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埃及同苏联交恶后，向中国请求军事援助。然而，埃及空军却嫌中国歼-6落后，不愿给钱。僵持不下之际，团长刘国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找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去谈！

1973年，失去了苏联武器与技术支持的埃及，在打完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一直为补充新装备发愁。在求助欧美无果、苏联人不理的情况下，埃及把目光投向了曾无偿援助过它的中国。

1979年2月，埃及总统萨达特派出副总理图哈密，前往中国求助。当图哈密表达了希望得到战机和航空备件时，邓小平同志看着他，缓缓说道：“中国可以卖给埃及飞机!”

此前（从50年代开始），我国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都是无偿的。图哈密听到邓小平此言，只得表示回国后请示总统。

然而，左等右等，中国没等到埃及军方发来“洽谈购买飞机的邀请信”。为了抓住埃及急需飞机的大好机会，三机部当即决定主动出击，准备派出刘国民（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率领的7人代表团，前往开罗卖战斗机。

代表团是成立了，可当时，我国军工企业极度缺外汇，代表团连出国的路费都凑不齐，兜兜转转下来，刘国民只从三机部借来5美元外汇经费，那还是出国小组省下来的杂支费。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代表团一筹莫展之时，中国接到了埃及民航请求帮助修理安-24飞机的邀请。于是，代表团抓住这次有人接待的机会，迅速赶赴埃及。

临行前，三机部部长吕东语重心长的对刘国民说：“坚持要现汇，我们发展航空工业需要外汇，哪怕一个美元也是好的。” 可见当时的窘迫。刘国民捏着口袋里仅有的5美元外汇应急经费，开启了全陌生的军贸谈判征程。

可刘国民一行人到了埃及却发现，尽管埃及空军在中东战争中损失巨大，急需装备。但习惯了无偿援助的埃及空军装备部长，面对中方120万美元一架歼-6战机的报价，只肯接受白拿，还理直气壮地声称歼-6落后。

从3月15日一直到4月中旬，刘国民从中国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而埃及超过1000美元；再到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后（1956年9月），一年收费超过10多亿美元……摆事实，讲道理，可埃及空军就是绝不松口答应买，甚至提出中断谈判。

这种情况下，代表团部分成员都打起了退堂鼓。此时，刘国民再次想起怀里那仅有的5美元外汇经费，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为祖国完成这笔订单。

无奈之下，刘国民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去找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因为穆巴拉克不仅与中国友好，关键是他曾在苏联学习过飞行，还当过埃及空军司令，熟悉东西方的航空技术，而歼-6正好是从苏联米格-19仿制而来。

刘国民迅速找到中国驻埃及大使姚广，二人一拍即合，通过副总理图哈密，顺利见到了穆巴拉克。（图1：穆巴拉克-左与总统萨达特-右）

到底是副总统，穆巴拉克听完刘国民对歼-6的介绍后，不仅回顾了中国当年派领航员帮助苏伊士运河复航（1956），年年支持埃及贸易发展的情谊，还当即表态支持双方军贸谈判。

在穆巴拉克副总统亲自过问下，中埃双方军贸谈判进入了快车道。最有戏剧性的是，谈判中，先前未参加谈判的埃及空军司令首次露面，他误以为中方翻译不在场，用阿拉伯语放心大胆地交谈。埃方谈判人员也用阿语向他现场汇报：“中国战斗机的报价还是可以的”。

在掌握了埃方报价底线后，我方占据了很大主动，刘国民在120万美元/架的报价上毫不让步。最终，中国成功向埃及出口50架歼-6机型，并提供248台备份发动机。

至此，柳暗花明，中国军贸出口第一单终于敲定，总金额1.67亿美元，要知道，这第一桶金，相当于1979年国家外汇储备的14%！

让刘国民兴奋的是，自我国出口给埃及的歼-6战机（我国自主生产的第一代超音速战机）后，中国武器的成熟技术，可靠质量，很快得到了埃及空军的认可。此后7年中，埃及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武器接收国。甚至在1999年，埃及一口气买进120架中国K-8E高级教练机，创造了中国单笔出口飞机数量最多、合同总值最大的记录。（图3：埃及空军与中国战机）

而刘国民带领团队实现我军售第一单“零的突破”后，出任了中航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他先后带领团队，为祖国创下78亿美元的军贸出口合同，赞比亚、孟加拉、埃及、巴基斯坦，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2021年5月，中国军贸第一人刘国民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当然，这40多年里，在刘国民等第一代中国军贸人的开拓下，中国的军贸已经从当年的空白，跃升到全球第二。而当年为中国军贸立下头功的歼-6战机，也在2021年6月12日正式退役，重新以无人机的身份活跃在国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