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日本仍是闭关锁国，落后的封建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出现民族危机：一是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闯入日本港口，要求谈判通商。二是1854年，日本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提出同样的要求。日本国内矛盾重重，幕府统治岌岌可危 。
此外，经济和社会状况有以下几点：
1、封建的土地制度仍旧是主要的经济制度。
2、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
3、幕府统治时期，经济非常落后。和中国一样，闭关锁国政策仍旧是在执行当中，缺乏对外交流，包括经济交流。
4、受到了外部经济的打击。美国等国家叩关之后，日本也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本国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本国的小农经济被外部经济的冲击破产的很多，造成了很多下层人民无法正常生活，小农经济的破碎，使得封建土地制度瓦解的速度加快。而且本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外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

建议你看一下《浪客剑心》 讲的就是明治维新前后
明治维新前是德川幕府时代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

（一）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设在江户的幕府是全国最高统治机关，国家大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将军称为“征夷大将军”，他依靠以老中（有时在老中上面设置大老）为首的幕府官僚进行统治。天皇及其公卿（宫廷贵族）住在京都，天皇被剥夺了一切大权，只不过是全日本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

全国分为大小不一的许多封建领地，其中最大的是幕府将军的领地，其面积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三大都市（江户、大阪、京都）也归幕府直辖。天皇及公卿也拥有领地，这些领地合在一起，年收入在十二万石左右。其余的领地分属于两百六十几个封建领主——大名。大名的领地称曰藩，因之大名又称为藩主，他们的领地在名义上是由将军分封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要向将军效忠，并且向他负担军事上的或其他义务。在军事上，幕府控制的军队最多，约八万余人，而大名手下的兵力最多也不过一万人。大名分为三类：一、“亲藩大名”，是德川将军的同族；二、“谱代大名”，是德川家的旧臣，或在德川幕府建立前臣服于德川家的大名，他们可以担任幕府显要官职；三、“外样大名”，是1600年关原之战后臣服于将军的大名，他们不能参加幕政，因为他们与将军的关系最为疏远。为了控制“外样大名”，幕府要求他们都把家属安置在江户，实际上是作为人质，以防备他们“作乱”，大名在藩内是最高统治者，握有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大权，居民都处在他的管辖之下。

将军和大名都养有许多武士（这是狭义上的武士，从广义上说，将军及大名也是武士），全国武士有40万人之众。直属于将军的武士，有“旗本”和“御家人”之分，前者地位优越，可以参加幕政，而且德川家的领地有三分之一是属于他们的。大名手下的武士，有“权门武士”和下级武士之分，前者是高级门第出身的武士，可以参加藩政。武士中除旗本外，一般都没有领地，他们靠将军或大名所发给的禄米为生。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负有跟随将军或大名作战的义务。他们有携带佩刀的特权。

以上便是所谓幕藩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全国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便是统治阶级，其中包括将军、公卿、幕府及藩的官员以及武士，共约占全人口的10％。“农”、“工”、“商”是被统治阶级。“农”便是农民，农民约占全人口的80％，他们是将军、天皇、公卿、大名及旗本的领地上的直接生产者，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缴纳封建地租或年贡（大部分为实物，一部分旱田则缴纳现款）。地租按照“五公五民”、“六公四民”甚至“八公二民”的比例缴纳，可见剥削是很重的。领主还要求农民服各种劳役，其中最突出的是“纳乡”，在这个制度下，领主外出旅行沿途所需脚夫、马匹等都向附近农民征发，这对于农民是一个沉重的额外负担。领主为了加强剥削，用种种方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剥夺他们的许多自由：迁徙的自由、转业的自由以及买卖或处理耕地的自由等等。甚至农民想在土地上种植自己认为最有利的作物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各村实行“五家连坐”制度，一家拖欠地租或“犯罪”，其余四家都要负连带责任。大多数农民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在缴地租、年贡后，所余无几，无法维持全家温饱。领主们公然说：“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秘诀。”在农村中，除了租种领主土地的农民（称为本百姓）外，还有无地的贫农，如“水吞”、“小前”等，他们连参加村内公共事务的权利也没有。

