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中国有哲学吗？中国有哲学家吗？非常遗憾，我的回答均只能是：没有。过去看到黑格尔的书中说，中国人无哲学，我曾满腔愤懑，我心想，这老匹夫在学问上还搞种族歧视。谁知经过四十多年中外“哲学”的研究，今天竟轮到我自己，来做这种不能不让人满怀痛苦的回答。肯定会有人跳起来，指责我的无知：冯友兰先生写了七大卷【中国哲学史】，任继愈先生也写了四大卷【中国哲学史】，还有谁谁也写了什么什么，难道他们不是哲学家吗？你又算老几？肯定还会有人点着我的名字大骂：“你不是也自称哲学家吗？”对不起，我没有自称“哲学家”，即使私下里想当，那也只能是我的愿望，最终究竟能不能当上，那也要看我努力得够不够。如果盖棺也难以论定，那就让后来的人们随便怎么去说吧。仅仅做否定性的回答，很简单，问题在于，理由呢？首先得回答，究竟什么是哲学？我认为，哲学是人类的有生命力的智慧学。这种哲学的标本，即是西方近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不仅是智慧学，而且是能够“生儿育女”的智慧学，近现代流行于世界的种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等等，全都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儿女们。这样的哲学，中国根本就没有。第一，中国到现在也拿不出一门完整的智慧学；第二，中国的“智慧学”是不能“生儿育女”的太监学。中国不要说拿不出哲学，甚至至今也拿不出一门自己像样的“学”（但中医中药学除外）来。这种令人痛苦的回答不是我愿意作出来的，实在是从真理的角度看，我不能不作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请网友们听我慢慢道来。一切物质和生命都存在于宇宙的三个基本场之中，它们是强力场、弱力（包括电磁力）场和引力场。与上述类似，一切人类都生存于世界的三个王国之中，它们是必然王国、理性王国和自由王国。用我的理论话语重新对上述的三个王国作出解释，他们即：客观先验的必然王国，又可称真王国；相对经验的实然（理性）王国，又可称善王国；自由超验的应然王国，又可称美王国。每一个人都同时生存在这三个王国之中，谁想偏废任何一个王国都不可能。也就是说，任何人主观设想自己只生活在其中的某一个惟一的王国之中，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谁真想这么认定，那只能证明他真是疯了。过去人们也曾说，人的进步是从必然王国经过理性王国，最后走向自由王国。现在看来，仅仅这么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人其实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离开任何一个王国。但的确有一种学说，可以帮助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某种升华，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言谈和举止，尽可能地在不违背真王国的规律的情况下，又尽可能地在不违背善王国的法律的情况下，最终走向精神情感的美王国。上面所述的学说即是哲学。迄今为止，西方近代哲学的确是世界人类中最有效的哲学，甚至是惟一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哲学。因为，第一，它对真王国做出了迄今为止人类中最好的描述，全面揭示了真王国的规律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及其子女的自然科学。第二，它对善王国同样也做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描述，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善王国的法律、法治和伦理。第三，它对美王国也有所涉及，虽然不及前面两个王国那么出色。不过应该指出，由于它所运用的二元论逻辑的局限性，西方近代哲学到了20世纪末，实际上也已经死了。21世纪，西方文化向全世界的扩张，事实上正在给全人类带来灾难。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智慧的内涵，即在真、善、美这三个王国之间穿针引线，打通它们，并尽一切可能把这三个王国之间的关系安排得和谐美满。由此，我们还可以回到西方近代哲学的源头——古希腊的哲学那里去看看。古希腊的哲人为真王国作出了伟大的奠基。苏格拉底为概念定义的确定性作了最重要的贡献，柏拉图为先验理念的同一性的确立作出了同样重大的贡献，亚里斯多德为真理的立法作了最重要的工作，也即形式逻辑最初的完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三人具有梯级的师徒关系，他们共同为真理王国奠基，更有亚里斯多德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们形成了节节高的态势。弟子决不会因为个人的意气而打倒老师，但也决不会因为爱老师而宁可让真理受到损害，而是恰恰相反，为了真理，宁可反对老师，而决不姑息老师。相对于此，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三人之间也有类似的师徒传承关系。孔子曾问道于老子，墨子曾为儒家弟子。但是他们绝对没有共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而是相反，个人意气高于真理，做得最不好的恰恰是孔子。显然，老子的“常道”是真理，可是孔子宁可把老子尊为“飞龙”，而且是见首不见尾的神秘的龙，却无视老子的“常道”；因此，老子的“常道”被儒家后学歪曲成了“非常道”，而孔子本人的“大道”却远离真理，变成了一种仅仅应然的理想或愿望，更加错误的是，孔子把实现了“大道”的时代捏造为“与三代之英”的古代，从而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复古主义的历史倾向。墨子反对儒家的重礼乐，而主张薄礼、非乐、节葬。……。弄到后来，儒、墨两家不可相容。老子虽然较早就为真王国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奠基工作，墨子也为此做出了很好的补充，建立了进行真假判断的逻辑方法，而且为进入善王国做好了准备，可惜“独尊儒术”之后，这一切全都成了泡影。索性墨家消失，老子被严重歪曲。到头来，中国至今也没有把自己的真、善王国的理论基础建立起来。西方人的善王国理论基础的建立是在近代十七世纪之后。英国哲人的实验主义、法国哲人的实证主义、德国哲人的思辨主义以及美国哲人的实用主义等等，共同构造成了西方相对、经验、实然、理性的王国，也即善王国的理论基础。美王国的理论基础也同时在法、英、德等国哲人的共同努力下推出。由上面所述可见，哲学的思维在西方曾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社会合力。正是因此，西方人的近代哲学（限于篇幅，这里没有论述希伯来一神论宗教信仰对西方文化同样重要的价值，关于这一点，网友可以参阅拙著【西方哲学死了】一书），可以孕育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等等儿女们。有一个故事，可以鲜明地表明西方人（英国人）爱真理的程度有多么深刻。1919年的德国和英国处于敌对状态，而德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却由英国的科学家的试验观察所证实。当时，伦敦时报刊出的头条新闻标题竟是“科学革命，牛顿定律被推翻”。大家想想，牛顿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圣人”，本国的圣人被敌国的科学家推翻，竟然还用如此大的标题报道出来，毫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试设想，如果日本人用什么东西推翻了中国的什么圣人，中国人将会如何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呢？中国人会为真理高呼吗？我不过在文章中对儒学的“博大精深”表示了疑义，竟招来那么多人动情的辱骂，中国人心中能有多少真理的位置呢？而儒学的“博大精深”的真理成分究竟又有多少呢？这也正好说明，中国“哲学”直到今天也没有“长大成人”，甚至还在娘肚子里没有出世。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只有儒家的伪学——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它们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它们既谈论不了人类的真王国，同样也谈论不了人类的善王国，即使能谈一点美王国的问题，付诸实行的却全都是伪学，伪君子学。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或许对先秦时期的论述尚具有一点价值，因为毕竟还有老子论述的真王国，有墨子论述的善王国，有孔子论述的美王国，尽管也难免会有曲解。如果（只能是如果）能有人在当时即把他们三者作出有效的综合，那将是多么伟大的事情，那将形成多么伟大的智慧合力，并在中国造成多么巨大的人类文明的辉煌。可惜中国人永远地错过了那么伟大的时代，错过了那“如果”可能的一切机会。后来的两千多年，只有独此一家的伪儒学在唱独角戏，最多还有一个法家在一旁窥视，他们演的全都是伪君子戏。他们能有哲学吗？须知，哲学是智慧合力的产物。智慧合，则哲学生，智慧分，则哲学死。惟独一家的智慧，则根本就产生不了哲学，而且那种独此一家的智慧，最终是不是真智慧，也难以保证，很可能早就已经蜕变为伪智慧。自汉代以来，中国不仅“独尊儒术”，而且还用极权专制来推行“独尊儒术”，中国人不仅是在分裂智慧，而且简直是在歼灭智慧。这样的中国人能有爱智慧的哲学吗？因此，我们就应该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国家，中国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既然如此，又何来哲学家呢？冯友兰先生、任继愈先生，以及其他等等的先生，对不起，充其量不过是中国人思想资料的编篡者。他们缺乏对上述三个王国的全方位合智慧系统的理论思考，而且他们的思想也严重地受到长期以来“独尊”的儒家伪学的影响，包括六、七十年代的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以及他们的老师辈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等先生，他们的弟子辈杜维明等先生。说实在话，人们很难称这些先生们是中国的哲学家，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很难有多少东西可以称作是中国人真正的合智慧。至于近代靠研究西方哲学吃饭的先生们，他们可以是研究西方某家某派哲学的“专门研究家”，却难以自成哲学家。由于中国历史惯性的原因，他们甚至都丧失了用自己的话语说话的能力，他们用中国文人崇拜圣人的方式，同样也把他们所研究的某西方哲学家视为不可超越的“洋圣人”，他们依然没有自我的主体性，依然没有任何自己的创见。正是因此，靠他们，同样也难在中国造成某种合智慧的“哲学”状态。不过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思维及其表达的无自由。在一个只具有“独尊儒术”的历史传统和惟一只坚持一个“主义”的国度，智慧也只有“分”，而不可能“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智慧合，则哲学生；智慧分，则哲学死；智慧“独”，则哲学无。这简直就是人类文明世界不证自明的永恒而普遍的真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违反了这条真理，所以中国人就只能与哲学和哲学家无缘。（待续）2006,1,25.

