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时候，中国关系很好，在西方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在暴乱后给予中国贷款的国家。
从这以后，中日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原因如下，1、共同敌人苏联消失，2、跟随美国反对中国，中国发展迅速，4、日本经济不景气，5、中国去日本的人素质低，6、中国军力飞速发展7、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和日本关系降到冰点。所以中国扶持韩国，借以制衡日本。中韩关系升温，中日关系导致政冷经热的现象。
到了2003年左右，中国日本关系稍微转好。原因如下：1、中国加入世贸，经济腾飞不可阻挡，2、日本习惯了中国的崛起，3、中韩关系降温 4、在军事方面，中国开始超过日本，在潜艇、战斗飞机等方面中国占据优势，在预警机、驱逐舰方面中国也开始赶上，日本知道无法遏制中国，开始结交中国。
2007年，中国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驱逐舰访华，中国驱逐舰访日。
原因：中国经济超日、中国军事赶上，欧美反华加深，中日联合勘探油田等等

中日关系发展有几个要素：
1、经济。中日经济互补性强的时候，关系好，互相竞争的时候关系差。
2、军事。中国买1艘驱逐舰的时候关系差（日本不适应中国的军事发展），买12艘潜艇的时候，关系好（日本习惯了中国军力发展）！
3、民众情绪。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反对，中日关系差，日本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不反对，中国日关系好
4、美国。94导弹危机，96导弹危机，中美关系差的时候，中日关系自然差。

90年时候，中国关系很好，在西方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在暴乱后给予中国贷款的国家。
从这以后，中日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原因如下，1、共同敌人苏联消失，2、跟随美国反对中国，中国发展迅速，4、日本经济不景气，5、中国去日本的人素质低，6、中国军力飞速发展7、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和日本关系降到冰点。所以中国扶持韩国，借以制衡日本。中韩关系升温，中日关系导致政冷经热的现象。
到了2003年左右，中国日本关系稍微转好。原因如下：1、中国加入世贸，经济腾飞不可阻挡，2、日本习惯了中国的崛起，3、中韩关系降温 4、在军事方面，中国开始超过日本，在潜艇、战斗飞机等方面中国占据优势，在预警机、驱逐舰方面中国也开始赶上，日本知道无法遏制中国，开始结交中国。
2007年，中国日本进一步发展，日本驱逐舰访华，中国驱逐舰访日。
原因：中国经济超日、中国军事赶上，欧美反华加深，中日联合勘探油田等等

中日关系发展有几个要素：
1、经济。中日经济互补性强的时候，关系好，互相竞争的时候关系差。
2、军事。中国买1艘驱逐舰的时候关系差（日本不适应中国的军事发展），买12艘潜艇的时候，关系好（日本习惯了中国军力发展）！
3、民众情绪。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反对，中日关系差，日本不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不反对，中国日关系好

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文革期间会见最多的外国友好人士是日本人。第二代领导人在75年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中日友好的方针。第二代领导人说：“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78年10月下旬，第二代领导人又一次复出不久就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这次出访带回来更多的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日相互派出了几次大型青年代表团进行互访。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使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达到一个小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还认真的向日本学习管理经验。中国目前的建筑承包体系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鲁布革水电站”工程项目中，向日本大成公司开始学习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目前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也是从初期日本质量QC管理开始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便开始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在小泉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中日关系在100年来隐藏的伤疤太深，随时可以使这个伤疤发生溃烂。日本人在中国干下那么多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岂能那么轻易就忘记，这是作为有罪的日本人应该用数代人的努力来补赏的。田中等日本人做了这个补赏，但这远远不够。小泉等日本人不做这样的补赏，反而在这个伤疤上撒盐，当然要重新沟起中国人的仇恨。

历史问题只是中日关系阴影的一个方面，中日现在还有利益上争斗很激烈的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更主要是民族情绪中最重要的地位问题。中国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日本确实给予了重要的帮助，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崛起过去110年后，中国在1978年才开始了走上重新崛起的改革开放道路，仅仅过去了30年，中国与日本在整体国力上已经并驾齐驱。在亚洲谁是老大？作为已经当了100年亚洲老大的日本看见自己的地位已经发生严重的动摇，这是日本国民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不亲近是现实利益引起的；相反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历史问题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借口。

