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先觉志士记传》（黑龙会出版部，1936），至少有1300名日本人为辛亥革命（这个辛亥革命是广意的。）牺牲，其中有700名为黑龙会会员。孙文早年主张联日，孙文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头山满（1855—1944）：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一辈子看起来像个普通人，但从其绰号“幕府将军”、“间谍头子”、“老板里的老板”，不难知他庞大隐密的日本国家主义的影响力。他创建了以“大亚细亚主义”（亚洲互相提推携，以确保东洋和平，维护世界的文明）为宗旨的黑龙会（玄洋社）。1905年8月20日，在他和犬养毅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民宅二楼榻榻米房成立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和犬养毅疏通外务省军部，掩护孙文等人逃往日本，并由他联系日本矿主安川锦一郎每月给孙中山提供1万日元费用。犬养毅（1855—1932）：支持孙文的日本首相。1897年，犬养毅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并提供费用，派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赴广东调查秘密会党和孙文，9月他会晤孙文后把他介绍给日本政商界，还说服矿主平冈浩太郎按月提供给孙中山100日元生活费，后来，平冈浩太郎资助孙中山迁居至麹町区平河五丁目30番地，并供应一切费用。在犬养毅等人支持下，孙文的革命势力有很大发展。1898年、1900年他两次建议康有为和孙文合作，因康有为反对而未遂。1900年，他为惠州起义代购过军火。1908年，他游历华南，与革命党人交换革命意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头山满等于1912年1月、3月两次专程奔赴南京，会晤孙文，坚持北伐，并建议孙文与黎元洪、岑春煊、康有为等合作反袁世凯。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九州贺城人。曾两次当选日本首相，五次出任日本外相等职。儿玉源太郎：（1852--1906），日本山口县周南市人。台湾第四任总督，满铁株式会社创立委员西长。田中义一（1864年-1929年），日本山口县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陆军大将，任参谋本部次长时协调孙文中华革命党与广西岑春煊陆荣廷云南唐继尧蔡锷梁启超的关系，以使他们在南方共同反袁，并向他们提供资金武器顾问等援助创造有利条件，即使不能推翻袁世凯也要在南方大量牵制吸引消耗中国军队兵力，掩护日本关东军和宗社党在满洲的行动，意还是在满洲，后任日本首相 。如熊秉坤《阳夏战争日记》，阵中日志9为日人协战记，《阳夏战争日记》有这种语言，九月初六日（当时用农历），旋有日本人（未遑记姓氏）来询致败之由，嗟叹不已。问此次有何人指挥，众以罗、熊二统领告。日人云：尔着一人同我去见世希（日本人），问一方略，再图恢复。即以罗统领督队，熊统领偕往。至世希宅，适伊外出，唯米氏洋人在家，即以地图见示。谓欲图恢复刘家庙，须先占据竞马场。若得竞马场，按地形判断，敌人必在刘家庙宿营，敌步哨必在第二火场，而我之步哨预设第一火场，至次日拂晓时先以步兵顺铁路而下，另支兵由竞马场两边小路抄攻刘家庙两端，炮队于竞马场向刘家庙射击，如此庶可恢复刘家庙。说毕，又以小幅军用地图见赠。并谓，前次攻刘家庙，何锡藩、姚金镛若照此图配备，不致有今日之殃。话毕而返，我军正与敌在大竞马场激战。日本之前一定程度上允许各革命组织在日本的存在是想分裂清国，让东亚出现多个国家，日本一开始认为辛亥之役能像太平军那样打上十几年，清国分裂成至少五个国家，满洲一个，华北一个，华中一个，华南一个，这十分符合他的大国政略，大国理想，他想领导亚洲，做大国，接着就是向清国和南方独立各省提供军火并向南方提供资金，希望清国和南方各省血拼，消耗力量，后来就变成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和南方各省的关系了。日本一看这场战争几个月就要结束了，汉人要大获全胜，就又想保全清国，清国即使发展最多是小而强，一个小民族统治着一个大民族，这个小民族想维持统治必须要压制这个大民族，因此这个国家不会太强，现在保留清国以后还有机会，以后搞中国就比较难了，新建立的中国则是真正的人口多，土地大，力量相比清国转眼翻10倍，一个独立统一强大的中国会阻碍甚至终结他的梦，于是想联合美英德法俄等进行干涉军事干涉，但美英德法都支持袁世凯认为袁世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不同意，就这样还亡我之心不死，日本驻清国公使问袁世凯清国还有无君主立宪的可能，如果有日本一定鼎力支持，袁世凯告诉他我一向都是君主立宪主义者，然后他就去威胁南京临时政西府去了，接受君主立宪不然他就要出兵干涉了，后来感觉被袁世凯利用了。