（一）“女神的失落”
　　所谓“女神的失落”，亦即女神的降格，是指随着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母权制也随之被父权制取代，女性的地位从高峰跌倒低谷，以至于被压迫、被奴役。女神世界是女性世界的折射和反映，所以女神也经历了如女性那样的地位转变。
　　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开始 ，人类对祖先的崇拜，也从女神开始 。神话的初期，有很多杰出的女神，如中国的女娲、西王母，希腊的大地母神该亚。
　　中国神话中的女娲是创造人类的女神。她捏合黄土仿照自己的模样造出了一个个“万物之灵”，于是就有了人类。女娲爱这个世界，更爱她的孩子。当天塌地陷，人类几乎遭到灭绝灾难的时候，她炼五彩石补天，杀冀州平原上的黑龙为民除害，人类才从灾难中解脱出来。
　　在希腊神话中，最初的宇宙是混沌一片，而该亚正是从这片混沌之中产生的。该亚是万物和众神之源，她从自身生出了天神乌拉诺斯，并又与乌拉诺斯生下十二提坦巨人。该亚代表了母权制的社会力量。
　　然而，当氏族社会由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父系代替母系，父权代替母权，男神居于统治地位，而女神的形象从主角渐渐退到配角的位置。
　　许多神话中男神取代了女神，这在创世神话中有所体现。纵观神话史，创世神话大体经历了世界由女神独立创生、世界由女神和男神结合而创生、世界由一男神独立创造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是女神从创造生命的主角变为配角乃至失去了其天赋权利的过程。中国神话中后起的男神盘古被认为是创造世界的神灵，他取代女娲独占了创世之功。希腊神话中，从以该亚为中心的旧一辈神发展成以宙斯为中心的新一辈神。
　　神话中男权高于女权的现象并不少见。据说雅典人选守护神时，男公民都选海神波塞冬，女公民都选雅典娜，结果雅典娜多一票当选。但人们害怕波塞冬水淹雅典城，剥夺了女子的投票权，孩子的姓氏也改为跟从父亲。
　　从中国及希腊古代神话中神的形象、地位的转变可以探索到当时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从女权社会到男权社会。
　　（二） 崇拜英雄形象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原始先民对对自然的认识日益深刻，人类开始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无能为力，而人类天生有崇拜英雄的本能，于是民族的英雄成为神。恩格斯说：“下一步把我们引向荒蛮时代高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英雄业绩是神话的创作源泉。希腊人将神话当成“古史”，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英雄是“古史”的主角，“在古风古典时代希腊人的眼中，他们如同远古活生生的人，属于一个比当代更古老更有力量的种族，因为他更像人而不是神，遂被当作楷模效仿”。另外某些英雄崇拜是将有关的历史进行神话，其中的主人公原本是真实人物，或者传说中的凡人，他们被后世描绘成具有神异的本领，能改变人类命运，能避邪免灾的半神化的人物。人们创造的英雄帮助人类排忧解难，成为人们颂扬的对象，他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品质。
　　英雄崇拜可以分为两类：
　　⒈对发明创造的英雄崇拜。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着，先民们学会越来越多的技能，如钻木取火、建造房屋。这些进步给人们带来莫大的好处，如火不仅让人吃上烧熟的食物，还帮助人们御寒，从而对抗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们通过钻木能够取到火，但却不明白为什么钻木会产生火，觉得这是奇迹。所以在神话里，从上天盗火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的是英雄。中国有火的发明者燧人氏，他游历日月，到了不识昼夜的遂明国，看到鸟啄火树燃起了火，就用小树枝钻木取得了火。被马克思称为“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保护神，他为了保护人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了减轻人类的负担，他用牛皮裹上牛骨头，愚弄宙斯。宙斯上当之后，拒绝将火种传给人类。于是普罗米修斯摘取木本茴香的一枝，走到太阳车那里。他从车下驰过，将树枝伸到它的火焰里，直到树枝燃烧。他持着火种降到地上，即刻第一堆丛林的火柱就升到天上。因他私自偷取火种给人类，宙斯下令将他用铁链钉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用长矛将他的胸膛划开，每天早上有一只巨大的鹰来啄食他的肝脏。夜间肝脏重新长好，第二天，那只大鹰又来折磨他。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延续一千年。人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从希腊奥林波斯山迎来圣火，并举行迎圣火的火炬接力跑，以此来纪念普罗米修斯。
　　⒉对战胜邪恶势力的英雄崇拜。这种崇拜表现了先民朦胧的战胜自然，掌握命运的期望。在先民们看来，只有超能的英雄才能做到。后羿是中国古代神话中著名的英雄。《淮南子·本草经》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为天子。”后羿为民除害，救民于水火，受到百姓爱戴，调遣他的尧也被拥为天子。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英雄。他出生时，便遭到天后赫拉的胁迫。赫拉派遣两条大蛇去缠绕赫拉克勒斯，而被他掐死。长大之后，他天下无敌，完成了十二件大功：他掐死巨狮，烧死九头蛇，射杀生着铜爪、铜翼和铜羽的怪鸟，制服能喷火的公牛，战胜三眼巨人，甚至打败了冥王哈德斯，他还射杀那只每天伤害普罗米修斯的神鹰……他被希腊各城邦广泛赞颂和崇拜。
　　（三）形成相同之处的原因