2004年12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中日关系再一次受到重挫，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38%，这以后这个数值一再下降。不久前日本再次对外交舆论进行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比率较2004年创历史最低值的调查结果高出2个百分点，达21.7％。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34.3％，较前上升1.9％。日本时事通讯社评论认为，这是时隔4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首次出现上升势头，这还得益于去年中国总理对日本的访问使这个亲近感数值得到回升。中日关系的状况，我从来不认可日本极端右翼分子的举动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形像，也不认可中国“愤青”的极端反日行为能够代表中国的形像，但基本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中日关系现在冷得很，两个国家相互仇恨不容置疑。

在中国，如果要同样做这样一个调查，对日本有亲近感的数值日生星认为绝对超不过30％，现在的中国国民最仇恨的国家就是日本，这个认识是理性的吗？

我很赞赏wy付总理在日本期间的表现。05年wy到日本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开幕仪式和出席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原计划还要同日本首相小泉举行会见。当wy得知小泉首相竟然就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要连续参拜的讲话时，wy毅然决定提前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到中国。对日本的右翼分子，中国绝不应该作出妥协。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低潮，责任主要在那一边大家应该清楚了。

100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双方的战争以及目前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之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战，它实际是敲响了清王朝政府的丧钟。面对这个中国几千年小兄弟的崛起，大清王朝的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这以后才有了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党，甲午战争15年后，清王朝就没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为中国革命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11年后，蒋介石政府没有了。因此，100年来中日战争以及双方关系的演变，它还造成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它不仅仅是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些罪恶留下的痕迹；这带来中国人一种复杂的感情。

“不忘历史，面向未来”。如何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向未来走去，却显示出越走越窄的趋势，七、八十年代那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是两国人们都需要这种冷淡的关系吗？这是两国人们都愿意的一种结果吗？日生星不得而知。

秦 传说徐福去了日本
汉 两国开始有交往记录
隋唐 交往频繁 促成了日本的大化改新 同时先进技术传入日本
明 变倭寇了 敌对啊 被戚家军打得很惨
清前期 两国恢复友好 清后期 日本崛起开始侵略中国
民国 日本大规模侵华 特别是南京大屠杀
新中国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大概就这些

