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于东亚，巍峨的崇山峻岭和延绵的戈壁沙漠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隔离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还反映在考古学上。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辛工作，中国境内发现了不少西方制造或与西方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先秦至公元3世纪左右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及相关内容作一概述。[1]

一、 纺织品

20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发现了一块彩色缂毛残片，时代为东汉晚期。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士（Hermes）头部”（插图1）。[2]赫密士（又译作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插图2）。赫密士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祗们传递信息。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caduceus）。在有些现代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如美国军医部队（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为标志。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双蛇杖图案。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发现了许多毛织品。有学者在对这些毛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中的普通毛织品是当地土产的，而高档毛织品则来自葱岭以西地区。这些外来的高档毛织品都是在丝绸之路所经的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栽绒织物，其组织结构如地毯。此类毛织物如果按照栽绒织扣方法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作三式：结吉奥狄斯（Ghiordes）扣，结生纳（Senna）扣，结半环形扣。吉奥狄斯扣起源于现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纳扣起源于伊朗的西北部，半环形结扣的发源地则不清楚。第二类是毲织物，其织造工艺为局部挖织花纹。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是小亚细亚，波斯语称其为gilim，汉代中文文献所说的毛织物“罽”很可能与此波斯语有关。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外来毛织品并非来自一个产地，而是产自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周围的不同地区。例如从这些毛织品的题材及风格上来看，有的是两河流域风格的狮形图案，有的则是希腊风格的马人图案。再如，第一类栽绒织物结扣方式的多样性，也说明了这些毛织物的多种来源。[3]
在这些外来毛织品中，不乏珍品。最著名的有1984年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彩色毛织壁挂，时代为公元1-2世纪（相当于东汉时期）。[4]这件壁挂出土时已被剪成四块，缝制成一条裤子。左裤腿上是一个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裤腿上有人首马身图案。复原后应为一块大型壁挂，右裤腿原是壁挂的上部分，左裤腿则为下部分（插图3，插图4）。壁挂上部分的人首马身图案，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s，插图5）。整幅图案洋溢着希腊艺术的风格：“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5]壁挂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体感很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武士像所包含的意义，但它显然具有希腊文化的特征，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斯坦因从楼兰所获彩色缂毛残片上的赫密士头像相似。山普拉古墓出土的这块彩色壁挂，由20多种颜色的细毛线织成，是一块采用局部挖织法织成的缀织物。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清理发掘了一个汉晋时代的大型墓地，获得文物约400件。营盘遗址在汉代属于墨山国（又称“山国”或“山王国”），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这里出土的文物，既有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又有产于中亚、西亚的装饰品，有的甚至还来自地中海地区，充分反映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营盘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号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6]此墓的木棺外盖着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栽绒毛毯，残长312厘米、宽178厘米。毛毯的主体是一头伏卧的雄狮，狮头侧视，神态和善，富于动感。整个毛毯充满西方艺术风味。
棺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性，脸上覆盖着麻质人面形面具（插图6）。死者身上穿着一件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插图7，插图8）。这件罽袍基本完好，色泽鲜丽，图案精美，堪称稀世珍品。罽面上每一区由六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之间则是长满果实的石榴树。第一、二、四、五组为人物，都是裸体的男子，高鼻大眼，头发卷曲，是典型的欧罗巴人。他们两人一对，或持盾挥矛（剑），或单手刺击，栩栩如生。特别是他们的肌肉被夸张地隆起，更使画面充满力量与生气。第三组是牛，第六组为羊。这两组动物造型生动，姿态活泼。整个图案把希腊艺术与中亚、西亚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这件罽袍应当是西方所产的。身穿此袍的墓主，原有学者认为是墨山国贵族。[7]但墓地的发掘者认为：“M15不见墓地流行的木器、羊骨等为组合形式的随葬品。死者面罩面具、随葬冥衣、四肢缠帛等习俗也是独一无二的。墓主人服饰华丽，其外袍纹样带有浓厚的希腊化艺术风格。棺外覆盖具有异域特色的狮纹毯。15号墓十分独特的资料，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联系营盘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汉晋时期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8]
在新疆，除了出土一些西来的毛织品外，还发现了外来的棉织品。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2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插图9）。[9]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一段狮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大约32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女神胸怀袒露，侧身斜视，神情安详恬静，身后有圆形光环。她的颈上及臂上都有装饰品，手中持有一个角状长筒容器，容器内盛满了果实。这个女神最初曾被当作是佛教中的菩萨像，这块棉布也曾被看成是从印度输入的。[1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此图系希腊风格，图中的角状容器并非佛教的法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饶之角；[11]图中的女神不是佛教中的菩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堤喀（Tyche）；也有的认为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Gaea）与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混合体。另有学者提出这幅图案的主题本应是中亚与西亚风格的狮子，只是已经残缺了；图中的女神应是波斯女神。最近有学者通过与贵霜王朝金币上的图案进行对比，认为棉布上的女神应是中亚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这样，我国的棉织品最早应是东汉时期从贵霜传入的。[12]

