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概括了我国古代比较重要的几座城市，“三个半人”就是用来形容城市的，分别为两广、湖南、山东，其中山东算半个人。

中国人口非常多，而且有不同种类的人存在，在此情况下一个中国人在干活的时候就好像有三个半的人在干活一样，所以有三个半人的一些说法。

觉得钱钟书先生中国确实也是说的一点都没错，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吃得饱那么继续要努力，而且还得要好好工作，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人。

三个半人是说在近代历史上的江浙湖南和两广的三个大地方的影响力比较大大。三个半人指的是两广和湖南的人，江浙那边的人还有山东的也算半个人吧。

　　《谈艺录》的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学术品格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15日 11:22

　　作者：蒋寅

　　1.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锥编》问世以来，钱钟书其人其作就成了个显示博雅的话题。学文的凑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谈起钱钟书，谈《管锥编》，谈《谈艺录》（倒很少见人提《旧文四篇》，也许因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见纷陈，崇敬之情更是形于言表。一部专门性很强的学术能如此深入人心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听到各层年纪的同志们放谈钱钟书和《谈艺录》，发表种种概括性极强的深刻见解时，我只有惭愧得紧，佩服得紧。记得我第一遍谈旧版《谈艺录》时，基本上不懂，极少部分经仔细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读新版时，我已读过些唐诗，于是稍明白一部分唐诗的内容。几年过去，现在我第三遍读它，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解者自解，不解者依旧不解。惶惑之余，我只能这样自慰：一种专门学问，当人人都能谈论它时，它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评法批儒时，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样。

　　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锥编》代表着渊博，而《谈艺录》则体现了精深。渊博在内容，精深在思致。钱钟书的学问，在我看来，不只是一通知识，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种境界。不是王国维的那些学问境界，而是近于天台慧双修、顿渐并举而至开悟的那种境界。所以它不能仅以渊博的学养和专静的功夫来衡量，不必须加上超妙的灵悟。诚然，钱钟书的渊博和专静者都可以说举世罕俦，但这藉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有正常的学术环境，还是可以企及的，而那种悟性就难说了。西天路上僧多少，谁个取得真经回？所以说钱钟书的学问是种境界，缘故也就在这里，不光要有看经打坐的禅定功夫，还在有慧根妙悟。不透彻这一点，读不了《谈艺录》，也不能领略它的精深，更谈不上给予适当的评价。譬如隔墙观花，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瑕接，哪有心思看钱钟书？眼界不及钱钟书的，只能从旁边看着钱钟书观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态而已，又焉能窥知钱钟书之所见。更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姿态偏又平淡无奇，最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学者最朴素的本色罢了。如果要个性的话，那么就是不免炫博（如第62则论诗与读书，）时而寓谐于庄（如第16则胪列"古来薄韩者多姓王"），讥诮刻薄（如第61则谓《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第34则谓刘过七古伧野粗狺"似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钱钟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的具备了学者的素质－－不只是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理，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

　　2.学者们为人类思想的主体，作为文化的承传者与建设者，作为价值的裁决者，其意义首先在于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进行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观钱钟书的著述。他是无愧于学者称号的。读完《谈艺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虽广征博引，备举前贤旧说，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我们从翻开目录就开始感觉到。自严沧浪以来，言诗秘称盛唐。无论是亦步亦趋的明七子还是反拨明人的清代诸家，尊唐崇宋已成为诗学主流，诗与代降几成定论。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诗薮》内编卷一），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612页）。以至于谈诗者概不言明清，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结束于元化，而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贡），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则删去"（《导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承袭传统观念而生的成见，但这种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故试其技于词曲，宁有是理。钱钟书正是以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中国诗歌的，因此在《谈艺录》中我们看到与上述成见相反的情形：书中除少数几条论唐诗处，大多是论宋以后诗的内容，主要是清诗。这本身就体现了迥异流欲的独立精神。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理论，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听见是陈，大胆而卓绝的议论随处可见。这里我首先想举出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自古以来没有哪部诗论像《沧浪诗话》这样遭到过那么多讥诮訾毁。可是《谈艺录》通篇独给了它极高评价。第88则中通过比较严氏诗论与法国印象派诗论的相通之处，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理论意义。后来作者在"订讣"中回顾道："余四十年前……撰《谈艺录》时，上痒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第596页）今天严羽诗论的价值渐为人重视，但在当时钱钟书的议论不啻是石破天惊，非有目空北群的过人胆识不牟能道。颇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如此推崇沧浪，但对沧浪诗论一脉相承的司空图《诗品》却不以为然："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第371页）这样的主人放在今天，研究批评史的人必勃然而起争之。但我觉得"佳诗"说是有道理的，《诗品》的意义只在以"佳诗"扩大了中唐以来的诗境说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没多少贡献。而具象式批评的模糊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过大于功，这种具象式的理论思维最终阻碍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规范化和科学性。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铖，人品为世所不齿，而诗有可讽，前人偶或赏之，今人的文学史斥之莫称。钱钟书则认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第161页）因此他在论述竟派衰时特地把他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讨论："阮大铖绝口不道钟谭；《戊寅诗·与杨郎秋夕论诗》大言：'胜国至本期，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如未辟。'顾按其先后诸集，则洵可谓为'捉得竟陵决'者。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最后又提到：