　　为什么相隔甚远的中国与希腊会塑造出具有同样品质的英雄形象呢？这恐怕是由于神话产生的时代各民族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形式上的一致性所造成的。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恐惧。在未开化的文化看来，平常所见的自然现象，譬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象气候，由于人们始终不明白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因而把它们都看作是天神的行为。有些不常见的自然灾害，如特大洪涝灾害，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在先民看来更是不可思议。人们将现实世界看作一种和谐的有意识的安排，而作出安排的显然不是凡人。于是，先民的不解有了解释：天神的安排。将人类文明的进步归功于神话人物的发明或者恩赐，是先民极为流行的看法。由于人们无法追溯人类最初采用一些生产或生活技艺的起源，有些经过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才逐渐形成的技艺，被视为某位神或者天才人物的创造。再者，人们对自然灾害和人类本身的各种苦难，如病痛、意外的不幸遭遇等感到恐惧。英雄崇拜寄予了先民对自然灾害或者人类苦难的征服欲望。自然中许多灾难是寻常人力所不能征服的，而且巨大的灾难对于人类往往是致命的，人们在这些伤害面前一筹莫展，只有超越自然的神才有可能制止自然灾害的肆虐。于是人们就想象出一些英雄人物，帮助人类战胜灾难，从而拯救人类。
　　二、 两者之间的差异
　　中国和希腊古代神话对神的塑造不可能完全相同，两者存在着差异，本文将从神的外形、性格、思想、人神关系等方面进行比较，显示其各自的特点。
　　（一）外形
　　中国神话中早期神的形象与人有较大的差别，而后期被宗教化的神话中的神与人形象基本相同，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很多神祗的形象被塑造成“半人半兽”或是“人面兽身”，这些人兽同体的神祗占据主流位置，数量远在人神同形的神祗之上。有人统计《山海经》所出现的四百五十多个神中，人形神与非人形神的比例为1﹕4。如被认为是人类始祖的伏羲、女娲，在汉画砖上被描绘成人首蛇身的神；和黄帝打仗的蚩尤“铜头铁额，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述异记》）；西王母“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山海经·大荒西经》），“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西山经》）；河神“冰夷”、水神“天吴”、海神“禹京”和“禹虢”、沼泽神“相柳”；颛顼长着人的脸，猪的嘴，麒麟的身子。这些神都是人和动物形象的结合体，虽然也有以人的形态出现的神，但中国神话中神的形象的主流仍是人兽同体。
　　在最早时期的希腊神话中，神在外形上也是人兽同形同体的。在奥林匹斯神系之前的提坦巨神都是如此，大地女神该亚和天神乌拉诺斯生下的巨人面目狰狞，身后拖着一条带鳞的龙尾巴。这只是希腊神话中的小部分，在之后的奥林匹斯神统中，古希腊人按照人的形象来塑造神，所以这些神具有人的形态，被看作是最美丽、最健壮、最聪明和最有力量的人。如太阳神阿波罗的形象：无须，希腊式鼻子，英俊的面容，匀称的身材，时常身背弓箭、手拿弓或弦琴，身旁常伴有缪斯女神，他是人间男性美的象征。小爱神丘比特通常的形象是一个长着小翅膀、黑布蒙眼，正在弯弓搭箭的小孩。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和美神阿弗洛狄特的儿子普里阿波斯，起初是农园人、牧人、渔夫的保护神，后来成为生殖、肉欲之神。他的形象为一个身穿长衣，胸前捧着水果的大胡子男子。无论是根据赫希俄德的古老的《神谱》和荷马古老的《伊利亚特》，还是后来悲剧家们的作品看，希腊诸神，尤其是主要的神祗（宙斯神普），已经历了相当彻底的“人化”。 奥林匹斯神系中的诸神外形与人类完全相同，神之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长生不死和超人的能力。
　　（二）性格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诸神在性格塑造上往往比较单一，而且地位高的神总是正义的，他们庄严、伟大、完美、充满创造力而又至高无上，是“有理智的、谦虚的、和善的、奖励的把良心、理性和责任感看成法律”。他们独来独往，凌驾于万物之上。如女娲创造人类之后却悄然逝去，不求任何回报，充满了博大的爱心和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再比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以民为先，舍小家为大家。沉重辛苦的劳动，使他体无完肤，足无胫毛，以至于骄体服足，肌肤溃烂。盘古为人类开了天地，在期间支撑了一万八千年，等大地构成以后才颓然倒下，躯体化作人间万物；伏羲为人类发明了记事符号八卦；炎帝教人播种五谷，辨别草药；黄帝教人盖房取暖……人类遇到种种困难时，神不是摆布、统治人类，而是与人和谐相处，且为人造福。神话对神祗性格的描写只限于一方面，善恶分明，善神从不作恶，恶神从不为善，性格单一。
　　在希腊神话中，神高度人格化，希腊的神和英雄是“神人合一”的，是神人同形同性的，希腊人以自身为蓝本创造神，所以人所具有的也是神具有的。希腊诸神和人类一样有爱，有恨，有喜怒哀乐，有七情六欲，也有吃穿住行、恋爱、生育等生活需要，他们的品行有的正直、勇敢，有的残忍、好嫉妒、爱慕虚荣。众神之父宙斯，作为世上万物的最高统治者，残暴、独裁。她的妻子婚姻女神赫拉美丽高贵，又常常有嫉妒之心。还有英俊而勇敢的太阳神阿波罗，主管胜利、技艺的战争女神雅典娜，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特等等，他们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像善良、智慧、勇敢、怜悯等，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光辉。另一方面，从他们身上还体现出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丑恶的一面，如嫉妒、专横、冷漠等，使他们看上去像活生生的人。