二、 金银器等

建国后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西方所制的金银器皿。1978年至1980年，山东省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淄博市郊的西汉齐王墓进行了发掘，在一号随葬坑中出土了一个保存较好的列瓣纹银盒（插图10）。[13]此盒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王之墓。[14]墓中发现了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一支为126厘米长。在一个漆盒里残存着26克的红海乳香，呈树脂状。这些来自异域的文物，充分说明了广州通过海上航线与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联系。墓中还发现了一只列瓣纹银盒，出土时里面还藏有药丸。南越王墓中的这个银盒高10．3厘米，口径13厘米，形状与山东齐王墓出土的银盒极其相似（插图11）。
上述西汉齐王墓与越王墓中出土的两件银器，都是用锤揲技法在表面打压出相互交错的列瓣纹，这与中国当时用陶范或蜡模铸造纹饰的工艺传统完全不同，显然是外来器皿。但对于这种器皿的原产地，尚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通称为Phialae，其技术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并在安息统治时期继续发展。由于我国出土的两件汉代银盒与安息的同类银器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应当是通过海路从中亚的安息输入的。[1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银盒应是罗马人的器物，山东齐王墓和广州越王墓中的这两个银盒可能来自罗马，经海路传入。[16]
据研究，山东齐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79年，广州越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22年。不管这两座坟墓中发现的银盒其原产地是中亚的安息还是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它们都有力地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就已经存在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件来自域外的银盒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对它们进行了改装，在银盒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这种“土洋结合”的豆，正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农舍的房基下发现了一只鎏金银盘（插图12）。此盘高4．4厘米，直径31厘米，重3180克。[17]盘中的图案可以分为三层。最外面的一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葡萄的花下叶底还若隐若现地刻划着29个姿态各异的昆虫飞鸟，如鹦鹉、蚱蜢、蜥蝎、蜗牛、蜜蜂等。第二层被分成了12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左侧为一个动物，右侧为一个神头像。最里面的一层直径为9．5厘米，上体为一个青年男神，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权杖”，倚坐在一头威武的动物上。
这只充满西方情调的银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这个银盘的最初研究者初师宾认为银盘第二层的12个神像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初师宾的这个考证，已为其它学者所接受。对于盘子正中的那个男神，初师宾认为此神“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初师宾还推测，此盘的“时代约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前半期；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银盘正中的男神应当是罗马神祗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至于这个银盘的产地，有人认为是公元2～3世纪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也有人认为是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所产。1997年，我国学者林梅村释读出这只银盘上的一行大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这样，林梅村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他写道，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个充满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银器表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文化主体”。[18]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有外国铭文的铜饼与铅饼。
早在解放前，就发现了几件这类铜饼，其形状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龙一样的纹样；另一面凹下，周围铭有外国字。可惜这些铜饼的出土地点情况不清，无法判定其时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后人仿制的伪品。[19]建国后，又有一些被发现。1965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20]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21]1976年，甘肃省灵台县发现了274枚同类铅饼，总重量达31806克（插图13）。[22]
对于铜饼与铅饼的来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中期，德国的密兴黑尔芬（O. 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铸印在西亚古钱上的文字是希腊文，但这些希腊文在仿抄过程中，由于仿抄者不懂希腊文而失真走样。他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发现的这些铜饼是中国匠人铸造的，上面的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但夏鼐认为，这些铜饼不可能是在中国铸造的，而应来自西域。因为汉魏时代的中国“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着什么要这样仿抄”；铜饼上的图案与汉代的纹饰不同；“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货币”。[23]近来，我国学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公元1世纪前期，贵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24]

