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

只是在西迁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人种，形成了一个新种族匈奴。对于司马迁这一结论，千百年来人们深信不疑，然而现代DNA检测，却颠覆了这一结论。

上世纪90年代，在蒙古国的呼尼河畔，考古专家发现一座匈奴大墓群，共有大小墓葬400多座，其中甲字型匈奴贵族大墓有670座，被命名为“高勒毛都1号墓地”。

2001年，考古学家更有震惊世界的发现，还是在呼尼河畔，高勒毛都1号墓地的150公里之处，发现了一座更大的匈奴大墓群，发现98座甲字型贵族大墓，其中就有已知最大的匈奴墓葬，即M1大墓群，面积超过2500平，1个主墓和30 个陪葬墓。

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墓葬，除了匈奴单于，其他人没有资格拥有，M1大墓群的主墓应该是匈奴大单于的墓葬。学者根据陪葬品及史料记载，推测墓主是复株累若鞮单于，公元前31—前20年在位（王昭君第二任匈奴丈夫）或者乌珠留若鞮单于，公元前8—13年在位。

通过对匈奴单于遗骨DNA检测，有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墓主人的父系Y染色体R1a1a1b，也即我们熟知的雅利安人（古印欧人种的一支）。

可见，从匈奴单于DNA结论来看，匈奴并非夏朝后裔，而是印欧人种（白种人）。

学者外蒙古中部额金河谷、外蒙古东部都日格等多个匈奴贵族墓葬追根溯源，发现北匈奴父系Y染色体携带印欧人种基因，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分子人类学对匈奴墓葬的分析显示，北匈奴包括欧亚混血的南西伯利亚类型，以及少量高加索人种的塞种遗存。

从DNA角度来看，已经推翻了《史记》对匈奴来源的记载。不过，司马迁记载虽错，但却也留下了匈奴来源的线索。

《史记·匈奴列传》：其攻战，斩虏首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

匈奴人有猎头习俗，在战争中砍下敌人的头颅是荣誉的象征，可以得到部落的赏赐。匈奴人大败大月氏之后，将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器。令人奇怪的是，高加索人种中的斯基泰人也有这一习俗，还有如何用敌人头骨制作酒器的详细说明，以及被猎杀者的身份越高，所制成的酒杯档次就越高，如果是有身份的人往往要镶上金边，甚至缀以宝石等。显然，二者应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针对众多匈奴普通墓葬的DNA研究发现，匈奴人群父系成分极为复杂，除了携带印欧人种基因之外，还有更多的北亚黄种人、中亚等人种基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是融合。

《汉书》记载“东胡强而月氏盛”。春秋战国之际，匈奴并不强大，一度臣服于东胡，把爱妾都献给东胡王；同样，西边的大月氏也极为强大，匈奴不得已，只好送质子于月氏。其实，战国时期还有林胡、楼烦等都不比匈奴差，比如楼烦甚至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学习对象。

即便到了战国末期，匈奴还不是最强的部落。然而，秦末战乱给了匈奴机会，让匈奴得以一统北方。可想而知，在这一过程中，匈奴其实融合了大量民族，形成了一个“新匈奴”，因此基因成分肯定比较复杂，而印欧白种人只是极少一部分。

尽管史书没有记载匈奴最初情况，但可想而知，从匈奴出现到战国末期，肯定也融合了大量民族，再到一统草原，因此匈奴基因必然极为复杂。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司马迁之前，没有史书记载匈奴起源，为何司马迁却突然认为匈奴是夏朝后裔？关于这一点，有两个猜测。

一，当时有史书记载，司马迁阅读过，只是后世已经失传，所以司马迁坚信匈奴是夏朝后裔。而且，《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司马迁或由此认为匈奴是犬戎的一个分支，因此也可以说是夏朝后裔。

二，司马迁希望平息战争，将匈奴虚构成夏朝后裔，那么汉朝与匈奴就同出一源，都是华夏后人，兄弟之间就应该摒弃残酷的战争，希望汉武帝或汉朝等以“德政”来感化匈奴这个远兄。这是司马迁的“微言大义”，儒家仁爱思想的表现。

夏王朝，是我们从中学历史阶段就开始熟记的中国第一个古代王朝。它的存在，虽然依旧谜云重重（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很大程度上不被认为是一个存在过的王朝）。

不过，《史记·匈奴列传》中的一段记载让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眼中，

夏朝灭亡后，夏人并未消失，而是逃到了遥远的蒙古高原，形成了后来的匈奴部落，成为战国-秦汉时代的北方强敌。

这种看似荒诞的说法似乎是无稽之谈，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么？

01 夏桀何往？

探寻夏王朝究竟去往何方，最后一位君王夏桀的去处明显十分重要。他作为夏族人的精神领袖，周围必然团聚了大量夏朝的移民。

我们所熟悉的夏桀之结局， 古书多谓奔于南巢。《史记·夏本纪》之《正义》云: "庐州巢县是也。"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史记正义是一种以后推前的论述，也就是说因为唐代庐州有巣县这一个地名，才前推当年的南巣是此地，这明显存在重大疑点。因为夏桀败北之地是位于晋西南运城盆地的夏县，而巢湖一带则明显太过遥远。