人性中的优点、缺点都能从神的身上体现出来。例如主神宙斯，缺少中国神祗那种高高在上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的威严。他迷恋美丽的伊俄公主，为了瞒过天后赫拉，把她变成雪白的小母牛；欧罗巴公主端庄迷人，他就变成一头牛，把她拐走；看中了凡间美女勒达，就化为一只天鹅趁她洗澡时同她幽会；他还化成一阵金雨，从窗缝进入室内，使达娜厄生下了英雄佩尔修斯。再比如美狄亚为了爱情帮助伊阿宋夺取金羊毛，背叛父皇，杀死兄弟，一心跟随伊阿宋来到异邦，后来年长色衰，遭到抛弃。她悲愤至极，心中燃起复仇之火，先设计烧死了新娘及其父，又亲手杀死与伊阿宋生的儿子，脸上还露出陶醉在复仇的喜悦中的可怕表情，抱着孩子的尸体，乘龙车凌空而去，伊阿宋绝望的拔剑自杀。美狄亚用最残忍的手段来复仇，刚烈、凶悍的性格真是鲜明到了极致。这些都可以看出希腊众神是极富人情味的，这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希腊神话以人为本，酷爱现实生活，爱情至上的根本生活观。
　　所以说，中国远古神话中的大神们是神性十足的，他们庄严肃穆，没有灵气，被充分神圣化、偶像化，希腊众神被高度人格化和艺术化，形象丰富。
　　（三） 价值观
　　在价值观上，中国与希腊神话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神话强调的是社会的道义担当，希腊神话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这都可以在神的身上体现。
　　中国神话中的神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鲧、禹治水，突出了一种前仆后继，大公无私的精神；女娲补天体现了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和博大的爱心；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高扬了自我牺牲、造福后人的品质。这些神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都是克己奉公、理想崇高的圣人。希腊神话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人的自然性、个体性，重个人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希腊神话对自我中心的推崇，对冒险占有的肯定，对物质利益的关注等方面。比如“金苹果”之争，描述三个女神的对美貌的争夺。传说争吵女神在阿喀琉斯之父珀琉斯的婚礼上投下刻着“给最美者”的金苹果，引起三位女神的争夺，宙斯谁都不敢得罪，于是把问题抛给了在山上放牧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美神阿弗洛狄特美貌惊人，并以诱人的奖励“海伦”赢得了金苹果。由此看出，希腊人对人的欲望充分认同。另外，很多英雄故事其实是个人奋斗史。如赫拉克勒斯选择艰苦创业、冒险奋斗的道路，他完成十二件大事，最后被宙斯接纳，成为天神，成就了辉煌的人生业绩。古希腊神话所反映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在对自我的认定，对自由的追求，对人性的尊重和对欲望的张扬，及对义务的承担和对幸福的追求方面。
　　总之，中国神话强调个人牺牲，倡导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德行至上的道德伦理观，而希腊神话更多的是强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前者重义轻利，后者重利轻义。
　　（四）人神关系
　　中国神话中的诸神和英雄各自在独立的故事中被创造出来，相互之间并没有密切联系，“这是不同于希腊神话的一个有趣现象，即在整个神话体系中，缺少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主神，继开辟神之后的五帝之间也没有一个绝对的顺从关系，而是分立统治东西南北中五方土地”。中国神话神人转化的界限模糊，要成为神，只要通过苦心修行便可，神人是可以相通的。但神人不可以通婚，神人通婚很少有幸福美满的，通常以凄美的悲剧结尾。如牛郎织女、董卓与七仙女都以悲剧结尾。另外，人对神是极其尊敬的，“顺天安民”“替天行道”这些词都可以看出中国古人盼望天人默契。
　　希腊神话中的神被安排在一个突出的血缘关系中，神永远是神，不会被贬为凡人，凡人只能是凡人，不可能成为神，神与人的本质是不可改变的。但是神却可以与人通婚，生下半人半神的英雄，这些英雄通过奋斗，建立不朽的功勋，从而成为众神之一。另外，神与人不完全和平共处，诸神在奥林波斯山上享乐，不关心众人的疾苦。人神对立的故事有很多，如塔罗斯和尼俄泊的故事。
　　（五） 中希神话神的形象塑造不同的原因
　　造成中希神外形、性格、情感差异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两者产生的时代不同。中国神话产生的年代更久远一些，那时候野兽被当时的中国人当作神圣的宠物来尊敬。由于受图腾崇拜的影响，崇拜神灵与崇拜野兽得以统一，出现了神话中“人兽合一”的形象。相对中国神话来说，希腊神话产生比较晚。根据恩格斯的分析：“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母权制已经让给父权制。”这时的希腊正处于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离远古的图腾崇拜时代已经很远了，因而受图腾崇拜影响较小。
　　另一方面在于不同生存环境下的两个民族所形成的不同观念。中国神话中人形与兽形的组合体现了中国古人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由于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人们对自然的恩赐充满感恩之心，所以对神的描述以正面为主，虽然也有一些凶神、恶神，但在神格上远低于正神。这种感恩之心构成了顺天安民、顺天保命的观念。而希腊人认为天与人是对立的，他们生存在恶劣的环境中，人需要不断地与自然斗争。神人同形同性表现了希腊古代人民欲与上天斗争的思想。