三、 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26]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27]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28]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30]，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32]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33]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其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这种镶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插图14）。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34]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35]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3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37]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38]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39]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40]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41]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42]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44]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45]

四、小件饰物

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与西方有关的小件饰物及工艺品。
在西方，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多面体金珠。其制作工艺被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粘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此种工艺最初出现在公元前4千年代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侵后传入印度。用焊珠工艺制作多面体金珠，则可能发源于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腊。由于西方发现的金珠都是十二面体的，所以被称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这类多面体金珠在我国也有发现。不过，我国不仅发现过12面的金珠，还出土过14面的，所以国内有人将此定名为“多面金珠”。我国出土多面金珠的地点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长江五里牌9号东汉墓中发现了11件“球形饰”（插图17）。发掘简报说“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颗小圆珠，以使其更加美观。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纹，缀以珠饰；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珠饰与珠饰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还有一件，为镂空多角形，极工整。”[46]
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甘泉镇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空心金球”（插图18）。原报告称：此物“用两个较大的和十二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个角的空心球。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当处，再各用四粒细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个尖角。直径1．3厘米，重2．7克”。[47]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的金粟粒（插图19）。这些金花泡饰也是用焊珠工艺制作的，应是西方的工艺品。
由于这种十二面体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东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奥高遗址都有发现，而且在我国也多发现于长江以南地区，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从海路输入我国的。[48]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国发现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49]
20世纪前期，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阗发现了几颗石珠，上面有白色的花纹，斯坦因以为是填上去的。[50]后来，夏鼐指出，制作这种石珠的原料乃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纹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的，这种石珠应当称为“蚀花肉红石髓珠”。[51]解放后，我国许多地方出土过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插图20）。在云南共发现了两颗，一颗出自晋宁石寨山13号汉墓，另一颗出自江川县李家山春秋晚期的24号墓。[52]这种石珠在新疆也有发现，如1980年在新疆的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都饰有水波纹的蚀花。[53]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广州西汉后期墓葬中至少发现了两颗（插图21）。[54]此外，在四川发现过四粒“很像早期蚀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两粒“蚀花琉璃珠”是在重庆市区的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两粒出自四川巴县冬笋坝的战国船棺中。[55]
据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千年代后期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后传播到西亚等地（插图22）。早期的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特征，我国云南李家山发现的即属此类。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我国发现的大多为此种纹样。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出土的这些蚀花肉红石髓珠，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56]其主要根据是：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国外，并且是印度与西亚的主要产品；国内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器形、纹饰上都与国外的同类产品相似，而与国内的珠饰不同；在国内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珠宝中，蚀花肉红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极少，说明国内大概不会生产这种珠子，否则不会如此稀少；这类石珠通常只见于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中，说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来品，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起的。
1969年，在江苏徐州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只兽形鎏金铜砚盒（插图23）。在这件反映汉代工艺最高水平的稀见工艺品上，除了镶嵌着红珊瑚、蓝宝石外，还镶嵌着青金石。[57]在亚洲，青金石主要产于阿富汗，[58]自古以来因其美丽的色泽而被视作珍宝。徐州东汉墓所出鎏金铜砚盒上的青金石，说明至少在公元2世纪，青金石就已传入了中国。而且，由于江苏地处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经海路传入的。

