木立、极丸、浮庐等别号，安徽桐城人。生於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卒於清康熙十年，得年六十一岁。曾祖方学渐，曾受学於泰州学者耿定理，著《易蠡》、《心学宗》、《性善绎》。祖父方大镇，曾任江西道监察御史，著《易意》、《性论》。父亲方孔炤，曾任湖广巡抚，著《周易时论》（入《四库》存目）。以智少年好诗文，与钱秉镫（字澄之，著《田间诗学》、《田间诗集》等）、周歧等人立「泽社」。后受业於王宣（字化卿，号虚舟），王氏著《物理所》，启发以智日后著《物理小识》。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翌年著《通雅》；崇祯十六年著《物理小识》。明亡后南赴广东。桂王於肇庆称帝，方以智任詹事府左中允，充经筵讲官，后因太监王坤专权而辞职，浪游桂林。清兵入广东后，方氏遭通缉被捕，许於梧州出家为僧，易名弘智，字无可，号药地。后又返桐城浮山。平生著作有《物理小识》、《通雅》、《药地炮庄》、《浮山文集》等。

吕留良（1629-1683）

生平及著述：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晚村，浙江石门县人。生於明思宗崇祯二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二年，得年五十五岁。早年与同里陆文霦（字雯若）结文诗，选八股文。二十五岁为县诸生，每试得冠军。年齿渐长，与遗民交往，翻然悔悟，作诗文，多流连往复於宋末明末遗民事迹。康熙五年（1666）终於弃去生员名籍，并抗拒博学鸿词科的徵召。康熙十七年（1678）浙江省又推荐他，赖儿子多方奔走得免；二年后浙省又以隐逸荐举，於是留良剪发著僧服以明志。留良与黄宗羲、宗炎交游，曾与宗羲至常熟访钱谦益。后二人因争购旷园藏书一事绝。又留良宗朱学，宗羲宗阳明；留良重八股文，宗羲极讨厌科举习气。二人性情志向亦绝异。
希望对你有帮助

郑成功

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