其他方面:
一主题的惊人相似
神话产生于远古氏族社会，是古代人们原始的思想形式，是自然界和历史显示的特殊的反映。因此不管是上古中国还是古希腊，他们的神话都是远古氏族社会的产物。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一）关于天地万物的产生
中国和希腊都把最初的宇宙视为混沌一团。《太平御览?三五历纪》记载了中国开天辟地的神话：“天地混浊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 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几万里。”而在古希腊神话中，根据赫西俄德的神谱，宇宙
间最初也是混沌一团，天地不分，陆地、水、空气三者混在一起，此时有混沌之神卡俄斯和他的妻子夜神倪克斯，继之产生了哺育一切的地神该亚、冥界之神塔尔塔罗斯和爱神厄罗斯；爱神厄罗斯创造了天地，他以箭射入地心，生草木鸟兽。
（二）关于人类的出现
中国和希腊的天地万物已分别被盘古和厄罗斯所创造，但还没有人类，岂不遗憾？其实女娲和普罗米修斯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据汉应劭《风俗?通义》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洹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洹人也。”古希腊人认为，当天和地创造后，众神之神宙斯放逐的神祗的后裔———先觉者普罗米修斯用隐藏着天神的种子的泥土，和着河水造出了和自己一样的小生灵——男人，然后从各种动物：狮子、狐狸、母牛、老鹰、鸽子等的心摄取善和恶，将之植在人的胸膛中，使人具有勇敢、懦弱、贪婪、慷慨、狡猾、忠诚等多种性格，爱神厄罗斯给它以精神，智慧女神雅典娜给他以灵魂，于是造人完成。可以肯定，女娲和普罗米修斯在进行这项伟大工程时绝没有商量过。他们之所以都用泥土造人，都是依照人类的模样造人，这正好反映了中国和希腊人民的祖先都是依着人类的模样去塑造神的，体现了初民们神人同行的思想。
（三）关于洪水神话
不知什么原因，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于是遭到了天谴，巨大的洪水把人类消灭了，只留下一两个幸存者。
在中国，有许多关于洪水淹没人类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女娲补天、女娲兄妹结婚之类的神话。雷公发下洪水，淹没人类，只有女娲兄妹坐在葫芦里逃避了洪水得救，于是结婚生一怪石，打碎后跌在河里的变成鱼虾，跌在山上的变成鸟兽，跌在村子里的变成了百姓。在希腊，宙斯为了惩罚人类，决定用洪水消灭人类，于是召集众神。各方面的风，受命将云聚集起来，大雨下降，洪水发生，泛滥了全国，凡是住在那里的一切生物都被淹死??丢卡利翁依照父亲普罗米修斯的忠告，建造了一只方舟，因此只有他和妻子皮拉得救。在洪水的第九天，他们乘船来到福克斯的帕尔纳索斯山。丢卡利翁问正义女神忒弥斯如何才能使人类重生，女神说，用地母之骨投向背后方可复兴人类。丢卡利翁猜出所谓地母之骨指的是石头。他照着做了，投出的石头都变成了男人，皮拉投出150的石头都变成了女人。从两国的洪水神话中我们有可以看到其相似的地方：他们把洪水看作是神的意志，洪水后都只存一男一女，他们创造了人类，且都与石头有关。
二内容的明显不同中希神话有相似之处，在内容也有许多明显的不同。
（一）在对神的塑造上各有特点：中国神话中的神是半人半兽型，而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是神人同形同性的。中国神话中的神多半是非人形的或半人半兽形的。有人统计，《山海经》中所出现的四百五十多个神中，人形神与非人形神约为一与四之比。这些神虽然爱人类、爱劳动，具有英雄美，但在外貌上并不美，形状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例如龙头蛇身的盘古、烛龙，蛇身人面的伏羲、女娲，人身牛首的炎帝、神农，人面豕喙麟身的颛顼，豹尾虎齿的西王母?? 而古希腊人却完全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众神有同人一样的形体，同人一样的性格，同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同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同人一样有勇敢、残忍、嫉妒等品行，同样会犯错误，甚至不免于循私护短、挟嫌报复。如神话中的许多神很任性，爱享乐，虚荣心、嫉妒心和复仇心都很强，还不时地溜下山来和人间的美貌男女偷情，以宙斯为代表的大多数神还喜欢捉弄人类，甚至三番五次地打算毁掉人类。古希腊人认为神是人最完美的体现，因此他们按照人的形象创造了神。神与人的差别仅在于人食粗茶淡饭，神享受仙家美肴和琼浆玉液；人衣粗制亚麻布，神着绫罗绸缎；人总归要死去而神却长生不死，而且神比人更聪明、更有力、更高大。但神却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力量(这从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时候，人可以跟神对抗、打仗甚至战胜神。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曾经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力学。力学是自然科学中最早精确化的学科，现代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从力学开始的，而且，直到19世纪末，精确的自然科学可以说主要就是力学。由此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精确的自然科学。所以英国哲学家A.N.怀特海说：“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来，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中国人就个人的情况来说，从事研究的秉赋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毕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中国如此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能在科学上取得任何成就。”〔1〕