　　五十余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重印《咏怀堂诗集》，陈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题识以表章之，有日："以王孟意趣，而兼谢之精炼"，有日："具体储书，追踪陶谢"。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宜诸先生之钦其宝莫名其器也。（第422页）

　　陈章胡三位都是一代名家，但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于诗史流变而致议论轻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致误的客观原因，严正中含有宽容和尊敬，表现出一位学者因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优雅风度。读完《谈艺录》，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学问的境界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态度和独立的思考之上的。没有这点精神而侈谈学问，只能是对学问的亵渎，学问反过来也必将给予无情的嘲弄。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学者，著作等身，显赫一时，身后却留不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点孤直耿介，耐不住寂寞；向声背实，托飞驰之势，最终必然滑向邪道，令后人在鄙薄之余又生几分怜悯。古人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第一等的人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回顾中华民族的学术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学人的出处升沉、学术的隆替流变，好生令人感慨！向来被人目为浅薄的胡适，就凭他独立不羁的学术精神，后人便能从他的遗产中得到许多真金。而一些似乎精深远过之的学者却只留下些过期股票。面对一大堆古典文学研究的遗产，我愈益强烈地感到，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学术品格对于一个学者、对于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多么重要！已故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1897－1980），我只见到遗容，精于诗学与诸子学，早年著书多种，后来却几乎不写东西。据说是自觉不合时宜。这样一位学者，没能把毕生所得留传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佩服这种精神。既然不能言所欲言，那就保持沉默。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评法批儒时的那种学术繁荣不地徒致纷扰，添些拨乱反正的麻烦罢了。我的老师千帆先生常说，学者须能自甘寂寞。也许，选择学问作为终生事业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寂寞之途。如今钱钟书是名满宇内了，但他一直是在走着淡泊寂寞的路，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3.今人好谈论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每有洞幽烛微之论。也难怪，谁让今天是个方法论的时代呢！但我始终以为钱钟书的所成，要在一个学字，博通今古，学贯中西。四册《管锥编》早已令中外倾倒，而《谈艺录》仅以它满纸的书名号就足以令人服膺其涉猎之广。对任注山谷诗、李注荆公诗、施注遗山诗三家的订补引书数百种，特别是举前人后人之作相参证，更显出非凡的记诵能力。这种学养自然是与他们那一代人少受家学通国故、长游域外博见闻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今人再难有这种理想的学习条件。因为淹贯中西，他每从中西文学创作与理论中发现相同的艺术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共能的艺术感觉和心理内容。这在论王国维诗的时间意识、李贺诗的曲喻、八股文的代言特征、以人为诗说、山谷"行布"之说、惦手相应与机乖等问题时都为我们树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而在评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诗人时，渊博的学识同样使他能居高临下地洞见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深浅得失。对苏曼殊每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他就认为："至于拜伦之入世实践，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第50页）曼殊《本事诗》之三云："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钱钟书在"订补"中又说："窃谓'命如人可揣称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钟则辈……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寒酸，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已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读此等绝句，不妨赏其楚楚小有风致，若据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学能具藻鉴，则誉彼长适所以■其短矣。"（第374页）这样的评论哪里靠什么观念或方法，纯粹靠驱使满腹书卷而已，甚至不必下许多玩味作品的功夫，见多识广自然能辨真假深浅，不受人欺骗。《谈艺录》里真正是下了玩索功夫、于毫芒之间参究同异得失的是像第28则论钟谭之类的文字。就是在这种地方，渊博的学养还是每在不经意处显示出来："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第102页O）这段文字辨析之精，诚令人叹服，但我更欣赏的是下面小字夹注说的"然唐人律诗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为刘得仁、喻凫"。发现姚贾与竟陵的相似不算困难，因为他们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晚唐名家。而刘喻二人在唐代却是很少为人提及的小家。能注意到他们与竟陵的相近，就显出论者于唐诗涉猎之广、研读这细、体悟之深了。所以我说钱钟书的学问是最本分最老实的学问，如果更以第18则"诗用语助"而言，则甚至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学问。悟性那么高的他，总是用着最机械的归纳法。他在论古诗中用虚字的情形时指出："盖理学家用虚字，见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于矫揉造作，故险而酸。一则文理通而不似诗；一则苦做而文理不通。兼酸与腐、报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蒋石斋、复初斋二家集中恶诗，差足佐辅，亦虞廷庚歌之变相也。"（第78页）这一鞭辟入里的结论，并不是仅凭读几家集子加以推断，而是列举出从古代到近代125位诗人的296首诗作，由众多诗例的琐细比较中归纳出来的。这种笨拙的方法今人是不屑用的，尽管我们只能共分谢灵运谦让的那一斗才。于是今人的文章中也绝看不到这样的文字：

