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戏诸侯
妲己祸国
陈圆圆造成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杨贵妃间接造成的安史之乱

烽火戏诸侯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360问答
中国翻译历史上五次高潮和世界翻译历史上的六次高潮分别是什么样的，求简答。

永远的MOW LV9
2021-09-18
满意答案

yioh961h
LV10
2021-09-19
资料如下，简答时只列纲要。

一、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著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著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著达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古代以玄奘、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二是近代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三是文革后以三联、上海译文等出版社为代表的对西方现代人文社科著作的系统翻译。四是新世纪草根字幕组自发组织的对海量影视和网络学习材料的翻译。

玄奘

第一阶段：东晋-唐朝

玄奘（664）、玄奘的主要功绩是从印度带回佛经和翻译佛经，也由个人的大唐西域记描述当时的西域，为后人提供一个当时西部世界的参考，当时唐太宗看重是孔家学说，对佛教有之前梁武帝做反面教材，所以主要是玄奘的翻译和对西域的熟悉度，多次要求玄奘还俗做参谋随军拓边疆，到唐高宗李显还是同样的理由没有让玄奘离开国都长安专心翻译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当时更多是讲究辩经，现在却只会念经！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 东晋时期的新疆人（龟兹），家世显赫，然后跟母亲出家了，僧人和和尚是两种人，前一种是有编制的后一种是临时工如花和尚，作为佛教八宗之一，对佛经的翻译事业可算是贡献颇大，跟玄奘形成文化层面的互补，一个是本土人翻译梵文，另一种是生活在梵文里的人翻译成汉文

严复

第二阶段：近代

严复：（1921）福建人，在清末民初期间，翻译了《天演论》，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化海军北洋水师，在经历外强压迫后，开始向国内传播外国的政治文化军事，距第一次翻译浪潮已经1000多年，由之前的宗教切换成关系民族存亡的社会民智，主场也有西域转向经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