从元明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会长久地落后于西方，这一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不尽的话题。其实，在元以前，所谓中国科学技术的先进，也是主要指技术的先进。在中国历史上直到现今，从来是把科学与技术不加区分的，笼统地称为科学技术。其实，任何科学不发达的民族，在古代都是有技术的。所以我国学者顾准（1915 1974）说：“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2〕

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3〕怀特海说：“希腊终归是欧洲的母亲。” 一般说来，从世界范围来说，现今自然科学的起源，认为是来自古代希腊的，特别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为了弄清楚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力学，从而没有精密科学，为此我们要回顾一下古代希腊自然科学的情况。

古希腊的科学，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占有最为辉煌的一页，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古希腊存在过数百年贵族的民主制。

古希腊是由许多独立的城邦所组成的。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00年，希腊在政治上实行贵族民主政治制度。城邦的军事首领是国王，但国王的权力被加强的长老会削弱或制约。间或有些野心家（僭主）征服了其它城邦，建立了僭主制政治（Despotism）。所以古希腊实际上是民主制和僭主制交替出现的政治。即使出现了僭主政治，僭主的权力也无法和后来欧洲的君主以及中国的皇帝相比的。因为，第一，僭主的称号就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表明他的权力是不合法得到而是窃取的，第二，这种权力不可能自然地由他的子孙继承，第三，大都不能长久而被贵族的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代替。