“工”指手工业者，“商”指商人，他们都被称为“町人”，是封建等级中的下层。幕府为了防止封建经济瓦解，对町人的活动加以严厉的限制。17、18世纪以来，经过幕府或各藩的批准，在各地成立所谓“株仲间”的封建行会组织，只有加入这个组织的人方能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使“株仲间”垄断了工、商业。“株仲间”对于加入这个组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密切的监督，监督手工业者的产品质量，调整商人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控制贸易等等。手工业者及商人还负担沉重的赋税。在政治上，他们也处于无权地位，甚至人身也得不到保障。武士如果认为他们“失礼”，就可以根据“格杀勿论”的法律用剑杀死他们。

在“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三四十万“贱民”，“贱民”分为“秽多”和“非人”二种。“秽多”被视为先天的“贱民”，永世不得改变身份，他们只能从事制皮革、制草履、屠宰等“卑贱”职业。“非人”除世袭者外，也有平民因犯罪而被贬为“非人”的，他们靠卖艺、乞讨度日，有时也被幕府拉去充当牢房看守或刽子手。他们的身份比“秽多”还要低。“贱民”在社会上蒙受种种歧视和迫害。这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等级之间不能通婚，而且士之子恒为士，农工商之子也恒为农工商。

（二）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

到18世纪初为止，日本基本上维持了自然经济，不但粮食，而且举凡日常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大部分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各藩的经济也都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由于实行锁国政策，对外贸易只限于以中国、荷兰及朝鲜为对象，并且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进行。因此整个日本也过着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日本社会恰像一潭死水。

然而从18世纪初以后，自然经济逐步过渡到商品经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的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除上缴外还有剩余，并且作为商品出卖。也开始生产经济作物——桑、棉、菜籽、靛蓝植物、蜡树、漆、甘蔗、茶及烟草等。同时，以这些产品为原料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商品经济及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农村的阶级分化也日益显著，在“本百姓”中有少数人上升为富农，他们雇用短工耕种大片土地。有的富农成为商人包买主，他们事先把原料（棉花）贷给农民，叫他们以自己的工具织成布匹，然后付以现金作为报酬。也有的人先把织机供应给农民，责其在家中为他织布。这两种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形式。再进一步发展，一些商人包买主自己设立棉纺织工场，招雇“机织下女”从事纺织。于是集中的手工工场形式开始在棉纺织业中出现。到19世纪初，丝织、造纸、酿酒等生产部门都出现手工工场。手工工场场主不仅来自富农，而且也来自各藩的城市商人。

进入19世纪以后，在一些先进地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逐渐占了统治地位。大阪地区就是如此。1842年宇多大津村有18家织布行使用工人137人，其中雇佣工人就有87人。19世纪中叶，关东地区的丝织业中约有260家手工工场，每家有织机6架至10架。1854年日本全国雇用工人10人以上的手工工场有300个，到1867年已超过400个。不过，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手工工场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

在农村，也有许多富农和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承包开垦新田，把新田出租给农民，成为新地主。还有的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向贫苦农民放贷，在债务人过期无力偿还时，便将他们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于是他们也成为新地主。新地主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封建领主，因此他们必须按年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另一方面他们则向租佃土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生产所得有70％到80％被领主和新地主夺去。新地主除出租土地者外，还有人雇用长工或短工亲自经营农业，变成经营地主。这些新地主固然靠剥削农民、雇农而存在，但是他们本身也受封建领主的榨取、压抑。