五、 艺术形象

最初的交流是由张骞来完成的！汉武大帝的一个出使西域的伟大使者！

最繁盛的时候肯定要大笔描绘唐朝

看看胡兰成先生的<山河岁月>

各取所需，有容乃大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各个朝代青铜器点评 　　
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饕餮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但饕餮纹更常见于青铜器上，尤其是鼎上，远在二里头夏文化的青铜器上便有出现。不过，“饕餮纹”这个名称也并非古时就有的，而是金石学兴起时，由宋人起名的。最完美的饕餮纹面具高21.0公分，现藏于美国西雅图图书馆。该纹饰通常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 　　
　　饕餮纹到底指称什么？历来争论纷纭，迄今尚无定论。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像山魈；还有的像鸟、像凤、像人。而在诸纹饰中，以饕餮纹为虎形的认知最广。许多从事原始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 　　在古代，虎亦为很重要的通天神兽，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文物中多有出现。而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在“龙凤”崇拜之前，曾有过一个相当长的龙虎崇拜的阶段。龙虎斗图案造型在东周至西汉时代大为盛行，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虎相斗图最为精美，气势不凡。古人认为虎为阳兽，“云从龙，风从虎。”龙虎相斗表示阴阳交合。在汉代，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表示天文中东、西、南、北四官。至少，在中国历史早期，虎的地位不在龙之下。然而，古籍中对虎的神通的描绘显然难与饕餮在青铜器上的显赫地位相比。 　　传说龙生九子，其第五子叫饕餮(tāo tiè)，是上古一种凶猛且残忍的魔兽，喜食人，食量大。从这一点不难看出，饕餮其实就是当时社会黑暗一面的具体表现。而人们也很愤恨奴隶制社会的压迫，以饕餮来寄托自己的感情，饕餮也就越来越被人们熟识
　　。把饕餮比喻成吃人的奴隶制社会，这是古代饕餮文化最重要的含义。 　　由于饕餮是凶猛的魔兽，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被北方很多少数民族当作附身符。把它的图纹刻在器具、食皿上，认为这样就可以借助饕餮强大的力量，不被其他猛兽所吞噬。后来就这样逐渐取代了原本吃人残忍的一面，成为了神兽。 　　现在来说，饕餮的主要含义是食文化的象征。 　　饕餮纹的一般特点： 　　饕餮纹图案庄严、凝重而神秘的艺术特色。饕餮纹一般以动物的面目形象出现，具有虫、鱼、鸟、兽等动物的特征，由目纹、鼻纹、眉纹、耳纹、口纹、角纹几个部分组成。面目结构较鲜明，也正是利用这些特征，将人们引到了一个神秘的艺术世界，商代的饕餮纹在吸引人们注意力方面是特别有效的。饕餮纹凶猛庄严，结构严谨，制作精巧，境界神秘，是青铜器装饰图案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青铜器装饰图案的最高水平。
　　饕餮纹?的思想体现：
　　饕餮纹的重组变化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的以中心统一四方的“和"的观念，有一种"对立而不相抗“、”容纳万有使之规范的气魄“。饕餮的浑然整一形象暗含这一种中心化原则，饕餮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组成暗含着包容融合原则，作为构成成分的动物变化显示了包容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正如五行和八卦可以按很多方式排列，可以化为多种具体指示。