　　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叔与（黄）公度如使君与操。�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爰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频伽、铁云之体，汇事成风；流昨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江�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第347页）能把一代诗家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只有靠多读、熟读，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沿波讨源，把握住诗潮的流变。当然，这里还有个艺术鉴赏力的问题。敏锐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是学养与悟性的结合。这方面钱钟书的过人之处随时都流露出来。

　　4.由于涉猎有限，我无法对钱钟书诗学的深湛处一一评说，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举一两个例子。比如李贺，《谈艺录》有数条论及，显见作者是深有见于其诗的。自杜牧序李贺诗有牛鬼蛇神之目，以为"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后人多有曲为之辩者。钱钟书举出铫羹湖《昌谷诗注》、朱轼《笺注长吉诗》，张箦斋《涧于日记》、刘须溪《评李长吉诗》、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舒梦兰《古南余话》诸书所论，指出"姚、陈、张辈谓长吉之诗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刘、胡、舒辈谓其妙在乎无理而正不须解；二说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后'之说"。（第367页）他首先跳出这有理无理之争，而从杜牧之论去寻绎长吉诗。既然同时代的大诗家认为贺诗无理，那么就体现了唐人的一种目光。通过对作品的考察，他认为"牧之议长吉'少理'，即黎二樵评长世所谓'于章法不太理会'也"。这不是主观的臆测，他对《恼公》所作的那段千余字的剖析会让你信服他的见解。进而他又拈出德国人所谓"挈领之才"与"铺张之才"的分限，以为长吉才质属于铺张一路，深中贺诗肯綮。如果光谈到这一步，那么钱钟书还不足以为钱钟书，他的识见卓绝之外更在后面："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与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了，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犭卞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其心目间离奇ㄈ诡，鲜人间咸。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第46－47页）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李贺研究中最精辟深刻的阐述之一。它是基于先进的文学观念吗？是本着科学的研究方法吗？不，这是博学广见的艺术素养的升华，是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间的深刻理解，是希世独行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感通！我知道，像杜甫那种每饭不忘君的诗人是容易获得统治者和统文人赏识的，苏东坡的旷达超逸也容易得到在现实的压抑中寻求精神超越的一般士人的共鸣，可是太白、昌谷，他们天才的寂寞、绝望的反抗，是世间大多数所谓学者、诗人难以理解或首肯的。我在钱钟书的学问中总看到一种超然的东西，借他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仿佛是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眺望人生，这使他总是具有超脱的识见，透地一层境地洞达幽邃的真谛。看他论赵孟ぽ诗："松雪诗浏亮雅适，惜肌理太松，时作枵响。七古略学东坡，乃坚致可诵。若世所传称，则其七律，刻意为雄浑健拔之体，上不足继陈简斋、元遗山，下已开明之前后七子。而笔性本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觉，强绕指柔作百炼刚，每令人见其矜情作态，有如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亦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第96页）。赵孟ぽ性本柔弱，少刚正之气，其出处与书法风格都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作书不悖本性，还能成柔媚一体："文以气为主，不可力强而至"，以柔弱之质而强作豪壮，自不免矫矜。这瞒得过钱钟书？正是在这种地方最显出钱钟书的目光如炬来。而"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喻则形象而又透辟地揭示了赵孟ぽ品性、诗格之间的反差和矫张之态，不由得让人想到《谈艺录》中引及的一句古话："刻薄人善作文字！"此外如公安与竟陵有望道未见与有志未遂之别、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写生，黄遵宪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等议论，均自出手眼，令人不能不折服他的识见之深和悟性之高。清诗学者严迪昌说三十年前读旧刊本《谈艺录》"至作诗学成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惟有江�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一段文字，甚觉亲 ，后读江�《伏�堂诗录》，深叹钱钟书所论的警策，"诚独具史家慧识"。《谈艺录》中这种发人所未发、鞭辟入里的论断不胜列举，王渔洋诗，同辈均推崇其天分之高不可及，后来袁枚独不以为然说"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得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随园诗话》卷三）钱钟书则认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但他马上又指出："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他举出邹绮《十名家诗选》所收及《观自得斋丛书》中的《渔洋山人集外诗》为例。接着他又分析了渔洋的弱点和长处：