这样，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关系在城乡生长起来了。

（三）经济变动下的阶级关系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在工农业中的生长，新兴资产阶级——手工工场主、商人包买主及富农——出现了。就是新地主，也是作为瓦解封建领主所有制的因素而出现的新生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经济受到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度的重重阻碍，也受到特权大商人的限制和压抑，因而他们对幕藩体制深为不满。新地主要求对自己的土地享有充分的所有权，要求独占农民的剩余劳动，反对领主加给他们的年贡负担，因而也反对幕藩制，反对封建领主制度。但是，新兴资产阶级人数少，经济力量薄弱，所以他们尚未形成为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与新兴资产阶级不同，依附于幕藩的特权大商人（又称“政商”）却是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集团。他们勾结封建领主，通过包揽税收，享有各种专卖权，压制和排挤中小商人，发展成为大商人、大金融高利贷者和大矿场主。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井、鸿池、小野和住友等。早在18世纪末这些特权商人就集中了巨额财富，雄视全国。据本多利明估计，1790年，“日本财富的15/16在商人手中，1/16在武家手中”。雄厚的经济力量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拥有强大势力。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幕藩的财政日益拮据，将军和大名不得不向大商人借债，一个时候债务总数达黄金6000万两，每年利息折合大米300万石。有些大名因对豪商负债过多而为他们所挟制，不得不允许他们参与藩政，让其购买武士身份，给予带刀的特权。这些富商大贾尽管与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寄生在封建制度上面，和广大人民处在对立地位，但是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利害冲突。将军、大名随时可以宣布债权无效，甚至捏造罪名对他们滥施刑罚，强夺他们的财产，使其失去生命财产的保障。因之，这个集团对幕藩封建统治也怀一定程度的不满。不过，由于它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反对幕藩封建统治的力量。

经济变动大大影响了武士的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领主的生活更加豪奢糜烂，以致弄得财政支绌，入不敷出。同时，国家承平日久，豢养武士成为一种无用的负担，因此许多大名不得不裁减武士的禄米，有的减至一半。有些下级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武阳隐士语），以致被迫另谋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在仙台藩，几乎全部下级武士都兼营手工业。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经营商业，有的当批发行资本家。还有一些下级武士为谋生计，宁愿放弃武士籍，成为“浪人”，设塾教书，或开业当医生，或当作家等等。武士的这种转化，也是日本武士在封建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日本下级武士和欧洲的骑士不同，后者有封地，他们和封建领主制是共命运的；而日本下级武士没有封建领地，只有禄米把他们和封建领主制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下级武士和领主制的关系比较脆弱。因此，一旦减少或失去禄米，他们就很容易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下级武士的这种转化，意味着他们脱离统治阶级，并且与被统治阶级共命运了。

在农村，在从农民中分化出少数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同时，有一部分农民没落了，他们丧失了土地，沦为“水吞”、雇农、佃农，或者变成受包买主剥削的家庭手工业者、雇工等等。不过，“本百姓”在农村中仍占压倒多数，他们和“水吞”、半无产者都受到领主、新地主的剥削，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农民贫困，土地也随之贫瘠了，连年歉收，时常发生大饥馑，饿死于沟壑者动辄以万计，甚至达到数十万。

处境悲惨的广大农民，很自然地向往一种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他们的渴望和要求，最明显地反映在安藤昌益（1707～？年）的思想中。安藤当过医生，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遭遇，憧憬一个美好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他的思想表达在他所写的《自然真营道》《统道真传》等书中。他写道：“无富无贫，无上无下；男女无上下之分；真仁存在于从事耕织之众人，不耕织而图衣食者若能得禁，则无穷民矣。”他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压迫，消灭现在的“法的世界”，回到“自然世界”去。在他心目中，在“自然世界”里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大家一律平等，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他这个思想虽属空想，但是在当时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农民的悲惨地位，也推动他们起来反抗。到18世纪初期，农民起义屡次发生，平均每年要有5次。到18世纪后半期增到每年平均15次。到19世纪上期，从1801年到1843年，爆发了320次农民起义。这个时期发生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参加者达几万至几十万人。过去的农民起义者仅仅要求减轻租税，现在则提出分配土地、赶走贪官污吏等要求。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幕府对于城市人民的剥削也加强了，加以灾荒连年，商人囤积居奇，粮价腾贵，因而平民生活每况愈下，在群众中间酝酿着深深的不满。结果，在1837年在大阪爆发了大盐平八郎（1794～1837年）所领导的起义。