青铜器是商周艺术文化之代表，亦是贵族社会文化产物，它不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更是宗教祭祀重要之礼器，因此青铜器发展史，可称为商周文明发展史。过去之传统，对青铜器研究，偏重在铭文意义及考古断代上，而忽略纹饰与形制之研究。然而铭文、形制与纹饰三者本为一体，并非所有青铜器皆有铭文可作断代用，多数铜器只有纹饰或形制，因此研究青铜器应朝综合研究，才是最佳之研究方向。由於时间之限制，笔者无法对青铜器作全面研究，只对青铜器之「纹饰」作初步探究，俾能有所得，为他日研究之础石。
最早研究青铜器纹饰者，当属清末民初学者容庚，他在《商周彝器通考》（1941）一书中，用一章之篇幅列举纹饰七十七种。首次对铜器纹饰作详细之分类，具体列举各类纹饰，并介绍各类纹饰名称之来源、演变，及其所属时代。透过容庚先生专书介绍，使後世青铜器研究者，开始正视青铜器纹饰之存在与价值。近来研究青铜器纹饰著作甚多，各类动物：如鸟、龙纹及兽面纹之研究不乏其文，在这几类中，虽然龙纹纹饰有较多文章介绍，但多数只针对龙纹之分类、起源著墨而已，对於龙纹时代演变、艺术价值则鲜少探讨，因此本文选择此范畴作为研究方向，希能更深入探究龙纹纹饰之艺术内涵。
要瞭解龙纹何以出现在青铜器之原因，首应瞭解纹饰之起源，神话须从古籍及新石器时代出土古物中探究。龙纹纹饰并非在商代青铜器中突然产生，其起源可追溯新石器时代中陶、玉器。此外，就龙纹存在之意义，探究与当代政治、宗教之关系。龙纹分类中，采马承源先生之分类法作为基础，因马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上之价值，且多数商周青铜器之龙纹不出此范围，因此本文所论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之分类为基础，并拟制一表格，详尽言明各类龙纹盛行时代与其艺术价值。
第二章 龙纹起源及其意义
第一节 神话中之龙
在原始社会中，龙代表重要信仰之一，关於龙之神话层出不穷，古籍中记载颇多，如：《山海经�6�4海内北经》：「冰夷人面，乘两龙」；或《山海经�6�4西山经》：「……锺山，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身」。《国语�6�4郑语》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史书中神话，有《史记》、《汉书》、《南史》……等记载龙之神话。史记中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邦，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以而有孕，遂生高祖。」汉书中有「帝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王媪见其上有龙。」南史中有「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长七尺五寸，鳞纹遍体。」综合先秦文献中之龙神话记载，约可整理出较具代表性的四种说法注1：
一、将人、龙混为一体。如开天辟地宇宙开创者伏羲氏、生命创造者女娲氏、战胜蚩尤及创造物质文化之黄帝、亲尝百药神农氏，皆被描写成人面龙身或人面蛇身（图1）。反映出上古原始人在与自然斗争中，对胜者之崇拜。
二、龙乃人之化身。如大禹父亲鲧，死後三年不腐，化为黄龙。
三、龙乃神通广大之神灵。如大禹治水时，因尽心竭力治水，行为感动天地，因此得到神龙的帮助。神龙以尾画地成河，助禹治水有功。
四、龙乃神人驾驭之动物。《山海经》谓，西方之神蓐收，南方之神祝融，北方之神禹疆，东方之神句芒皆乘两龙。
以上之神话及传说虽不可考，但可知「龙」在中国人心中有其特殊之地位、意义。龙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原始社会之崇拜对象，反映人们崇拜超自然力，而龙即为超自然力之象徵，因它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故成为具有神力之形象。然而龙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里，只是一想像之生物。在古籍中，描述龙之记载有：
《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管子》曰：「水池」：「欲小则化为虫蠋，欲大则藏於天下；欲上则凌於云气，欲下则入於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尚书．洪范》曰：「五行纬」：「龙，虫之生也渊，行无形，游於天者也。」
「龙」究竟是什麼？形状为何？从古至今许多学者皆有考证。较一致结论为龙起源於原始氏族社会之图腾崇拜，它是由许多动物图腾，纵横起来之虚拟物。距离5000年前之远古氏族社会里，人民对各种自然变化还无法充分认识，他们将自然界一切皆视为有灵。从天上日月星辰，空中风雨雷电，至地上生物、非生物…等，皆视为神灵。原始人对这些自然现象，意识到一股神秘力量，是崇敬，也是慑服，於是将天上与世间物象联系起来，企图用周遭熟悉之动物来解释。
原始人为求生存与发展，每一氏族或部落将其中一种神灵，作为自己部落之守护神，也作为自己族标或象徵，供奉它、崇拜它，将神灵视为祖先，此即图腾崇拜。当时部落或氏族存在著兼并现象，当一强大部落并掉另一部落时，会将另一部落中最厉害部分吸收至自己部落图腾上，合并与融合成一幅凌驾於原来形象之新图腾，代表所有被合并之氏族。如此形成之图象，即非现实中之动物，而成一种虚拟之综合性生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象徵之「龙」，即是从氏族部落之图腾中产生注2。
传说中龙，实际上是神化之蛇，而龙之形象主要来自於蛇。传说古人常遭蛇之袭击，先是恐布，後又对它加以神化，当作能免除一切灾难之灵物，此种畸形心理，使许多不可理解自然现象得到圆满之答案。如春、夏之雷电，在一道曲折白光闪过後，即是倾盆大雨。闪电像一条瞬间腾空疾飞、曲折行进之巨龙，因此人们即想到「云至而龙乘之」，久之则「以龙蛇为天使」。雷电能引起大火，於是龙又可吞吐烟火。如此一来，蛇在原始人心中即成为神灵。它成图腾中之主宰物，其他一切动物只能依附它，龙之神话即顺理成章产生。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龙纹之萌芽
「龙纹纹饰」并非青铜器时代原有之产物，远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龙之形象已经出现在中国人使用各式器具上。即使「龙」之原始形貌已不可考，惟透过现代考古之发掘，各时代不断有「龙」形物出现，即可证明「龙纹」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即已萌芽与发展。