　　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故余尝谓渔洋诗病在误解沧浪，而所以误解沧浪，亦正为文饰才薄。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观其词藻之钩新摘隽，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笔，与酣放淋漓，挥毫落纸，作风雨而起云烟者，固自异撰。然读者只爱其清雅，而不甚其��，此渔洋之本领也。要之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可几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遗老"放恣"杂驳之体，如沈椒园廷芳《隐拙轩文钞》卷四《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所云，诗若文皆然。"贪多"之竹士宅，能为馈贫之粮，"爱好"之渔洋，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第97－98页） 钱钟书的批评眼光尖锐犀利，如伦琴射线洞穿对象的肺腑，隐痴结症，－－皆现。既能撕开锈花枕头表暴其秕糠之质；也能琢璞现玉、披沙拣金，上述论断起渔洋于九泉也不能不心悦诚服，难抗辩一词。只要我们不是仅凭世所传诵的几篇名作，而是通观渔洋全部诗作来衡量上述议论，都会同意钱钟书的意见。他没有提到渔洋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实际上这组作品中已包含了渔洋诗风的基本特征，包括"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弦上无音"和"爱好"（见赵秋谷《谈龙录》）的成败得失。这个问题需要专文讨论。

　　5.叶燮《原诗》论诗人的素质，在刘知几论史家的才、学、识三品上加个"胆"。学者的素质同样也必须具备这四点。正直的学术品格就是胆，渊博的知识是学，超妙的感悟是识，而才则体现在思维的缜密、论析的谨严、表述的畅达。这在钱钟书可以说是集四美于一身，而机敏的谈锋、尖刻的谐谑更是他独特的魅力。综而言之，一切都是以学为基础的，钱钟书读书之勤，亲朋中流传的许多佚事可以作证。文学所的藏书，有不少登记卡片上我只见钱钟书一个名字，《烟画东堂小品》就是其中之一。而正是此书所收的《五贻上与林吉人手札》的陶澎跋语，成了他"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这一诛必之论的依据。妙悟来自广泛的参学。"夫'悟'而日'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第68页）这正可以看作是钱钟书的夫子自道。与时贤相比，他给严沧浪以更高的评价，显然是深有会心于此。

　　学风迭代递转。汉人守章句，宁人讲义理，清人尚考据，虽各有得失，同务一个"学"字。十七年空谈主义，新时期专攻方法，却患在不学。以方法而言，钱钟书确是平淡无奇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学术笔记（《日知录》《陔余丛录》式的）和诗话（《瓯北诗话》式的）的路数（ 取材范围扩大到西籍）。打个粗俗的比方，《管锥编》是盆菜－－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谈艺录》是浓缩汤料－－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武库，闭着眼睛摸一篇都能据以成一专题论文。后者则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锦囊，没出息的任拈一段都可敷衍成长篇大论，来个我注钱钟书；出息不大如我这样的也可以从中刺取一二，来个钱钟书注我。但是方法，你在哪里？读《谈艺录》我常有迷茫的感觉，就像大德上座，说得头头是道，听众却在云里雾里。盖悟入的境界，你悟得乃可印证，否则终为雾里看花。然而要证悟又谈何容易，他说钱�石如何如何，蒋心余如何如何，我没读过他们的诗，又何知深浅。正因此我才顿悟，钱钟书的学问的不二法门就是读，再读、读熟、读透。所谓"下学以臻上达"。（第99页）以他的悟性与专静，有什么深奥不可解的东西？据我粗略统计，《谈艺录》引书一千九百七十余种（不包括西籍），涉及诗人八百多人，且读而有得，决非前人诗话摘一二佳句泛下一二评语者可比。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感到奇怪和惋惜，钱钟书为什么不做些系统的研究，比如写部诗史什么的煌煌巨著，而做这种零星的、笨拙的功夫？读了三遍《谈艺录》之后，我总算明白，只有下这最笨的功夫才能臻这最上的境界！想到严沧浪示学诗者的"遍参"、"熟参"，的确不是英雄欺人。但这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一种方法。凡臻最上乘境界的学问技艺总是无迹可寻，也就是古人所谓"至法无法"。金庸笔下最出色的剑侠，剑术造极之境是"无剑"。内力到处，木棒、柳枝乃至衫袖、手臂动摇皆为兵刃。钱钟书的学问便给人这种百战不用兵刃的感觉，读他的书你只觉得渊博、精深，在那一派真气浩然的学养和悟性面前，一切理论、技巧、方法都显得苍白无力，像耐不住比拼的花拳乡腿！