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两种。
第一种是日本财阀、军阀担心中国会富强起来，影响日本在华利益。但是又对革命后新政府对日持友好态度抱有期待，因此对于中国革命持沉默态度，明面上并不给予大力支持，但是暗地里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第二种在日本军队中下级军官及民间组织中较为流行。日本在日俄战争获胜后，自诩为亚洲黄种人的代表，以将亚洲各国从欧美列强中解放出来为己任。民间和军队中很多人将日俄战争的胜利视为人种之间的对抗，因此很多人希望中国变强大后，中日能够携手合作。这也是诸如黑龙会一类的日本社团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的原因之一。
不过所有的一切，最后都随着日本加快侵华脚步而灰飞烟灭了。

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那些辉煌的历史事件和英雄的故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其中辛亥革命的那段辉煌，是一场前无古人的革命，无数英勇无畏的革命先烈们不畏艰辛、顽强勇敢的拼搏，前赴后继的铸就了那辛亥首义的辉煌，用生命照亮中国人民心中前进的方向，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上了浓重、辉煌的一笔。
202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和大家一起重温辛亥革命那段历史，读小区里的一些画报，参观辛亥革命纪念馆——红楼，观看革命纪录片《辛亥革命》等。当我如此近距离的感知辛亥革命的那段光荣而艰辛的岁月，了解到了那些革命者的英勇事迹，那些感人肺腑的故事使我热血沸腾，特别是秋瑾、徐锡麟、邹容等人的英雄故事，他们的不屈不挠、死而后已的精神，深深的憾动了我。
英勇的徐锡麟，多么勇敢啊，可谓舍小义而取大义。他在官府假装为朝廷效力，安徽巡抚恩铭非常欣赏他，三个月就提拔他一次，半年就提拔他两次，对他有知遇之恩。可是，为了安徽的革命起义，在徐锡麟等仁人志士密谋的士官毕业典礼上，徐锡麟带头起事，用短枪击毙了他的“恩人”，尽管安徽巡抚恩铭对他有恩，并许诺他高管厚禄，但徐锡麟为了起义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还是杀了他，是何等的无私啊！后来，由于他们人少，弹药不足最终起义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汉宗被捕。当晚，徐锡麟被杀，临刑前，他神色自若的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虽然起义失败，但是他们的辉煌永存！
秋瑾就义已经一百多年了，世事沧桑，当今中国已不再是血与火的革命斗争年代。但秋瑾的精神，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百年前旧中国，封建礼教思想的黑暗统治是那样顽固。秋瑾作为一个弱女子，敢于如此冲破思想牢笼，打碎封建精神枷锁，去崇仰真理，追求光明，主张共和，坚持男女平等。她面对腐朽没落的社会，满腔热血，一身正气，而且为了祖国独立富强，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用鲜血来唤醒民众，唤醒中国。在被清朝政府抓到后，临刑前，她怀着满腔热血，悲愤地说：“同样的流血，同样的奉献，同样的牺牲，我用生命唤醒世人，我用生命去反抗这腐朽、没落的时代，所以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是坚强的，他们会笑着面对死亡，我要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我要推翻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并写下如此壮烈的绝命诗篇：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
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
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既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她的壮举像遍布中国大地的熊熊燃烧的革命之火，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中国民众的光明前程。所以，她笑对死亡！
正是像徐锡麟、秋瑾这样的革命志士们前赴后继，为中国大地播下革命的火种，到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带领着这样的中国同盟会在武汉打响了第一枪，其他各地区也响应革命的浪潮，推翻清朝了那个腐朽，堕落的封建满清政府，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我们去回顾它、铭记它，并把那“燃烧自己、铸就辉煌、点亮他人”的精神代代相传，不断激发我们艰苦奋斗、勤奋自强！

策划分裂中国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日本对辛亥革命对策的一种倾向。辛亥革命期间，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小动作”背后隐藏着分裂中国的大阴谋。幸运的是中国南北议和成功，维护了国家统一，粉碎了日本的险恶用心。
　　1911年10月10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对辛亥革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无法掩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出于其本性，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前后做了相当多的“小动作”，伴随着令人瞠目结舌的大阴谋。