龙之雏形，最早出现於山西省吕梁山南端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是一幅鱼尾鹿龙岩画，距今约一万年。在考古发掘中，甘肃省甘谷县及武山县出土文物中，隶属仰韶文化之彩陶已有龙纹装饰，它们曾被称为「人面鲵鱼纹」，实应称之「龙纹」注3。另外在内蒙古与辽宁交接之红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多种玉制龙形器，其中有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龙形玦」；翁牛特旗三星拉他村之「玉龙」，辽宁牛河梁「猪龙形玉饰」（图2）与喀左县东山嘴「双龙首玉璜」。在牛河梁遗址之「女神庙」中，发现泥塑「猪龙」之残块。在内蒙古熬汉旗小山遗址还发掘出之大甸子陶器龙纹（图3），此乃距今约3400年以前，属夏家店下层文物之产物。此外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掘出之彩陶上（图4），亦发现有「龙纹」存在。陶寺出土之陶盤上，盤底内壁磨光，用红白两色彩绘出蟠龙图形。蟠龙头在外圈，尾卷盤中。龙体为蛇躯鳞身，巨口利齿，似蛇非蛇，此龙显然已是想像合成之虚拟生物，属早期龙形象之重大发现。据有关资料考证，此「龙纹」年代不晚於4500年前，可称为「天下第一龙」注4。但若将红山文化之「玉龙」与山西襄汾出土之陶龙进行比较，显示出玉龙较具原始时代气息与文化特性，故一些考古学者推测玉龙应距今5000年前，因此，玉龙取代陶寺龙，成为「天下第一龙」。
以上出现之「龙纹」，出现於距今约四至六千年以前，属新石器时代。它们共同特点是：图像均为两种或三种动物形象之结合体，有一大头与一卷曲成环型或半环形之体躯。所异者是，红山文化与小山遗址中出现之龙，形象为猪首、蛇身及马鬣相加；仰韶文化之龙则是人或兽之首，蛇或鱼之身相结合。仰韶与红山文化，几乎同属一时代，但却属不同文化区域，它们之间有一定之联系，又各有渊源。正由於文化差异之存在，所出现之龙形象徵即各有特色。此证明「龙」之观念，已非某一氏族所专属，而是在长期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成为许多部落之图腾标记注5。
铜器上纹饰之名称，最早见於《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周鼎者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又如《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所论及饕餮与窃曲，皆是後代采用为商周铜器纹饰之名称，但却无法追溯其命名之缘由。所谓饕餮文，在铜器上有时是兽面，有时则配置在龙身上之龙面。至於窃曲文，或谓变形夔龙文，或谓夔之涡转文。而铜器上之夔、虺、螭等纹，依《说文》解释，皆与龙有关，或是龙之别名，或是龙子。
第三节 龙纹之意涵
人们论及史前艺术，皆相信原始纹饰与原始社会与宗教密不可分，商周时代亦存在此现象。原始社会中，纹饰并非仅作为审美之用，其艺术活动与社会型态、宗教信仰，似有更密切之关系。西方学者卡西勒曾曰：「艺术在其起源和开创时，似乎与神话关系密切。艺术即使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离开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范围和影响」注6。因之，原始纹饰与社会文化、宗教三者关系密不可分。
商周时青铜艺术，纹饰占重要一环，由纹饰分类观之，不难发现商周纹饰题材以动物纹样居多，而动物纹样中又以「龙纹」纹饰占绝大部分，此种现象反映出动物图像在商周时期人们心中，有其特殊崇高之地位，而动物纹饰与商周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无不关连。张光直先生认为商周器物之动物纹样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之媒介注7，其於《中国青铜时代》曾曰：
在商代早期，神话中的动物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的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於祖先崇拜之仪式，而且死後去参加祖先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著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
商周时，祭祀鬼神为一经常性之大事，商人尚鬼，凡事皆须请示鬼神，而请示鬼神之工作皆由「巫」来作，亦即所谓「占卜」。虽然原始时代之巫术与宗教并不相同，唯巫术与宗教之间仍有密不可分之关系；而原始宗教则从巫术信仰中发展出来。青铜器作为礼器，多用於宗教祭祀上，因此青铜器物上之纹饰，与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习习相关。商周时有「铸鼎象物」之观念，而龙纹主要是作为象徵「天命神权」而设计出来之纹饰，因此，在宗教上有其重要意义。
商周人将动物视为具有无限神力之神灵，因此青铜器上之动物纹样，除宗教祭祀意涵外，并富有政治之意义。由於殷人尚鬼，对超自然力颇为崇敬，其祭祀与崇拜并非最终目的。商周人将动物纹样视为巫觋沟通天地之媒介，而能独占此沟通方式者，唯贵族或领导阶层。正因为握有此特权，领导阶层为维护政治地位及利益，透过青铜器上神秘、肃穆之动物纹样来宣扬自己力量，由於此怪异形象之象徵符号，令人望之崇敬、生畏，因此可威吓其下之被统治者，达到贵族巩固本身地位及威权之目的，此动物纹样无形中强化为统治者之政治力量。
第三章 龙纹种类及时代演变
第一节 龙纹类别
龙纹分类，依龙体形状划分，可分为直体、曲体、卷体三类。惟龙纹流行时间较久，同属一类者在时间上或相隔甚长，演变关系较不明确注8。容庚「殷商青铜器通论」，将龙纹分为蟠龙纹、两尾龙纹、爬行龙纹、蛟龙纹四类；马承源先生则将龙纹分成爬行龙纹、卷体 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五类注9；朱凤瀚先生将龙纹分成夔纹、颐龙纹、蟠龙纹、团龙纹、蛟龙纹、曲龙纹、其他形式龙纹七类注10。由於各学者分类观点不同，意见亦异，以马承源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之价值，多数商周青铜器龙纹皆不出此范畴，本文所论及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分类为基础。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之动物，皆可归於龙类。龙纹约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爬行龙纹
爬行龙纹（图5）为龙之侧面形象，多平置横向，龙头朝前，身躯作爬形状。通常龙头张口向下，上唇向上卷起，下唇向下卷或卷向口里，额顶有各不同之角形，中间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无足者，尾部常弯曲上卷。爬行龙纹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式排列，由各种不同角形兽头与蛇类躯体组合，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龙纹中侧视一足者，称为「夔纹」。所谓夔纹系指有一足、二足或省略足之龙形侧面图像。张口，体躯伸直或弯曲，额顶有角，尾部上卷或下卷，皆可称之为夔，夔之名本於《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龙，一足。」《山海经�6�4大荒东经》：「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可谓龙或爬行类兽之综合变体，构图不用讲究对称之法，而以变形动物侧视全身之连续构图，以神化飞龙、走兽表现此一特有之动态与节奏。