　　6.然而，这种境界可以景仰，却难以企及。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从动机来说，钱钟书也许并不想做个职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最初谈诗是为"资吾操觚自运"，所以只着眼于"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而不斤斤于评骘高下及注解、考证。专注本文，使他对诗的理解达到很深的境地："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冥契。"（第346）写作《谈艺录》时，正值国难当头，偷生兵罅。"忧天将压，避地无之"，于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论无能事之词，遣有涯之日"。（序）这是一种寄托。一种"不为无益之学，何以遣有涯之身"的无奈与自遣。所以书中每以兴会听到，信笔书之。或少年负气，一时技痒，不免有炫学之意（第346页）；或诙谐杂出，以资谈助；更多的则是以闻见折衷旧说，断结学术公案（如论韩愈、朱熹），了不似蓄意所作的专门研究。论其体例实近于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于丧乱流离、图籍无存之际作此书，自序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确非故拟作易者而自大其体。它是忧患的产物，同时又是超越忧患、远避尘累的凭藉。建国后风云激荡，政治运动的冲击，五七干校的放遣，对一介书生来说书已成了一种奢侈。爱书如命，在干校昏暗的棚屋中将登子放在炕上，人再站在凳子上凑近灯光读书的钱钟书，学问对他还有什么更崇高或更功利的目的（如弘扬民族文化、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之类）呢？惟其如此，倒使他的学问获得了它的自足性。学问的目的回到了它本身。读书思索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最愉快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学问与更高的合目的性－－人生的意义相联系起来。玩索学问也就成了玩索人生。正是这种沉静的愉悦使他的学问能够超脱于世俗的功利目的，而进入一个纯净渊深的境界。那实际上也就是他为人的境界。所以我常感到，比起学问来，我常佩服钱钟书的为人。然而也仅限于佩服而已，从未想过仿效，的确，也无法仿效，对四十岁出头就成为一级研究员的钱钟书来说，读书是满足人生的赏心乐事，学问不地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管自下而上环境和学术环境迫使我们急功近利，虽是花拳绣腿，也要上去练练。一面在心底对前辈原深沉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一面却还要摆出一副义无反顾的决战架势。这不免教许多老成持重者哀叹学风日下，我无意为此争辩，只是想指出；学风从来就不是在象牙之塔里袅袅漫起的篆烟，它总是被世风所左右。不止听到一个同辈人这么说："等高级职称评上，就埋头读几年书，真正搞点实在的东西。"请注意，前提是高级职称评上。而高级职称评定，众所周知大都是一本书主义，几十篇有见解的论文，绝不如一部妙冷饭的平庸作分量重。这逼迫人去炒平庸的东西，根本别指望《谈艺录》这样的言必独到、涉笔皆新的深刻著作了。说起来，钱钟书至今还没一部所谓专著呢，全是零星笔札与论文。我想他还不屑于去写什么专著，因为系统的著作难免要重复许多旧东西！那么，只有我们这些急于评职称的人大写专著，等到职称到手，人近中年，即使雄心犹在，只怕也过不了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黄金时代了。

　　我惟愿同辈人多读书，包括多读钱钟书，同时不要忘了福柯的话－－应该跟随少量的作者一同思考，一同工作，但是不要去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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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怎么可以和钱钟书先生相提并论呢，我是从来不敢直称先生名讳的

这两个人所研究的专业领域是不一样的，李敖主要是历史，钱钟书主要是注释学。虽然两个人都有著有文学作品，可比性也是非常少。

钱钟书
一本围城足以笑傲文坛

他们两个不存在很强的可比性,因为研究学问的类型不同，所处的时代也有差距。
钱钟书的文化功底是李敖远远比不上的，文学的艺术性而言，钱钟书明显高出李敖，但李敖的文化很具有欣赏性和实用性，似乎更具有时代的气息。
如果一定要用学问做比较的话，钱钟书的学问是李敖望尘莫及的，钱钟书是一代文化大师，而李敖只是一个知名作家而已。

钱钟书 !
中国唯一一位有资格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钱钟书!

钱老没有批评老黑无知。钱说黑不懂中文，因此不知道中文里一字多义多来西，这不足为怪。要怪的是那些听信了老黑话的愚蛋。他们以为东西方文化真的是两样呢！其实，东西方人都是人。是人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要理解这一点。侬不相信？我给你看证据。诺，易三名，啥四名，啥五名，等等。比德文一词两义好好叫多了。啥希奇？德国人啥个世纪才做到一词两义的。阿拉中国人是公元前几世纪有一字多义的？在钱老看来，老黑只是太老卵，他钱钟书一掌劈去，叫这老甲鱼头软下来就可以。真正麻烦的是钱穆这种老甲鱼。他老说中国文化和外国不一样。好啦，那么在钱穆眼睛里，中国人还是人吗？中国人一开头讲西方人不是人，结果给人家打得尿失禁，这就变成中国人连畜生也不如。所以钱穆这人很卖国的。钱钟书就要说中国人和西方人是一样的人。比如在一字词多义上。整个管锥篇都在论证东西方人的心思一样，不约而同地有同样想法。