　　一、日本怎么“影响”晚清的革命党
　　清朝末期，一些日本人对于清政府的对立者是持支持态度的。譬如辛亥革命之前，流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日本朝野不仅为之提供了住宿、活动的便利，甚至给予经费支持，日本人宫崎滔天（宫崎寅藏）和平山周还试图促使维新派和革命党联合起来对当时的中国发挥“巨大威力”。
　　1904年黄兴领导长沙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他的真实身份被发现了，宫崎寅藏和同情中国革命的其他日本人士，迫不及待地来访问他，他们很快成为至交”（《黄兴与中国革命》）。由此可见，某些日本人是欢迎被清朝驱逐打击的“亡命者”的，并且，孙中山同黄兴的“革命组合”也是由宫崎寅藏介绍促成。
　　再者，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以及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同盟会，是孙中山在第九次流亡日本的过程中组建而成的，得到了日本人相当程度的帮助。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的会议是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子爵的官邸召开的。而此前的筹备会也是在东京一个特殊的日本人家里召开的，主人是近代史上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的创建者和领袖内田良平，参加者中还有日本人宫崎寅藏和末永节。这些日本人是流亡日本的革命党活动圈子中的老面孔。
　　很多当时有权势的日本政要也悄悄支持孙中山，譬如犬养毅（日本第29任首相）、尾崎行雄（第2次大隈内阁司法大臣）、副岛种臣（前枢密院副议长）、大隈重信（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等日本政坛权势人物都曾接见孙中山、表示过支持孙中山的事业，实际上确实也为革命党提供了庇护和支持。
　　此外，在武昌起义的准备与酝酿阶段，很多从日本归来的华侨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孙武、黄兴，还有一些从日本回国的华侨在武昌首义中壮烈牺牲，如刘复基、赵启瑞、萧钟英等。武昌起义后，各省起义和独立运动中，新军中的留日学生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清朝后期的留日学生进入军界的颇多，而且多数已担任新军中的中高级官佐，掌握了很大的军事指挥权，如吴禄贞、蒋尊簋、蔡锷、许崇智、陈英士等，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影响之下，新军中有留日背景的军官，同情、支持革命党的极其多，这对辛亥革命的迅速发起、获得成果，应该不无裨益。
　　毋庸讳言，在中国辛亥革命中，某些日本人是产生过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然而，日本政府更热心于支持清政权。

　　二、日本政府力挺清政府，帮助压制革命党
　　1911年10月10日（清朝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在“共进会”、“文学社”以及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前期精心策划和努力准备下，一天之内，革命军就占领了武昌，取得了首义的胜利，在黄鹤楼和蛇山上树起了用十八颗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的临时国旗。但是，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在武昌起义爆发时都极力维护和支持清政府，其中包括日本。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惊恐万状，10月13日，皇族内阁首领庆亲王奕劻派陆军大臣廕昌请求当时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少将提供镇压革命党起义的武器弹药，日本驻华使馆不敢怠慢，立即请示日本外相与首相，当时的首相是西园寺公望，他同意向清政府提供武器弹药，但是，明确表示这不是“免费的午餐”，带着一个明确的交换条件，即：“清政府亦应改善对日态度，尊重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清国事变》）
　　大海里飘过来根救命稻草，清政府当然好商量。10月23日，日本政府委托日资企业北京大仓洋行与清政府陆军部签订了购买2732640日元的武器合同，这助长了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的嚣张气焰。然而，“热情”的友邦政府卖给清政府的武器装备却都是日本陆军省淘汰的军火。
　　其实，早在武昌起义革命军占领中日合资的汉阳铁厂后，不用清政府“请求”，10月13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就立即发电建议日本派遣军舰来进攻革命军。日本的反应速度相当惊人，14日，日本海军就决定向长江流域增派4艘军舰，17日，日本海军大臣指示在汉口的日军对于大冶铁矿要尽力保护，不惜动用武力，防止革命军占领。
　　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在关注、干预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发展，不仅陆续派遣军舰进入武汉江面和中国领海、领水，派出军队占领京津沪等地的交通据点，形成武装干涉的阵势，同时，日本等6国驻华使节向清政府和革命党都发出照会表示：“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言外之意，外国有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
　　此外，6国还联合起来再发一照会胁迫革命党人：“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达成足以停止目前冲突的协议。”日本政府更是单独表示“非照采取君主立宪之条约，不能担任调停”。这些无疑都是从各自本国利益出发的对于当时中国的警告、勒索，最主要是对革命党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向清政府袁世凯势力妥协。