19世纪30年代，大富豪勾结幕府官吏任意抬高米价及物价，城市居民无法生活下去。大阪町奉行所“与力”（办理民政警务的下级警官）大盐平八郎（也是一位学者）目睹平民的惨苦遭遇，不胜悲愤，感到只有领导他们起来斗争，才是出路。1837年2月19日，大阪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下级武士在他的带领下起义。起义者捣毁米店、放火焚烧豪商邸宅。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了大阪全城。起义虽然很快地就被镇压下去，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很大的。它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领导城市平民推翻幕府统治的一个尝试。在它的推动下，摄津、越后、周防等地相继爆发了同样的起义。

（四）天保改革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及城乡人民反抗运动的发展，使得德川幕府和各藩的封建统治面临崩溃的前景。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制度，在加紧镇压人民运动的同时，幕府一再进行所谓“改革”，以图增强幕府的财政力量，限制商品流通，阻止新生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防止人民运动。

1842年到1843年（天保13～14年）的“改革”是在幕府的“老中”水野邦忠的主持下进行的。这次“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人民习练武艺和持有武器，严禁农民结党活动，目的是防范农民暴动。第二，发布“遣返令”，强迫外出做工的农民重返农村，禁止农民流入城市当工人，限制雇工的工资。其目的在于妄图阻止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第三，“禁止奢侈，矫正风俗”。“禁止奢侈”的目的在于断绝商品经济发展的根 源；“矫正风俗”的目的在于取缔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新的思想——“兰学”。第四，取消城市手工业的同业公会，向商人征收沉重的捐税，抑制物价，借以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恢复封建自然经济秩序。第五，减免大名、旗本所欠幕府的债务，或者重新贷钱给他们，以便救济日趋贫困没落的封建领主。奖励领主家臣习武，以强化封建统治者的爪牙。第六，颁布“征收土地令”，将江户、大阪周围十里内的大名与旗本的土地划为幕府领地。

这个“改革”并不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而对于封建制度进行的调整，而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垂死挣扎。这次幕政“改革”因遭到幕府内部、大名和城市商人的反对，不到两年便告失败。

在幕府进行“改革”的前后，各藩也进行了“藩政改革”。在各藩的改革中，许多藩仿效幕府的做法，同样遭到失败。但是西南诸藩——长州、萨摩、佐贺和肥前所实行的改革却成功了。这是因为它们的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

原来西南诸藩的商品经济和工业农业更为发达，阶级分化也更为剧烈，农民起义、平民起义也更为频繁。同时，这里与新兴地主、商人有联系的下级武士由于接受西方思想，极力主张实行藩政改革，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下级武士的推动及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四个藩从1838年起先后着手藩政改革。首先进行改革的是长州，它的改革内容有以下几点：第一，把藩的财政状况（藩主的私人用度也包括在内）都向全体藩士与人民公开，并征求改进意见。藩政的一般方针也让藩内武士自由讨论。第二，“破格用人”，广求人材。这是下级武士参加藩政的开端。第三，减轻地租，豁免荒田的地租。这促进了耕地的扩大，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当然这主要对富农有利。第四，打击富豪，救济下级武士，禁止高利贷。第五，改革教育与军事。增设学校，奖西学，擢用人材。采用西洋枪炮练兵。

其他西南诸藩改革内容与长州大同小异。萨摩藩在经过改革后，加强了对琉球的贸易，扩大了南部各岛的蔗糖生产。该藩在军事方面，特别在海军方面学习了西方技术。因而萨摩成为日本后来建设近代海军的基础。

在西南四藩改革中还提出“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口号。

西南四藩的改革卓有成效：第一，为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打开了新局面，维护了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利益。第二，藩的财政力量增强。第三，下级武士在藩政中的发言权扩大了。第四，在军事方面采用了西方技术，因而加强了藩的实力。