缘故如下：
德国理性主义大哲黑格尔（1770—1831）对中国学问很是看不起。
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讲到，东方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连思想都算不上。他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倒是对中国的“易经哲学”，黑格尔表示颇有些好感。他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那些图形（指卦爻符号）的意义上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
黑格尔无非是认为中国学问没有对概念的思辨，因而没有哲学，虽然易的卦爻符号有了抽象的思想意义和具体的规定，但还是很不够的，没有被概念化和对概念的思辨。
对黑格尔的这种看法，钱钟书先生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在《管锥编》第一册第一篇文章《论易之三名》中，钱钟书先生如此写道：“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后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黑格尔一生的抱负是发誓“让哲学说德语”，就是要把德语用于思辨，他成功了。可是，他不懂汉语，又凭什么说汉语不宜思辨，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学问之有哲学之可能？

作家与学者。而钱钟书竟于两界之间巍然高耸，左顾右盼，当仁不让。他虽然早年便有英才之称，但得名之盛，却数70年代末以后。1979年，四卷本《管锥编》问世。那年代，社会中的思想、语言、逻辑尚在一片混乱之中，《管锥编》的淹博宏通、圆融灵妙，令人觉得非此世间所能有。它好像证明了中国的学术力量在经历了“文革”风暴之后仍旧存活着，却又是孤绝无侣的。在文学方面，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虽于40年代后期出版不久就曾引起注意但很快又从新文学史上销声匿迹。同沈从文、张爱玲一样，钱钟书作为小说家的成就由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高度推崇而在海外引起广泛注意。夏氏此书将钱钟书专列一章，称赞《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同是1979年，在海外呼声的推拥下，《围城》在国内重版，13万册之数在百日之内销尽。大学生宿舍里，一本（围城）辗转借阅，很快就被读成破败之相。在此之后，钱氏旧著《谈艺录》、《人兽鬼》、《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等接连重印。至1990年，《围城》电视剧播出，钱钟书更成为街头巷尾的议论话题。“甚嚣，尘且上矣！"
　　
　　　　所以，要说二十年来的“文化热点人物”，钱钟书无人能比，占尽风光。十分奇妙的是，他的书不管好读的还是难懂的，一律畅销；他不爱与世人交接，而一举一动片言只语凡为人探知者，便会揭诸报端，大似“咳唾自成珠”；关于他有专门的期刊《钱钟书研究》，并有“钱学”名目，历年来谈论钱钟书的文章，单目录便可以印成一部不薄的书；对钱钟书的赞誉之辞，大概也到了后人无法再超越的地步——叫作“文化昆仑”。但几乎是个讽刺，钱钟书的字是“默存”。“默默者存”，语出汉人扬雄。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为他取这个字，是作为警告的。
　　
　　　　钱钟书对父亲的这一警告，经过一生的周折，该是体会得很深了吧。他去世以后，很多人发表了追忆的文章，我读后印象特别深的，有两位年轻人——董磊、孙小玲所写的一篇。他们受托去钱家取一份校样，闲谈中，钱钟书对这两位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了如下的告诫（是1992年之事）:
　　
　　　　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知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作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知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为保护你而栖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与人言，可不慎哉！”这虽然是古训，但像钱先生这样，说得如此危机四伏、令人惊悚，却也不多见。这是他对青年的关心；在这背后，是祸福无端、动辄得咎的中国社会的阴森之影。
　　
　　　　钱钟书是深察人心的，对社会变动中隐伏的危险，他也有智者的敏感。在《围城》之后，他曾着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已经有了约两万字，据说1949年从上海迁家北京时，把稿子弄丢了。“假如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钱钟书后来说起。这未成的《百合心》，令人们感到惋惜。但丢了稿子，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吧？他从1949年以后，根本就不再写小说。《围城》问世之初，就曾受到来自左翼的抨击；按照自已的路子写下去，将有什么结果，钱钟书不会不知道。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他也没有掉进去。这年春天，钱氏去湖北省亲，途中作有《赴鄂道中》五绝句，其中一首写道：“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那时不少人正“鸣”得热闹，钱钟书却感觉到“雨将来”了。1958年出版的《宋诗选注》因注释与评论之精而享有盛誉；多年后钱钟书说出了自己的不满。我们现在来看这书的选目和那篇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洋洋洒洒的长序，能够体会到钱钟书怎样机警地在发挥个人见解与“尽可能地适应气候”(《模糊的铜镜》,1988年）之间找到表述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钱钟书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据说还被一个暴徒打了一耳光，这也可以载入史册了），但相比于许多人，总算是平安的。有人推测他未遭更大的厄运，同他曾担任《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有关（海外更谣传他是毛的英文秘书），这也许有道理；但归根结底，钱钟书在政治上素来的谨重不妄言，才是至关紧要的吧。