按照正常的逻辑，一个政权部族沦亡之后最先想到的应该是自己的发祥地，比如满清贵族在辛亥革命之际一度想要退往东北。因此，

夏族人舍弃自己的山西一带的老家逃亡南方明显不合适。

恰好，唐代地理图书的一条记载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太平寰宇记》卷四三晋州襄陵县条有: "巢水源出县东南, 巢山在县北15 里"。这里的晋州襄陵县位于今天临汾市的襄汾县，与鸣条之战发生地同在晋西南，同属于汾水流域，在地理层面上更加符合夏桀战败后的逃亡选择。

02 农牧分界线上的夏人

《索隐》引 《括地谱》云:"夏桀无道, 汤放之鸣条, 三年而死, 其子獯粥, 妻桀之众妾, 避居北野, 中国谓之匈奴"。这一记载与我们上文所推测位于山西临汾的“巣”地方位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夏桀的后代獯粥以及丧国的夏人部落确实很可能向北，沿着汾河谷地一路北上，进入山西中北部地区。

山西中北部地区在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农牧分界线上。根据拉铁摩尔的理论，游牧民族并不是最开始就出现的民族形态，而恰恰是脱胎于农牧分界线上边缘农业形态之中，亡国之后的夏人很明显符合这一特点。

实际上，在商代，山西分布着许多如"土方"、"鬼方"等方国部落（这些部落处在农牧边界线上，不仅不是游牧民族，而且具有战车等定居民族的武器装备）。今日的学者胡厚宣考证，土即夏, 土方即夏人居处的地方。这就可以说明，

到了公元前 15、14 世纪，夏在北方还是一个强大的方国, 与商人经常处于对抗之中，是一支分布在农业边缘的部族。

图/商代

商代早期的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的考古发现中，很多与二里头文化惊人相似的玉石、陶器大量出现。这说明夏王朝的文化随着夏人的北迁逐渐向蒙古高原的南部播撒，这也印证了我们对于夏文明北上的相关判断。

03 北上草原

商朝后期，夏人的后裔似乎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根据前文拉铁摩尔的理论，此时的夏族人很可能已经从农牧分界地带出发，向北方的蒙古高原迈进。这在考古学上也不缺乏证据，公元前13世纪开始，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沿岸出现了一种青铜文化——卡拉苏克文化。

苏联学者吉谢列夫认为，"卡拉苏克文化中，有东南方向中国北部居民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器物" 。这种文化中不仅出现了夏王朝的典型圜底形陶器，还出土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短剑和戈，甚至还有夏代典型的白玉环、典型中原式的带菱形铤的矛, "商式" 铜箭等事物。很明显，这种突然出现于南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原的。

图/新发现的匈奴龙城

除此之外，后来我们对匈奴的记载中，匈奴人明显体现出包括龙之信仰、筑城习俗乃至于“五行”布阵的军事战法。这种种印记都表明匈奴人很可能与中原有着莫大的关系。

早期的夏朝人经过了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直至南西伯利亚的迁徙。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他们又重新南下进入蒙古高原南部，遇到了熟悉又陌生的秦人、汉人。此时的匈奴人或许只是依稀记着他们曾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是曾经的"夏人"，无奈草原的磨砺已经让他们曾经的同胞将他们当作异族了。

因为这个种族是非常的稀少，所以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都是自称为我们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加上雅利安人的辉煌时期，曾经摧毁了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加上他们非常勇敢勤劳，所以也被很多人所仰慕，差不多在中亚地区各个地方的民族都认为自己拥有雅利安血统。

雅利安人，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种，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人种血统了，主要来自于中亚草原一带，论血统来说，雅利安人确实和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波斯人等中亚地区民族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而和欧洲西方人所说的后裔则完全不同，他们更偏向于西域长相，而不是欧罗巴人。

因为雅利安人非常的勇猛善战，并且拥有了过人的智慧头脑，所以在很多场重要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像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都是被雅利安人所取代灭亡了，尤其是印度，雅利安人用武力征服了印度的一切，并且定制出了现在印度人种姓制度，所以雅利安人也被誉为是世界上血统最高贵的一个民族之一。

不过现在雅利安人的后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毕竟这么多地方的人都在争，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理由，谁也说不清楚，其实也没必要争夺这个，现在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为了争夺以前的血统而不可开交，毕竟这都已经是过去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