林纾

林纾：(1924) 福建福州人，主要的翻译方向是西方文学《唐吉坷德》《鲁滨逊漂流记》《茶花女》，层次也有国家降到了知识分子这个层面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古代以玄奘、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二是近代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对外国文化的翻译。三是文革后以三联、商务印书馆、上海译文等出版社为代表的对世界现代人文社科著作的系统翻译。四是新世纪草根字幕组自发组织的对海量影视和网络学习材料的翻译。致敬在所有的时代帮助我们打开世界大门的人！"生活中所有最大，最重要的问题，本质上都是无解的...它们永远无法被解决，只能因为人长大长出来后 (outgrow) 而变得无关紧要。进一步研究后，发现这种'长出来'需要一个全新层面的意识。有些病人的视野内涌现出更高或更宽广的兴趣，而正是因为他们视野变广后，原来无解的问题突然不急了。这个问题不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被解决，而是当面临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生活的冲动时，慢慢淡化。" "底层那些导致剧烈冲突和恐慌的情绪宣泄的东西，从更高层的人格角度来审视，就好像站在高高的山顶，观看山谷里的一场风暴。这并不意味着风暴不再真实，但你不再置身于中，而是置身之上。"个体的逻辑框架和认知体系，对未来而言，铁定都是井底之蛙。涌现出来的新的复杂度更高的东西，往往都是超越现有的认知体系的。以老的认知体系来研判，往往会造成悲剧性的长期认知失调。微软做大之前没人理解软件公司为什么估值那么高，亚马逊做大之前许多人看不起这个不赚钱的网上书店，苹果做大之前很多人觉得六百块的 iPhone 无法成功，腾讯做大之前很多分析师总是担心下个季度游戏收入不好。至于特斯拉，多少人过去十年面不改色唾沫横飞的从股价四美元开始一直黑它黑到现在的 755 美元，...不断会有新的好东西涌现于这个世界之上，用市值筛选是个简单粗暴但非常有效的过滤方法。不要被自己的低维度认知体系所束缚，把时间主要用于研究理解涌现出来的好东西，这样就更容易轻松的走在潮流的前面。每一个新的技术进步越过临界点之后，都会发生一种累似相变 (phase transition) 的现象。真核细胞的涌现，智人的涌现，火的涌现，文字的涌现，印刷术的涌现，蒸汽机的涌现，集成电路，互联网的涌现，都可以看成一种相变。相变初期，会因为它在能量信息效率上的优势，通常会有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特点，就是越普及，规模和优势越大，普及的速度就更加快。而且这种新技术会因为其能量利用效率更高，会自然的把周边其它闲散能量 (资金) 吸引过来，形成一个新的生态。这个生态里的能量信息效率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等到新技术普及率接近市场饱和点的时候，整个系统会达到一种新的稳定状态。 只要系统足够大，就会足够 robust, 抗打击，基本很难因为外界干扰，而退化回到以前的落后状态了。比如出现了智能手机，就很少再用纸媒通讯了。用了微波炉，就不会再烧煤加热食物了。地球上生命进化的历程基本就是这个套路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古代以玄奘、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二是近代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对外国文化的翻译。三是文革后以三联、商务印书馆、上海译文等出版社为代表的对世界现代人文社科著作的系统翻译。四是新世纪草根字幕组自发组织的对海量影视和网络学习材料的翻译。致敬在所有的时代帮助我们打开世界大门的人！"生活中所有最大，最重要的问题，本质上都是无解的...它们永远无法被解决，只能因为人长大长出来后 (outgrow) 而变得无关紧要。进一步研究后，发现这种'长出来'需要一个全新层面的意识。有些病人的视野内涌现出更高或更宽广的兴趣，而正是因为他们视野变广后，原来无解的问题突然不急了。这个问题不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被解决，而是当面临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生活的冲动时，慢慢淡化。" "底层那些导致剧烈冲突和恐慌的情绪宣泄的东西，从更高层的人格角度来审视，就好像站在高高的山顶，观看山谷里的一场风暴。这并不意味着风暴不再真实，但你不再置身于中，而是置身之上。"个体的逻辑框架和认知体系，对未来而言，铁定都是井底之蛙。涌现出来的新的复杂度更高的东西，往往都是超越现有的认知体系的。以老的认知体系来研判，往往会造成悲剧性的长期认知失调。微软做大之前没人理解软件公司为什么估值那么高，亚马逊做大之前许多人看不起这个不赚钱的网上书店，苹果做大之前很多人觉得六百块的 iPhone 无法成功，腾讯做大之前很多分析师总是担心下个季度游戏收入不好。至于特斯拉，多少人过去十年面不改色唾沫横飞的从股价四美元开始一直黑它黑到现在的 755 美元，...不断会有新的好东西涌现于这个世界之上，用市值筛选是个简单粗暴但非常有效的过滤方法。不要被自己的低维度认知体系所束缚，把时间主要用于研究理解涌现出来的好东西，这样就更容易轻松的走在潮流的前面。每一个新的技术进步越过临界点之后，都会发生一种累似相变 (phase transition) 的现象。真核细胞的涌现，智人的涌现，火的涌现，文字的涌现，印刷术的涌现，蒸汽机的涌现，集成电路，互联网的涌现，都可以看成一种相变。相变初期，会因为它在能量信息效率上的优势，通常会有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特点，就是越普及，规模和优势越大，普及的速度就更加快。而且这种新技术会因为其能量利用效率更高，会自然的把周边其它闲散能量 (资金) 吸引过来，形成一个新的生态。

二是以严复、魏源的为代表的 翻译西方著作的活动；三是以李大钊未为代表的翻译俄国关于马克思的著作的活动；
唐朝好男人》是孙恺凯执导的40集古装穿越网络剧，由张钧涵、殷旭、战菁一、张予曦主演。该剧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讲述了屌丝王子豪穿越到唐朝后，与当朝“女神”兰陵公主、以及妻子小妾等人发生的情感纠葛。

该剧讲述穿越者王子豪在唐高宗时代的生活，充满幽默与浪漫。他凭借超越当时社会千多年的见识，将香水、足球队、酿酒、火药、造纸等一系列发明革新在唐朝发扬光大。

从而混得风生水起。情感方面，王子豪发现穿越之后居然有了一位已结婚三年的妻子，还有一位尚未行礼的小妾，地下情人随后也出现了等等充满励志色彩的传奇故事。

扩展资料：

《唐朝好男人》虽是发生在三千年前的时代，但剧情却非常的接地气，除了有骑马舞外，语言上更有现代人常挂在嘴边的堵车、早晚高峰等词汇。

该剧表着数量庞大、并且很独特的一类人。观众可以在这种形式下看到自己的定位，以及从这些现象中得到启示和教训。穿越剧最大的优势就是一种自由的放飞。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会让人受到一些局限，但在穿越的状态下，却可以找到自我、实现真我。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鲁迅说：“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1](P3)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美学四讲·美学·美学是什么》