　　三、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1911年10月西园寺内阁针对中国辛亥革命所开的专门会议制定的应对政策是：“满洲问题之解决，唯有待于对我最有利时机之到来，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我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日本外交文书》之《清国事变》）。可见日本是把别国的灾难当成自己的机会的，他们开内阁会议研究“最有利时机”，期待掠夺别国的领土，还强调要“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扶植势力”，真是无耻之尤。于是，说日本帮清政府镇压革命党也不完全正确，它的目的是像吞并朝鲜一样吞下满洲（东三省），甚至中国。所以，日本期待中国发生内乱，甚至要制造中国的内乱，以此获得它所要的“时机”。
　　11月28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时，日军就曾试图向中国增派军队。从这点来看，日本所谓的帮助清政府那也是不靠谱的，说日本支持中国的辛亥革命事业，更是无稽之谈。
　　在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中，“黑龙会”一词屡屡出现。黑龙会作为日本情报机构，对于同盟会是有一定“支持”的，当时属于黑龙会成员的数名日本浪人作为顾问加入同盟会，实际是日本方面要对同盟会实行更有效的控制并获取重要信息，是双重身份，甚至多重身份。日本人对于同盟会的“支持”，用心良苦，另有目的。武昌首义中，日本势力的“积极”作用难以看出，看到的只是日本军舰以及日本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对于革命党的胁迫。
　　日本军部以及扩张主义者极力撺掇革命军同清政府的部队死拼。10月底或11月初，日本陆军中佐寺西秀武曾向陆军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建议向革命军提供武器（《日本外交史》）。寺西秀武建议援助革命军军火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吗？当然不是，他真正的出发点是“使革命军之抵抗长期化，于我国（日本）之对清政策极为必要”，于是，悄悄安排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向革命军出售武器，用以同清军作战。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继续内斗，消耗实力，为日本吞并东北乃至中国作准备。

　　四、辛亥革命中，日本阴谋把中国分裂为四个“国家”
　　1911年10月24日，西园寺内阁就中国的武昌起义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方案，日本内阁会议首先确认了前内阁的“在经常保持对该国（中国）之优势地位”的同时，坚持“永远维持满洲现状”的方针，并且进一步深入宣示了具体行动“指南”：“延长满洲租借地之租借期限，解决有关铁路各项问题，更进而确立帝国对该地区之地位，借以达到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乃帝国政府经常策划而不容懈弛者；苟有机可乘则应利用以采取下此决断之手段。”——尽管用词婉转拗口，其实质很明确，乘着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正发生武昌起义的机会，首先借机要挟清政府延长满洲租借地的租借期限，再进一步乘此“天赐良机”彻底做到“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像一年前日本吞并朝鲜那样吞并中国东三省。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0月24日的西园寺内阁会议已经暴露出日本的野心，但毕竟还有其含蓄和隐蔽性，日本一些军国主义激进派对中国的阴谋则更让人目瞪口呆。
　　这帮日本激进分子不是普通人，而是日本派驻满洲和中国内地的政府机关。在西园寺内阁确定关于辛亥革命的当前政策后的第4天，日本驻中国的公使伊集院就向本国政府正式提出一个方案：为了确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乘武昌革命之机分裂中国。
　　伊集院如此描述他的方案：清朝政府平息武昌起义肯定会走与革命军妥协之路，但是，一方面“清朝业已完全失去人心，乃属不可争辩之事”，而另一方面“盘踞武昌的革命军的军政基础已稍见牢固，为时已非过早。而且广东总督于何时宣告独立亦未可知”，这样一来，则“恰好利用此种形势，至少在华中和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华北则应由现朝廷继续统治之”（《日本外交史》）。
　　日本激进势力试图在中国造成三个国家的方案，如何实施？他们有周密的规划：“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在华北一隅保存清朝，使之与汉人长期对峙，乃属有利于帝国之上策。”日本力挺清朝在华北的统治。11月2日，阴险的伊集院还抛出了更加完备缜密的谋划：“在华中武昌和华南广东方面，应讲求对革命党给予援助，以防其气势受挫，使之不起与华北清廷中央政府融合妥协之念，长期对峙、坚持到底之办法。”支持、撺掇革命党在武昌和广东，再建立两个“国家”，与清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细心的读者应该会发现，上文只说了在中国建立的三个“国家”，一个在华北的清朝中央政府，一个是华中的武昌革命党“国家”，一个是华南的广东革命党“国家”。怎么没提到东三省？这是因为在当时日本侵略者眼中，东三省（满洲）早就是他们嘴边的肥肉了，一张口就可以吞下，假使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日本阴谋中的第四个“国家”。