一、1871年—1888年，是近代中日建交的试探时期，是中国看不起日本，日本却在积聚力量准备侵略中国的时期。1888年中国北洋海军成军，引起了日本的高度警觉，此后加快了日本准备侵略中国的步伐；
二、1889年—1930年，是日本策划大举进攻中国并最终形成大陆政策的时期，甲午战争发生，《马关条约》签订，台澎被割让。日本加入八国联军，是八国联军中军队人数最多的国家。占领山东，提出21条。1927年召开东方会议，形成《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将中国东北（所谓满蒙）与中国关内（所谓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政策，决定经营满蒙，为下一步大举侵略中国做准备。1928年发生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这个时期是日本开始转变为帝国主义的时期，是中日关系历史上日本第一次大举侵略中国的时期；
三、1931-1945年，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动七七事变，发动一二八事变，占领中国首都并进行南京大屠杀，走上企图灭亡全中国的时期，是中日关系历史上日本第二次大举进攻中国的时期，但是这一次侵略遭到了最后的失败，日本国家覆亡；
四、1945-1951年，是美国占领日本并对日本进行改造的时期；
五、1952-1971年，是日本追随美国，日本作为美国的外交附庸，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包围而形成的反华反共半月形包围圈的中坚一环，中日之间长期敌视，没有国家关系，只有民间外交、只经不政。廖承志、宫崎达之助在维持中日民间贸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六、1972年以来的时期，是中日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期。1972（《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197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08年（《中日关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日之间签订了四个政治性文件，这是制约并维持中日关系的基石。2002年日本小泉纯一郎内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后，中日关系出现不和谐因素，但到2008年福田康夫上台，又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满风雨，恩怨百年。两千多年的交流中，爱憎相交，关系微妙。
　　受政治体制与国际局势制约，过去60年间，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的回避多于正视，从没有得到过认真清理，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日本与邻国关系中的“夹生饭”。冷战后，在长期挥之不去的泡沫经济的阴影之下，日本政治趋于保守，政坛上回避战争责任、反过来转嫁亚洲邻国的动向十分明显。日本当局无视政教分离的宪法精神，一味强调参拜靖国神社是“民族文化传统”，政府对篡改历史教科书“无权过问”，无视邻国的国民感情。在亚洲，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美关系的变动、朝核问题的起伏，日本一方面坚持与强者结盟的传统，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一方面又在亚洲四面出击，争夺领土、资源，“远交近攻”，把防卫重点指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僵化。目前，日本学界和经济界出现了反对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动向。这必将导致日本在亚洲失去朋友，陷于孤立而不能自拔。　
　　中日关系的现实与前景之间反差明显。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突出使国民感情下滑。构成中日政治基础的历史与台湾问题，给两国深化合作带来严重障碍。在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处在十字路口，面临历史性挑战。　　
　　对话与交流是化解对立与恩怨的钥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领土争端的惟一选择。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虽是说了半个多世纪的老话，却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化挑战为机遇的大智慧。
　　近代中国曾饱受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压迫，这个过程从中英鸦片战争起，持续了百年有余。这期间列强对华侵略形势历经变化，几个主要国家大多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分别扮演过主角;而从总体侵华力度之强劲、发展势头之迅猛上看，从侵华野心之大、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之深重上看，第一号主角当属日本。日本在世界列强对华侵略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侵华史研究应当是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篇章。
　　近代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来说基本上就是日本侵华史。从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与中国订约建交起，70多年间两国交往就国家关系来说，基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的关系。不能说这期间日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侵略，更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侵略者;但从日本的国家行为上看，它对中国的重大决策几乎全都是为了侵夺中国，它在中国以及在国际上涉及中国的各种重大活动也都是为了侵夺中国，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基本点是侵略，主导面是侵略，日本侵华史是中日关系史从一个方面最本质的概括。　
　　在研究中日关系时，常常会有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困惑感。究其因，主要还是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价值与利益相互交错重叠面前面临选择的困难。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重伦理”、“重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是这样，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也是这样。中国人用自己的道德观作为尺度来衡量近代日本的所作所为，由此形成的“情感记忆”、“整体记忆”，规定和限制着我们对现实日本与未来日本进行判断的理性空间。　　
　　但是，两国人民彼此对对方的发展、强大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日本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为“威胁”，中国担心日本重新武装后会再度“卷土重来”。日本虽然否定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但时刻担心自己在亚洲的经济实力被削弱。中国虽然也认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对日本走向“自立”疑虑重重。
　　说到底，中日双方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自己的国家进行战略定位时，无法找到为对方进行正确定位的心理平衡点。这里既有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也有相互实际利益的竞争。这是同处亚洲的两个大国在同时崛起时所必然面临的矛盾与冲突。
　　在瞬息万变的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如何构筑我国良好的国际战略环境、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我们必须理智思考、周密策划的战略课题。中日关系是我国在制定国际战略、尤其是东亚战略时必须认真关注的一个方面。
　　不论从地缘政治、安全角度还是从经济利益、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日本都需要认真对待。国家利益决定我们必须尽快地改善中日关系。当然，改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目前，中日关系已步入“十字路口”，它面临着“感情”与“理性”的选择，它考验着处于崛起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度量与韧性。同时它也检验着走向“自立”的日本民族所作出的各项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
　　“理性思维”与“感情用事”、“现实利益”与“历史恩怨”，这是我们未来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必须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理性地面对现实，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突发事件，从战略高度掌控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对中日关系进行战略调控。
　　中日两国政府都应从两国利益的大局出发，为两个民族的子孙后代制定出长远、正确的大政方针。而不是凭“一时之勇”却铸成大错，导致中日关系的停顿与倒退。自中日邦交恢复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对日友好的外交方针，并切实地为发展中日两国的关系而努力。尤其在处理两国关系的“棘手”问题和“突发”事件时，都表现出大国的风范与较强的克制能力。
　　相比之下，日本随着首相“走马灯”式的更换，对华政策也显得不够平稳。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支持并作出一定贡献，但日本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不论他有何种理由，作出伤害亚洲邻国国民感情的事都是无法宽恕的。
　　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两国之间在竞争中有相互合作，在摩擦中有共同利益。两国都不应忘记彼此所担负的振兴亚洲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如何寻找两国共同利益的结合点，如何避免和化解因过度竞争而给亚洲邻国乃至世界带来的不安，这是中日两国所面临的新课题。
　　