　　
　　　　但回到前面提及的董、孙文章所述钱钟书之言，那里面难道不是透露着愤世之情吗，而一个真正老于世故的人，既知不该随便对人说话，又怎肯对两个陌生人将这道理说得如此尖锐，这时钱钟书还是任性的。是的，加果钱钟书只是一个谨慎自守的渊博学者，我们对他的敬慕也将是很有限的。我从别人的文章和口述中知道的钱钟书，实有不少动人的故事。譬如，黄永玉记“文革”中钱钟书拒绝参与“国宴”，别人拿“江青同志点名”来压他，他也不理；别人让他称病推托，他还不愿，只笑嘻嘻说：“我身体很好。我不去，哈！'‘又譬如在1988年6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刊出过在钱钟书而言是很特别的文章——《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在这前后，我们知道钱钟书还参加过几次签名。诚然，钱钟书寻常对于政治是不多说话的，但他内心里对国事的关切、对一切荒谬事态的感愤恐怕绝非淡薄。所以，他虽然聪明而洁身自好，对文化人趋炎附势、献媚邀宠、曲学阿世的行径，却也有着怎么也按捺不下去的鄙视与厌恶．这到底也是他对政治的间接反应。陈丹晨记载：“钱先生平日最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他骂他们是市侩、风派……每当他生动地描述这些人物和事件时，他就显得激动、愤怒，但又是机智、幽默而尖锐，……”这方面的事例甚多。如钱钟书致吴忠匡信，对“文革”中郭沫若、章士钊迎合“上意”而作的《李白与杜甫》和《柳文指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还有一桩事，后来引发了宗璞（冯友兰之女）与钱夫人杨绛之间的笔墨官司：据说，钱钟书1979年访美，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座谈会上．“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与会的庄因教授称，“他说，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又说，冯友兰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钱钟书印象》，台湾《联合报》1979年6月3日；又详情可见穆正平《杨绛、宗璞笔墨官司的来龙去脉》，《中华读书报》1998年9月30日）
　　
　　　　还有一桩关于钱钟书夫妇与邻居打架的故事，从前多次在别人的文章里被提起，杨绛大概为了为历史存证，把他们同邻居夫妇（她称之为“革命男女”）冲突的经历，详细记载了下来。细节之一，是钱钟书在“革命男子”身上揣了“许多大脚印，横横斜斜的，一脚一脚从膝部直揣到肚皮上”。这故事读起来令人忍俊不禁，想到钱钟书的文章都是用手写的，用脚写的这一篇别具风采，可惜被杨绛当场“轻轻掸去了”。
　　
　　　　庄子教导学生，说是“吾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篇》），钱钟书呢，处乎默与非默之间？我想，许多人喜爱钱钟书，不只为他那惊世的博学与才华，也为他的品格和性清。他是尖刻的，又常是单纯的；他是谨重的，又常是任性的。说钱钟书的人，多言他“可亲可敬”，我读他的文章看他的相片，首先觉得可爱〔这话太越份无奈是实情）。眸子清明，神色飞动，和蔼可亲而目中无人（不是看不起，是顾不上），这应是他高谈阔论的常态。还有，他总留着一份清除不尽的书生狂气，到了耐不住时要骂人，这也正是他可爱之处。至于拿脚在别人肚子上写文章，未免有碍清誉，但人生也难免有那么一回不雅的事情。
　　
　　　　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笨”，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教爱的老师，她还特地让人写下书面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那些话、那此事都带有钱钟书风格―或许细节有出入，或许要加上特定条件的限制。说起来，杨先生也是很可爱的（抱歉，越份了），她用尽力气，文章登到四面八方，要维护钱钟书作为温雅君子的形象。——她觉得这很重要吧？这令人想起她那《写围城的钱钟书》，直把钱钟书描绘成一个爱闹事的顽童；又想起某篇文章所记，钱钟书阻止把杨绛为他织的一件毛衣捐给灾民，说那是“慈母手中线”——是慈母呢！
　　
　　　　在中国这地方，正直的人有时难免固执——更坏的是竣刻，或者呢，把自己的生存状态弄得异常沉重；而圆通的人，搞不好变成滑头无原则，事无不可为，只求解说得过。钱钟书却是正直而又圆通的，这个，从熟悉他的人所写的文章里，从他自己的著作―尤其小说、散文中，可以体会出来。这是因为他明察世事人心而童心不泯、狂气难除。他真的知道人——“两足无毛动物”——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但他虽然也关心他的国家和周围的人，却并不一像中国许多读书人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且能够“为帝王师”，承担天下的忧乐。如果无可奈何，只要旁人不把那恶浊气味熏逼到鼻子底下，他还是有自己的事情可做。所以，他虽然经历了一场大荒唐，依旧能活得干净、明决，保持他的一份幽默感。在“钱钟书热”里，他的人生智慧曲曲折折地传布了开来，成为很好的指示―活得既不沉重又不肮脏，正是中国这艰难的土地上很多人试图追求的人生状态。
　　
　　　　如果把钱钟书与陈寅恪相对照，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近世学人，若说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大概就这两位是登峰造极的了。早在30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他们的治学路径却很不相同，而且，在这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差异。