李泽厚

但首先是，有没有美学？
美的现象极多，却各不相同。松涛海语，月色花颜，从衣着到住房，从人体到艺术，从欣赏到创作……多么广阔、多么异样、多么复杂、多么奇妙!在如此包罗万象而变化多端的领域里，有没有、能不能存在一种共同的东西作为思考对象或研究对象呢?能否或应否提出这种概括性的普遍问题呢?世界本是这样的生动活泼、变幻多样，为什么硬要找出一种可能并不存在的“规律”或“问题”来管辖它、规范它、破坏它呢?这种“规范”或“问题”真正存在吗?这是不是某种“本质主义”的谬误呢?
这是美学一开头就碰到的疑惑。
从很早起到目前止，一直有一种看法，意见或倾向，认为不存在什么美学。美或审美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学科，因为在这个领域，没有认识真理之类的知识问题或科学问题，也没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法则或客观规律。庄子早在两千年前便说过，各美其美。人看见毛墙、骊姬很美，鱼、鸟看见她们却躲得远远的。“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庄子·山木》】美是主观的和相对的，因人而异，哪里有什么共同标准可找呢?不可能也不需要去发现或建立美或审美的规则、理论或科学。
至于说到艺术，就更加如此了。黑格尔《美学》一开头便列举了各种“反对美学的言论”，其中有“因为艺术美是诉诸于感觉、感情、知觉和想象的，它就不属于思考的范围，对于艺术活动和艺术产品的了解就需要不同于科学思考的一种功能。”【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这是因为，一方面“想象及其偶然性和任意性，——这就是艺术活动和艺术欣赏的功能——是不能归入科学领域的”，另一方面，“纯粹思考性的研究如果闯入”，也就破坏了艺术美，破坏了概念与现实融为一体的状态。黑格尔把这种种反对美学的意见称作“流行的见解”，说“这些意见……在一些论美或论美的艺术的旧著作里(特别是法国的)是读不完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直到今天，这种意见仍然强劲地存在着。认为美学不可能成立，认为艺术不可能或不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在一般人(特别在作家、艺术家们)中间流行。好些作家、艺术家不高兴人们用思辨或逻辑去闯入或过问那本来他们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创作天地。
同时，这种意见，也以各种不同形态表现在某些哲学—美学理论自身中。
例如三十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在伦理学、美学领域提出的情感论就是这样。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 J. Ayer)当年便曾认为，所谓伦理学、美学等价值判断，实际上只是一种感情的表现，没有科学上的真理性或客观的有效性。“你偷钱是错误的”这个伦理学的判断实际只等于说“你偷了钱”加上一种感情态度或加个惊叹号而已。偷钱与否是可以由经验证实的事实，但错误与否却不是能为经验所证实的事实，从而也没有客观的真假。你说偷钱错误也不过是表示一种感情态度而已。“美学的词语的用法与伦理学的词语完全一样。像‘美的’‘丑的’便与伦理学的词汇一样，并非对事实的陈述，而只是表现某种感情和引起某种反应而已。从而，如在伦理学中一样，以为审美判断有客观有效性是没有意义的。……与伦理学一样，不能证实美学是体现知识的一种形式。”【A.J.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pp.113-114, London, 1950】
艾耶尔是这种观点的较早阶段，在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晚年著作支配下的分析哲学则认为，各种美学理论之间的争论，正如个人的欣赏之间的争论一样，实际上只是运用语词的问题，“美是什么的简明正确的回答是:美是很多不同的事物，但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就把‘美’这个名词用在它们身上了。”【转引自Thomas Murno, Toward science in Aesthetics,p.265】“美学的蠢笨就在于企图去构造一个本来没有的题目，……事实也许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学，而只有文学批评、音乐批评的原则。【W. Eiton, ed. Aesthetics and Language,p.50】艺术既然作为情绪感叹难以论说，有文字凭据可供分析的便只有批评了。于是美学便只能是元批评学（meta-criticism）或分析美学（analytic aesthetics）。这些反对传统美学或主张取消美学的观点、论调当然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艾耶尔认为美学仍然可以研究审美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原因，例如有的人认为历史上的美学理论在一定情况下强调出艺术的某个方而，仍有积极作用，等等。但总的说来，这派哲学否认美学能作为一门有关价值判断的理论学科或哲学而存在，而哲学本身，在他们那里本就是语言分析，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关于哲学大多数命题并不是虚假的，而只是无意思的，因之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只能说它们的荒唐无稽。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来的。”【参阅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第44页，商务印书馆】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把美学看成是说明美是什么的科学，便是“可笑的”。【转引自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第1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审美和伦理都属于非定义的领域。比兹利（M.C. Beardsley）等人的分析美学在这个哲学潮流中便也风行一时。