（二）卷龙纹
卷体龙纹（图6）是龙躯体蜷曲形象。《礼记�6�4王藻》有「龙卷以祭」之说。郑玄注：「画龙於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庙。」古代将龙画作卷曲状。青铜器纹饰中，卷体龙纹可分两类，一是龙上半身直立，龙身布满云雷纹，下半部横卷做曲尺状，龙头则置於青铜圆盤正中央，依构图变化及时代不同产生差异，自商至战国青铜器上皆有；另一是身躯蟠曲一团，以龙首为中心，或首尾相接，或成螺旋状蟠旋，称为蟠（盤）龙纹，盛行於商末周初。蟠龙纹系以龙首为中心，蟠卷成圆形之龙纹，多装饰於青铜盤底内，身躯间或周围常有小龙、鱼、龙鱼及鸟纹等物。

（三）交龙纹
交龙纹是指两条或两条以上相互缠绕之龙构成之纹饰，又称「蛟龙纹」。交体龙纹（图7）是龙体部交缠形象，见於《周礼�6�4春官�6�4司常》：「王建大常，诸侯建旂。」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覆也。」又《释名�6�4释兵》：「交龙为旂，其，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此纹饰为数条浮雕交龙相互穿插於青铜器上，龙身状如环带，装饰紧密配合器皿造型，予人节奏感与立体感。在青铜器上，常以X和∞型结构为基础，变化出复杂之交龙形象，而交龙形象乃一上一下，下者上升，上者下覆，两体交缠，故称交龙。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有两龙相交，亦有群龙交缠，发展成各种复杂形式。青铜器上，躯体较粗壮交体龙纹旧称「蟠螭纹」。变形缩小交体龙纹，辄称「蟠蛇纹」注11。

（四）双体龙纹
龙体龙纹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两边分出两尾之意，四足利爪（或龙无足），尾上卷，旧称「双尾龙纹」（图8）。此纹饰构图与兽面纹相似，皆为体躯向两侧展开。此纹饰常装饰於青铜器物之颈部狭长范围内，呈现带状分布，而其优点为可使龙躯体充分展开，此即双体龙纹；盛行於殷商晚期至西周中期注12。