很差 比晚清政治经济方面还差

幕府统治下

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封建落后状况，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但它也使日本保留了较多封建残余，藩阀以天皇的名义长期掌握政权，引起人民不满，自由民权运动高涨。而且改革中对农民经济剥削过于严重，社会矛盾加剧。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日本竭力推行军国主义，开始对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明治维新的积极影响：
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使之摆脱了民族危机，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历史局限性：
⒈虽然废除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私有，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地主所有制消极的一面逐渐显现出来，农民生活贫困，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制约了工业发展。
⒉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⒊明治宪法颁布后，藩阀长期以天皇名义垄断政权，议会形同虚设，人民没有获得民主权利。
⒋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强制民众绝对服从天皇，为天皇尽忠卖命。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维新结果
“明治维新”后，日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先后废除了幕府时代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夺回了国家主权，最终进入了近代化。可以说，“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日本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迅速成长为亚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日本走上强国之路，同时也走向扩张之路。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 ，主要集中在长州( 今山口县 )、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 今高知县 )、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 ，展开了要求改革幕政 、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

黑船：1853年，美国的佩里将军率领四只船来到日本，提出与日本通商，美国船只可在日本补给等条件，震动日本朝野，幕府自度无力抵挡黑船，但是又不甘心开国，只好来个权力下放，征求各藩意见，这就给了各藩一个信号，要向各藩征求本属于幕府权限的外交事务，这说明幕府已经无力处置日本的未来，幕府无能力了。各藩都反对开国，而幕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开国，引起了各藩极大的不满，之后兴起的攘夷派便首先把矛头对准幕府，尤其是，在名义上是日本至尊的天皇也试图干涉国事，这就为攘夷派找到了拥护的对象。1854年，佩里再度来到日本，迫使日本幕府与之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又称之为《神奈川条约》之后又补订《下田条约》，日本国门打开了。黑船的到来使得日本的中上层看到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奇迹，影响了日本中上层向西方学习，蜕变到后面便是极端的“脱亚入欧”。日本下层直接受到上层的影响，很容易使得全国一致西化，当然，这要等到明治维新才完全作到，现在的日本，直面最大的危机是：幕府危机。

攘夷：这是江户末期反对与外国通商、主张击退外国的一种排外思想。它起源于儒学的“华夷思想”，是区别本国和夷狄的“名分论”思想。幕府末期，由于先进列强侵入亚洲而逐渐有了现实的根据。要求改革幕政的尊王论和主张排斥外夷的攘夷论相结合，形成尊王攘夷运动。
1858年（安政5年）7月，幕府大老（位居老中之上，辅佐将军政务的最高官职）井伊直弼（1815～1860）迫于外国压力，不待天皇敕许，迳自签订《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见《安政条约》）。主张攘夷的某些藩主和志士通过与幕府有矛盾的公卿策动天皇下诏，拒不批准签约，鼓吹尊王攘夷。1858年10月至1859年，幕府在京都、江户等地大肆逮捕尊王攘夷派志士，杀害其领袖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人，造成安政大狱。1860年3月24日，攘夷派的水户、萨摩两藩的18名浪士（脱离藩的武士）为安政大狱的被害者复仇，刺杀大老井伊直弼于江户，史称樱田门外之变。
尊王攘夷运动的中心在长州藩，领袖有吉田松阴及其门生高杉晋作（1839～1867）、久坂玄瑞（1840～1864）等。尊王攘夷派的成员有各地的下级武士、乡士（在乡武士）、豪农豪商、村吏、神官、国学者以及公卿中要求改革幕政或与幕府有矛盾的人物。1862年底至1863年初，尊王攘夷派策动天皇下诏，令幕府定期宣布攘夷（废约、闭港、驱逐外国人）。1863年1月31日，高杉晋作等火烧英国公使馆。6月6日，幕府被迫答应天皇，定于6月25日开始实行攘夷。6月24日幕府通告各国公使将关闭港口。
1863年6月25日及7月8日、11日，长州藩炮台先后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法国、荷兰船只（下关事件） 。7月16日、20日美法军舰先后攻打下关，进行报复。此时，高杉晋作组织了称为奇兵队的新式军队，防守下关。8月15日，英国军舰7艘进攻萨摩藩（英萨战争），萨摩藩主屈服 ，转向公武合体（皇室公卿与幕府及各藩的联合）。1863年9月30日，幕府势力操纵公武合体派在京都发动政变，赶走三条实美等倒幕七卿，迫害尊王攘夷派。
1864年8月19日，久坂玄瑞等率长州藩兵入京都，与幕府操纵的京都守护军激战（禁门之变），久坂玄瑞等战败自杀。8月24日，幕府策动天皇下诏 ，以追究禁门之变为由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也于9月5日再次进攻下关，长州藩在内外夹攻下失败，对幕府屈服，保守势力重新掌握藩政，高杉晋作等被迫逃亡。斗争的失利使尊王攘夷派重新考虑战略。1865年春，高杉晋作再度举兵，主张开港讨幕，不再提攘夷。至此，尊王攘夷运动向武装倒幕转化，并成为日后明治维新的动力。