应该承认，分析美学对艺术欣赏和批评中各种复杂问题，通过语言解析，作了细密的探讨和科学的清理，把问题提示得更为清晰，使人们不能再停留在含混笼统的一般谈论中了。特别是它在揭露美学中一些基本概念如美、丑、艺术、模拟、表现、形式主义、现实主义……等等的词意含混、歧异多义，是有贡献的。哲学人文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词汇大多来自日常语言，多义性、隐喻性、含混性十分突出。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许多命题和争论，特别是这种争论的混乱性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由此而起。例如前些年十分热闹的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便相当典型，争论了半天，“形象思维”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包含有哪几种不同含义，却并没弄清楚。分析哲学确乎可以帮助人们去做一些非常必要的澄清，使人们习惯于比较严格地、科学地注意使用概念、语词和语句。这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特别值得提倡。而研究美学和艺术领域的语词、语句、用法、含义等，也仍然是件巨大的工作。
但另方面，又不必因噎废食，不必因语词概念的多义含混而取消美学的生存;正如并不因为审美的艺术领域内突出的个性差异和主观自由，便根本否认研究它的可能一样。事实上，尽管一直有各种怀疑和反对，迄今为止，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严格证实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不能成立或不存在。分析美学也未能真正取消任何一个传统美学问题。相反，从古到今，关于美、审美和艺术的哲学性的探索、讨论和研究始终不绝如缕，许多时候还相当兴盛。可见，人们还是需要和要求这种探讨，希望了解什么是美，希望了解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欣赏的概括性的问题或因素。
为什么会这样?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人心永远有形而上的追求?还是五花八门的艺术现象促使人们“思维经济”，关心共同规律?……
维特根斯坦认为，“美学之谜是各门艺术对我们发生作用之谜”。艺术并非私人心理，它是公共的游戏（game），游戏虽无规律，却有参加者必须遵守的规则。而艺术的这种规则是与一定的生活和文化紧相联系的。维特根斯坦说，“为了明白审美表达，必须描述生活方式”，“我们用来作为审美判断的那些词语，在我们称之为一个时期的文化的东西中有一种复杂的，但当然也很确定的作用。为了描述它们，或者为了描述人们所指的教养趣味的东西，便必须描述一种文化。”即是说，审美领域中那许多词汇、概念以及它们在这语言中的使用规则，是与一定的文化、生活(即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实践”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之，要具体研究文化和生活，才能了解有关审美和艺术的许多词汇、语句和使用它们的规则和意义。
可见，从现代哲学的宠儿分析哲学看，分析语词也将走向或归结于分析文化、生活、社会。从而，今天的美学不但一方而变成“元批评学”即关于批评原理的语言研究，同时，另方面，艺术史和艺术社会学的具体研究却己远超美学，占居首要地位。所以尽管分析美学或元批评学仍然需要，但事实是它并不能替代美学的全部，并不能取代或取缔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经验科学的研究。这倒如同托马士·门罗（Thomas Munro）所早描述过的:
半世纪以来美学是沿着科学的、自然主义的路线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它已经包括了艺术的一般理论在内，它从包括心理学、文化史、社会科学等的各个有用的来源中，尝试去综合涉及艺术及有关的经验、行为的事实报导。……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愈来愈看到艺术趣味的巨大的变易性，看到对不同的文化集团和个人来说什么是美。【Toward Science in Aesthetics,p.263】……
但是，美学就是艺术社会学么?
关于美和艺术的谈论或描绘，自古至今，却并不一定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谈艺术可以不涉及美的概念，谈美也不提及艺术。中国亦然。今天，欣赏风景的审美愉快与艺术作品的美学批评，也可以互不相干。美与艺术是否有必然联系，这本身便是尚待深究的问题，那么，把美学完全归结为、等同于艺术社会学，不也是太匆忙或太片面了吗?
那么美学到底是什么呢?