中日近代化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就和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加上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末期，中国都面对着一个现实的敌人――美国。民众在这种环境下，对美国的仇恨是排在第一位的，当时许多在中日战争期间的受害者还活着，但是民众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只能排第二或者第三位。因为从六十年代的中期起，由于文革的开始，出于对反修正主义的需要，树立了排在美国以后的第二个对手苏联的仇恨。

69年中国与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国民对苏联的仇恨迅速超过美国成为排在第一的敌人。这种状况随着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使中美关系得到解冻，中国对苏联的敌对状况达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6年中国领导人更换以后才发生一点转变。

我生长在这个时期，每天听到的声音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没有听见打倒日本。

79年，中国突然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越南。五、六、七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民对越南对美战争做出巨大的支持和牺牲，美越战争结束才四年，中国与越南就因为xxx的原因迅速交恶，越南人肆无忌惮的驱赶华侨，在边境地区发动骚扰。那一年，中国国民对越南人的仇恨达到排在第一的位置，并持续了好几年。

五、六、七、八直到九十年代，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一直处于平和甚至友好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作出的两项决策促使了这种友好关系的维持。

第一项决策是72年发生的。71年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后，中国开始打开对西方的大门，当时中国已经与世界隔离二十多年，中国急于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想尽快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恢复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却并不急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美国国家战略利益所决定的。美国不与中国建交，使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国家也不敢和中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日本这时却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压力，在田中首相的努力下，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72年9月中日在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第一个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当年10月，中国与西德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建交后，许多国家竞相效仿，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引来中国外交打破封锁的一段黄金时期，使美国想通过建交来要挟中国的如意算盘落空。至到79年1月1日，美国在无可奈何下，才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对老一辈中国领导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使当年的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平和友好的状态。

第二项决策其实是第一项决策的延续。中日建立外交关系时，中国正式向日本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索赔，日本分批分期以低息和无息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资金和建设项目贷款，并对部分项目实行无偿援助，这个过程从建立外交关系时就开始实施。1975年，还在读高中的我曾经到成都青白江参观“四川化工厂”建成投产仪式，亲自看见一座占地110亩地，年产20万吨的现代化化肥厂的投产，生产过程只需要不到100人。五十年代，苏联人在这里用占地1500多亩地，建立了一座年产5万吨的化肥厂，生产工人是1000多人。从文革期间就开始的对华援助，日本人在中国投资建设了不少这样现代化的工厂，对中国经济从苏联模式向现代化模式的转变起了不少的作用。到目前，四川化工厂仍然是成都的利税大户。日本初期的对华的援建项目，不像现在的美国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许多项目是日本当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对帮助中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起到不少的帮助。日本的这些援助项目和资金，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百业待兴，中国最缺少的就是资金和技术，内资主要依靠香港地区和海外华侨的投资，外资主要依靠日本的资金。无论人的发达，企业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发展，第一桶金是最重要的，日本在中国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发展过程中，一共援助了几乎不计利息的原始资金二千二百多亿人民币。一个人如果在九十年代在股市上投入一万元，现在的价值至少是在十倍以上。因此，三十多年来日本持续投入的二千多亿元资金，它所产生的资金财富是难以计算的。有一些数据可以比较，比如：1978年中国的GDP才3624亿元，中国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主要也是无息和低息贷款方式进行）也只有500多亿元人民币，却得到这些非洲国家很大程度的认可。还不能仅仅只算经济帐，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关口，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这场革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由于日本的这两项决策，使中日相对友好了几十年。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文革期间会见最多的外国友好人士是日本人。第二代领导人在75年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第三天，就会见了日本前国务大臣保利茂一行，坚决贯彻由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中日友好的方针。第二代领导人说：“中日关系不从比较高的政治角度来考虑是不行的”。78年10月下旬，第二代领导人又一次复出不久就出访日本，参加交换中日和约批准仪式，这是二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这次出访带回来更多的对华援助资金和项目。到了八十年代初，中日相互派出了几次大型青年代表团进行互访。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使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达到一个小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还认真的向日本学习管理经验。中国目前的建筑承包体系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鲁布革水电站”工程项目中，向日本大成公司开始学习逐渐演变而来的。中国目前的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也是从初期日本质量QC管理开始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便开始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在小泉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中日关系在100年来隐藏的伤疤太深，随时可以使这个伤疤发生溃烂。日本人在中国干下那么多伤天害理的滔天罪行，岂能那么轻易就忘记，这是作为有罪的日本人应该用数代人的努力来补赏的。田中等日本人做了这个补赏，但这远远不够。小泉等日本人不做这样的补赏，反而在这个伤疤上撒盐，当然要重新沟起中国人的仇恨。