土佐勤王党：土佐藩(高知县)剑客武市瑞山于1861年创建的激进组织。该组织主张“发扬大和魂，异姓兄弟团结起来，毫不掺入私意，共谋国家的复兴。”1862年，该组织成员达到162名。 土佐勤王党刺杀了土佐藩的参政、公武合体派的吉田东洋，在土佐藩实行藩政改革，罢免了东洋一派的重要职务，由山内下总、桐间藏人执政。小南五郎右卫门和平井义比代表勤王党分别扭任大监察、参政兼大监察。1862年7月13日，藩主带领400人进京，武市瑞山等也先后进京。土佐勤王党先后刺杀了多名政敌，但其党员对此否认。
同年秋，朝廷打算给幕府下达“攘夷诏书”，由三条实美为正使，姊小路公知为副使。10月13日敕使动身，武市瑞山安排16名同志护送三条，11名同志护送姊小路，自己则为姊小路家的家人，假名“柳川左门”，衣冠束带随从东下。11月敕使一行抵达江户，向将军宣读圣旨。此时武市瑞山也随从敕使遏见了将军，被赐与折扇一对。这一年是土佐勤王党最得势的一年，人们将它称作“勤王年”。
但是1863年8月18日发生政变，天皇停止行幸大和。三条实美等七位公卿被逐出京都。8月23日政变消息传到土佐，藩内保守势力抬头，主张公武合体论的藩厅准备以疾风迅雷之势将勤王党一网打尽。1863年9月21日武市瑞山被捕入狱，先后牵连的人有岛村重险、田内茂捻、小烟正路、岛本审太郎、河野敏镰、浍垣直枝、森田维种等13人，瑞山的“一藩勤王”的计划彻底破产。没有逮捕的同志纷纷离开土佐，投奔长州。 武市瑞山等人被判剖腹自杀。
土佐勤王党的核心人物武市瑞山、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合称为“海南三杰”，在幕末尊王攘夷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这个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打击了公武合体派和反动的幕府，大大提高了皇室的地位，为将运动转向武力倒幕创造条件，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发生。

新选组：又名新撰组，是幕府为对抗尊王攘夷派的攻势而召集浪人组织的护卫队。幕末政坛动荡不安，瞬息万变，而京都作为公家的驻所，可说是兵家必争之地。文久二三年（公元1863-1863年）京都“天诛”横行（“天诛”组成虽以国学者为主，幕后的主脑却是土佐藩士武市瑞山），四处打击佐幕派，连足利三代将军的木像也被枭首示众，而为了推行公武合体，将军又必须进京。於是在庄内藩乡士清河八郎的建议下，幕府於文久二年底招募浪士组，由山冈铁太郎与鹈殿鸠翁主管，作为将军进京的扈卫。浪士组於文久三年二月（旧历）先期抵京。但是未曾料想清河八郎是尊攘派，联合了118名同志向学习院递交守卫朝廷，实行攘夷的志愿书。震惊之余，幕府当即严令其返回江户，而近藤勇、芹泽鸭、土方岁三等20多与清河对立者则滞留京都，被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会津藩主）编为新撰组，与尊攘势力对抗。局长起初为芹泽鸭，后为近藤勇清除。清河八郎则率领浪士组从事攘夷活动，旋为佐佐木只三郎刺杀，残余者编为新征组，归於庄内藩。