中文的“美学”一词二十世纪初来自日本（中江肇民译），是西文Aesthetics一词的翻译。西文此词始用于十八世纪鲍姆嘉通（Baumgarten），他把这个本来指感觉的希腊字转用于指感性认识的学科。所以如用更准确的中文翻译，“美学”一词应该是“审美学”，指研究人们认识美、感知美的学科。但约定俗成，现在也难以再去“正名”了。关于美学的定义，目前中国流行的主要有三种:(一)美学是研究美的学科;(二)美学是研究艺术一般原理的艺术哲学;(三)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在我看来，(一)、(三)都有同语反复的问题。前者(“美学是研究美的学科”)在中文是同语反复，等于没有说。后者(审美学Aesthetics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在西文中亦然。审美关系是一个极为模糊含混的概念。什么叫“审美关系”呢?不清楚，这正是美学需要去探讨的问题，用它来定义美学，使人更感糊涂。(二)则是过于狭窄又过于宽泛。现实生活、自然美和许多审美现象并不属于艺术，却仍在美学研究范围，例如美育便不只是艺术教育问题，科技也有美学方面的问题，等等。而另方面，某些艺术学的问题，某些艺术的一般原理，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却又并不是美学研究的对象。可见，这三种说法、三个定义都不完满和准确。至于说美学是研究感性愉快的学科，美学是研究形象的科学，美学是一种价值哲学……等等，就更空泛，更不能说明问题了。
与其首先寻觅一个美学定义，还不如看看这门学科的具体历史和现况。尽管迄今为止，关于美学的对象、范围、内容，一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不管怎样，也不管美学这个名词出现多晚(在西方到十八世纪，在中国要到辛亥和“五四”前后)，从历史看，如刚才所说的，从古代起，就有关于美和艺术的哲学议论和理论探讨，就有今日美学所研究、所包括的对象、领域和内容。而这种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三个方面或二种因素，它们倒恰好与上面三种定义相对应，并的确构成至今美学的二种成分。有人认为，近代美学是由德国的哲学、英国的心理学、法国的文艺批评三者所构成（J. Stonitz）。有人认为，美学包括哲学、心理学、客观对象分析三种研究（H.S. Lang feild），或美学可分为形而上的(定义美)、审美心理的、社会学的三种研究……这种种看法，我以为倒是符合美学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的。所谓美学，大部分一直是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三者的某种形式的结合。比较完整的形态是化合，否则是混合或凑合。在这种种化合、混合中，又经常各有不同的侧重，例如有的哲学多一些，有的艺术理论多一些，有的审美心理学多一些，如此等等。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美学理论、派别和现象。
就今天世界说，欧美流行并占主要地位的是分析哲学的美学和艺术本体论的美学，主要在讨论、研究、解释艺术是什么，包括产生在德国的解释学（hermeneutics）和美国当前的惯例论（institutional theory）。在苏联、东欧，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其中包含著名的卢卡契（Lukacs）。在东方，日本似乎主要受德国美学的支配影响，中国则数十年在苏联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支配下。
那么，什么是我们对美学学科的基本看法呢?
多元化。我曾认为，“真理是一个由许多方面构成的整体。因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要求去接近它;接近的层次、侧面可以不同，所追求达到的目标可以不同”;“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多途径、多目标、多问题、多要求、多方法，互相补充，互相完善。”
美学亦应如此。
多元化标志某种统一的完整的体系或系统的永远消失和不再建立，包括哲学，也不过是提供一种观点或观念，不会再是包罗万有、解释一切的完整体系。哲学、美学不应也不会定于一尊，从而，可以也应该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层次、途径、方法出发和行进的美学，有各种不同的美学。这不仅是理论的不同，而且也是类型、形态的不同。形态、类型的不同和理论的不同有关系，但它们不是一回事，同一类型或形态的美学，仍有根本理论的不同。这里讲多元化，主要指的是类型和形态的不同。例如，美学就可以按此多元化所不同的形态分为不同类别，有如下两表:

（略）

应该十分注意，任何分类都只有相对的意义，其中总有牵强、不完备、不确定和不周延的地方。各类之间的各种相互渗透、制约、分化、综合等关系，极为繁复，更不是图表所能表达或概括。实用美学和基础美学，领域和对象都广阔庞大，而且会有进一步的分化、细密化、专门化，并将形成一些只有少数专家才能进人或懂得的专门学科或科学，它们会产生一套自己的词汇、语言、概念和公式，远不是广泛公众所能参预、了解和有兴趣的了。
可见，已经没有任何统一的美学或单一的美学。美学已成为一张不断增生、相互牵制的游戏之网，它是一个开放的家族。
从而，追求或寻觅一个统一的美学定义，就成为徒劳无益或缺乏意义的事情。我以前提出的“美学——是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的说法，只是从哲学的角度对当前美学作某种现象的描述和规定而已。比较起来，它还有一定的适用性。
但哲学应该是大众的，哲学美学恰恰不是专门化的美学。因为哲学并不就是科学，也不只是分析语言，它主要是去探求人生的真理或人生的诗意。谁都有人生，因此谁都可以去寻求那人生的真理，去领会那人生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