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宦官与外戚反复斗争，屡次帮皇帝夺回实权，深得皇帝信任。他们在汉桓帝、汉灵帝时期长期专权，迫害士大夫，两次制造“党锢之祸”，造成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无可救药。

通过《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我们都知道了“十常侍”张让等人祸国殃民的故事，而“十常侍”和大将军何进的斗争又间接导致东汉灭亡，其罪过不可谓不深。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宦官迅速崛起。李辅国曾对唐代宗说了句名言：“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其飞扬跋扈的心态溢于言表。进入唐朝晚期后，宦官杀害或拥立皇帝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唐文宗密谋铲除宦官失败后，被宦官仇士良长期挟制，沦为政治傀儡，他悲愤不已，有一次忍不住对大臣感慨说：“赧（东周时期的周赧王）、献（东汉时期的汉献帝）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

明朝中期以后，宦官专权的现象开始明显增多。明英宗时有王振，明武宗时有刘瑾，明熹宗时有魏忠贤。

在这些权宦中，要数魏忠贤的权势最大，他党羽众多，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子”、“四十孙”之称，自己也被称为“九千岁”，其权势熏天，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魏忠贤及其党羽残酷迫害东林党人，造成明朝晚期党争激烈，亦间接导致明朝灭亡，其罪过堪比东汉“十常侍”。

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有些现象看着相似，实际上大相径庭，东汉、唐朝和明朝的宦官专权便是如此。仔细观察这三朝宦官专权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唐朝的宦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皇权，而东汉和明朝的宦官却一直是皇权的帮手，虽然作恶多端，但是对皇权没威胁。要探讨这种现象的成因，就必须回到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中，下面，让我们先回到东汉一探究竟。

东汉没有专门管理宦官的机构，宦官分散隶属于少府和大长秋两个部门。少府负责皇帝的生活起居，其长官为少府卿，秩两千石。中常侍（起初秩千石，后来秩两千石）、小黄门（秩六百石）、黄门令（秩六百石）、掖庭令（秩六百石）等皆由宦官担任，归少府卿管理。

大长秋负责中宫（皇后）的生活起居，其长官为大长秋，秩两千石，由宦官担任。在大长秋之下，是中宫仆（秩千石）、中宫谒者令（六百石）、中宫尚书（六百石）、中宫永巷令（六百石）等僚属，这些官职全都由宦官担任。

在汉朝中央朝廷有三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即外戚、宦官与士大夫。由于汉朝时期，母权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因受此影响，外戚一直都是汉代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东汉时期，外戚大多来自于豪强士族，正因如此，他们势力庞大，盘根错节，以至于对皇权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帝王为了能遏制外戚势力，他们不得不扶持一支属于自己的势力，以抗衡这些外戚，在这样的情况下，宦官就出现了。

而这样的恶政是由汉宣帝刘询开始的，刘询认为宦官没有后代，因此他们便只能依附于帝王，毕竟宦官既可以遏制外戚，又不会威胁到皇权，是最佳的扶持人选，正因如此，汉宣帝极大的扶持宦官势力以抵抗外戚。然而在汉宣帝去世之后，宦官弘恭、石显就和外戚史高、许章勾结，他们合谋害死了士大夫的代表萧望之，从这一刻起，汉宣帝的贤臣时代终结，而士大夫阶层则一直被外戚和宦官势力所压制。

而东汉时期从汉和帝开始，就进入了外戚和宦官交替的时代。当时的外戚窦氏、邓氏、阎氏虽然霸道贪婪，但这些人还有底线可言，而在梁冀擅政期间，他不仅贪赃枉法，圈占土地，压榨良民，更是做出了弑君、杀诸侯、诛大臣等恶劣行为，直到汉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兵行险着才除掉了梁冀。虽然朝堂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平静，但也就此给了官宦更大的权力，至此，宦官终于能够压倒外戚一头。正因为宦官势力的愈发增大，这才导致了在汉灵帝去世后，逐渐强大的外戚与宦官之间斗争，从而出现了十常侍之乱这样的事情。

不过即便是在宦官权力最强大的时期，宦官的实力依然是有限的。毕竟宦官始终依附皇权，一旦皇权对宦官不够信任，宦官就会被铲除，比如宦官蔡伦就被汉安帝逼迫至死。而且宦官一直受到外戚和士大夫的制约，因此宦官的实力始终有一定的限度。最为关键的是，即便宦官有一定的权力，但由于宦官人数众多，派系林立，内部也相互制约，比如汉顺帝的孙程十九侯就和亲阎氏外戚的江京李闰有尖锐的矛盾，最后两派火并，而亲近刘协的蹇硕和亲刘辩的十常侍就有内斗。