　　
　　　　陈寅悟所好是论史，着眼是“在史中求史识”，以理解近世中国的变局。这正如龚自珍所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史氏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这是士大夫的传统。钱钟书所好是谈艺，则远于政治经验，近于情感经验；即使进而广及于一般的思想文化，也偏重在人的精神与智慧的表现，人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方法。所以，陈寅恰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而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得通脱而活泼：他们的人生负重感也不一样。陈寅恪是自视甚高、孤傲不群的，他的立场坚定、关注专一，即使偏居海隅，精神上与外界也有强烈的对抗性。“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陈寅恪很好的自我写照。钱钟书则多少有点像他喜欢的孙猴子，带着点游戏态度，上天入地、四面八方地看世界。他褒贬中西名贤大哲，议论生风，但这并不表示他把自己看得特别贵重。他也有愤怒，但终究还有幽默。因而，读陈寅恪令人感到沉重，读钱钟书则似乎从远处看人生，多有感触，却不大有直接的刺激。
　　
　　　　陈、钱二人都非常熟悉西方文化。陈寅恪的主张，是坚持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来吸收异域文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一贯的立场，而钱钟书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人们说钱是一位“世界学者”,这从他熟练掌握多种文字来说，从他对意大利人讲他们不知道的意大利故事、对法国人讲他们不了解的法国书来说，总还是浅。如果说他是“世界学者”，最显著的地方，乃是表观在他特别关注多种文化在某些根抵上的共通性，并善于运用其广博的知识来发掘这种共通性的具体表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困扰中国人的“中西体用”问题，在他那里被取消了，这无疑是一种更为健康自信的态度。当然，这也因为钱钟书主要在谈艺、谈广义的文化，而“中学为体”之为许多人看重，其实是落实在社会体制上的。
　　
　　　　无论钱钟书受到怎样普遍的敬重，既然他“热”到如此程度，批评指责——虚怯怯和大胆的、有点道理和毫无道理的——便不可避免。虽然钱钟书自己对各种各样的赞美、“研究”很有气派地表示厌烦，那也不管事。
　　
　　　　一种批评是由来已久的，那就是说他“卖弄”。当年《围城》初问世，就有人提出作者过于卖弄才情——那里面妙语警句，多到拥挤不堪（正面说是“美不胜收”）。到了《管锥编》，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的博学。此书总共引用了多少典籍，各家估算不同（可能使用的标准不一样），有说五千，有说一万的。无论如何，这是惊世骇俗的了：一个小小论题下面，三五种文字、十来种书的引证，不足为奇。有人便觉得这是炫博，卖弄才学。想来，钱钟书这样做，除了必要，也为了有趣，“卖弄”原本是有的。但我们由此看到人的智力的可能，其余不论也罢。
　　
　　　　另有一种批评是严重的，即指责钱钟书面对昏暴政治的缄默。有人作文曰《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便是以顾准的勇毅和对“文革”的批判为榜样，比照出钱钟书的不足道。当然，我们可以说钱钟书不具备伟大的道德感召力；可以说．那个时代缺乏思想抗争是全民族的耻辱，其中也有钱钟书一份。但既然他决定沉默，终究谁也不能说他作为个人没有在暴政下保持沉默的权利。况且，在“文革“年代写成的《管锥编》也不是没有思想的，不是没有感于时代的昏愚而发的议论。“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管锥编》三五），虽是引古罗马修辞学者的话，但难道这不是针对“文革”中现象而发，经历过“文革”的人一读便知的吗？只不过作者是从广泛的社会文化角度、从历史中的现象来说话，又是用隐晦的文言来写成，因而不成为洪亮的呐喊。钱钟书向人解释为什么用文言写这部书，说是‘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其实也就是借隐晦的语言来保存那一时代不能容忍的内容——所谓“毒素”。当然这也是自我保全之迫。
　　
　　　　在本世纪前期的数十年中，中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型学者文人，他们大抵都有相似的经历：出身于书香门第，很早就熟读了中国传统上的主要文史典籍，20岁前后出国留学，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因而，他们得以成为一代学术大师或文豪，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史上一片辉煌的景观。这里，有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适、陈寅恪等等，而钱钟书是其中较年轻、出道较晚的一个，但也许又是其中特别富于才智的一个。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在北京去世，一个学术时代，也随着他的离去，宣告了最后的终结。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2]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3]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4]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5] 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6]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