由于古希腊实行的是以贵族的民主制为基础的政治，所以在决策和决定事情时，主要靠辩论来说服参与决策人以获得多数。长达700年的民主政治氛围中，产生了许多辩论家。由于辩论的普及，就发展了进行辩论所必须遵从的规律以及怎样在辩论中取胜的学问，这就是逻辑学。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工具论》是古希腊逻辑学的大成。由于逻辑学的发展，古希腊产生了推理的数学。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数学传统，有埃及的古数学，有印度的古数学，有中国的古数学，然而产生推理数学的唯一的地方只在古希腊。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推理的巨著。阿基米德关于力学的著作则是古希腊推理数学和力学相结合从而产生现代精密科学萌芽的典范。17世纪欧洲产生的以力学为开端的现代自然科学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以阿基米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科学传统的结果。古希腊被罗马灭亡后幸亏有阿拉伯人翻译和保存了古希腊的科学文献，才使后来欧洲文艺复兴中重新发挥作用。

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力学，从而也就没有精密自然科学呢？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集权统治。

中国不仅集权制延续了很长的历史，而且愈到后来有愈益强化的趋势。如果说在商周时代，大事的决定靠占卜、大臣的意见、皇帝的意志三种结论，以多数来决定。皇帝尽管是最高统治者，但是还是要受一些制约。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许多小国割据的局面，不过武力兼并的结果，建立了秦的一统集权天下。紧接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皇帝可以独断专行，封建集权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在封建的集权统治下，一切言行是依“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标准，即使你的“纲”说得毫无道理也得绝对服从，没有丝毫辩驳的余地。何况还有“三年不改父制谓之孝”等一系列死人统治活人的教条。

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希腊民主和科学的复兴。从开始的文学上歌颂人文主义蔑视神权，到14、15世纪，欧洲的神权和君主专制摇摇欲坠。从而迎来了17世纪的科学繁荣。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同一个时期中国正好是明朝，封建的集权制在朱元璋取得政权后被空前野蛮地强化了。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罪杀丞相胡惟庸，株连达一万五千人，并借机取消了宰相，大权由皇帝独揽。文字狱，是几千年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迫害的一种方式。从朱元璋开始，延续至朱元璋之后的数百年，文字狱被发展到最为残酷的地步。朱元璋加强了特务政治，组织了锦衣衞，直属皇帝指挥，专管监视和处置大臣，对大臣首开“廷杖”进行侮辱处罚。作为奴隶社会的特征，我国的人殉制在秦汉以后便逐渐消失了，而朱元璋却恢复了野蛮的人殉制，1397年（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死，殉葬的嫔妃达46人。

集权制的第一个恶果，使中国不可能产生精密科学所需要的逻辑学从而也就没有推理的数学。

在春秋战国，中国也出现过一个阶段的文化繁荣时期，那时舌辨之风也很盛行。相应于这种短暂的辩论风气，也出现了像《墨经》中叙述的逻辑学的萌芽。《墨经》中的逻辑学同《工具论》中的逻辑学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后者已经十分完备，以致于1787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说，从亚里斯多德以来，“逻辑学没有能前进一步，因此看起来，逻辑似乎是完成并且结束了。”在集权制之下，一切重要决策都是由皇帝说了算，“朕即真理”没有辩驳和争论的余地，也没有“公理”、“定义”、“推论”等的必要。

逻辑学对于精密科学的重要重要性，可以从严复在介绍逻辑学时说“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中看出。〔4〕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中国科学未能发展同中国没有订出一个更完善的逻辑学有关。在没有逻辑学的条件下，中国的数学始终只停留在计算上，所以中国自古把数学称为算学。中国的数学缺少推理和论证的部分。而推理和论证正是精密科学所必不可少的。以牛顿用万有引力去解释行星运动来说，他必须用到加速度和圆锥曲线的概念。在西方，早在古希腊，公元前200年就有了阿波罗尼（Apollonius，前262？ 前190）的《圆锥曲线论》重要著作，其中包含了有关圆锥曲线的400多个命题，详尽地探讨了圆锥曲线的各种性质。而中国的传统数学是没有圆锥曲线的。直到清末圆锥曲线的概念才由西方传教士带进来。

第二，封建的集权制不可能造就现代科技发展的外部需求条件，即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由于没有市场的需求，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不能受到全社会的注意，相当多的发明只是为了满足皇权和宫廷的需要。如，和力学有关的发明被中香炉、水运仪象台、记里鼓车等都先后失传，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长期被用在焰火和爆竹上，而没有用在为了扩展市场所需要的武器上。另外还由于皇权的需要，把某些研究领域列为禁区，不许一般人涉猎。如天文学，在秦汉以后，历朝历代都不许民间研究，天文著作被列为禁书，不许民间刻印和私藏，我国古代的许多天文著作也便失传了。所以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无论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就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入手。”[5]

在集权制之下，有时，皇帝也主张“休养生息”、“民殷国富”的政策，注意发展生产。一些学者认为，生产发展了便会自然地进入资本主义，形成市场经济。顾准说得好：“我们有些奢谈什么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一种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6〕