萨长联盟：1866年（庆应2年）萨摩藩和长州藩之间结成的同盟。第一次征伐长州后，两藩领导层的接触加快了步伐。经土佐的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从中拉线，1866年1月21日（另一说22日），长州藩的木户允孝和萨摩藩的西乡隆盛等在坂本的参与下，在京都缔结六条盟约。这是一个考虑到是否对幕府开战以及胜败如何的极为现实的秘密军事同盟。讨幕运动由此而获得很大进展。

黑船（日文：くろふね）也称为火轮船，是指日本在由江户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末期来自美国、俄国，以及欧洲的蒸汽船。在日本有时还特指1853年由马休·佩里率领，胁迫其开放门户的美国船队。这些船只由于船体被涂成了黑色，黑船一词也就由此而来。
攘夷：日本江户时代末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政治运动。当时，幕藩体制危机严重，又面临外来侵略，要求改革幕政的尊王论和主张排斥外夷的攘夷论相结合，形成尊王攘夷运动。1858年（安政5年）7月，幕府大老（位居老中之上，辅佐将军政务的最高官职）井伊直弼（1815～1860）迫于外国压力，不待天皇敕许，迳自签订《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见《安政条约》）。主张攘夷的某些藩主和志士通过与幕府有矛盾的公卿策动天皇下诏，拒不批准签约，鼓吹尊王攘夷。1858年10月至1859年，幕府在京都、江户等地大肆逮捕尊王攘夷派志士，杀害其领袖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人，造成安政大狱。1860年3月24日，攘夷派的水户、萨摩两藩的18名浪士（脱离藩的武士）为安政大狱的被害者复仇，刺杀大老井伊直弼于江户，史称樱田门外之变。尊王攘夷运动的中心在长州藩，领袖有吉田松阴及其门生高杉晋作（1839～1867）、久坂玄瑞（1840～1864）等。尊王攘夷派的成员有各地的下级武士、乡士（在乡武士）、豪农豪商、村吏、神官、国学者以及公卿中要求改革幕政或与幕府有矛盾的人物。1862年底至1863年初，尊王攘夷派策动天皇下诏，令幕府定期宣布攘夷（废约、闭港、驱逐外国人）。1863年1月31日，高杉晋作等火烧英国公使馆。6月6日，幕府被迫答应天皇，定于6月25日开始实行攘夷。6月24日幕府通告各国公使将关闭港口。1863年6月25日及7月8日、11日，长州藩炮台先后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法国、荷兰船只（下关事件） 。7月16日、20日美法军舰先后攻打下关，进行报复。此时，高杉晋作组织了称为奇兵队的新式军队，防守下关。8月15日，英国军舰7艘进攻萨摩藩（英萨战争），萨摩藩主屈服 ，转向公武合体（皇室公卿与幕府及各藩的联合）。1863年9月30日，幕府势力操纵公武合体派在京都发动政变，赶走三条实美等倒幕七卿，迫害尊王攘夷派。1864年8月19日，久坂玄瑞等率长州藩兵入京都，与幕府操纵的京都守护军激战（禁门之变），久坂玄瑞等战败自杀。8月24日，幕府策动天皇下诏 ，以追究禁门之变为由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也于9月5日再次进攻下关，长州藩在内外夹攻下失败，对幕府屈服，保守势力重新掌握藩政，高杉晋作等被迫逃亡。斗争的失利使尊王攘夷派重新考虑战略。1865年春，高杉晋作再度举兵，主张开港讨幕，不再提攘夷。至此，尊王攘夷运动向武装倒幕转化，并成为日后明治维新的动力。
新选组（又名“新撰组”）是日本幕末时期一个亲幕府的武士组织，也是幕府末期浪士的武装团体。主要在京都活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对付反幕府人士。他们在戊辰战争中协助幕府一方作战，1869年战败投降后解散。
土佐勤王党、萨长联盟两个太长了，发不了。