汉朝宦官的权势如此之大，其实主要还是与外戚有关，毕竟宦官能扰乱朝堂的主要原因在于帝王的信任，而帝王之所以要信任并重用他们，其实还是因为外戚势力的增大。

宦官作为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是封建统治者皇权的象征，也是古代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从奴隶社会开始，高等级的阶层对于低等级阶层就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皇权统治者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对于生活和日常办公活动就需要助手，而官员只能给予建议，这样就迫切需要一个角色能够适应生活和工作中的辅助工作，而奴隶社会传承下来的宦官制度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即能在生活上照顾皇帝的日常起居，又能够在工作上承担提醒和辅助的工作，同时因为阉人的身份，在封建社会根本没有任何的地位，这样只能委身于皇家，从而生存下去，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身份虽然知道皇家的很多隐私以及秘密消息，但是因为不能够直接参政，也不能当官，所以只能是隐身在皇帝身后。

汉朝时期，因为东汉末年的十常侍把持朝政，一时引起天下的震动，从而爆发了天下割据的乱局，这也正是因为宦官的身份引起天下公愤，同时也是由于皇帝年幼昏庸，导致朝政被把持，同时也是宦官集团和割据势力的一次正面硬扛。宦官一旦把持朝政就会引发天下大乱，这是无数历史教训得来的。但是在唐朝，统治者依然把宦官作为重要的依靠，这不仅是生活工作的方便，同时也是皇权与地方政治集团的平衡，同时在唐朝并没有出现宦官当政的局面，这也是唐朝统治者能够吸取历史教训，不仅使用宦官还能够很好地避免其干政，从而能够很好地使用宦官。反观明朝，虽然在唐朝之后，但出现了几朝的宦官当政，最为有名的就是魏忠贤，可见宦官并不是能不能够使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能够用好。

因为晚唐打破了对宦官的很多限制。

要说唐朝的宦官之祸，一定要先说说初唐时期对于宦官的控制，那个时候，之所以宦官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宦官的控制很严苛。可是到了中晚唐的时候，从唐太宗开始，宦官可以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例如最出名的高力士。甚至可以官拜骠骑大将军。而宦官开始干预朝政，也正是由此开始有了苗头，一直到了安史之乱之后，中央的权力非常分散，导致宦官开始崛起。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宦官干政的情况发生，但是中晚唐时期最严重。这也是当时的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刚才也说了安史之乱之后，藩王割据，所以朝廷能够感觉到军心涣散，将士们都各为其主，而官员们也不过是想让自己明哲保身。这个时候，看上去好像最弱的，最没有依靠的宦官，反而能够得到帝王们的信任。唐太宗之后，宦官的地位也因为这个原因，越来越高。说白了，本身宦官是没有任何资格去参与政事的，但是作为帝王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确实也有着能够影响帝王决定的能力。

唐德宗时期发生的泾原兵变更是很好的证明了帝王为何如此信任宦官。毕竟当时没有士兵愿意救驾，只有上百名宦官挺身而出。在生与死之间，将士们和宦官们的举动，也为了后来统治者们更信任宦官而买下了伏笔。所以后来，军权都已经到了宦官的手里。而有了军权，就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所以，唐朝的宦官之祸最严重。历朝历代的宦官，可没有哪个能够像唐朝的宦官一样可以手握兵权。而有了这么大的权力，自然就会开始威胁皇权。

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很臭，因为曾是数次引发大规模武装动乱的源头，以至社会失序王朝崩溃，汉、唐、明这些强大王朝的覆灭都与宦官集团有深刻联系，所以宦官被历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诟病。

汉朝的宦官之祸

汉代并不是一个天生就宠信宦官的朝代，起码西汉时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宦官乱政现象，到了东汉章帝后，由于外戚势力的庞大让皇帝权力大大缩水，所以皇帝才扶持宦官势力来制衡外戚势力，宦官势力的形成主要来自皇帝对政治平衡的需要。

唐朝的宦官之祸

唐朝也并不是一个天生就宠信宦官的时代，唐朝中后期王朝逐渐走下坡路，而皇帝却骄奢淫逸，给宦官专权提供了机会，加之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尾大不掉，成为中央王朝头疼的问题，皇帝对将领没有信任感，而忠实可靠的宦官就成为了替皇帝掌兵的帮手。

汉、唐两朝宦官之所以能够被扶持，本质上都是适应了皇帝对于政治平衡的需要，是皇帝巩固君主专制维系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

虽然同为宦官之祸，但是汉朝和唐朝的宦官势力在职能形式上、在对制衡的群体上也有所不同。

汉朝宦官是与外戚交替执政，并非是某一势力一直独大，而唐代的宦官是替皇帝掌握维系统治的兵权，在中央军事上一家独大，像禁军中最精锐的神策军、天威军都是由宦官统帅，在唐宪宗时期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独立的军事机构枢密院，枢密使都是由宦官来重任的，军权最终又触及到了行政、监察上，所以权力很大。

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的宦官之祸，并非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庞大政治集团势力，都是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鼎盛期，最终步入衰亡的历史结局，唐朝的统治者也深晓宦官之祸的弊端，但是离开了宦官的协助，却又有无人可用的尴尬窘境，而且宦官集团也展现出了对皇帝较高的忠实度，还曾帮助皇帝收权，在晚唐礼崩乐坏的时代，得到嘉奖和重用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