　　五、不如先吞下满洲
　　在日本国内，军部与政府以及外务省的意见不相统一，日本陆军对于内阁的政策熟视无睹，不屑一顾，自起炉灶地企图把满洲立即就吞并进日本的版图。在武昌起义的10月下旬，日本统治朝鲜的总督寺内正毅指挥日本满铁总裁中村以及满铁第一任总裁、后任第二届桂内阁邮电大臣兼铁路院总裁的后藤新平，暗地里积极策划、提供资金给革命党人进入满洲策划暴动。这次暴动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获得了情报，日本商人借给革命派十余万两白银以及军火炸弹，并且还由南满铁路提供运输保护之事，大白于天下。尽管内田康哉外相发出严厉的训令才使得陆军叫革命党人王国柱放弃行动，离开东北，但是，激进的日本军部以及日本国内的扩张主义者，很不以为然，愤愤不平。11月29日，当时的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大将直接致电外相说：“我认为此时采取使其（王国柱）离去之措施是不适宜的。”
　　日本军国主义元老、甲午战争中第一个率军跨越鸭绿江的日军统帅、曾两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1912年1月14日起草了《建议乘中国骚乱出兵满洲》的意见书（《桂太郎关系文书》）。并且，日本为了出兵满洲，还积极同俄国套近乎，谈条件。尽管日本如此紧锣密鼓、势在必得地操作，然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日本的如意算盘却没有实现。
　　1912年1月，三井物产按照日本政府的指示同“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签订了三十万日元的武器贷款。别有意味的是，代表上海都督府同日本方面签订该合同的竟然也是个日本人——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
　　内田良平这个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对中国特别关注，发挥了相当的作用。1911年11月上旬，内田良平就组织了“有邻会”，向革命军方面输送医护人员以及医药品，并协助建立了南京陆军医院，当然，他也是有自己“想法”的，他打算在援助革命军的过程中，制造机会实现日本吞并东北和蒙古的目的，上演一幕“蛇吞象”活剧。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日本友人”中，绝不是一个两个。
　　民国成立后，有些日本阴谋家仍没有放弃建立满洲小朝廷、控制东北的野心，他们积极支持满族贵族的宗社党搞叛乱、分裂活动。

　　六、西方列强对日本野心的制衡
　　在武昌首义期间，日本蠢蠢欲动。11月28日，革命军与清政府的北洋军鏖战方酣，武昌城外的江边伏尸枕藉，日本提出要各国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而“各国共同干涉”——增派军队干涉中国内政。由于各西方列强从自身利益着眼，以及逐渐觉察出日本对中国的独大野心而集体不赞同，日本讨了个没趣，也不敢独自行动，只好放弃。于是，日本试图直接出兵镇压武昌革命军的计划落空。
　　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分裂中国的意图以及行动昭然若揭，自然招来侧目。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在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奔走调停，促使双方尽快实现停战。12月5日，不仅武汉地区，所有军事行动地区都实行了停战。这并不是朱尔典悲天悯人，而是担心日本人的插手干涉逐渐加深后，会影响英国在中国的利益。
　　在对华政策上面，英国、日本这两个老盟友的利益不一致了，没有走在一起。英国率先拒绝了日本提出来的日英联合行动对中国进行干涉的提议。1912年1月31日，察觉日本对中国的真正意图、担心日本势力的壮大会影响自己在华利益的德国向美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强调不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发声明，但是，却给了德国驻美大使一个复照，还把这个复照的内容，很艺术地告诉了日本人：中国形势无需各国干涉！矛头直指日本。这无疑夺去了日本嘴边的一块肥肉。
　　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对于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关注”。首先是作为日本驻华公使的伊集院不断地搜集革命党和清政府的情报，并及时地发回日本，供日本内阁分析、采取对策；其次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分子积极向革命党人提供策划，甚至指导暴动；再者是日本商人按照政府的授意及时分别向清政府与革命军提供武器、资金；还有，日本的陆军、海军枕戈待旦，虎视眈眈；此外，日本国内的政客分分秒秒地盯住中国，为内阁和军部出谋划策。
　　总之，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军部以及扩张分子是极希望看到中国的革命党同清政府军队血战到底、两败俱伤的，以便实施它分裂中国的图谋。
　　日本试图分裂中国为四个独立“国家”的意图在内外因素的“干扰”下彻底破灭。革命党同袁世凯势力妥协了，南北和议成功，清帝退位，确立共和。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那一段历史场景剧的帷幕已然落定，1911—1912年的中国没有被别有用心的敌寇所分裂，诚为中华民族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