（五）两头龙纹
此种纹饰特点为一兽体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或兽头，旧称「两头龙纹」（图9）。青铜器上，兽体大部分为一斜线，或曲折形线条，此乃图案变形之现象。两头龙纹双头并非完全相同，有时一作正面，另一作侧面。简单且独体之两头龙纹，多见於西周中、晚期；缠绕式之龙纹则盛行於春秋中、晚期。　
第二节 商代龙纹之时代演变
一、商早期：
商早期主要纹饰是兽面纹，随青铜器纹饰之复杂化，在兽面纹两侧常出现二蛇形之辅助图纹，此种蛇行图案常以长条形状之单足、头部向下、嘴巴张开，双唇翻卷之面貌出现，它即夔龙纹之雏形注13。夔龙纹初期虽仅作兽面纹之辅助纹饰，但已渐演化成为夔龙纹。

二、商中期：
商中期有二特殊现象，一为「夔龙纹」自兽面纹之附属部分独立出来，成为夔龙纹饰；另一现象是「蟠龙纹」开始发展。夔龙纹於此期中，可见之型式有三，依出现年代之先後，又可分为下列数型注14：
（1）直短身，首向前
此型之龙体躯干为单体，尾下垂（图10）或上卷（图11），流行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此型纹饰仍有部分作为兽面纹两旁之辅助纹饰，但形状多倒立。
（2）折身式
折身式夔龙纹特点为，龙躯体下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上卷，张口向下（图12），见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
（3）曲身，尾上卷，张口向前
此期龙纹纹饰之龙身躯接近S型，张口向前，流行於商中期偏晚（图13）。

蟠龙纹於此期可分二型：一为龙首作侧面，身躯顺著头向下卷，在青铜盤中盤卷成一圈（图14），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另一为龙首作正面，龙体身躯作顺时针盤卷成一圈或一圈半於青铜盤中，身躯间常夹有小龙（图15），多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延续至春秋早、中期注15。另外，「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盛行，且出现不同角型之兽头和蛇体组合成之形象，如虎头龙纹、长颈鹿龙纹、外卷角龙纹等，此纹饰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商晚期：
「夔龙纹」承袭前期风格继续流行，且折身式夔龙纹新变体出现，其特点为龙躯干上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下卷（图16）。「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由设计巧意而言，此蟠龙即在圆盤内之周围连作团纹，此即龙之雏型。「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并延续前期风格。此外，另有两种龙纹纹饰於此期开始发展，一为「双体龙纹」，另一为「颐龙纹」。双体龙纹於商晚期开始出现，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旧称「双尾龙纹」，此纹饰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中期。「颐龙纹」於商晚期萌芽，龙纹型态为身躯短直，尾上扬，末端下卷垂冠（图17），虽少见，惟西周早期仍可见之（图18）。颐龙多两两相背，多分布於器物颈部以作为主纹饰存在。

第三节 西周龙纹之时代演变
一、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夔龙纹」继续发展，并出现不少夔龙纹之新变体。如直短身，首向前之夔龙纹，龙体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图19）。另外在此型基础上，又演变成另一型体之夔龙纹。此龙纹型态为低首，口向下，前额多生出二独角，上枝长而上卷，状似象鼻（图20）。此龙纹虽类似龙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之夔龙纹，但其龙纹背上有刀状羽翅，因此可藉该特徵区别两龙纹之差异，此龙纹见於西周早期偏晚注16。新变体如一龙头引出两身躯，即「双体龙纹」，於商晚期萌芽，并於此期继续发展；或是一条身躯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成为两头龙，此即「两头龙纹」；或是夔龙、夔凤交接在一起之怪体（图21）。「双身龙纹」、「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流行。「爬行龙纹」之新变体於此期出现，称之为「长冠龙纹」，其特点为以凤之长冠取代龙头之角，其头部依然是兽头，而龙身躯较长，中间有一足或作鳍部，尾部分开上下卷曲注17。此外，「颐龙纹」之样式为一身双首，身躯斜直，双龙首因回颐而相向，始见於西周早期偏晚（图22），延续至西周中期（图23）。

生产力的进一步发达，使得人们能够做作出更为精巧的器型和描绘出更为美丽的纹饰就是这个，生产力!

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