事实上，到了清朝末年，在中国也产生了一些大商人，但由于强大与狡猾的封建集权统治，这些商人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庸，而不能影响当局的政策，更不能动摇皇权的统治。这些商人也只能依靠贿赂的手段，从封建集权那里换得一点点可怜的经营权利。李约瑟说：“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从来不习惯的，不需要的，而且愈来愈不愿意接受的。”其实与其说是人民不习惯的，毋宁说是当权者或者说集权的体制所不容纳，所以直到近几年才允许公开在文字上提出市场经济，至于要达到发育的市场经济，那还需要一段长时期的努力。

第三，在集权统治下，从理论认识上形成鄙视科学技术的传统。

由于强大的集权统治，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附于统治者，走向上爬“学而优则士”的路。另一种是远离统治者，走逍遥出世的隐士道路。这两种道路的知识分子，各自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

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为走前一条路的理论基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己欲达则先达人”、“忠、恕”、“仁、义”等一系列说教都是为这条道路服务的。

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上，在批判商朝的皇帝纣时说他“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孔颖达注解说：“奇技谓奇异技能，淫巧谓过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据人身、巧指器物为异耳。”这里“以悦妇人”泛指宫廷游乐。中国传统上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就是从这里来的。实际上，在集权统治下，是有一批人想靠进献发明以图皇帝嘉许达到作官的目的的。古代有许多发明，在没有市场经济的需求下，只能作为宫廷游乐之用。例如与力学有关的发明被中香炉、孔明灯、轮船、爆竹、火箭、焰火、风筝、竹蜻蜓、编钟等都是这样的。上述儒家著作的观点，认为靠这种发明以求晋升的路子是一条不足取的道路，不是仕途的正道。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为隐士道路服务的。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

他们主张“无为”到什么程度呢，在《庄子·外编·天地》中有一段：“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掣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以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这段话深刻反映了道家对于技术革新的无为态度。为了要保持“道”的“纯白”，连任何先进的工具都羞于使用。更不用说去勤奋地进行科学技术研究了。

在周朝的著作《易经》中有一句话：“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孔颖达注解说：“备天下之物招致天下之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为天下之利，惟圣人能然。”中国从古就有很强的“学以致用”的传统，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人类活动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认识与发现自然规律的活动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也就是说，你要是作一件什么事，他就要问“有什么用”。如果你回答不出有什么用，就被认为是“无的放矢”，这被认为是反对科学研究的最有力的武器。何况这里的“应用”经常被解释为爵位的晋升、财源的开发等等。

总之，在集权统治之下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都不屑于科学技术。鄙薄科学技术是他们共同的认识。即使是重视技术的人，也不过是重视器物的应用，而认知科学是没有地位的。这就是集权制之下轻视科学技术的认识上的根源。

第四，在集权统治之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这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完善于唐。迄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科举制度把读书研究学问同当官紧紧地绑在一起。它与其说是一种教育，倒不如说是一种为了训练皇帝统治下民的奴才而服务的。科举制度要求人们从小读四书五经，钻研当官术，学习写作对皇帝歌功颂德的文章。到了集权制被空前强化的明代，这种文章发展定型为八股文。八股文造成中国颂古非今、褒上贬下、空洞无物的文风。在科举制的形成的初期，唐代的科考内容中，也曾经列入过算学，后来就再也没有实施过考试涉及科学技术的内容。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在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与徐光启和译了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徐光启深感这种知识在中国普及的必要，他在序言中说：“此书为用极广，在此时尤所急需”它“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他预言说：“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可惜他的这些话二百多年，在集权制度下的科举制度系统中，没能实现，一直到清末李善兰在同文馆中成立了算学馆，才规定《几何原本》为必读书。至于将几何学、包含牛顿力学的物理学作为普及教育的内容，那是推翻清朝以后的事。

所以近代中国的许多改革的思想家都提出革除科举改革教育的主张。严复批判科举制度“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7〕梁启超则指斥“八股和一切学问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并呼吁“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力在变科举。”〔8〕

第五，在中国封建集权制之下，皇帝因为拥有无上的权威而妄自尊大。哪怕是一个笨蛋，一旦登上金銮殿坐到皇帝宝座上，便变成什么都懂、什么都行的全才。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人们就得俯首贴耳。这就培养皇帝以一种愚昧的优越感自居，把自己称作天子，把自己统治的国家称为天朝上邦，把别的国家和民族一概贬斥为蛮夷。这一点，在明末利玛窦一来到中国便有明显的感觉。他评论说：“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利玛窦的评论是很得当的。

中国原来没有力学，但是如果能够虚心向外国学习，还是能够很快学会的。然而，这种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狂妄和对于外来的学术一概排斥的态度，导致了数百年来我国的力学一直落后。迄今为止这种影响也很难说已经得到了廓清，“文化大革命”中不是要批判热力学、相对论吗，不是在批判“崇洋媚外”的旗号下煽起了盲目排外情绪吗，目前不是还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吗？。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作结论：中国的没有力学，从而没有精密科学，是和中国的集权统治紧密相连的。就是说，愚昧是和专制相连的。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革命知识分子，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科学是和民主共生的，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现在我们重温这些历史事实，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长期集权统治;没有发展的逻辑学;鄙薄科学技术的传统;落后的教育与长期科举制;夜朗自大和闭关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