历史问题只是中日关系阴影的一个方面，中日现在还有利益上争斗很激烈的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更主要是民族情绪中最重要的地位问题。中国几十年的迅速发展，这个发展日本确实给予了重要的帮助，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崛起过去110年后，中国在1978年才开始了走上重新崛起的改革开放道路，仅仅过去了30年，中国与日本在整体国力上已经并驾齐驱。在亚洲谁是老大？作为已经当了100年亚洲老大的日本看见自己的地位已经发生严重的动摇，这是日本国民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不亲近是现实利益引起的；相反在中国国内也是如此，历史问题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借口。

2004年12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中日关系再一次受到重挫，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38%，这以后这个数值一再下降。不久前日本再次对外交舆论进行调查显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或“基本良好”的比率较2004年创历史最低值的调查结果高出2个百分点，达21.7％。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34.3％，较前上升1.9％。日本时事通讯社评论认为，这是时隔4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首次出现上升势头，这还得益于去年中国总理对日本的访问使这个亲近感数值得到回升。中日关系的状况，我从来不认可日本极端右翼分子的举动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形像，也不认可中国“愤青”的极端反日行为能够代表中国的形像，但基本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中日关系现在冷得很，两个国家相互仇恨不容置疑。

在中国，如果要同样做这样一个调查，对日本有亲近感的数值日生星认为绝对超不过30％，现在的中国国民最仇恨的国家就是日本，这个认识是理性的吗？

我很赞赏wy付总理在日本期间的表现。05年wy到日本参加世博会中国馆的开幕仪式和出席日本经济新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原计划还要同日本首相小泉举行会见。当wy得知小泉首相竟然就参拜靖国神社发表要连续参拜的讲话时，wy毅然决定提前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到中国。对日本的右翼分子，中国绝不应该作出妥协。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低潮，责任主要在那一边大家应该清楚了。

100年来，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双方的战争以及目前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之争。1894年的甲午中日之战，它实际是敲响了清王朝政府的丧钟。面对这个中国几千年小兄弟的崛起，大清王朝的人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这以后才有了戊戌变法和孙中山的革命党，甲午战争15年后，清王朝就没有了。1938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为中国革命也提供了发展的机会，11年后，蒋介石政府没有了。因此，100年来中日战争以及双方关系的演变，它还造成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它不仅仅是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些罪恶留下的痕迹；这带来中国人一种复杂的感情。

“不忘历史，面向未来”。如何面向未来？中日关系向未来走去，却显示出越走越窄的趋势，七、八十年代那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是两国人们都需要这种冷淡的关系吗？这是两国人们都愿意的一种结果吗？日生星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几十年来最仇恨国家的演变中，到底哪个国家最值得我们一直仇恨？这种仇恨还要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